上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无限地追逐最大化的利润，以增殖资本，进而扩张、统治全人类。他们对资本 的“理性”表达，也就是对资本所有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 与作为神的上帝派往人间的牧师不同，资本这个上帝委派、雇佣的政治经济学家是通过一系列概念、 范畴、公式、模型、原理，乃至各种统计数字和数学演算来概括并宣讲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的， 当然，他们或者巧妙地掩盖了资本所有者的主体性，或者干脆将所有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这在由斯密提 出，并一直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论前提的“经济人”假设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个假设是以人的个体 性、自私性为根据的，而且每个个体人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利益的根本就是占有物质财富。 为资本所有者剥削劳动者，占有剩余价值，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等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排斥 了人的社会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至阶级矛盾、国际矛盾。 由于国度、阶层、集团的差异，造成资本所有者群体利益上的矛盾，而各个资本所有者也都在追求“利 润最大化”时有所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总体上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和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 如此，自形成以来，它已出现了几百个学派，代表着不同国度、阶层、集团的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自成体 系相互攻讦。但在激烈的论争中，却都遵循着一个共同宗旨，就是概括和维护资本所有者的利益。 从作为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到作为立论根据的“要素论”——不论哪个派别，都承认这个前提和 根据，并据此来概括、论证本国度、阶层、集团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成各自特殊的体系。在 这里，充分体现了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就存在于、体现于各特殊的学派及其学 说体系之中。看似尖锐对立、冲突不断的各学派，实际上都依循着同一个原则，即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和 条件，促进资本的增殖与扩张。按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资本的扩张是无限的，不仅要驱使本国 的劳动力，还要驱使全世界的劳动力，占有全地球的资源，还要向太空扩张，以至无穷。这个逻辑又是以 “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为人类谋幸福”的名义由经济学家加以论证、计量的。在同一个原则 的指导下，派系纷争的“专门”经济学家们编织了概括并维护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的概念、范畴、公式、 原理、模型之大网，几乎涉及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每个环节。这面大网，包括：一、对资本所有者阶级 总体一般利益的概括；二、各国度、阶层、集团利益的概括；三、资本所有者个人利益与国度、阶层、集 团利益的关系；四、掩饰、化解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的冲突；五、为资本所有者追逐“利润最大化” 出谋划策；六、调节、平衡资本所有者的矛盾，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稳定。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曾经全面排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之 开放、引进，并由一部分人在维护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下，以“补资本主义课”，“发展生产力”的名义， 将其改造为 GDP 主义。GDP 主义从形式上基本上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公式、 模型，而且将之说成“普世价值”，避而不谈其阶级性和国度性，将其视为全人类的“现代经济学”，是“市 场经济规律”的客观、全面论证。但实际上，GDP 主义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立论前提、主体性、 目的上有重大区别。归结一点，就在于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只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为了这种增加，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GDP 主义的学理语言取之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维 护行政集权体制这个大前提下，又有了诸多新意。对此必须予以充分注意，才可以认知 GDP 主义的特点 及其在中国经济矛盾中的作用。 二、以“补资本主义课”名义出现的 GDP 主义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就流传“补资本主义课”的论调，这是 GDP 主义者得 以引进、改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由，也是其形成的重要环节。之所以有“补资本主义课”的论 调并能为一些人接受，基本的一点，就在哲学观念上，即在中国通行的“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生产力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定，世界是物质的，人是物质的一部分，要 从物质运动规律界定人类社会规律；进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是由生产力决 定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为其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力达不到一定程 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不会改变，也就不应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补课论”者提出“生 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是社会基本规律，进而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直 接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违背了苏联教科书关于历史“五大阶段”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中国不经 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主张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退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进而又将生产力等同于 GDP。
“补资本主义课”的论调，可以说是 GDP 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正是由此出发，才提出了对公有制经 济“私有化”的思路，进而又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视为“普世价值”，将其政治经济学看成搞“市场 经济”，发展生产力的不二法宝。 与“补资本主义课”论同时出现并作为其补充的，是“趋同论”，其要义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 义国家正在相向趋同，即资本主义国家趋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趋向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人类发展 的大趋势。“趋同论”是一种没有任何理论价值的肤浅的现象描述。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特别是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势力大增，在它们执政或以主要在野党身份参与政治期间， 主持制定或胁迫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性质的，是 社会民主党“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路线的体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势力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地 位提升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同样，实行“苏联模式”的国家，因该模式的缺陷 得不到及时改革，导致特权、腐败和官僚资本的出现，以美国大资本财团为核心的国际资本又通过各种渠 道和手段向这些国家渗透，并与官僚资本势力相配合，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普世价值”的“私有化”浪 潮。这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因行政集权体制的弊端而滋生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表现，这股势力在 初期还处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逐步演化就会累积成压倒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矛盾方面，苏联的解体和 东欧的剧变就是其集中体现。这种改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反社会主义势力得不到有效抑制而壮大的结果， 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趋同。而且官僚资本势力在本质上是集权官僚制度在现代条件下的变 种，虽然也以资本为手段并采取一些“市场经济”的作法，但不属于自由资本主义范畴。 “趋同论”只是“补课论”的衍生品，是以现象描述与“补课论”相呼应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 后，“趋同论”和“补课论”在这些国家也就消失了，只是在中国仍作为 GDP 主义者的理论依据。一些人 甚至由此而大创意：只要在政治上保持“苏联模式”的行政集权体制，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则 可以，而且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才能发展生产力。以发展的生 产力为基础，巩固行政集权体制，就能发展社会主义。可见，在中国一些人的观念里，“补资本主义课”， 是将经济与政治分开的，所要补的只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不包括政治上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只在经济 中实行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则固守行政集权体制，坚决抵制西方的民主政治。至于这里的明显的逻辑矛 盾，以及其实行过程造成的现实矛盾，在中国这些 GDP 主义者的思想中是不予考虑的。有“补课论”观 点的人，除上述那些既得利益者外，还有一些人是迷惑于“苏联模式”教科书中的唯生产力论，是限于认 识范畴的。这些人并不能从“补资本主义课”中得到什么利益，甚至还会受到损害，而他们思想上的这种 认识，却为那些想从“补资本主义课”中巩固既得利益并获取更大利益的群体、集团提供掩饰。 中国的 GDP 主义者从唯生产力论这个“苏联模式”与资本主义共通的哲学上的经济观，找到了在经 济上“补资本主义课”的理论根据，再将政治上固守行政集权体制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志，于是就 有了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视作“普世价值”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之所以“新”，不在它所信奉的“普 世价值”是新提出来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已经形成了几百年，而是由于它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与政 治思想和文化观念剥离，甚至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仅把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而把 其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视作“特殊国情”的产物，强调因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采纳。这是一种非常奇 特的思路，西方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其哲学观念、社会观及其具体的经济观、政治观、文化观是统一的， 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1]将其切割，取一块弃一块，严格说已经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了。只取其经济观和 经济思想，那么这些经济思想的实行，又怎么能以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来保证呢？没有相应的政治 制度和文化观念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又怎么能实行？ 可见，只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 GDP 主义者，并不是简单地要在中国推行资 本主义，而是根据特殊人群、利益集团的需要，将这个“普世价值”只是作为一个手段，一种舆论工具， 一方面以此表示其“开明”，另一方面也好与国际资本“接轨”。然而，就像某些穿西服打领带染黑发的官 员以此表示自己“西化”、“现代化”、“年轻化”，但头脑里却装满陈腐的官文化一样，以西方资本主义经 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 GDP 主义者，基本上是延续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张之 洞相比，只不过张氏将“西学”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GDP 主义者则扩展至经济学。 三、GDP 主义的要点与要害 片面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在维护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下形成的 GDP 主义，对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有重要的制约，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自称为“主流”，并以各种方式干预中国经济进 程。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本来，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行“苏联模式” 的公有制，其弊端在五十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中就已充分显现，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已成必然。然而，怎 样改革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信从者认为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改革，但如何发 展生产力，却出现了分歧：一派观点认为既有制度和体制都是好的，问题出在管理上，主张要改进和加强 管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另一派则认为问题就出在经济体制和制度上，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问题， 根源又在主义上，持此观点的人从国际比较中得出结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其资本主义经济思 想，中国要发展经济，也必须接受并实行这种经济思想。但受其政治和文化观念的限制，他们不再提主义， 而是用“普世价值”、“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经济学”等来称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就是主张以西 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为“普世价值”的 GDP 主义。GDP 主义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深入 系统的认知，他们简单地把经济总体归结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片面认为发展经济就是增加 GDP。“普 世价值”变成了 GDP 主义。GDP 主义与保留下的“苏联模式”行政集权体制相结合，或者说行政集权体 制采纳了 GDP 主义，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意识，从而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也制约了政治、文化， 以及社会生活、自然资源和环境。 GDP 主义不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一点。当然，作为西方国 家的执政者，以及大资本财团都希望 GDP 增长，但执政者没有任意增长 GDP 的手段，况且，即使 GDP 增长不大，甚或负增长，都不见得影响其执政地位。眼下这场大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的 GDP 几乎全是负 增长，但其执政党并未因此而下台。环视全球，2009 年中国的 GDP 依然有百分之八点七的增长，有人说 这是一个“奇迹”，甚至说“中国模式”将是以后世界各国效法的榜样，“中国拯救世界”、“中国引领世界” 等等。这种说法是 GDP 主义的典型表现。百分之八点七的增长只是统计的结果，暂且不论其中是否有“水 份”，只要分析一下其原因和手段，就可以看出问题。在万亿左右美国国债和“两房贷款”被套牢并迅速 贬值，低端廉价商品的出口大幅萎缩的情况下，GDP 的增长全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撑，一方面是政府的 巨额投资，另一方面是以天量贷款拉动地价、房价。本来，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寡头和布什政府联手 侵吞美国与全世界民众的金融政策的恶果，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如何从所受损害中汲取教训，认知 GDP 主义对中国经济制度、体制和结构的负作用，尽早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体制，加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 主干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任务，也是摆脱美国金融资本财团的控制与侵害，促进中国经济 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GDP 主义者却依然主张不择手段地继续增加 GDP，从而使经济结构进一步 不合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缺陷愈益突出。时下被出口形势所逼提出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只是表面现象，而且还以 GDP 增长为目标，沿着 GDP 主义思路探讨“增长方式”，只能使中国陷入更沉 重的矛盾。 GDP 主义者将 GDP 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等同于发展生产力。这样，他们就从唯生产力论那里找到 了理论依据。进而，又把 GDP 增长说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指标。于是，GDP 主义者就将唯生产力论变 成唯 GDP 论，并把 GDP 增长与否说成检验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志。以此为前提，GDP 主义者就理直气壮地 主张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进而，将 GDP 增长作为党政机构的主要任务，确立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 量化增长目标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关系货币化，货币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本应 由国家承担责任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各种公共事业，都被货币化、市场化、产业化。由此导致 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劳动者权利得不到明确规定和保证、环境恶化、资源破坏等。 GDP 主义贯注于中国经济的各个层次，从制度到体制到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到经营管理到对外经济关 系，已成为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重要因素。表面看来，GDP 主义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 值”，似乎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或者真的要“补资本主义课”，但实际上是以 GDP 的增长来维护行政 集权体制，维护这个体制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把生产力等同于 GDP，是 GDP 主义的理论支点，然而，这个支点是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什么是 生产力？生产力只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发挥的社会表现。是“劳动生产力”，而非“物质生产力”、“货币生 产力”、“资本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在于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而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 技能的唯一途径，就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现实的发展也要以此为根据。“苏联 模式”之所以有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比它所取代的封建的、集权专制的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社会地位，从而
为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供了比较适宜的社会条件。而其局限，也在于不能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 高改革既有体制和结构，进一步明确劳动者的个人权利，由此确立和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那些固守 “苏联模式”的人不承认这一点，只强调加强经营管理。而 GDP 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公有制，他们主张 的“私有化”，看似要把权利交给民众，但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劳动者的部分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农民对小 块土地的使用权，却剥夺了全体劳动者对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将之“私有化”给 少数权贵。这样做，短期内会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时间稍长，个体小农经济又成了束缚农民素质技 能提高和发挥的障碍。好在农民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出卖，加之“私有化”和吸引外来资本，形成了超低价 格的劳动力出卖者，于是有了给全世界供应低端生活用品的“世界工厂”。农民工的劳动力所有权是没有 保障的，其极低的收入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使之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素质技能根本不能提高。近 年出现的“民工荒”，原因就在于农民工因低工资和没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培训、生活保证而不能提高素 质技能，而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使新一代农民工不愿再低于“成本”去卖自己的人格与自由。但农民工的存 在，却为“私有化”后对国有企业职工既有权利的剥夺提供了依据。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有比欧 洲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多的劳动者，但其素质技能却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水平。更危险的是，GDP 主义者 依然奉行其剥夺劳动者权利，削弱劳动者地位，以专制和低工资来管制、雇佣劳动者，继续以低端产品参 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既定思路。这样做，中国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得不到提高和有效发挥，不仅会障碍 生产力的发展，还会阻滞 GDP 的增长。 现实中国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GDP 主义者所既定的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主导思维，不 仅遇到严重挑战，而且从中大受其益的外国金融资本财团又以汇率、碳排量等要挟中国。从而才有改变增 长方式的讨论。但必须弄清楚：增长方式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和核心在于主导思想，为了改变增长方式， 必须切实而明确地认知 GDP 主义的实质与危害，真正从社会主义原则来改变经济制度、体制、经济结构 和运行机制。“增长”不仅只是体重的增长，而是各种生理指标的平衡，是骨骼、肌肉、神经、血液循环、 消化、呼吸、生殖等各个系统的全面有机协调发展。如果还按 GDP 主义将“增长”只确定在体重一个指 标，那么其“方式”的改变，只能是更加重中国经济的病态。 -------------------------------------------------------------------------------- [1]请参见拙著《劳动哲学》第一章，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返回目录〉〉 王中宇：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建党初期的党员中，有一批一流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还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 如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出身于安庆名门望族；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在外交部 任职，俄与水平数一数二，是个典型的文人；郭沫若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他本人则是中国首屈一 指的大学问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汉俊年仅 14 岁就东渡日本求学，通晓日、 德、英、法四国语言，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称为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很少有人注意到，连后来的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国民党“文胆”戴季陶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 的发起。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戴季陶名 列第二。当年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广泛介绍共产主义，称赞马克思、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 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准共产党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址就是戴季陶在上海 的家。戴季陶甚至受托起草了党纲草案。 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员中有许多出生于社会上层家庭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为了底层公众，他们 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彭湃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土改中，不少人承受着政治信念与 亲情冲突的熬煎，严厉对待前来求助的上层家庭成员。 这个现象引起了一位朋友的思考，他查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发起人，虽然也有知识分子，但多是中下 层不得志者。中国这样由一流大知识分子发起组建共产党，似为孤例。
笔者未查过其他共产党的发起者，记忆中“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大学问家，但 未查到他在当时俄国知识界中的地位和“家庭出身”，另外 12 月党人均出身于贵族。但无论如何，中国共 产的筹组者和首批党员中，有许多一流大知识分子和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者，这是确凿的事实。 原因何在？这位朋友请教了一批专家学者，却不得要领，虽然学者们承认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 个国家的一流大知识分子无疑是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承载者。不妨从主流文化的特征入手寻找答案。 一 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整体主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些尽人皆知格言反映了这种整体主义的价 值观。于是“以天下为己任”成为读书人的潜在倾向。 这种倾向绝非无足轻重。经济学在西方被理解为“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 其背后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而在中华文化中，“经济”一词指的是“经世济民”。连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 都主张“计利当即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 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主义，正如秦晖指出的：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 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 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在西方文明看来，“共同体本位”就是传统社会，而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个人本位”。于是瓦解共同体， 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前提，舍此就无所谓“现代化”。 在西方文明中，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个异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着眼于论证：这个经济体系从 整体上看，不可能持续运行，必然因内部矛盾的积累而毁灭。这种着眼于社会全局的分析视角，对中国读 书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而汲汲于个人资本积累的“经济学”，不过是“教人挣钱的学问”，难免给人以 “不登大雅之堂”的感受。这应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 二 整体主义与“大同”思想互为表里，“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一段被人广为引证的文 字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 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 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是“大道之行”的结果，在礼记的作者看来，“大同”不是一个“向往”或“设计”的理想 状态，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状态。由于“大道”不行，“大同”瓦解，才出现了替代的状态，这就是 “小康”：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 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 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 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比较“大同”与“小康”，我们看到： 从所有制上看，前者是“天下为公”的公有制；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 从公共事务看，前者是“选贤与能”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的专 制政治。 从社会风尚看，前者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和谐社会；后者“谋用是 作，而兵由此起”，尔虞我诈、峙强凌弱。 从成员的社会生存状态看，前者社会对全体成员负责，“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成员自然对社会有认同感；后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于是维 系社会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礼运》篇的作者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才需要“礼”，“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显然，前者是整体主义，后者是个体主义。“大同”这种社会状态，对中国的读书人而言，既是历史
上存在过的事实，又是渺茫而值得不懈追求的未来。《礼记》是儒家六经之一，是当年所有读书人都要学 习的经典，可见“大同”思想之普及。事实上，清末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民初孙中山对黄埔军官学 校的训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将中国与印度对比，或许更有启发。很多到过印度的人都注意到，事实上存在两个印度，一个是上层 精英集团的欧化的印度，一个是下层平民集团的极端穷困的印度。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两个印度比邻而 居，相安无事。这可能会让中国的精英集团极端羡慕：这才是和谐。而这种“和谐”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 上。 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曾创造出灿烂的哈拉巴文化。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 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 了当地原住民。由于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贫富分化的结果，在雅利安 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 波罗门和刹帝利这两个高级种姓，占有了古代印度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 统治阶级。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 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制度下， 原住民达罗毗图人一生下来就被告知自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习惯了这一切，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雅 利安人的特权理所当然。现在，原住民达罗毗图人已成为他们世代所生长的土地上的边缘群体、不可接触 者，自己祖先曾创造的辉煌文明，对他们已是过眼烟云，了无记忆。 靠制度和意识形态让社会底层人群安于卑贱，这是印度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要以为这只是文明中 的个案，希特勒就主张：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而其他人种则是不同等级的劣等人种。美国的创建者们， 将非洲人掠到美洲为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黑人才获得人的地位，直到上个世纪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黑 人们还在争取公民权。 划分僵硬的社会等级，除了依据“人种”外，还可有其他依据。1941 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 藏史地大纲》中写道： “西藏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酷，多出常人意料之外。„„人民备受蹂躏，莫敢告讦也。惟寺院僧伽， 独蒙优待。„„故其人一经做僧，如登天堂；留为差民，如坠地狱。然其人受佛化已深，百凡痛苦，诿为 宿业，无所怨诽。且以捐输其财产、劳力、甚至生命于佛事，为培植来世佛缘之布施，怡然为乐，故藏境 亦无叛乱。” 与这些案例对比，才能领悟“大同”思想之奇异与珍贵。事实上，中华大地上也出现过阶级的分化和 压迫，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思想始终在民间流传；也发生过无数的入侵 与征服，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同化。各民族不是建立起类似的“种姓”制度，而是不断融为一个难辨各自 来源的共同体—汉族。这样的文化背景下，1914 年 9 月，天津南开中学一位二年级学生在作文中这样描述 他的社会理想： “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 社会斯能成强国。” 这样的思想使他最终加入了共产党，他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由此可见，深厚的“大同” 思想传统使中国的知识界极易对共产主义产生共鸣。 三 各个文明的智者都不得不面对苦难而丑恶的现实，然而，如何面对却有不同的选择。多数民族的智者 求助于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而中华文明的智者却 偏好求助于自己的理性，无论儒、法、老、墨，均力图以人类的智力理解现实，寻找出路，而非寄望于超 然的神秘力量。孔老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 与其他各文明一样，苦难的社会下层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宗教，有的甚至被皇家立为国教。但知识界始 终保持着理性思考的倾向，宗教在他们手里要么被当作修身养性的资源，要么被改造成哲学思辨。有的更 不惜以身犯难，当面反对皇家“佞佛”，其思想武器正是理性思考：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十八年耳。其后乱王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
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 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得更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韩愈《谏迎佛骨表》） 有趣的是，连一些宗教人士都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理性而非信仰的基础上。如在佛家颇有影响的 陆流（陆锦川）先生，就反复强调，自己宣讲的是“佛学”而非宗教。他还特别反对“以神通取信于人”， 这与孔老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异曲同工。 今天有学者悲叹中国“宗教资源匮乏”。对于“宗教资源匮乏”，不同的立场显然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对此本文不拟置喙。但这样的思维倾向却有助于知识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不是基于某个先验的信仰或准则，而是基于事实与逻辑，这种高度理性的理论自然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共 鸣。 与之对比，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其实是信仰，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 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 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 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 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 年 2 月 8 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上的演讲） 可见靠财力和权势散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功能和目标与印度、旧西藏的宗教信仰别无二致， 当年中国的一流大学者对此当然不屑一顾。 四 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中华文明的基因决定了知识界容易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但这毕 竟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成为现实的选择还需要当时的环境条件。 以今天的知识界的主流准则看，共产主义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思想，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政党。然 而上个世纪初，中国一批一流的大知识分子竟皈依了这个激进的思想，并进而涉险犯难，筹组了一个当时 最激进的政党。究其原因，不能不涉及当时的社会环境。 大清朝度过康乾盛世后，就走向了衰落。正如《红楼梦》中的冷子兴所言：“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 内瓤却也尽上来了”。处于衰败周期的中国又遇上了大肆扩张的西方列强，导致了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从 1840 年到 1920 年，八十年间国势一日坏过一日，外则国土沦丧，内则流民四溢。 知识界也曾指望国家中兴，如曾国藩就拒绝了王闿运、李元度等人拥兵自重，代清自立的建议，而致 力于“同治中兴”；后来的康梁维新，则指望靠光绪皇帝一挽颓势，但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民国建立 后，知识界寄望于舶来的宪政，而现实却是军阀割据，内战不休。人们看到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英 集团，根本无力也无意搞好国家，相反，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勾结列强，卖国求荣，陷国民于水火之 中。 到上个世纪初，一切曾经的期望尽皆破灭，社会陷于绝望之中，知识界只能从头反思。这时马克思主 义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它与知识界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一拍即合，于是导致了几乎 是全球独有的奇观：知识界整体左倾，社会上层众多的一流大知识分子筹组了一个张扬社会底层公众诉求 的激进政党。正是这个激进的政党，将中华拉出了亡国灭种的险境。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文明。其中一些，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 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马雅文明„都曾一度达到当时人类社会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 衰落乃至崩溃，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持续数千年，一再摆脱衰落 甚至灭亡的命运，并一再登上当时人类社会高峰的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这无疑给郭沫若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1920 年，面对“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 着的地狱”，他发表了《凤凰涅盘》，预言中华民族必将再次摆脱衰败，绝不会灭亡：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次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华文明一再“凤凰涅磐”，而不是像其他文明那样，被历史的演化烧成灰烬，其原因只能在文明的 “基因”中寻找。每当社会陷入衰败、绝望之际，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总会驱使一大批人为民 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鲁迅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笔者猜想，这也是中华文明一再摆脱衰亡， 重塑辉煌的内在原因。 五 回顾 1840 年以来的历史，西方文明向中华大地的扩张，首先在军事与经济领域。交锋中的优劣势之 差，首先引起国人对自己军事与经济能力的反省。其结果导致“新军”的建立和“洋务”运动。然而，这 样的应对并不能扭转颓势，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体制，“民主”、“共和”、“科学”等理念迅速征 服了整个知识界，“德先生”、“赛先生”被视为救国之道。文化领域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最振奋人心的 旗帜。 然而，中华文明的三个基因：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非但没有被触及，反而成为各种流派 的共同背景。连蒋介石在其《中国经济学说》中都这样评价西方经济学： “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 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 正是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从内心驱动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前仆后继地探索、奋斗，终于将 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险境拉了出来。 值得深思的是：从 1847 年容闳等第一代留洋学生开始，西方就孜孜不倦地试图用他们的思想体系取 代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却一直成效不彰。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 在中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剿。 在关于“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讨论中，整体主义成了传统、封建、落后的代名词，而个体 主义成了“现代化”的前提。记得当年笔者的一位年轻朋友就对《岳阳楼记》表示不以为然，另一位朋友 则批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连自己都不能解放，何谈解放全人类？可见这 思想工作的成效。民间对这一理论导向的反映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在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中，“大同”思想被定位于虚幻、不切实际。一切为共同体奋斗的行为都被 描写成愚昧、狂妄、可怜之举，而“理性经济人”理论堂而皇之地为自私、卑劣、甚至卖国行径辩护。于 是人们看到了无可遏止的贪腐。当年，是为社会前途奋斗的人们筹组了共产党，而今呢？ 在主流学界对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狂热推销中，《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致命的自负》成了学界的 时尚。历史的发展被视为是纯偶然的,根本无规律可言；而试图理性地认识人类社会，不过是致命的自负。 唯一合理的“理性”只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理性”。于是放弃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不理睬钱学森倡导的“总 体设计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了 30 年，摸到了“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地步。 阉割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解放个人的逐利动机，成效昭彰——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这财富主要 是供应美国超市，其价格之低廉使沃尔玛能标榜“天天平价”。即使如此低廉的出口价格，也居然积累出 巨额的外贸顺差，使外汇管理当局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去弥补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以维持 相当于中国 11.8 倍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看着这样的格局，胡佛、罗斯福、马歇尔等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由衷地赞赏其后继者的高明；而当年 筹组中国共产党的诸君，他们的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 主流学者一定会指着大都市辉煌的形象建筑愤然回应，这难道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财富？难道不值得 自豪？其实，值得自豪的岂止在大都市，从北京到乡镇，那里没有豪华的政府大楼？哪里没有俊男靓女、 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面对这盛世景象，笔者耳边却想起了孔老夫子和梁鸿的声音： “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庚寅年中秋 返回目录〉〉
吴齐林：毛泽东、卢卡奇、葛兰西：哲学思想比较 卢卡奇（G.Lukacs，1885—1937），匈亚利共产党的宣传部长，葛兰西（A.Gramsci，1891—1937），意 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在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自发论、探索发达国家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之间有何相同之处与相异之趣呢？是否也属对马 克思主义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呢？本文拟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一些比较，以觅得这些问题的初步答案。 一 阶级意识论是贯串在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葛兰西的哲学 思想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卢卡奇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发动的革命之所以未能使资本 主义崩溃，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工人阶级没有发展出充分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状况又是由第二国际和共产 国际信奉的经济决定论造成的。他说，革命的兴衰与成败归根结蒂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自由发展。 因此，必须通过重新发现人性的途径来复兴革命，解放人类。他感到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被经济自发 论者丢失了，主张用黑格尔主义的自我意识原则来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葛兰西持有与卢卡奇一样的思想， 他虽然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因为无产阶级在精神上、 感情上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过程不是平行的，也不是同步发展的。当时西方国家虽然客观上存在着危机，但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认 识到，没有将这种危机转化为阶级意识，所以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没有成功。葛兰西还认为， 东方国家的统治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统治是以被统治阶级的“同意”即普选为基础的。虽然这 种普选式的民主是假的，但却给资产阶级政权带来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像屏障一样维系资产阶级的统治。 有鉴于此，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进行革命，不能采取东方国家那样的以夺取政权以最高目标的“运动战”的 战略，而应采用以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即工人阶级头脑）中的统治地位为目的的“阵地战” 的战略。无产阶级如欲进行政治革命，首先应当进行意识形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夺取的不是政 权，而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事实上，没有以军队、警察、监狱等设施为内客的国家政权作保证，根本谈 不上什么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为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只有以物质的力量摧毁资产阶级的 国家机器， 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拥有意识形态领导权。 尽管如此，仅从重视阶级意识和思想文化等主体性因素这一点来看，卢卡奇、葛兰西与毛泽东不无相 似之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非常重视意识或意志的作用。他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2]毛泽东所说的意志不是任性和蛮横， 而是把握了事物真理以后的执着追求。他说：“真欲立志”，“必须 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已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只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的前途之鹄才是真志，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3]卢卡奇、 葛 兰西认为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没有革命意志；同样，青年毛泽东也忧虑中华民族“积弊很 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所以二者都必须加以改造”。[4]他认为，要 推动社会发展， 必须首先改变人的思想，要以某种客观精神去召唤以至改变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客观 精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囊括宇宙一切真理的“大本大源”。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客观精神与人的主观世界 之间是互相勾通的。他说：真理即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其不动者 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5]毛泽东从这一 前提出发， 得出了改造中国须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以至改造全体国民的思想入手的结论。 毛泽东晚年时期也表现出对于意识和意志的过分重视。他在 1959 年至 1960 年期间阅读苏联的《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时综合各种观点，得出如下结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 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 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 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 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6]
基于这种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甚至还发动了一场历时很久的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言论和举措充分体现了他非常重视人的意识和意志的作用，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 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7] 这些思想倾向也就是当代人们所喜欢讲的“重视主体 性原则”的真实涵义。美国的研究毛泽东思想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说道：“这种对主观意志力量重要性 的信念，是其世界观的核心和本质的成份。”[8]愚以为， 施拉姆的这一论断是能够成立的。对主观意志力 量重要性的信念，既是毛泽东同志所致力的事业获得成功的秘决，也是他在晚年之所以造成失误的症结所 在。 虽然毛泽东同志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一样，都重视阶级意识、思想文化等主体性因素，但是整个说 来，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与卢卡奇、葛兰西不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正确 解决了意识革命的地位问题。其一，卢卡奇、葛兰西把思想文化因素当作西方国家之所以处于相对稳定状 况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决定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应到经济领域中去寻找，而不该在人们的头 脑中寻觅。其二，毛泽东同志是站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重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想斗争的。在他那里， 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军事斗争，各种斗争形式同时并用，根本不同于葛兰西所主张的先搞意识形态革命， 然后再去搞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其三，毛泽东同志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并不像鲍威尔那样，把自己当 作具有无限创造性的自我意识的体现者，而把群众当作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呆滞的物质。相反，毛泽东 同志一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9] 虽然群众不是尽善尽美、瑕 玉无疵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始终坚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相信群 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既不同于卢卡奇的无产阶级存在着阶级意识危机论，更不同于葛兰西的工农阶 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资产阶级同盟军、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的观点。 二 卢卡奇、葛兰西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总体性思想。他们认为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总体性，把握了总体性，就把握了辩证法，“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 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是总体性的观点”。[10]卢卡奇赋于总体以两种含义：其一，总体是指某一特定 时刻的囊括现实所有内容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经济、政治、思想、法律、道德等诸种因素， 在考虑这些因素时，必须将它们与整体状态联系起来，让总体赋于每个具体要素以一定的意义；其二，总 体是一种运动趋势，是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等阶段的历史整体。在这一历史整体中存在着许多特定 时刻的片断，必须把历史的片断和历史的整体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让各个片断在整体中得到说明。 毋庸否认，卢卡奇所阐发的总体性思想不无见地，以至于使得某些人产生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似有相形见绌之感。然而，蕴含在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群思想完全可以与其相媲美[11]。所 谓矛盾群就是事物内部诸因素之间以及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联系网络中 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总体乃是矛盾着的诸种因素所构成的矛盾群体，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不仅赋 于这种矛盾群体以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相关性等规定性，而且还根据事物内部各种矛盾因素在规定 事物的性质、推动事物的发展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将矛盾群中的各种矛盾划分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 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非主要矛盾方面；依据各种矛盾因素存在时间的久暂，将这些矛盾划分为根本矛盾 与非根本矛盾。根本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不到事物完结之时不会消亡，而非根本矛盾则只存 在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时而激化，时而缓和，时而出现，时而消逝，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 阶段来。毛泽东所说的因素、阶段等范畴的含义与卢卡奇在阐发总体性思想所用的要素、片断等范畴原则 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由此看来，只要我们全面把握、深刻领悟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便会感到毛泽 东同志的矛盾群思想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葛兰西运用总体性思想来剖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具有稳定性的根由，卢卡奇运用总体性思想来 探讨以至设计西方国家的革命道路。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稳定，乃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机体有 着整体性结构，社会中的各方面都异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是社会机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意 识等因素的总体性作用在维系着现存社会的正常秩序。由于各种因素都异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变 革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他方面。卢卡奇据此得出了在西方国家必须进行“总体性 革命”，实行“总体专政”，建立“总体社会主义”的结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是以对社会 的全面理解为基础的，这种革命应该是总体性革命。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仅要搞经济革命，而且还要搞政
治革命、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个片断，包括工人为改善经济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只有在总体性革 命的前景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他说，改良主义之所以没有前途，就是由于他们没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 争结合起来，只图改善工人的目前状况，不去追求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远大前景。卢卡奇还批评苏联进行 的革命是片面的、狭隘的，仅仅实现了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变革，仅把对封建专制的 服从意识转变为对中央集权的服从意识，因而未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决裂”，没有创 造出使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环境。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而 是普遍异化，其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一方面把社会历史当作整体来 把握，另一方面把本阶级当作整体来集结，才能找到克服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的有效途径。 卢卡奇的这些看法同毛泽东同志的所谓个人的命运决定于阶级的命运、个人的解放取决于阶级的解 放、阶级的消亡有待于社会的进步等观点不无相似之处。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把 工人、农民等劳动者阶级联合为整体，而且还善于把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人士 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运用这股强大的整体力量，积 极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这种集各种斗争形式于一体、锋芒指向 旧社会的一切领域的革命，不也是“总体性革命”吗？ 有所不同的是：“总体性革命”在卢卡奇、葛兰西那里只是一纸空文，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则是一幕 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此其一。其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群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性原则是有重点论的总体， 即没有将总体内的各种要素（或特性、规定）同等看，而卢卡奇、葛兰西所提出的总体性思想则是没有重 点的均衡论，总体中的各种要素在卢卡奇那里是纷然杂陈的罗网。其三，在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卢卡奇认为总体在逻辑上是先于个别事实（因素、部分）而存在的。它既不能从事实积累中，也不能从经 验论证中确立起来，因为部分性事实不能说明其本身，相反，只有整体方能说明部分。卢卡奇所说的总体 是与普遍、一般同等程度的概念，部分是与特殊同等程度的概念。毛泽东同志则认为特殊先于普遍，个别 先于一般。他说，就人类的认识秩序来看，人们“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 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 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12]因为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同样， 卢卡奇所说的总体，它的共同的质即共性也是存在于总体中的部分要素即个别之中的。解剖机体中的某一 细胞，可以窥见机体（整体）中的某种性质，这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因此，卢卡奇所说的总体在逻辑 上先于个别事实而存在的观点，实乃重弹中世纪的实在论者鼓吹的一般高于个别的老调。这也是与毛泽东 同志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三 卢卡奇、葛兰西在批判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经济自发论时，毛泽东在批判此论在中国的翻版——陈 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时，都很重视阶级意识的能动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种 思想倾向归结于一点，就是非常重视实践的理论地位和历史作用。但是，他们各自所以要重视实践的根据 以及由实践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则是不尽相同的。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实践哲学或曰实践一元 论。他说，这种实践哲学的真谛便在于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物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与 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意义上的人的行动（历 史——精神）”。[13]他把这种实践或行动视为世界的本原或实体。卢卡奇指出，葛兰西所说的实践或行动 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东西作出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其发展过程中把自己外化为主体与 客体这两个方面，这两者之间又能互相转化，主体认识客体，客体进入实践领域。主体之所以能够认识客 体，在黑格尔看来，乃是由于客体是由主体创造的。黑格尔把二者的统一放置到超历史的理性之中，而马 克思的重要功绩在于找到了主体客体相统一的基础——社会实践。卢卡奇在阐发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逻 辑前提之后，还进一步剖析了实践活动的内在结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他说，人 类历史、人类社会是个客观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人类历史的发展， 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无产阶级出现之前，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彼此对抗的关系，无产阶 级产生以后，人类历史发生了质的飞跃，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唯有这个阶级实现
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的原因使然。 卢卡奇认为社会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依据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的发展而提出的，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毛 泽东同志虽然未曾谈及，但是，卢氏在剖析社会实践的内在结构——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所提 出的无产阶级实现了主客体之一统一的观点，则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相 衔接的。有所不同的是，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这是为无产 阶级有待实现的任务。他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 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 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4]以便正 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之谓也！在毛泽东同志那里 的主体客体相统一还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指出，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 发展的。虽然，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但是， 他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15]人类行为的结果与其预 期的目的之间的差距总在不断缩小。 毛泽东同志与卢卡奇、葛兰西的相异之处，还在于毛泽东同志承认客观世界的优先存在，承认外部自 然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说：“头脑里的思想是主观的东西，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客观 的东西”。他还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16]可见，毛泽东同志 重视实践是以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因而能够按照客观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按照客观规律办 事。而卢卡奇、葛兰西的观点，则与其相反：卢氏矢口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存在，只承认主客体之间有 辩证关系，否认自然界有辩证性质，指责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贯彻到自然界中去是错误的； 他甚至还否认社会机体中的经济因素的首要性；葛氏只承认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的那部分自然界，他 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客观的’观念，显然打算指一种离开了人而存在的客观性；但是，当人们肯 定说，即使人不存在，一种实在也会存在时”，人们便“落入了一种神秘主义，我们只能在同人类的关系 中去认识实在”。他把公众相信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当作“根源于宗教的信仰”。[17]他认为，“对于‘物质’ 既不应按照自然科学给予它的意义（„„）来理解，也不应按照它在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中具有的任何 意义上来理解”，“只能在那些属性成为生产的‘经济要素’的限度之内”来理解。[18]由此可见，葛兰西 所犯的错误在于把某物从什么角度看对人有意义同某物是否存在于人类实践之外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问 题混为一谈，从而把物质当作实践的从属因素，将实践当作世界的本原。葛兰西在这种特定意上将自己的 实践哲学称作“实践一元论”。这种实践哲学同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观是根本不同的。 还须指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也不同于马克思所称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实践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强调共产主者的使命“在 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9]就是说要强调人的能动性，重视人的感性活动。 但他们并没有把实践当作世界的本原，并未否认世界本原的物质性。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看来， 虽然“这种〔感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 的基础”，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20]因此，这种实践唯物主义 乃是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能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同 日而语。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卢卡奇、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背景、肩负的历史任务、思考的社会问题与毛泽 东同志的基本一致，因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无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把马 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同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不是用工人阶 级的斗争经验去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原则去恢复所谓马克思主 义传统，这就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其历史“作用”只在于为现代各种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开了先河，根本谈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 注释： 〔1〕〔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2、48 页。 〔2〕〔 3〕〔 4〕〔 5〕《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3、87、86 页。 〔6〕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第 51、66—67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01 页。 〔8〕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31 页。 〔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10〕卡·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科学》N.Y.1970。 〔11〕参阅拙作《毛泽东的矛盾群思想初探》，刊于《江淮论坛》89 年第 4 期，《论矛盾群的特征》， 刊于《江海学刊》90 年第 4 期。 〔12〕〔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48—149、135 页。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5 页。 〔16〕《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5 页。 〔13〕〔 17〕〔 18〕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 372、441—446、460—465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8、50 页。 返回目录〉〉 司马南：杀出一条血胡同来！ 标题上这句关于胡同的猛扎扎的话，版权属于大戏剧家关汉卿。 正是这句话引发了我对本书标题体系的最初设想。 原来没有写这本中国民主问题小册子的想法，想多了，说多了，写多了，在出版社编辑的不断催促下， 也变成了书。兹于本书付梓之际，说几句心里话。 一、倘论及民主，首先确定屁股位置 最近几年连续到石家庄陆军学院讲课。听众一色年轻人，系来自百余所高校的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 主席和社科联协会主席，他们是“青马班”学员。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号令各省自成单元。团省委小 韩书记请我的原意是要在学生干部中弘扬科学精神，指定要我讲的题目是“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共命 运”，岂料小主席们的疑问多集中在民主政治问题上。这些中国未来的领袖们深深地被时髦的进口民主宣 传所惑，面对生长中的国人自己的民主实践却环顾茫然，于是，演讲与讨论不得不为适应听众的胃口而扭 转角度。 北京家门口儿的一些高校，北航、北科、林大、农大、法大、清华、北交大、经贸大等，青年学生当 中近年来自发地组织了一些“青马社团”，我与这些年轻人有较多的交流，相当多的时间也在探讨民主政 治问题。后来作为“新青年领袖论坛”主讲人，与来自全国 1000 所以上大学的学生会干部交流，“中国民 主政治原理”是我的必讲题目。大家感兴趣的程度，超过我的预期。 “五四运动”发源地、被美国人称为“中国哈佛”的北京大学，听众当中自然不乏睿智者，但脑子欠 清爽者也蛮多，他们照例“捣糨糊”[1]不已，不断地提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所依据的标准和参 照系，多半是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年生吞活剥的看似光鲜的“赝品民主”。 青马班、青马社团的学员提问比较中性，侧重在民主疑问本身，北大的听众，尤其是开放讲座中那些 有准备地专门找上门来意在“指导司马南”的人则喜欢单刀直入刨根问底，他们有“犀利哥”风格，“直 往祖坟上刨[2]。 老实说，当听众中有人以较劲、对抗的方式来反驳和提问的时候，我是满心欢喜的。因为打开天窗说 亮话，彼此舞动老拳开展观念上的自由搏击，更能开启思路，逼迫辩说者双方深入地思考民主问题的实质 及其相关的所有方面。 全方位随机式讨论民主政治，我将立足点设定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点上。没有这个立足点，一切 皆为妄言。 罗尔斯[3]认为，任何正义，均与立足点相关。确定了辩说者的位置后，才谈得到是非分明旗帜鲜明， 才谈得到委婉说理引经据典。 我从不回避所谓尖锐问题，不计自己工拙才窘，亦不怕被人家揪辫子打棍子，一切讨论悉从真问题出
发，所有分歧均于实际着眼。充分的交流，坦诚的对话，尖锐的质疑，碰撞中生出思维的火花，照亮了认 识民主问题的道路。 当我们把概念民主摊开来揉碎后进行仔细辨识的时候，当我们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具体问题从民主角度 加以言说的时候，当我们把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及其本能作为放到一起进行比对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抽象地空洞地开展民主问题的辩论是多么的浅薄，不假思索地借用西方标准对中国的民主政 治进行批评是多么不负责任。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民主问题的政治性寓意，远远地超过其所谓学术性，民主问题的具体性诉求，要 远远超过其抽象性，民主问题的现实性价值，要远远超过其历史性。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回应以通常的说教了事。要帮助那些过敏反应强烈的听众实现“心理脱 敏”，要把这个问题讲得入情、入理、且有说服力，我们必须从历史角度、学术角度、文化角度、现实角 度全方位入手，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二、党民法三字，中国“三宝”弥足珍贵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意识形态领域有人异乎寻常地高调祭起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帜，表面上称赞中 国的进步，其实是利用“普世价值”来进行“反中国政治体制宣传”，他们试图用美丽辞藻“格式化”中 国的政治文化，试图将其全面纳入西方意识形态大盘格局。[4] 笔者以中国核心利益为基，宣言国家利益，不客气地与某些人针锋相对辩论了一番。且论战，且观战， 我渐渐发现，原来气势汹汹的普世价值传销者，好的不过是些“西二派”（自己也许并无恶意的西方时髦 理论的二道贩子），赖的就是分明“汉奸文人”，其数典忘宗，其卖身求荣，其狗仗人势，其架势活脱“夜 袭队”配合鬼子扫荡“杀回”高家庄。 这些文人其于学理无甚建树，其于逻辑漏洞百出，其于中国现实，除了不放过负面社会新闻，找寻杨 佳[5]、邓玉娇[6]、逯军[7]、范跑跑[8]一类个案，操纵无脑媒体起哄架秧子羞辱“共产党执政”以外，并 不准备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中国任何实际问题。“普价洋枪队”排子枪密集，“二鬼子狙击手”气势汹汹， 其瞄准的靶心，惟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他们揶揄、调侃、讥讽、泄愤，意欲摧毁的是“中国信念”及其“中 国体制”。这些人所有的小段子和长文章不论怎样花样翻新，最后都在“党”、“民”、“法”三个字上着力。 有点像电视台着改进燕尾服笑嘻嘻的李咏“砸蛋秀”，他们的引颈长嚎：看啊，那个“党”没有金花 四溅，对不起，只能 OUT[9]；那个“民”没有金花四溅，很遗憾，也只能 OUT；啊，天哪，第三个字， 第三个“法”字终于现出了四溅的金花，欧耶，祝贺，祝贺你，让我们唱一曲“天大地大不如法大”吧„„ 但愿读者朋友没有误会，某些人尽心描述和欢呼的这个金花四溅的“法”，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而是按照所谓“普世价值”重新定位的，与海外“接鬼”的所谓“宪政之法”。某位大名经常见诸 于报端的宪政专家在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叫嚣：当下的国家宪法，除首都北京不需要改动以外，其余都要 改„„ 老辈子人喜欢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气神精”，[10]“人民当家做主”、“党 的领导”、“依法治国”，这三条之于中国政治，犹似天之日月星，地之水火风，人之气神精[11]，不仅须臾 不能离开，而且一刻也不能拆散。 其关键词 “民”“党”“法”三字，类质子与中子之于原子核，恰恰是中国民主政治原理中最重要的 结构性要素，这三个字的有机组合与西方政治原理明显不同，簇新的中国民主政治有机体赖此而立，一俟 拆散，其原理也就不成立了。 民本民主、党领党导、法规法律，这几个字按序组合，如将每组第三个字移开，便得到“民本主”，“党 领导”，“法规律”。再行简化，即有“民本”“党领”“法律”。“民”、“党”、“法”三者既统一，又有区别， 交相作用，彼此促进，互为前提。 人民做主，悉为民众之权利。承文化古蕴，民首大，民为天； 党的领导，乃为根本之保证。兹经验证明，主心骨，主成功； 依法治国，爰属方略之遵行。赖基础共识，无规矩，无方圆。 故此，质言中国，民国也。党之于国、法之于国，皆从属于民、服务于民、寄情于民。这是中国民主 万金不易之核心内容，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含义。 欲得民国之实，必行“党国”之路；
欲得民主之实，必行“法国”之路。 腐化、边缘、弱化、分裂等任何党将不党的行为，都将导致国将不国； 无法、枉法、恶法、滥法等任何法无可法的行为，都将导致国将不国。 国将不国，民何以立？国将不国，民何以利？ 立民利民悉不达也，普世价值普个鬼？ 故此，普世价值传销之险恶，不仅在于“去党”，而且在于“去国”。去党去国，极在“去民”。党与 国，国与民，悉去之也，试问，“法”复何为？“法”能何为？ 三、你欠缺定力，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历史上，我们曾经走过探索的弯路，误将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经验证 明，此路不通也。[12] 今天，有人逼我们放弃主心骨，取消党的领导，仿大户富户人家移植所谓现成省事的“宪政民主”， 把孤零零的“法条”，擎到无人、无党、无国的天堂里，这明显是一条极其可疑的死路。 新中国 60 年以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尤其是近 30 年的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业已证明： “民”、“党”、“法” 三者同时互动，中国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方得以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质性追求方得以满足，党的执 政能力，尤以驾驭复杂国际国内局势的能力方得以提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国的大略方落到实处， 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与伟大复兴方成为可能。 这样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系列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前提基础上，当然与人不同，无需乞与 人同，这样的民主政治亦不受来自于外部的任何名义的压迫，包括以“求同”“实现普世价值”为名义的 压迫。 依照《正义论》著者约翰•罗尔斯关于“合宜但非自由主义的政体”（decent but non-liberal regime）存 在条件的分析，中国民主政治模式以独立经济体占世界人口最大的比重和某种“秩序下持续发展”的“正 义性”，恰当地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范例。该范例谨以证明，“非自由主义的政体”非但理论上可以做到 “合宜”，而且实践中也可以解决“非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问题。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非 自由主义政体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约翰·罗尔斯在其晚年谨慎地有条件地提出了“非自由主义政体合宜 的标准”。不知道这位致力于人类正义性研究的美国老爷子，如若在上帝身边忙完天国课题研究之后，有 否精力与时间再为凡间中国政治模式的“合宜性”写点什么，或者又发现中国今天的“不合宜之处”尚有 哪些。 罗尔斯先生未必清楚，弗莱堡学派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先生的结论。 主要流行于德国和瑞士的该学派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政治塑造而成的，是人性化设计 的结果，它由一个有权威但又有限的政府设立并受其保护”。该学派被冠之以“秩序自由主义”，他们的主 张还有：“通过宪法和制度的事先约定，在国家和市场各自的周围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以使它们在各 自的领域内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同时保护它们的独立完整性不受削弱”。 罗尔斯与弗莱堡学派是西方学者中的先觉者和思想解放派。 他们冲破“西方中心”、“白人优秀”、“文明终结”的观念束缚，不囿于成见和定式，不搞非黑即白的 意识形态“两分法”，因此很自然地触摸到了千差万别世界政体模式“和而不同”的意蕴，感受了“多样 性统一”的玄妙。这些被他们视作新鲜发现，兴奋地触摸把玩不已的内容，正是“中华开国 5000 年”（孙 中山语）古老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因为侵润进入基因之故，凡为国人者毫不费力即可理解的东西。 遗憾的是，罗尔斯与弗莱堡学派而今乃为少数派，中国文化的精华与当下体制的正义，尚不为偏见与 利益双重负荷者们所理解。 中国，这座历史风云中坚韧挺拔嵯峨斑驳的老城，承风采绚，树道慕华，老干吐翠，臻善校偏，焕发 出无尽的活力，美好的未来正在向她招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即会有那么一天，海内外那些冥顽不化的 人，将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向老城投来愧悔复杂的目光。 基于此，国人者，正确的做法本当愈是外界议论纷纷，愈是有人别有用心，愈应庄敬自强专心致志聚 精会神，“让他们说去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我们将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 东语） 令人忧心的实际情况是，近年来，部分国人的悟性、辨力、定力、表达力出现系统性障碍，他们堕入
五里云雾，忘记了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怀疑起自己的民主政治原理不算，在“普世价值”乌鸦语境下， 竟然跟着人家说瞎话、浑话、胡话、情话，还翩翩起舞，做小燕飞飞状„„ 所以，我们不得不侧过身来瞪他们一眼吼一嗓子，再辅之以苦口婆心的劝说。这本小书，大概就从属 于这一瞪一吼和苦口婆心。 四、西方十字军，普世价值传销本质 说来有趣，演绎意识形态分歧的话语权之争，酷似当下南京秦淮河之夜。 举目望去人头攒动，侧耳听来话语滔滔，稍稍仔细分辨却发现，作为市场之固有规律，古今中外不曾 有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河两岸手舞足蹈的辩说者，其根本分歧，并不在其所争的什么价值观上，也不在于“世界上有没有普 世价值”，更不在于“什么东西是普世价值”——敬请诸位留意，这里不是世界哲学家年会，弥足抽象的 价值概念问题，哪里有什么好争的。 人们眼睁睁地盯住不放的玩意儿，其实是一些实际和裸露的东西：“谁定义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 背后的底牌是啥？”“普世价值的飞镖将击中谁家？”“谁将成为普世价值征伐的牺牲品”„„ 质而言之，人们所争的，惟战略生存空间耳，惟“国家利益”耳。 所谓“普世价值”，无非好看的油彩，涂抹在意识形态“十字军战士”的脸上，无非孔雀的翎毛，插 在征剿异教徒的黑袍子刽子手的身上。趁着这帮家伙人模狗样溜着狐步高谈阔论之时，如果摄像机镜头能 够推将上去，人们将会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十字军”每一个士兵的双手都紧紧捏着顷夺性命的利器， 而每一个随军牧师的嘴里都叨咕着阴森的咒语。 有人把我 2008 年对普世价值问题发言的几十篇文章，丑化成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进而丑化成“司 马南不承认人的共同性”，他们试图要人们相信“这个司马南在反人类”。在这些人的逻辑里，被西方霸道 定义的、西方己所不欲的、通常实行双重标准的、祸害别人有利于自己的所谓“普世价值”是丝毫怀疑不 得的。 被逼无奈，我只好反复声明：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些标志着人类文明阶段性成果的概念，司 马南一个也不反对。 但是，我坚决反对有人借这些空洞而美丽的概念作掩护，偷塞私货栽赃别人。 第一反对打着“民主”的旗号，强力输出自己的民主，羞辱打压中国的民主； 第二反对打着“自由”的旗号，无耻美化自己的自由，诋毁谩骂中国的自由； 第三反对有人病态自恋，高估自己的“人权”，同时攻击亵渎中国的人权； 第四反对有人极尽招摇，显摆自己的“法治”，同时踩碾恶搞中国的法治。 五、政治神功师，弄鬼祸国兼容升级 诚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民主政治还远说不上完美，还存在很多急迫的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有我们的敏感处、窘囧处、尴尬处、压痛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的体系总的规律及其分部的规律均 在艰难的探索中，中国的民主政治尚缺少熊彼特那样的理论家给出更自洽更精巧的描述和解释，这就好比 老北京人对自家四合院里的影壁墙、金鱼缸、老槐树、石榴盆、蒲扇、板凳、捣蒜缸子、洗衣搓板等等大 小物件，尚有腾挪地方、重新摆布的冲动。 社会现实中，要说不满意，不高兴，不痛快的情绪，很多人都有啊；要讲骂人，发牢骚，说怪话，谁 人不会啊。但是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存在问题，改进工作，好比一个人割阑尾、拔疖子、勾眉 描眼、置办新衣服，是为了活得更有质量更幸福更有尊严，完全不同于有人卡我们脖子、唾我们脸、掘我 们祖坟、戕害我们的根本利益。 前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后者是取消中国独立生存的资格。 前者是捯饬，是治病，是自我完善；后者是侮辱，是驱逐，是他族谋杀。 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脸上落个苍蝇怎么办？ 提醒其人，或轰走苍蝇，都可以。可您偏要举起普世价值的锤子，一家伙把人的脑浆捣出来，这哪里 是轰苍蝇，分明是杀人啊。普世价值问题看似复杂，其实没有什么理论深度，无非癞蛤蟆瞧着青蛙不顺眼， 它以为自己身上的癞点是必须的艺术彩绘，无非有人强行对黄瓜实行茄子标准，它以为紫色的外表是大千 世界的正色。锤子者也罢，蛤蟆者也罢，茄子者也罢，悉之符合一般规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
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语） 因此，我们首先要顽强地抗辩地球强恶势力以自己的政治模式，霸道地格式化中国，尤其要揭露那些 地球强恶势力的帮凶以“帮闲”的形式在中国从事害人的政治传销活动。其次，要自信地、努力地、自觉 地、坚韧不拔地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逢山开路，临水架桥，一切从问题出发，一切从实 际出发，“不易帜、不动摇、不折腾”，全面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 前几年的某个时候，盯着这帮“政治传销师”、“普价洋枪队”看着看着，忽地眼前一亮，啊哦，这支 “混编的传销团队”与上个世纪 80、90 年代那批手眼通天的“巫婆神汉群体”何其相似乃尔？摇唇鼓舌， 一似也；招摇过市，再似也；妖言惑众，复再似也；遗祸社会，继复再似也。 不同的是，巫婆神汉装神弄鬼，通常仅以诈骗钱财为目的，醉心政治试图问鼎天下者极为鲜见，“轮- 李”为代表的垃圾货后来呼风唤雨的能力，乃为海外敌视中国势力下大血本扶持利用的结果。 当年的巫婆神汉现在已是落架的死灰，基本上过了气，人们对他们也已经有了较多的警觉性和免疫力。 而对这群“政治传销师”和“普价洋枪队”，人们却一时还不太摸底细，不明白这是怎样一群人，他们的 目的何在、危害何在？ 据观察，这群“政治传销师”、“普价洋枪队”，他们喜欢以“自由主义者”、“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民 主主义者”来作自我标榜，同时极善于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作隐身和掩护，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个人 利益欲图谋，无非写写文章，查查经文，打打官司，管管闲事，组织个签名活动，弄个什么宪章，海外领 个什么奖项，国内制造个什么媒体事件，瞅准机会策应一下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大国领袖，见缝插针地给执 政党捣个什么小乱„„ 但是，这些人的特异危害，远非当年的那些神功大师所能比。 神功大师要钱，罪在殃民， 政治传销要命，罪在祸国。 跨国经营的、康采恩模式的、金字塔结构上的任何一位政治传销师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与使命，更需明 白普世价值议题的烟幕效应。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美国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强行“观念传销”（洗脑别称），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任何 传销都不会止于观念层面。观念无形，形而上，黑手有形，形而下，私底下一系列复杂的联动，其锋芒所 向，惟中国人民庄严笃定践行的民主政治。 政治传销师致力于诱发放大社会负面情绪，将中国描述成自甘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的一片悲惨世界。 按照他们的解释，悲惨世界的原因，无外乎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民主政治原理。故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 咒骂、鄙视、羞辱中国的民主政治，期待一俟得逞弹冠相庆醉酒当歌。 六、从事实出发，中国民主当有自信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中国取得了令整个世瞠目结舌的的伟大成就，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因此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富有的美国人都跑来“对话-借钱”了，“没定拆哪”驰遍世界了，古老民族复兴图 画欣欣向荣，国人扬眉吐气自信大增，但是，有人却仿佛因此感觉到越来越不满意，他们总是满目灰暗， 第六感危机四伏，依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神话的世纪华彩每维持一天都属意外幸运。 推究这一现象，原因或为多方面： 其一，发展，发展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靠发展本身顺理成章地捎带着就解决了， 而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的某些顽固特征成为去不掉的社会标识，结构转型、政治多元、 资本扩张的同时，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摆在眼前。显然，改革进入深水区，好比刚刚考完中学《三角》、《几 何》、《代数》的优等生，望着大学本科《数学分析原理》一头雾水内心焦虑。 其二，舆论、尤其是部分网上舆论“黑沫化”现象严重。“黑沫化”是我造的一个词，大意是指那些 天天在网上寻衅，专门发现（包括制造）并放大社会问题，并把问题的原因一股脑地归结为国家政治体制 的一种意识形态倾向。娴熟操控此种舆论的人，习惯于把一个指头尖部溃疡，视作整个巴掌乌黑全身一无 是处，他们运用某些媒体混淆是非的软实力，搅得浑天黑地仍不罢休。 而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怯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某些发言人硬着头皮的官话，语速慢得惊人， 面目僵化得要命，连篇套话味同嚼蜡，基本无法自圆其说。想当年，宣传民主思想，维护人民利益，共产 党何等的意气风发，奇怪的是，民主这根金箍棒拿在孙悟空的手上，仿佛不是自己的独家暗器了，手生了、
气短了、胆小了，畏首畏尾了。 其三，吃醋，海内外均有人每天为中国的成就而难过，难过得心里像老陈醋泡酸菜心儿一样。这些家 伙最不能容忍的是，你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按照西方标准属于非民主的经济、文化、政治体，竟然能够治 理有效蒸蒸日上，竟然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的西方经济学，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西方政治 学，又顺便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西方社会学。（潘维语）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醋意联盟’网罗力量纠集残部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话语围剿力度。 不管人们怎么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搁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出明确的回答： 既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什么“一党执政”，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什么“党指挥枪原则”那么成 问题，那么不合某些人的“普世价值”，既然在一些人的眼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封建专制 阴魂不散”，为什么短短 60 年间，中国赶上了 200 年工业革命的老绅士，一路轰鸣超车，经济体量的所占 的位次不断前提，取得世人叹为观止的社会进步？ 有人习惯于吓唬世界，顺便吓唬自己。一会儿说中国“黄祸”，[13]一会儿说中国“崩溃”[14]，一会 儿说中国“威胁”[15]，一会儿又说“中国养活不了自己”，[16]可事实的发展，为什么却总是刚巧相反？ 难道就不应该扭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想一想——为有源头活水来啊[17]，根植于 5000 年中国文化的政 治体制，或有可取之处哩，中国当下的民主政治模式，也或为适合国情的“最不坏的模式”[18]哩。 刚刚去世的大科学家钱伟长的四叔，一向笃定沉静鄙视浮躁绝少激愤的钱穆老爷子认为，“中国政治 模式”借鉴世界没有错，但须“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 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 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 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 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 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 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 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 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 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 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七、民主乌托邦，肯下功夫不会白读 研究中国民主政治问题过程中，我读过一大堆花花碌碌的洋本本、土本本。总的感觉是，洋本本，不 解国情偏见太深，土本本，装模作样套话太多。 取名《民主乌托邦》的一本小书，意外地让我爽了一回。 该书“中法血统各一半”，引经据典地对普世价值传销者进行了一番消解。这本香港出版，大陆限量 发行的小书，白皮黑字装帧素雅，已经不记得是怎样到了我的手上了，像许多值得琢磨的本本一样，一读 进去就刹不住闸，通宵达旦地粗读过后，书在我的双肩挎里呆了一个多月，扉页及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被我 习惯性地涂抹满了。 《民主乌托邦》作者河清教授 2008 年夏天，北大潘维教授召集“人民共和国 60 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适遇《民主乌托邦》的作者、 译者，一位清癯俊朗的江南留洋秀才。河清博士吃惊地看到自己的书被北京胡同大爷司马南读得皱巴巴的， 上面批满了密麻麻的小字和符号。兹为著译者，幸福莫过于此，于是，相见恨晚；于是，称兄道弟；于是， 同声相应；于是，每有来北京（河清兼清华客座）的机会，他老兄总要挤时间到南锣鼓巷小聚一番。我等 谈天说地相言甚欢，对现今中国社会的民主迷信，则不免忧思难解。 我曾力促《民主乌托邦》在大陆出版，结果劳而无功。幸而刘仰先生大力斡旋玉成此事。刘仰仁兄 09 年连出两本书，一为与友人合著的《中国不高兴》，二为自己独著《中国没有榜样》。刘仰联络的出版社编 辑提议，再版《民主的乌托邦》完全可行，但以河清原书为骨架，外加另三人的品评鉴赏文字集合成册方 有新意。出版社希望刘仰君、韩德强君与我分章码字各自为战，围绕河清民主高论发表补充意见、不同的 意见，简取君子“和而不同”之意。于是，我等三人遵嘱而行，每人独擎一帜，环绕河清漫漫舞动，“民
主四人谈”就这样成型了。 自知学养浅陋，愧比仰强，故而徘徊很久，不知如何下笔，最后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扒下 08 在 北大讲课录音敷衍成篇，计约 3 万字，发与刘仰君了却差事。 我这人打小有个毛病，学名“功能态转换障碍综合症”，即一般人所说的“一根筋”，姥姥戏谑“叼根 屎橛儿，给麻花儿不换”。及成年，病得越发厉害。寻常事等，不做便罢，一俟开头，即不轻易撒手。就 作息而言，不到困得不行，不睡，睡下之后，不到自然醒来，不起。吃菜，盯着眼前的一盘吃起没完，旁 边的菜，不动筷子„„ 南方某报评论员许是把我看透了，他蔑言：“司马南不过是***的一条狗，咬住**就不撒嘴”。噫嘻， 竟也近似俺姥姥的评价。难怪格言上说，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朋友。 民主是一盘菜，不吃也就罢了，及俟吃下，五味杂陈，块隐累累，不泄不快，不说不行。小稿子交与 刘仰，一发而不可收拾，杂乱感受很快被梳理成一篇 30 万字的文章，乃文以《民主胡同 40 条》为题，用 “北京民主胡同 1、2、3、4„„”来标序。恐出书后被人列入“胡同旅游系列图书”，专门缀加副题“中 国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随机阐释”。 八、看地球文化，胡同大爷也喝可乐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笔者 30 年蜗居之地； 胡同，亦即南方人所说的里弄、巷子。散见于老居民区四合大院、四合中院、四合小院之间的过道， 宽窄不一，以窄多见，交错纵横。 胡同一词，据考最初见于关汉卿那出著名的戏《单刀会》，戏词唱到“杀出一条血胡同来”，锵锵锵锵， 煞是震撼。《单刀会》又名《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写的是关羽关老爷凭借智勇，单刀前赴鲁肃所设的宴会， 最终狭路相逢勇者胜，关老爷奉刀而归的故事。这个关于胡同的最早出处，引发了我的联想：中国民主政 治确然需要关羽那种“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精神。否则，精神自我矮化，结果必是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自己固然没有关老爷的大智大勇，但千古文人侠客梦哦，吾心向而往之也。 胡同，曾为元大都方言，有人考证胡同从“忽洞格”，即蒙古语的“井”字演变过来，故有“因井而 成胡同”的说法。可见，生与活，乃为胡同第一要义。我忍不住缀补半句：生与活，亦为民主政治之第一 要义，不食人间烟火者的民主要不得，意在断中国人香火、社火的民主要不得，从可疑的海外基金会领得 薪酬，借宣言民主在胡同里惹是生非，更要不得。 北京“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事实上，直到今天，到底有多少条胡同也搞不太清楚。因为 所谓胡同，大小不一，长短不一，形态不一，还有半截胡同、后夹道（就是房与墙之间的间隙，将将能过 人的细窄过道）等。 胡同者，过道也。过道过道，再窄也要能过人，故而，北京的“死胡同”其实很少。即使住在“死胡 同”里的人，也活泛得很。傻子都知道胡同另一端即大路朝天。内蒙古草原长大的白岩松担心民主胡同未 必走得通，其实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从物理学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死胡同；从生物学意义上说， 根本就不会有人在胡同里面壁死磕。 遥想当年，笔者光棍一条闯北京，好不容易搭末班车娶上媳妇却没有房子，为此东挪西索，寄住过仙 翁齐白石老宅子旁边的南丰胡同，寄住过名人扎堆的西绒线胡同，后来因为惹麻烦，为逃避血光之灾，又 蹭住在大木仓胡同、光明胡同。上世纪 80 年代写《神功内幕》的时候，也曾蜗居在东城菊儿胡同。最后， 索性南锣鼓巷安家„„ 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那 正是我的老东家，国家商业部机关家属大院所在地，当年没少往那跑。看来，元至今，砖塔胡同名字一直 没变，未及细考，不知地址是否也未曾变过。 北京胡同与我，有着剪不断的交情，分不开的缘分，忘不掉的亲切。这个感觉怎么说呢，一点也不绷 着，放松啊、舒坦啊、自在啊。于北京胡同，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胸怀也罢、足立也罢、把玩也罢、 继承也罢，没一处不得劲儿，没有一处不带劲儿。 立足于老北京胡同看民主问题，讲的是早点刚刚吃过炒肝、包子、油饼、豆浆，老槐树底下一壶花茶， 大蒲扇摇着纳凉的北京大爷的观点，自然与华盛顿、伦敦的罗伯特、詹姆斯、格林斯潘、克莱斯勒等洋爷 的观点不同，与那些只晓得傻读本本、嗜吃快餐、痛饮冰镇可乐、交友浪漫网站、不谙世事亦不理柴米的
小子们不同。 甭以为老槐树底下的北京胡同大爷很守旧，只喝吴裕泰花茶，其实，什么普洱、龙井、猴魁、毛尖、 碧螺春、王老吉、酸梅汤也都可以喝，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大爷见天换着样儿地喝。可口可乐，北京大爷 也成——感冒了，胡同大娘加些姜丝和红糖熬制姜丝可乐驱寒汤。 姜丝可乐，多么绝妙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啊。 假使我们以千年为单位来考察人类社会，再过 1000 年，所谓东西方文化很可能就像一锅炖了七天七 夜的老鸭汤，没人分得出当初的原料辅料调料分别是什么样子，东西南北文明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文明 冲突也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个时候，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来讲一讲奢侈的普世价值了。那个全球近似的统一 的文化，类似姜丝可乐一样不分彼此，姑谓之“球文化”。 书成型后，我将基本内容分送朋友征求意见，大家意见纷呈褒贬不一。 两位老朋友为本书肾上腺分泌亢进：斥我大脑进水，斥我自取其辱，半夜里与我辩论不已；教导我不 要卷入政治，不要妄谈民主，因为“本世纪中国人对民主仍然没有发言权”。看来，“我不同意的你的观点， 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境界，离我们还很远哩，“让人讲话”确实是一种不容易联系自己，不 容易拓展的胸怀。由此更加证明，民主问题确有深入研讨之必要。 事有例外，某个知名的自由主义朋友，看了我“民主胡同”前 10 条，他回复道：虽然你的基本观点 我很难认同，尤其是你斥责南方**“汉奸文人”的做法。但是，你能沉下心来认真读书，能把大块时间用 来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做法我是赞成的。你的锋芒让人愤怒，你的文采令人妒忌，你的存在搅了别人的美 梦„„ 本书原文是一顺水地写下来的，在博客试着上贴出部分以后，有读者反映文章太长，嫌不好读，建议 我还是把它写成对话形式的。好在基本内容本身即来自于热烈的对话场面，是头脑激荡思维碰撞的产物。 于是，笔者从善如流，将文章改回对话体。 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解，笔者难免失之浅薄，写到最后，仍然觉得很多话没有说透。这个题目实在是 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庞杂了，笔者心之有余力有不逮。但是，不管怎样，中国民主政治原理独立自在、 客观存在，并且不断复制、不断丰富乃为事实。故此，本人坚信，坚定地继续走自己的民主政治之路，方 为中国繁荣昌盛之正途。 此书付梓，承蒙诸多好友相助。忘年交何祚庥院士答应亲自撰写序言，老同学张伟杰先生提出了重要 的逆向评论，陈汉元、曹景行、陆天明、方舟子、黄慧琳、张颐武、孙哲、孔庆东、王旭明、梁宏达、张 召忠、乔梁、宋晓军、唐师曾、马未都、纪连海、赵忠祥、崔永元、白岩松、薛飞、康辉，台湾的凌峰大 哥、日本政论家加藤嘉一等分别写下了中肯的评语与热情的荐词。 借此机会，竭诚敬谢，感念之情，不尽一一。 岁在庚寅，五月十六，司马南于北京南锣鼓巷 （此为《民主胡同 40 条》一书后记，全书 35 万字） 返回目录〉〉 【政治体制改革】 孙锡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2，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3，中国由谁来主导政治体制改革？ 4，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出台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是为倒向西方作准备？ 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10，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治国方略，所以，不管干 什么事，做什么决策，决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改革也好，变革也罢，只要有法可依，自然顺理成章；只 要程序合法，自然行为正义。《宪法》是万法之源，任何法律法规决不能脱离《宪法》搞空中楼阁式创新。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关乎国家稳定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依法办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从过去到现在， 为什么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宪法》这根柱子不放，就是担心中国某些势力和某些精英头脑发热，搞一套 没有根基的“政改方案”，这样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目标，相反会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执政地位，甚至威胁 到国家安全和稳定。 既然有很多人一直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体制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那么，我 们不妨认认真真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重新品读一下，看看到底是《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落后 了，还是现实中国的经济体制偏离了宪法的正确轨道，如果真是我们的《宪法》规定有问题，那么就要先 启动修宪的程序，再推动《宪法》护航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认定《宪法》没问题，那么，“政改”改 什么、怎么改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违宪行事，即便在某些人看来非常民主 的西方国家，尊重《宪法》也是被视为珍重生命一样，《宪法》决不只是案头的摆设品，她是一个国家最 重要的国器，是震国之宝！如果说中国一定要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学会美国对《宪法》 的尊重和保持《宪法》稳定性的态度。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视而不见的人没有资格谈“政改”。 我认为：在有关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始终是宪政民主派与西方民主派的斗争，两者 的较量构成了现实的违宪与护宪两大主题任务。 下面，我想按《宪法》的章节顺序，节选部分与现行中国密切相关又若即若离的宪法条款，对比一下 社会现实，做一个简单比较，此处不作详实回答： 序言部分：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不能变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变色的，目前的中国到底是 姓资还是姓社？大家可以各表各意，至少有些问题是可以探讨的。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条再次明确告诉中国执政当局和全国人民，社会主义是根本制度，不要试图变色， “工人阶级 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这种提法是否在真实存于现实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是不是领导阶级？好象很难 这样讲了。工农联盟整体上已经沦为实事上的弱势群体，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早已经从工农联盟中脱离开 来了，资本家就更不在这个联盟中了，工农阶级已经完全与新兴资产阶级站在了对立面，这样的基础还能 作为基础吗？如果工农地位没有得到宪法层面上的保障，那么，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是不是缺乏阶级基 础？是不是缺少群众基础？按新时代精英的解释好象是这样说的：对工农阶级既强调民主，也强调专政， 最后归结为集中。这种说法我认为有违宪之嫌。中国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还 是确定把专政工具放到工农阶级身上？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这个条款非常好，如果真能得到执行，精英口中常喊的“民主”不就有了吗？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 会由选举产生，现在的代表为什么都集中在权贵、资本家和明星群体中呢？这是谁分配给他们的权力？都 是人民选上去的吗？我听说某些精英很喜欢西方的选举制度，我没有到美国选过议员，不知道好坏，但是， 我总是在考虑，现在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我们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搞，那再搞一套比现在更加民主的选举制 度不就更是摆看的吗？真能放开胆子让人民选举的话，不妨趁现在就开始选选看？相对的民主都不敢让人 民充分享受，却天天高喊更广泛民主，似乎有些“吹泡沫”的嫌疑。一些人口中的“政改”说来说去，核 心不就是民主吗？现在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力都要搞“回收制”，政改之后的民主就不怕再回收吗？原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蔡剑忠先生的看法是：中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出现大倒退，执行力度还比不上四十年前，要推 进民主，第一步是把现有的民主权力落实好。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违宪是要承受法律代价的，不是一件小事，但是，现实生活却大不一样，中国近 十年来制定的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都在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都在有意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 新 36 条”是否有私分国有企业之嫌？这些行为谁来制止？违宪责任谁来承担？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消 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一条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然而，今天中国国民经济的组成大致是什么样 的呢？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 GDP 超过 70%，随着国企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再过十年左右，公有制 会下降到占 GDP 不到 10%的水平。公有制、私有制和外商三大组成成分中，公有制已经退到最后一位了， 还算得上是经济主体吗？精英再怎么歪辩也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样的改革方向是按宪法原则指导下进行的 吗？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现在制定的政策到底是要消灭人剥 人还是要鼓励人剥削人，谁能给个正确答案？按我看，目标好象是深化人剥削人的制度，决不是消灭。要 说按劳分配就更谬以千里了，资本家怎么可能按劳分配？他的私产，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按不按劳分配 难道说“工农联盟”还能拿他怎么样？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矿藏还是全民所有吗？我看不然，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国企矿山贱卖私有化愈演愈烈， 外资控股的矿山资源也越来越多，全民所有已经只限于概念上的说法了，最大多数老百姓早已经被排除在 国家矿山的利益之外，唯一能参与的“利益”是当风险颇大的矿工，利润与他们是无关的。自然资源中只 要有经济价值的成分，基本上都成了资本家的盘中餐，不再是全民的了。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条款非常模糊，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人能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 什么能写到宪法中，原因很简单，权力说了算，权力说市场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那进宪法也就很自然了， 然而，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以“私有制”为背景和主体的经济体制，假若中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就 不适用市场经济，既然中国提出搞市场经济，说明宪法本身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公有制为主体就只能是 一种口号了，如果按照这种推理来看，消灭公有制也是有源可寻的，当然，如果中国决定就是要走资本主 义，我认为可以公开摆明观点，那样可以明正言顺地搞市场经济，不需要加什么“前缀”，在理论体系上， 从来都是有章可循的，不是中国人捏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没有错，但是，社 会主义不能什么都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当今中国，为什么出现如此混乱的经济局面和复杂的社会矛盾？理 论混乱是导致秩序混序的重要原因。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 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宪法的要求，本不应当成为地方分裂及政治论战的角逐地，然而，实事并非如此，上海、 广东等地以保护地方话为由，极力排斥普通话的推广，甚至有部份官员在公开媒体采访中以地方话应对， 有意制造地方分裂的痕迹，某些政客借语言保护操弄政治晋升之路，借语言划区捍卫地方政治势力，中央 要加大力度旗帜鲜明地推广普通话，而不是盲目推广英语，汉语反复被弱化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观。 弱化汉语、强化英语实际上也是为全盘西化作准备的，有些人把英语上升到科技立国的高度有误导之嫌， 懂英语与科技进步不成比例关系，越是无知的人越会强调这种理念。英语是工具，需要的人就是正面的， 不需要的人耗费资源就是负面的，全民强化是误国行为。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一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但中国的普通公民谁有言论自由？因言获 罪的案例绝不比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何时期要少，有人说现在可以乱讲话了，可以骂娘了，这些人都是没有
看到本质，你碰碰官老爷的利益看看，你乱讲话，你不是下岗，就是坐牢，平时的骂娘只能空骂，没有权 力捍卫到自己的利益，骂了也是白骂。很多人说在文革时期是不能乱讲话，谁敢说打倒毛主席，谁一定会 被打入牢房。现在呢？表面看，也许你在领导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是可以骂领导人，但是，你骂骂你的直接 领导看看？看你还怎么工作？今天骂人与文革骂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文革是不能骂最高领导人，现在 可以间接骂骂，但不管什么时候，骂最高领导人的话语多半是废话，因为他离你太远，跟你个人的利益不 直接挂钩，骂了没用，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不能骂与你本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导者，过去是可以骂的，如 果单位领导有问题，工农联盟可以把他们打倒，现在即便你知道你的领导浑身是屎，你也不敢公开与他对 抗，对抗你就死定了，你的利益也不可能有机会直接通过批评领导得到保证，这就是两个时期“口水权力” 的本质不同。最近几年，有些政治人物开始说要给人民讲话的权力，有很多人就讲话了，但是，这一次老 百姓又是太单纯了，他们没有理解“说话权”的背后含义，这里的人民实际是指政治人物，而不是普通人 民群众，政治人物的争论需要讲话空间，所以也要争取讲话权，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力。大家看到没 有，就是这两年，老百姓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了，人民权力大了吗？言论自由了吗？ 说到出版权，就更荒唐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政治书籍还在禁区，即便是全社会都清楚不过的 实事也不能写成书，你可以发牢骚，但就是不允许出版，这是掩耳盗铃呢还是．．．．．．？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力，自从某年以后就与人民几乎绝缘了，即使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正 义行动也会被有关部门围堵，他们希望老百姓永远也不要走上街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权力其实都曾 有过，但突然被收上去了，人民群众的“集会、游行、结社、示威四大权力”已经不如 100 年以前了，《宪 法》也不能帮助人民捍卫自己的权力。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对于这一条，我只想问一句：现在只要政府和开发商看中的地方，谁能保护得了自己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当今和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宪法这一条非常重要，没有任何人能与通信脱离关系，通信权和通信秘 密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权和人身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只要你稍微有点激进，只要你稍微得 罪了某官，你的聊天记录就被监控，你的 IP 就被监控，你的电话记录就被监控，现在不是政府接受人民监 督，而是政府监控人民。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 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 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信访事件的层出不穷也许是对这一条款的最大讽刺，多少人在当今法治社会中用社会黑势力方式来截 访？有多少人因信访而身陷牢房？有多少因信访而家破人亡？有多少信访者被被举报者打击报复？历史 上有哪个时期有如今这样诉冤无门的吗？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我猜想，有很多人提出政改就是要选国家主席嘛，现在是由全国人大“选”，政改后由谁选？有本质 区别不？如果有本质区别，宪法这一条就得先改，不改没法选。但是，如果要改，中国谁来主持？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 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 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按照宪法之规定，国家主席的权力跟国外总统的权力似乎是同一性质的，但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到底 处在什么位置至今是个谜？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从目前宪法的规定来看，司法不受行政干涉、不受个人干涉好象已经名存实亡，谁能解释个中原因？ 政改以后就能不干涉了吗？还是这帮政府官员，还是这帮权贵，谁能首先放弃司法干预权？大家都羡慕美 国的司法独立，中国宪法不是也规定得很好吗？不执行，再好的宪法又能怎么样？ 以上所列条款，并非是所有宪法失效条款，宪法不被尊重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列出了一些与 所谓“政改”相关的条款，寄希望以此来分析未来“政改”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凡属参与组织和实施政改 的政治人物及专家都必须首先对宪法进行再学习，抛弃现行《宪法》搞理想主义的政改，成功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即便完全与西方接轨了，也是与中国脱节的，不适应中国的政改毫无疑问是瞎折腾！ 二 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从官方到民间，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媒体，似乎大部 分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了解决中国尖锐矛盾的最锐利的工具，我也多次谈到过“政改”，但我对“政 改”的预期没有大家那么乐观，据我的观察，90%以上的老百姓其实也许并没有看懂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 什么回事，“政改”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更没几个人能够洞悉，本文我先不对“政改”下结论，到最后一 章我再下结论，我现在只是谈谈当前中国为什么热衷于搞“政改”。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 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 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 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大家注意：上面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和目标并非是一个很新鲜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政改” 已经将近快三十年了，但是，政治改革却越改越倒退，越改越僵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直爽一点 讲也许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样停滞和倒退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一次“政改”高潮 如期而至，我这样说可能还带有一点大道理的成分，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一点，我想此次政热潮的原因主 要集中在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与经济体制改革脱钩。 我这种提法与主流中国政治改革专家是不同的，官方人物通常表述为“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 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我为什么不这样表述呢？因为我不认为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滞步不前的根本原因， 近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都完全“经济化”了，任何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只有经济 是永远正确的，经济是整个国家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观点，更不符合真理标准，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发生碰撞，肯定是双方面都各自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违背了 社会主义大方向，完全资本主义化了，那么你怎么要求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这个时候单纯要求政治体 制转向实际上就涉及到要社会主义转向的问题，这又与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总方向”相抵触，所以，这 个时候再谈两者如何适应的问题，就要涉及到宪法原则问题，宪法不调整，政改自然不能前行，这就是为 什么政改快三十年了，还是无法推动的原因之一。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寄希望以经济体改革的名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种非常善良单纯 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中国的经济经过长时期变革以后，已经形成了“国有、私营和外资”三足鼎立的格 局，如果想以经济推动政治的话，很明显就涉及分权的问题，不要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 私有方和外资方作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们要么成为政治势力中的重要成分，要么就是中国政治矛盾 的严重阻力，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间接或直接干预政治，他们甚至可以用足够的工具打击国有经济 和中央政治权威，他们手上的隐形政治控制力已经逐步向西方政治模式跨越，他们用金钱来化解中央的政 策和政治作用，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是不可行的，上层建筑必须率先 作出准确判断和改革定位，保持双方的相对同步才能保证双方的和谐共处。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很高的国家，要想推动什么改革非常容易，没有什么经济力量能够阻止 中央的执行力，这有点想当然，表面上看中央确实集权度很高，领导人说什么下面念什么，媒体宣传什么， 赞歌也唱什么，但是，大家是否看到另一种背离现象：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也就只能停留在政策文本 上头，下面搞阴阳两套，能够落实的政策微乎其微。最典型的案例是房地产调控，中央每出一次政策，就
削弱一次政府形象，打击一次政治公信力，表面上看好象没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资方已经在 一步步地撬动共产党的地基，他们将一块块的砖头搬走，如果不有限度地约束好经济利益集团的挖墙脚行 动，迟早有一天会出大问题的。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脱钩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改”的原因之一，改革的视野不要只盯在政治体制上， 同时，也要盯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就要经济压倒一切，必须适时取消“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简单提法，为经济为中心了，其它的东西就必然只能服从经济，一旦经济改革方向走错，其 它改革也要跟着错下去，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形成“双约束”，只要人类社会“国家”的概念还存在， 政治和经济就需要双腿走路，偏废不得，迁就不得，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改革缓慢，并不是政治体制本身错 了，而是它在屈从于经济体制改革，它在迁就就经济体制。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决策核心层，几乎 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敢于挑战“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原则，否则就是与邓小平唱对台戏，就会失去资 改派的支持，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大家都把政治体制改革挂在口头上，不做实事，经济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至于经济改革方向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就留给理论专家去自圆其说吧。中国未来的政改之路，必须首先 解决两者脱钩的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谁向谁靠拢呢？目前只有一个标准——宪法。如果大部分国民认 为宪法也不行了，需要先修宪，那么国家就应当优先启动修宪程序，再启动政改程序。 第二个原因：推广西方世界认同的“普世价值观”。 什么叫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前面引述了共产党中央的官方内容，众多目标和概念的背后其实核心已经 集中到两个字“民主”上面，过去，也许大家没有把太多精力放在民主体制的改革上，但是，现在形势不 同了，香港的“政改”最后就是集中在“民主”这一个核心问题上面，中国大陆的政改能够脱离这一核心 吗？也许是很难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成功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流阶层已经盲目地接纳了西方民 主，即使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还是在“特别思想”的感召下接受了这个“普 世价值”；原因之二是中国政治人物的西方化已经形成趋势，中共及其它民主党派的大多数领导人物都逐 步带有西方的生活经历，思想上已经种下了西方民主的种子，这些种子现在还处在阳光不足的阶段，一旦 遮在他们头上的红盖头被撕掉，他们立刻会长出嫩芽，他们会在 90%以上国民处于政治文化极为贫瘠的情 况下率先立树成荫。 如果说只是部分亲西方人士作为西方民主斗士角色出现的话，那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的美国化变质，但 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高层有份量的人物也站在这个宣传平台上高呼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描淡写地看待中国 的西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苏联的政治氛围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戈尔巴乔夫式”亲西方政治人 物和民主精英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这部分人物既有政治工具，又有经济实力，还是宣传机器，“三 位一体”的战斗模式已经接近成形，他们的影响力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正在或者将要发动无数个跟随者和 旗鼓手，现在他们唯一要等的就是时机，时机一成熟，中国的“美国化”改革就要启动，从最近中国的一 些言论动态来看，我认为，中国某些人以拥抱西方的心态在谈政改，把中国的政改看成是对西方的一种承 诺和保证，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政改思路，也不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搞政改。我今天必须要提醒 的是，戈尔巴乔夫失败了，苏联失败了，某些人会不会成功呢？中国会不会成功呢？大家不妨等着看后面 的进展？有人也许认为，苏联可以分裂，中国又有什么好怕的？我想警告某些人：苏联跨了还是巨熊，中 国跨了就什么也不是，苏联分裂了，美国还怕俄国，中国分裂了，越南都不会怕中国了，要记住这一点！ 民主这个东西好不好呢？我也认为是很好的，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专门谈到中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的问题，也会阐明我对中国走民主之路的一些看法。 第三个原因：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未来中国政治走向本身的需要。 什么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之核心其实就是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一句话就是 政治民主的问题。当前中国很多人吵着要政改，理由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只是政治层面 之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真正想搞政改的政治人物，背后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新中国未来政治人物上、下、更、 替的模式，做好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分配方案。而跟在政治人物背后吵着闹着要政改的普通人民大多数是 幻想享受民主权力的一群体理想主义者和无知附从者。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没有制定好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更替方案，“安排”
是前六十年中国政治人物的大原则，国家领导人的更替是“安排”，地方各级政治人物的上下更替都是“安 排”，民主选举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多半是形式主义，即便毛泽东曾经在中低层搞过较为广泛认真的选举， 但是，因为上层的“安排”程序注定了整个民主程序无法健康走下去，邓小平时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完 全趋于“安排制”了。 从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来看，“安排制”未必是最坏的东西，但也谈不上是很好的东西，“安排”能否 服从、能否有效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权威和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但是，毛泽东、邓小平都注定只是中国 历史中的历史符号，他们不可能“安排”好中国的世世代代，他们管不了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越往后面 发展，现任领导人越是不能“安排”好下一任领导人，因为，不管在哪一级，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魅力都 必定是逐步消退的，他们无法在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前提下为后任提供足够的权力支持，甚至有可能产生新 旧权力之间的相互损耗，这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相适应的，改革势在必行，“安排制”向“选举制” 转变是必经之路。但是，要做到这种转变，又必须要回到宪法的大框架之下，因为现行《宪法》对党、政、 军、人大、政协等权力架构的产生都有明确的论述，有些程序明显与选举程序是不相符的，那么要想顺利 通过政改方案，仍然是需要先理顺《宪法》与《选举法》的关系。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做好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分配方案呢？既然民主是大家想象中最 好的行使政治权力的手段，怎么中国的政改又会变成“政治分配”呢？我要告诉大家，民主其实也是政治 分配，美国也不例外，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罢，都是靠各自的利益集团在支撑，选民选举的结果实际上 利益集团决战的结果，中国未来的政治分配如果按资改派的设计也会走向这个方向，现行中国已经由原来 的无产阶级专家的国家演变成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三分天下的格局，资产阶级成了领导 阶级，无产阶级（工农阶级）处于被领导地位，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产阶级。未来中国的政治力量角逐的 战场就是这三个战场，政治利益的分配也会在三者中间以相对平衡的方式解决，如果说中国要推出政改方 案的话，毫无疑问会围绕这三个阶级的平衡上做文章，没有人能够做出纯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除非有一 种情况出现：中国经济上重新回归社会主义原则立场。 上面谈到的三个原因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认清了主要矛盾，我们就知道如何 解决矛盾，认清了主要原因，我们就能看清未来政改的方向是对是错，老百姓多半没有机会和权力参与政 改，但是，有权力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政改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回避社会主要矛盾搞单相思的政改注定是 要遭遇挫折的。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底由谁主导？ 一般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是在建国时由《宪法》规定好的，很少进行大的改动，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修改宪法，改革政治体 制，中国进入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后，邓小平先生为了推动经济转型，也提出了中国式政治体制改革，目的 是让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但是，象邓小平这样具体绝对威望的政治人物也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 的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归结起来非常复杂，我想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无法绕开《宪法》的框架，中国共产党 可以不执行宪法的部分条款，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撇开《宪法》不管，所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决不是单 个人或者单一政治力量可以做到的事情。 目前，为什么中国政治层面“政改”呼声如此之强烈，主要原因我看不在于有谁有信心能够做得好这 件事，更多的是在于表达一种政治态度，也许是一种政治主导权之争，在混乱的“政改”声音背后，我们 并没有看出来有谁能够完全可以承担起政治体制改革大任。 国务院有关人员近两年对政改的呼声最高，国内讲，国际上讲得更多，似乎有独揽政改主导权之意， 从近期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也能感觉出中国的“政改”有点变味了，部分人可能试图借助国际（尤其是 西方）宣传工具来推动中国的国内事务，国内群众在网络及民间讨论中，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清楚政治人物 口中的“政改”与人民群众期待的“政改”有何区别，这里面的交叉点到底有多少更没有几个能洞悉，绝 大部分网友的跟风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不如说是初级盲动主义，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在没有推出明确 “政改方案”的条件下谈论政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说国务院能够推出某种供人民讨论的“政改讨论 版本”，那么发表意见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实事上国务院办不到这件事，为什么呢？国务院的领导是 由国家主席提名的结果，“政改”的核心要点又是领导制度，自己的任命权在国家元首手上，难道说国务 院还能反过来主导国家元首和党最高领导的人事改革吗？至少从目前中国宪法的规定来看是不可能实现
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与国家元首是实质上的国家最高权力领导，不是虚拟领导，也不是象征性 元首，从这个意义讲，国务院想突破《宪法》框架来另立一套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说来，国务 院是不可能来主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政府部门却是喊得最响的部门，为什么？怎么判断局势？大家 不妨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从宪法角度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理当承担政治改革的议 事中心，或者说担当政治体制改革的执行者，至少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最活跃的人物， 然而，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大代表却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和沉默，这里面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问题，首先， 代表们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具备或者说不敢成为政治改革的发起者，他们的政治顾虑和个人 顾虑太多，或许还带有相当多的个人私心；其次，全国人大是权力机构，不是权力核心，他们只能成议事 场，不能成为政治体制的倡导者，他们无法成为真正引领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最后，我认为权责不分也 是重要原因，全国人大对宪法的执行应当负有检查和监督作用，有权对任何违宪行为提出意见和要求更正， 但是，多年来，全国人大并没行使自己的权力，当然也就不会承担整个违宪的代价，连国家根本大法都可 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寄希望它在政治上做出大动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全国人大看来不可能成为政 治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最后，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导“政改”的可能性，从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宪法》赋予 的权力来看，我个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才能够承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角色，中国共产党是 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建国以后就确定领导地位的政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社会制度的建 立和完善都是由共产党主导的，符合程序的政治改革主导者毫无疑问应当是党中央，但是，令人有点捉摸 不清的是：党的高层和研究机构在“政改”宣传上的力度似乎并没有国务院那么强烈，并且，共产党所谈 的政改方向与国务院所谈的方向似乎也并非完全合拍，中国共产党好象并不急于完全走西方化道路，并非 想完全照搬西方民主一整套模式，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却采用了完全与西方接轨的做法，党政运行轨道方 向上并不平行，我想这不仅仅是观念分歧问题，更多的是路线分歧，如果不想在政改之前引起思想混乱的 话，党政部门应当尽快协调统一，以免留下政治斗争的不和谐痕迹。 中国共产党主导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能事情变得简单，因为共产党既是改革的主导者，又是被改革的 主体，两者的同一性就决定了改革的难度，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对自己动刀子，共产党手握刀子往哪里动， 力度有多大都非常值得关注，敢不敢对社会主义宪法动刀子？如果不敢动现行《宪法》，敢不敢把经济违 宪部分拉回到宪法轨道？敢不敢对从上到下的“领导产生方式”动刀子？敢不敢对党政关系和权力分配动 刀子？敢不敢对全国人大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动刀子？敢不敢让司法独立出去？敢不敢真正做到“一 人一票制”？选举制度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搞的必要。上面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政 治体制改革过程的难点，也是共产党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部分，都是一块块肉，怎么割舍？怎么保护？ 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到底有多急也许不能简单地以经济矛盾来评判，最重要的评判指标应当是整个 社会的和谐指数和未来中国长久的需要，政治改革的方向性指标是人民的幸福，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导者应 当主动承担国家大任，不要被某些方面逼着往前走，更不能留下“政治惰性”的坏形象，政治改革怎么改 由主导者说了算，不是由“积极分子”说了算，主导者要主动走，不要被推着走。 四 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质变过程，都需要主观和客观的环境支撑，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治体 制改革也是一样，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他们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属于一种主观动力，但是，改革的 根本目的决不是仅仅为了政治运作的少部分人，而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广大老百姓是共产党推广政治 改革的客观环境，没有这个环境的支撑，没有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能够有效实施改革抱负。 谈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我敢肯定地说，中国的老百姓当中，还不到 1%的人真正 了解什么叫“政治体制”？更别谈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了，近三十几年来，绝大老百姓都远离了政治， 1989 年以后，人们甚至对政治产生恐惧和厌恶情绪，政治基本上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搞政治的人可以通 过政治操弄获得经济改革的厚重的利益成果，而普通民众往往只能成为政治场中的玩偶，包括选举权在内 的各种宪法赋予的权力都与他们渐行渐远，偶尔少数人想突破政治壁垒参与游戏，最后多半被强大的排斥 力挡在外面，他们很难进入圈子内部。 中国如果真要下定决心搞突破现行宪法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绝对不行，只要程序合法，改改未必不
好，但是，99%的中国人不懂政治体制，让少数人来推动改革与玩弄人民的感情又有何区别？在我看来， 中国在推动实质性政改之前务必要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重新唤醒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重新辅导好中 国人民的政治文化。在一个政治文化贫瘠的土壤里播撒西方民主的种子未必能够成活，当然，有些人也许 会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民主，不是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好，就算不是照搬，先把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给老百姓辅导一下也行嘛。 人类的消费需求有层次论一说，生存的需求处于最低层级，文化消费在人类消费需求中是最高的层级， 同样，文化本身又具有二次分级的问题，认知文化是最低的层级，政治文化则是文化需求中最高的一级， 中国人从整体上说还处在比最低层级还落后几十年的水平，距离最高级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漫 长也注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复杂艰难。我以个人名义，想先于执政党给人民进行一下最简单的政治文化辅 导，希望能让部分老百姓的头脑中有一点痕迹性的东西留存，便于今后政治高潮的到来有点准备。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 投射形式。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 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 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国现在最为突出的 问题就是两者均落后，两者均互不适应。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 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 径。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过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却历 史久远。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专门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 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 法国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56 年，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研究人们 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过度 ,而人类的行为一定会受思想意识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动因的指导 ,所以 必须深入研究 ,找到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 ,他将之称为导向。在以后的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应 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系统研究和分析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 政治态度，并于 1963 年出版《公民文化》。该书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被视为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后，许多政治学家转向政治文化研究，他们通过社会调查，采用随机抽 样、访谈、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展开更加广泛的比较研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与现代 化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为跨国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根据阿尔蒙德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 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 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 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 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 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 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做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 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 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 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政治价 值观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政治文化不同于公众舆论或民意，前者具有稳定性， 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 生的一时性的反应。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使一国 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 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 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进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 文化的变化最终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一 般与政治制度性结构安排相匹配。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 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 件． 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政治文化 的评价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是指人民对于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 认识．它构成了人们对政治体系进行判断以及选择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基础．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是 指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感情．政治情感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系统活动或政治实践所 持有的一种直观的评价．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是指人们依据一套他们认为是正确和合理的准则，信条， 或明确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进行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的心理过程两部分． 中国为什么没有正常的政治文化？因为中国的官方政治过于浓厚，并且排斥民意政治，缺少人民参与， 政治成了政客间的内部文化，有很强的排外性，曾经一度的全民政治突然降温至全民政治冰川纪，中间甚 至连个缓冲的阶段都没有，政治文化被死死地按在国门之外，80、90 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接受基础 性的政治课程，他们绝大多数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官场斗争，而不是正常生活，即使在官场也缺少 现代政治文化，多半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吏治文化，腐朽不堪，并且比封建时代还要糜烂，如果不对全体 中国人重新补上政治文化课程，中国就不可能走向政治文明！ 其实如果从新中国算起，中国也不是从来都没有政治文化，从 1949 到 1976，中国有过自己的政治文 化，虽然这种文化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点燃了，政治头脑也被武装了， 有很长时间出现过“泛政治化”倾向，终究比政治赤贫还是好些，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离开不政治的，每个 普通者百姓都将会是政治的参与者，所以，接受政治文化的辅导之后，我们必须思考中国自己的政治历史 和政治未来！ 整个中共执政团队还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有很多身居 高位的人甚至也是政治赤贫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人物本身的文化辅导也跟普 通人民是同样重要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不是一两天获得了，是一个长期开放政治环境下相互学习相互 提高的过程，最后与科技文明一起共同促成了经济革命。反观中国，在没有任何环境支撑的情况，试图用 经济高速发展来实现“一好百好”的单纯想法已经越来越接近碰壁了，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政治文明 也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中国所有关心政治走向的人都必须沉下心来关心一下整个国民的政治文化辅导的 大问题，只有把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人民才能用最好的方式参与到政改进程中去，只有人民理解 了上层政治改革的合理性才会支持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对于普通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也 是适用的，请执政党重视她！ 五 中国执政高层和权力机构会推出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个常规的认识：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必须在做事之前做好计划或者规 划，至少得先做个准备。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想改革没有错，天天呼喊也没有错，但是， 事情到了火燃眉毛的时候，老百姓连“政改方案”的底本都没看见，一大帮人都成天在网上跟着瞎起哄， 连哄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啊？再退一步讲，就算现在有关方面无法拿出可供讨论的政改方案， 因为最高层可能没有达到一致，但是，至少可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够象香港市民一样先自己凑合凑合 嘛，说不定老百姓可以先讨论出很多的“政改版本”，有了这些版本说不定能减少政改主导层的很多麻烦， 经过浓缩以后，说不定可以成为几种相对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层讨论版本，香港市民能整出中央认可的“政 改方案”，大陆十三亿多人难道就整不出？ 香港的“政改方案”核心内容就是行政首长的选举问题，其它都是附属问题，大陆政改是不是也基于 这样的出发点呢？不妨由某些方面划定出核心区域，以便人民发挥想象力。过去，中共提出的政改目标非 常含糊且不具备操作性，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
大人民的积极性作为政改三大目标有点让人感觉做官样文章的味道，也有说套话之嫌，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人能够写得出象样的政改方案，要解决这个大矛盾，就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在我看来，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两个选择：一是修改宪法中的选举制度，让政治体制来靠拢经济体制，走西方国家的政 治模式；另一个方向就是及时校正经济体制的偏向，尽快回归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轨道，用社会主义政 治模式搞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管是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还是回归中国宪法规定的道路，凡属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归根到底都 是选举领导干部的问题，都是政治参与的问题，都是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的权力和义务问题，也就是说， 我们在讨论政改方案时就只需要讨论最核心的选举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把中国的选举制度推进到一个完全合理的程序轨道，中间产生了 很多偏差和问题，甚至出现了违宪情况，党和政府的中高层领导都没有纳入到正确的选举制度当中，在邓 小平时代，中国的选举制曾经短暂地扩大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嘎然而止，选举 制度退回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状态，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分配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中国宪法 规定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模式，这种“特色选举模式”已经逐步演变成政治怪胎，有政治分脏的感 觉，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操弄下去了，这样下去根本就不是政治与经济是否相适应的问题，而是回归到 封建时代的超级愚昧的落后政治。 如果中国最高领导团队最终决定采用西方的选举制，我想在未来的“政改方案”推出之前必须做好几 件大事：首先，全国人大必须启动修宪程序，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一步，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 干出公然全面违背宪法的重大事件，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愚昧到这个程度；其次，重新制定《选举法》， 如果有新《宪法》支撑的情况下就可以启动新选举法的制定程序，只有一部完整的新《选举法》才能保证 每个有选举权的人能够站到投票箱前，即便是中国学不会西方那一整套东西，就象阿富汗一样，形式上还 得象模象样，否则，与大国形象会不相适应；最后，区域规划调整的问题，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懂我为什么 要提出这一条来，并且我认为这一条是最重大的课题，如果按照现行的行政选举区划来搞西方式选举，不 出十年，中国必然要产生大分裂，后果会比前苏联严重十倍，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定将发生的必然事件。 中共执政高层，如果能在政改之前做好这三件事情，我不反对中国探索一下西方的民主模式，如果做 不好这三件事就请在政改问题上另辟蹊径，一条走不通的路闭着眼睛往下走，只能撞得头破血流，没有任 何其它的好结果。 即便是中共不打算照搬西方选举制度，仍然按照中国宪法的原则行事，“政改”之路也是要进行的， 一方面原因是现在行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变形，与宪法要求的体制相差甚远，虽然不能说是颠覆，但是， 走偏的角度很大，必须要校正，另一方面来讲，现行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中有关选举的内容从来都没有得 到完全的执行过，从来都没有让最大多数老百姓满意过，从来都没有形成一整套具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 选举制，选民基本上都是看客的地位。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在宪法的原则指导下，通过全国人 民共同努力制定一套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改方案”是完全有必要的，不是多余的程序，我从不认为毛 泽东时代的选举制度是完美的，以后的时代就更不用讲了，究其原因还是没有真正重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 力，现在，是到了还选举权于人民的时代了。 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搞政改的好处在哪里呢？首先它不会动摇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会继续保持 社会主义属性；其次，它可以逐步调整中国经济体制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较大的成分，用政治的力量纠政 治经济工作中的偏向，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最大发展；最后，在不改动宪法的情况下，政改方案 可以更多地集中在选举法的重新制定上，无须过多地走全国总动员的程序。 无论是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还是启动新的中国选举模式，有一种东西都是不可或者的，那就是“选举 文化”，选举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是民主政治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人文元素，在制度还没有形 成框架之前，我认为，不妨在选举文化上尽快作些创新，使文化走在制度前面，没有一个好的选举文化， 民主有时候也会变成冲突和对立，中国台湾地区的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撕裂社会、撕裂族群的选举，印度 的的选举也是一种族群利益冲突很严重的选举，古老的中国大陆也是族群林立，不能保证大陆的选举就不 会演变成地区对立、族群对立的选举，所以，我们应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国民灌输一种理性的选举 文化、高尚的选举文化。在培养选民的同时还要培养政治精英们的演讲文化，政治人物要有向公众公开表 达政见的能力和胆识。
据我目前的观察，中共高层之中亲西方人士已经逐步占据上风，国内外媒体的焦点也大都集中在亲西 方人士身上，只要有机会，就会有人借用西方力量催促中央下定决心搞政改，这种“内挤外压”式的政治 环境已经让中国的政治力量角逐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选择期，最后的“政改方案”有可能是政治力量斗争的 产物，谁是胜利者，谁的“政改版本”就是最后的方案，失败的一方必须面对现实缴檄投降。“政改方案” 的难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政治角力难决高下的一个判断指标，只要能相持下去，就不会就任何版本面 世，因为谁也不愿意因此彻底丧失中国政治的角斗场。 六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无论何种改革，都有它的目的性，都会有目标和任务，在众多的任务中，又会有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 判断一项改革是否是动真格还是喊口号主要指标就是看它是否设有必须完成的最重要使命，如果某种改革 提出一大堆同等重要的任务，那这种改革多半是为某种具体政治意愿服务的，不是做真的改革，如果涉及 到体制上的改革就更加要有优先项，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第一要务是什么必须明确，近三十多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了很多目标任务，但党和政府确立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所有制转变”，怎么转 换？简单一点讲就是逐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以私有制为主体带有资本主义属性 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正式政策文件中没有得到体现，但实际执行是样这操作的，这种大跨度转变是在一种 “不争论思想”的指导下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特色式改革，“不争论”就是不允许讨论“姓资 姓社”的问题，只要求扎实地推进私有化过程，不强调表达上和法理上的明正言顺。 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样一个只做不说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所有制主体的大转换，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讲 应当说一种不小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为中国埋下了许许多多的定时炸弹和不稳定因素，制造了社会 的不和谐因素，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受到了利益上的巨大侵害，尤其是让中国偏离了宪法轨道，政治体制与 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也是引起社会广泛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怪大 部分群众不懂政治，因为毕竟大部分人不可能深入研究政治问题，本来是经济体制出现了错误，现在反过 来怪政治体制障碍了经济体制，为什么不探究经济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 指导下，只能引导群众怀疑政治体制，不能引导人民反思经济体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经济体制 改革还要更进一步偏离中国现行宪法的轨道，最后留给国人讨论的话题不得不集中到政治体制改革上面 来，所以，不管你愿意与否，你必须用尽心思思考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 人士都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归纳起来讲，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大 部分执政阶层希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实现政治与经济双体制的资本主义化，为中国全 面私有化保驾护航。“新国 36 条”的出台实际早已经预示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难按社会主义宪法为 基础了，因为它的出台完全是以私分中国为目的的，完全是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政策工具，一边喊 “政改”，一边加快私有化进程，大家想想看，政改的任务是什么？ 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文献来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应当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 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也就是说中央搞政改的出发点是发展民主，但是， 又不愿意反思经济体制，这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政治和经济的冲突，但又没有人敢动宪法，最后就不可调和 了，回过头来又折腾要政改，重新提一次全民性口号，难道这一次能结出点什么硕果？如果在政治阶层的 运作下，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改造，中国是否就能够踏上顺利发展的快速车道呢？我看未 必。 在我看来，私有化和全盘西化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会给中国增加更多的乱源，尽管也许已经 无法改变中国私有化的大方向，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如果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丧失了，中国永远都 不可能实现和谐稳定。 我本人从来都不是一个 100%公有制的捍卫者，我一直主张部分商业领域和部分工业领域应当允许私 企介入，这也许会造成一些人的不理解，但是，我是绝对不支持私企对社会公共事业的介入，对国家战略 行业也不支持私企介入，这与对公和私的偏好没有任何关系，我只关心公共事业对中国老百姓的安全问题， 什么叫社会公共事业？谁是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主体？政府拿着老百姓的税收不做公共事业干什么用？ 公共事业和所有的国企都将可能很快的时期内被私分掉。能分享这杯羹的决非是老百姓，谁是受益者，大 家心里都明白！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保护好公有制在国计民生项目上的国有化地位，中国的政改就缺乏 正义性，很有可能只得到少数人支持，虽然刚开始领到选票的选民会有一阵子热情，但从中长期来看注定
是要受到抵制的，政治人物的眼光不应当只盯在个人任内的政绩和评价，必须以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来 审视政治体制的严肃性。 有关中国私有化进程的问题，我不想就最近的某些新政策作出点评，因为我早已经知道中国贫富差距 继续拉大的根源在哪里，已经知道国有资产是如何在某些人的精心设计下被私分的，而且彻底“私分中国” 也成了部分人最后一个要完成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有两个非常动听的理由：一是打破垄断；一是保 证民生。这两个理由非常诡异，因为在现实的国民心中都非常痛恨国有垄断企业，另一方面都非常渴望改 善民生，绝大部分国民还象我几前就提到的那样，每次改革之前都会在“美妙的口号”之下无知的为某些 人喝彩，这一次还是不例外，当然，要验证这样的无知还得五到十年的时间，改革的前几年，某些人还会 成为改革的英雄，当某一天普通群众知道自己成为受害者之后，人家早已经没有机会承担责任了，医改、 教改、房改，股改等等政策，最后都只造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至今 为止中国老百姓都没有从国企改制和私有化当中得到任何好处，4000 万下岗工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补 偿。 我说私有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对私有制有仇恨，而是对人性的一种理性思考，私企老板不 是慈善事业的老板，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他们的眼光永远都是盯在百姓身上，举个例子来讲： 近几年来，有一项公共事业，大家心中是非常有数的，那就是城市自来水供应，政府已经不是该项公共事 业的主体和为民办事的掌门人，而是彻底沦为了企业的看门狗，“听证会”完全变成了“涨价会”，涨多涨 少都是一个演戏的过程罢了，终究会持续涨下去的，一部分城市水价的上涨是由于政府将经营权转手给外 资造成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要从公共事业中谋取超额利润。中国目前至少有三十个以上的大城市自来 水供应由外资大企业控制，水务作为中国公用事业尚未完全开发的“黄金产业”，如今已经成为外资逐鹿 的战场。投资中国的自来水厂具有高达１２％至１８％的回报率。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也证实，外商在中 国投资的所有产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产业是自来水厂。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外资水务公司在中国掀起了并 购狂潮，其中尤以威立雅最为引人注目。自１９９２年进入中国以来，威立雅先后拿下了天津、上海、北 京、成都、昆明、珠海、乌鲁木齐、青岛、邯郸、宝鸡、遵义、呼和浩特、常州、兰州、海口、扬州等遍 及全国各大地区主要城市的２５个水务项目，经营期限一律在２０年到３０年之间（有的还可以协商延 续），所占股权份额均接近或等于绝对控股的５０％。为什么公用事业被政府无情抛弃引入外国管理者， 这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执政为民”的理念问题，近几年来水价的疯狂上涨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约 用水，实际并没有起到丝毫节约用水的作用，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供水企业捞钱，政府退出公用事业本身就 很不负责任，民生问题弃之不管那要政府干什么？政府难道是用来为自来水涨价做靠山的吗？政府的听证 会已经沦为涨价会，老百姓意见非常大，但也就是意见而已，没有真正触动任何利益方，未来的生活用水 成本将会上涨得越来越快，随着国际资本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深，人民必将成为其垄断资本的吸血场，再重 复一遍：涨水价不是真的为了节约用水，而是为了资本家的口袋。其它城市也正在不断地遭受这种清洗， 外资的每一次清洗过程首先都是从私有化开始的，有些政府为了回避政府责任或者说涉及到某些权势力人 物的个人私利，将政府原来控制的供水企业部分进一步私有化，得到好处的私企并非真心想做好企业（能 得到此种好处的决不是普通百姓，没有相当的官方背景是很难的），他们在得到政府的廉价资产后必须急 忙找到新的主子，于是把目交锁定到外资身上，而成熟的跨国企业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公共事业的参与机 会，他们甚至愿意开出比出卖者更高的价钱得到参与权，他们的眼光与中国私人老板（有可能背后就是政 客）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是长远的控制力，而中国私企的眼光是捞一把就走，中国公共事 业私有化越彻底，外企控制中国人民生活的步伐就越快，为了配合接收中国公共事业的内部政策，西方国 家近几年来非常强硬地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中国政府让步，而中国政府也非常配合地渐行渐近了， 也许大家都痛恨清朝政府的无能统治者，我告诉大家，实际上清政府这一点比现在做得都更好，在十八世 纪，清朝政府就明确拒绝欧洲诸国介入中国公共事业，现在却挺不住了，并且还要主动的为他做嫁衣，动 机何在？ 有人可能会说，私企接手公共事业示必更坏，说不定还会更好，国外不也有私企参与公共事业的吗？ 我想这些人都太天真了，回首这三十几年的与世接轨，中国能把哪一本外国经念正了？有哪一次接轨不是 中国老百姓受害？奴性的理念从来都是这几十年的主旋律，国企做得不好，老百姓可以狠批，政府也可以 打压，但是，外资做得不好的，有谁放过屁？有谁对洋主子吱过声？中国政府明知现在中国已经不缺钱了，
已经完全不需要盲目地招商引资了，但是，为了继续充当“世界第一引资国”的老大，近乎疯狂地痴迷外 资，外资得到的不仅仅是“超国民待遇”，得到的是控制中国人民生活的生命线，大家仔细清理一下自己 的头脑，你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人近几年非常活跃，茅于轼、陈志武、谢国忠等人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将中 国彻底私分，越彻底越好，如今回想起来是很值得回味的，他们不是乱叫的，他们是得到了首肯和支持的， 如今他们的愿意正在兑现，“新 36 条”已经在为他们的呼喊作注解，离最终实现只差一步之遥，彻底“私 分中国”已经是既定中的事了，如果没有人阻止的话，老百姓的苦日子十年以后见。私企和外企的进入， 他们不是来帮助中国人改善民生的，他们不是慈善家，如果是，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把慈善留在自己的国家， 用不着到中国来搞国际主义，任何外资进入的初期都是以“赌场庄家”的手法玩弄老百姓的，但最后他会 把包袱扔给政府，把垄断利润压榨点选在百姓身上，每一次私有化过程都政府包袱加重的过程，或者是老 百姓受害的过程，几十年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投入贱卖以后还要把社会就业的负担扔给政府，企业看起 来是有效益了，其实效益的背后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在支撑，私有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承压越大，失业的 人数越多，最后就是恶性循环。 中国是一个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度，一方面无数个政治人物天天高喊“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高喊这 些口号的人天天在琢磨着如何把自己变成资本主义，想做的事偏偏不喊，不想做的事天天挂在嘴上，所以， 这很容易产生两个负面影响：对外来讲，中国政治人物有不敢讲真话的形象，没有政治诚信；对内，老百 姓很难相信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因为他们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反，群众最后只能反着理解。 有很多人对国有企业表示愤怒，我也有很多不满，也批评过他们，但是，我认为相比之下，国有企业 比私企还是更加正面，不妨作一个简单分析：1978 年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开始受到怀疑，国有企业 开始面临危机了，新的时代，“私有制”被内定为最时髦的发展模式，国企解体成为被内定的大方向，资 本主义正式被纳入中国必须要走的回头路，“国家制度决定人民命运”，要想资本主义能顺利推进，第一必 然是要搞跨国企，只有“公”的被颠覆，“私”的才有发展空间，要想颠覆“公”的，必然要找出合法的 理由，于是，“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资是按年头涨，福利是按人头发， 每个企业都养着一大批闲人、懒人、庸人和散人，不仅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而且直接影响了生产者和管 理者的积极性。”就成了国企的画像，也成了打击的对象，我记得当年我还是在读大学，院系组织大学生 讨论砸掉“铁饭碗”的国家决策，同学们都热血沸腾，高呼万岁，同赞英明决策，都以为砸了铁饭碗，能 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能激发产业活力，殊不知砸来砸去，很多同学的父母最后都成了被砸的对象，等你 反应过来之后已经晚了，谁也不会再来给你申诉的权力，给几个小钱回家去吧，你能怎么办？所以，我想 来想去，政府敢公开砸人民的饭碗实际上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不明真相，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 政治愚昧，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善良。 戴在国企头上的“低效、懒散、亏损”的帽子是不是完全属实呢？我不敢完全否定，但是，经过我对 很多国企的一些老人进行调查得知，总体情况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以前，所有的国企都可以说是积极向 上的，几乎所有的干部、工人都是为企业拼命的，那时候的人不敢偷懒，不愿意偷懒，人人都有自己的比 拼劲，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八十年代初，一系列自由散漫的所谓西方思想注入到整个国家以后， 人们开始羡慕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一度在所有国企中成为笑话和抛弃的对象，人们热衷于把 精力放在干私活上，人们不再把奉献精神留在国企，只要有机会，大家想方设法到外面找事发财，那个年 代是有钱就无比光荣的有面子的事，金钱决定一切，“万元户”是目标，大量的国企人员开始变着法子从 国企里掏工具、偷材料、卖技术，有些更加“聪明”一点的领导开始跟私人老板合谋挖空企业，开始在企 业内部制造分裂，管理责任心完全抛弃，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企业的领导者出了大问题， 国有企业不可能不出问题，可以毫不隐讳地讲，有很多高层领导是希望国企跨掉的，只有跨掉，他们才能 名正言顺地改造、改制国企，才能合法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的“低效、懒散、亏损”原因不在国企本 身，而在于一些引导性的政策使然，这种趋势到现在还没有消停，有些人还想把国家最根本的特大型国家 企业私分掉，他们正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谎言来为肢解国企作准备，如果当局视而不见，资改派会取得 最终的胜利。 有人以为，国企不赚钱还有福利太不合理了，国企老总拿着高薪也让不少人不满，跟着资改派起哄， 大家都认为私企赚钱、高效，实际上，如果大家动动脑筋就知道很有问题，不妨分析给大家听听：举个例 子来看，一个产值 10 亿的国企与一个产值 10 亿的私企，国企利润为 1 个亿，私企利润为 2 个亿，国企员
工为 2000 人，私企员工为 1000 人，国企平均工资（加福利）30000 元/年，私企员工平均工资（一般无福 利）20000 元，国企老总年薪 50 万元，私企老板赚多少得多少。各位看看，国企老总拿得再高，不可能把 赚下来的钱都算到自己头上吧？私企呢？赚多少都是自己的，与国家和职工无关，这对于社会和企业的贡 献来说到底哪个有利？再看看利润，看起来国企没有私企赚钱，但是，国企有什么好处，社会效益大，安 排就业多，员工福利和薪水有保证，并且，国企不能随意开除、辞退员工，私企则是老板说了算，开除了 你连争取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另外，国企员工的各种保险是按国家政策上交的，退休生病相对比私企有保 障，即使相比公务员有差距，也比私企的不闻不问要好得多。为什么很多老百姓会跟着资本家起哄围攻国 企呢？主要还是中国的各种主流媒体现在都被资改派把持，都被“以私有制为理想价值观”的精英把持， 普通老百姓大多数只能被洗脑，只能人云亦云，他们不知道私有制对于一个十三亿多人的大国意味着什 么？他们不知道资本家的核心价值就是钱，他们不知道把自己交给资本家后的变数在哪里。当然私企也不 是万恶的，不是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国企来做，一些技术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可以交给私企去做，这 些企业人才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素质相当，有相当强的互动能力，对社会的贡献也相对较大，对优化 产业结构是有很大好处的，国企与私企必须做到合理分工，不要打击一片、扶持另一片，用平等的政策对 待所有企业是最好的引导方式。 如果中国现在还能按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完全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话，中国的公共事业还是非常有生 命力的，也是能够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共事业必须由政府来做，有些部门、有些 人一边高喊科学发展观，另一边彻底搞私有化，认为“一私就灵”，认为“市场是万能钥匙”，阴奉阳为的 执行科学发展观，一知半解地理解历史，一知半解地解读历史，一知半解地运用市场，到头来搬起石头砸 老百姓的脚。中央要清醒，私有化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只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还给人民，各项 事业都顺利得多。 再回过头来分析此次政治体制热潮，我们基本可以对某些人的设想下个结论：改革的最重要任务不是 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而是把私有化进行到底，为私有化保驾护航。胡总书记一直比较严谨，一直比较讲 究依法治国，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识破政治风云中的诡异之处，一定会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 结合起来进行一次综合性改革，我迫切期待理想局面的出现！。 七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 展。也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长期存在，只要宪法没修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试图动 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允许的，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坚定维护者和 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反对任何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行 动。 过去，中国的刑法中对反党反国是有明确定罪条款的，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反党定罪条款了，国内外 一些处心积累想搞垮共产党的人已经不在少数了，有些人甚至就藏在共产党内部和级别很高的层级，这些 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敌对份子掌握了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和劣势所在，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党内工作优势窃取 了不少国家秘密，这些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对共产党政权扔出一串威力极大的原子弹，不搞垮共产党， 也会导致伤筋动骨的残废，我们时刻都要记住党内的阴谋份子是永远存在的，是不可不防的。 过去，共产党提防颠覆政权的主要对手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然而，时至今日，也许国内的反党分 子比美帝更可怕，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西方的和平演变，他们主动地倒向了西方，他们所做所想都是为最后 拥抱西方作准备，从表面上看，也许他们行使的都是合法工具，但是，他们一边高喊共产党万岁，一边做 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一些积累民怨的事情，做一些影响党的形象的事情，做一些挖共产党墙脚的事情， 即便是民生项目，他们都可以做很多隐性文章，表面看，他们的出发点是改善民生，但实际执行起来是损 害民生，最后就造成一个结果：共产党政府威信尽失，共产党政府的诚信尽失，对共产党信仰的人也日渐 式微。党内反党分子比党外和国外反共产党分子危害性要大得多，他们手执共产党的工具反党是合法反党， 不受法律制裁，而其它形式的公开反党则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我敢肯定地说，从执政党的本意来讲，决不会以颠覆自己为目标的，从来都不 会有这样的政党，但是，如果用人不当，思考不当，选择了错误的政改道路和政改方案，有可能出现被阴 谋分子利用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甚至是丧失，为了防止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方
向性错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我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守宪法底线。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合法性的根本，是中国近现 代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出来的历史地位，是建立新中国和领导社会主义建 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决定的，是有其历史源头上的合法性的，如果不坚持这个大方向，那么政治体制就很有 可能被某些人借助所谓“纯粹民主”的幌子蛊惑人心，制造偏离宪法的伪政改之路，因为在当前社会背景 下，最能呼风唤雨的口号就是“民主”，只要有这个概念，不需要有任何实质承诺都可以迷惑无数顶礼膜 拜者，一旦让某些人把共产党与民主切割开来，那么，共产党的人民支持度必然下降，后面的危险性自不 必说。 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借助新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宪法框架下的广泛民主。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 新中国成立，民主之路一直充满曲折，从来都没有让人民满意过，宪法条款中的广泛民主没有被全面落实， 这也就成了“资改派”和“民主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成了他们掀起新一轮政改的最好理由，但 他们想到的民主并非是中国宪法中规定的民主，他们要的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面对这些挑战， 共产党不能原地踏步，改革是必然选择，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就在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在第 一部分详细列举了一些宪法规定中没有落实的人民民主权力，只要把这些权力全面落实，中国人民的民主 权力不会比美国小，不会比美国的范围小，不会比美国的民主效果差，现在关键是要抓紧还权于民，不要 畏首畏尾。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以 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创造新的执政成绩，保持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 地位的认同度和公信力，才能做到长期执政。 第三、正确处理与民主党派的未来关系。宪法规定中国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但是，民主党派不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中的看客，如果在日常政治生活和重要的改革进程中，民主学 派都被排除在权力的核心之外的话，我想这也是不符合现代国际政治及民主发展要求的，也不利于各民主 党派真心诚意地做共产党的朋友，得不到民主党派的支持，我想政治体制改革也会相当艰难。从目前中国 的现实观察，我总感觉非常怪异，本来按常理，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最高的应当是民主党派，然而， 当今中国的民主党派们都完全沉默了，没有任何人在此问题上发声，这难道不掉轨吗？是他们不想谈吗？ 是他们对现行政治体制完全满意吗？客观地讲，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民主党派对自己的发言权和参 政权心存不满，他们有意在冷眼旁观共产党的困难处境，他们想把目前的社会矛盾完全让共产党一党承受， 他们基本上处于看戏者的角色，我们能不能怪他们呢？也许不好判断，因为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太多。 但是，我们不能任由这种不正常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审视多党合作制度，我建议共产党要 向民主党派发出倡议，呼吁民主党派搞重组，减少民主党派数量，同时在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中适当增加 民主党派的权重，以鼓励各民主党派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倾尽全力，不要只做做共产党的花瓶，民主党 派太多，不便于在各党派之间达成共识，适当收缩阵营，也许更有利于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协商当中确定问 题的焦点，共产党也不必过多地平衡太多党派的党派利益，中国虽然不搞多党制，但是，可以形成多党协 商的民主氛围，不是搞多党间的争斗和博弈。 如果做不好上述三点，我很怀疑中国共产党能长期坚守好自己的执政党地位？ 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是为倒向西方作准备？ 有人认为，现在讨论中国是否倒向西方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 倒向西方了，从经济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不认是经济体制的转向能完全代表 中国已经倒向西方，从西方国家对中国近几十年的态度和接受程度来看，中国的所谓倒向还是处在一种经 济相互需要的状态，政治上的排斥性还很强，从中国国内来讲，只要政治上不完全违背宪法全盘西化，经 济体制还有回归宪法轨道的可能，从国际角度来看，只要中国一天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不被认为 是西方的朋友，所以，总的来看，中国仍然不能被认定为是倒向西方的国家。 新一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民主政治是挂在某些人口中的日常语言，有一种值得 关注的动向是：这种民主政治改造的声音除了在经济特区深圳得到过强调之外，其它大部分都是讲给外国 人听的，或者说是在国际场合中讲的，亲西方的政坛人物和社会精英取得了绝对有影响力的政改话语权。 当然，从目前来讲也就是话语权而已，还没有达到控制执行权的地步，但是，随着这两方面人物权势的不 断壮大，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面对这种可能性，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供国人思考，让更多人
来探讨论中国在是否西方问题上要作出何种选择？ 第一个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是否迫切需要倒向西方？从中国的主流精英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陈 维迎、陈志武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已经对倒向西方感到迫不急待了，尤其是陈志武这样的美国式砖家， 恨不得让中国在一天之内就变色，如果允许他招兵买马的话，他可能会迅速对中国政权采取闪电战，类似 于他这样的亲西方人士还不在少数。政治层面的人物并不比学界精英少，甚至更多，有些人很怀疑这种说 法，他们认为，有了西方民主体制，政治人物不是不能腐败了吗？怎么会有政客喜欢呢？这些人都是很天 真可爱的老百姓，他们以为有了美式民主，中国就不腐败了，太可爱了，可能吗？政客思想中的美式民主 改造决不是真的，他们要搞的民主改造是为他们及他们的附庸的政治经济利益保驾护航的，他们对西方民 主太熟悉了，他们引入到中国的一套绝对是要经过“改良”的，理由是要“中国特色化”，所以，在迷惑 老百姓为其摇旗呐喊以后，他们还给老百姓的却不是一个真实的民主。 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如此急切地要倒向西方呢？除了一部分人没有真正搞清楚民主的本质被推着 走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怀有目的的，资改派盼望倒向西方是出于对自身财产的保护，中国先富起来的一 部分人当中存在相当多资本家是带有原罪的，并且罪恶还不小，一旦中国重新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有些人 会身败名裂；学界精英盼望倒向西方，一部分是想实现自己对价值观的推销成就，一部分人是被西方雇佣 回国搞政治同化的；还有一部分精英是仇视现行政府，希望早日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民运分子；政治人物希 望快速倒向西方的原因多半也是站在自身利益考虑的，中国的政客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因腐败积累了第一桶 黑金，后来又借助政治操弄权，将黑金逐步又漂白了，他们有继续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必要性，还有相当 多政客是持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幼稚派，他们以为中国全盘西化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许可以得到实 现，或许也能象奥巴马一样当个总统看看，他们认为西方化后的中国会有一个公平的政治环境，会让有政 治抱负的人都能人尽其才，实际上，他们都想错了，一个带有几千年庸俗官场文化的中国，任何设计绝顶 的民主制度都不能实现与西方社会相同的民主制度，我不全面否定西方民主，但我有信心预料到中国采用 西方民主会失败。 第二个问题：中国完全倒向了西方又能怎么样？如果说中国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派取得了胜利，拥 有了政改主导权，让中国实实在在地倒向了美国，中国人民可以享受美式民主了，是否就意味着民主这个 东西在中国就真的成功了呢？我看不然，一般专家分析民主能否成功会套用一个因素——法律制度。他们 认为，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独立的司法是保证民主成功的最关键一环。我本人也基本支持这种说 法的合理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能否取得民主成功的一个最重要考量 因素还不是法律，而是文化与素质。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缺法律典制，但是，中国从来都是个犯罪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不畏法是有历史传统的。我强调文化与素质的重要性决不是有意侮辱中国人，有文化 的人不一定有素质，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政治文化，没文化的人也有少数者很有素质，在现代社会，一般 来说，文化与素质大体是成正比的，但在中国，这个规律是例外的，印度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国高， 但是，印度人的整体素质却比中国高出很多，所以，在印度可以实行一种比较憋脚的英式民主制，而在中 国连印度那样憋脚的民主制都做不到，庸俗的现代中国人把“民主”这个东西玩成橡皮泥，想怎么变形就 怎么变形，并且最终都能用“中国特色”一而统之的糊弄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美式民主到了中国就 会变成金钱与暴力的角斗场，这一点我是敢肯定地下结论的，不会有多少偏差。苏联倒向西方解体了，但 民主取得了一点进步，然而这种民主仍然是寡头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俄罗斯不想学好，是因为本 来就没有一种理想的适合所有国家的民主，俄罗斯人相对较高的素质还能保证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 现，与俄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素质差距之大绝不是用一百年可以接近的，还用二百年时间，中国也许达不 到现在俄国人的整体素质，这就是中国无法真正套用西方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护宪派如何保证不完全倒向西方？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政治派别 间的斗争，亲西方政治阵营是改宪派，他们试图掀起中国政治的血雨腥风，最终达到颠覆现行宪法的目的， 从而更好的私分中国，而护宪派政治阵营则更多的强调中华民族的自主诉求和独立地位，决不做西方的附 庸，因为他们从戈尔巴乔夫亲吻西方的失败经历中看到了国际政治阵营的残酷性，简单地倒向任何阵营都 不能保证一个大国轻易地被接受，除非你愿意接受不平等条约，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我敢 肯定地讲，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愿意付出国家尊严丧失的代价来换取西方的好感，况且这种好感是不 持久的。护宪派的立场本身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诉求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动
作来维护宪法的尊严，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任凭中国各方面政治人物违宪事件的频繁发生， 没有加以任何强制性约束，导致亲西方阵营得寸进尺，步步进攻，把护宪派已经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另 一方面，护宪派没有主动做出反攻动作，对部分攻击宪法、攻击共产党的所谓精英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 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颠覆国家政权，即使在西方国家，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美国也不允许攻击 宪法的事件发生，而这些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们却一边喊美式民主，一边攻击中国宪法。对于部分政治 人物的言行也没有严加约束，任其信口开河，影响执政党形象。护宪派不能被动防守，而是要采取行动， 在宪法的框架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 如果政治人物能够对我的三个问题有一场认认真真的讨论和反思，应该对中国是否有必要完全倒向西 方作出判断，倒向西方的过程必定是伴随着某个中国政治阵营的倒下，最终倒下的还有更多无辜的老百姓， 就这么简单！ 九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力是一种普遍现象，有动力就有阻力，社会现象与自然力一样，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的，要 做好一件事情，必然要面临阻力的问题，我们在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首先是被误导进入了一个“非 改革不可”的圈套，然后，大家都来争论动力与阻力的源头，前面，我专题讨论了“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 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多年来被人为设置的改革必然性思维所引导的，而改革推进不了又再次把 问题的症结往各方面摊派，想政改的人永远都是站在主动的位置上，总是能够赢得“锐意改革”的美名， 而阻力派则时刻背负着“保守封闭”的骂名，其实，在政治变革中，动力不一定是正确的，而阻力也不一 定就是负面的。 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来自某些方面的强大阻力导致政治改革无法推进，那我们就不妨来分析一下强大的 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我想把阻力来源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县级以下政权及普通老百姓；第二个层次是党的高层理论 研究机构、学者和智库精英；第三个层次是省地级政权和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团体；第四个层次是中央最 高领导系统。 先分析第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基本可以认定为农村层次，在这一层次中，虽然人数众多，基础很厚， 但是，说得难听一点都是听命者，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主导政治，除非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 逼得底层人民造反，否则他们都是逆来顺受者，即便是县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对中国政权的走向基本也属 于不闻不问的心态，他们只比农民多一点点政治觉悟，我可以下结论的说，这一层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的阻力所在。 再看第二个层级，党的高层理论研究机构、学者和智库精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宣传 资料也好，还是政治理论研究也好，都离不开这部分人的所谓看法和成果，即便是各种媒体，其实也是这 些人的展示平台而已，媒体赚的是钱，而占据媒体的还是能代表政府和政治立场说话的一群人，象各级党 校、各级高校、各种智库、各种民间研究机构，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总结，这部 分人有可能本身就是党的喉舌，有的是借助国外势力形成的挤压国内政治的精英集团，我认为，在这个层 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两方面的较量都已 经集中体现到了媒体信息之中，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动力派声音很亮，但是，阻力派也不甘示弱，两个 方面都没有列出自己的清晰目标，都是在试探对方底线，有点等待时机的感觉。 第三个层是省地级官员及资改派。这一层级大部分是观望派，在资改派中，主张西方民主化的居多， 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和资本家参与政治的权力，但他们一般不太表态，因为怕因干 预政治祸起萧墙，所以选择观望。而省地级官员更喜欢选择观望，从他们的地位看，不上不下的，既不须 承担太多政治代价，也不需要担心太多利益损失，无论怎么改，他们都处于能够自保的范畴，只有省级党、 政、军首长会被更高层逼迫表态，其他人估计表不表态都无所谓。在这个层级基本上不存在大范围动力与 阻力的问题。 最后，我们要重点讨论中央一级的动阻力问题。在讨论这个层级之前，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对于国际人 权公约的态度，从而为我们侧面揣摩一下问题的本质提供依据。1998 年我们国家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其 中有 A 公约和 B 公约。这个 A 公约后来人大 2001 年通过了。那个 B 公约就石沉大海，到现在十年过去了。 人大也没有讨论。这个里面的机关是什么？它的前景怎么样。因为国际人权公约，其实最主要的是 B 公约，
B 公约的条款等于 A 公约的三到四倍。A 公约是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权力公约，而人权和政治权力都在 B 公 约里。现在中国政府到外面还总是说我们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两个公约。实际情况是政府当时领回来，人大 根本就没有讨论，在中国，是不生效的。从宪政发展的角度来讲，最重要保障的是基本权力公约，也就是 第一代人权。美国宪法前十条基本就是第一代人权，美国宪法有关政治体制的规定基本上自订立之日起就 没有改动过。 从以上实事，我们不难看出，中央为什么要回避人权 B 公约？是人大不想讨论吗？不可能，国际人权 公约是否能够在中国国内生效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事件，并且是重大事件，人大是不可能不听党中央指示的， 或者说党中央核心外交决策部门才是最大的权力决定者，共产党中央将 B 公给搁置，难道是因为害怕中国 人的人权太大吗？难道是害怕国际公约会干涉中国内政吗？我看不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 公民政治权力并不比公约小多少，只是民主方式可能有所区别，党中央最担心的是有些人借国际人权公约 威胁修改中国《宪法》，动摇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搞三权分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改的最大阻力可能 是来自于最高层一级的护宪派。 我在第一部分中列举了现行宪法中一些没有被遵照执行的民主权力，只要把宪法权威维护好，只要把 宪法权力还给人民，中国人民享受的政治权力并不比美国人民小，也许更广泛，现在，有些民主派老是拿 中国不民主说事，根本目的还是不想执行现行宪法，怕人民利益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力，从而影响中国私有 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高层，这种阻力也是合适的，是必须的，中 国不能单纯地由经济目的玩弄现行政治制度。 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讲，为什么我明知阻力在高层，却仍然支持高层呢？主要还是基于对宪法权威的维 护，我反复强调，既然认定中国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那就应当原原本本地执行她，不应当把它冷却， 一边搞违宪行动，另一边又高喊要政治改革，这样搞就显示出非常强的政治虚伪性和两面性，这部分人还 不在少数。如果高层中有人认为宪法已经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了，那就公开喊出修宪的口号嘛，用不着在 宪法问题上躲躲闪闪，有胆量提出修宪就有资格谈政治改革。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是完善以《宪法》为根 本的《选举法》修订，不是抛弃《宪法》的全盘西化。 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所谓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二十世纪炒到二十一世纪，从第二代领导炒到第四代领导，一直都是“只 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楼梯到底还要响多久呢？是不是到了该下楼的时候了？ 我想，不管有没有人会下楼，至少也要有个人发发话，给下面的人一个答复，以免大家永远站在楼下 苦等，我这里所说的答复实际上就是有关中国政改的可能走向，或者说是可能的结果。影响最终结果的因 素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二是中国想成为世界大国的 决心和信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就试图用经济改革来推动政治改革，口头上说是推动，其实是想以经济 转轨逼迫政治转向，不过，这种企图并没有达到原来的设想，政治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虽然有 被闲置的危险，但毕竟没有人敢于从宪法里实现转向，但是，这种无奈的坚持还能挺多久就很难说了，国 内外经济发展的方向与中国政治的方向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国有经济进一步被孤 立和压缩，那么，没有人敢说以后护宪派还能挺得住，资改派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柔性政变是完全有可 能的，另外，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如果世界性经济危机让西方世界平稳地渡过去了，那么毫无疑 问，社会主义经济的冬天还得要保持很长的时间，中西方私有经济是互需的，是战略互利的，这就不难理 解，在西方经受危机时，为什么我们的许多人物特别地“关心”对方，这可不是单一的援助，这是经济战 线的共同需要，从而实现政治立场的相互协调，经济上先由内及外，政治上再由外及内，最终实现对中国 政权的性质改变。 当然，设想归设想，并不是资改派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做得好，自己做好了，西方又未必能兑现承 诺，所以，即便是中国经济私有化真的完全把公有制给淹没了，也还是有相反转化的可能性，因为，遭受 西方抛弃后的中国经济有可能经受比西方本次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危机，一旦这种危机在中国出现，将会 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国人对于经济体制的更清醒思考，折腾几十年后，中国回到自我选择的社会主义轨道还 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不能一根筋地撞死在一棵树上。 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结果的第二个因素是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信心。从未来世界五十年的发展来看，我
预计，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须做未来世界五极中的一极，必须要有这种决心和信心，如 果没有，我们从现在起就无须以大国自居了，也不必以大国来激励自己。只要中国想当一个独立自主的大 国，国家政治体制必须是中国的，必须是世界模式中的一个样板之一，不能为世界提供可以效仿模式的国 家就没有资格在未来世界中担当重要一极，中国未来就是要成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旗手和阵地，毛泽东 主席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理论，我想提出另一个观点：未来世界将成为“二元世界”（在我的书中 有专门论述，此处不表）。中国将是未来“二元世界”理论中的一元。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及世界平衡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必须再当旗手，社会主义是人类必须跨入的一 种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无论遭遇多少波折，最终的方向是不变的，中国曾经坚 定过，现在又开始怀疑，未来也许还会犹豫，不过，最终还是要扛起社会主义这面大旗。 在“冷战”时代，世界两大阵营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争论，苏联被公认为当时社会主义的一面旗手和 领导者，苏联自命为“东方集团”的领袖，有社会主义盟主的架势，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认这一套，并公 开质疑苏联的路线和性质，还斥之为修正主义，中苏在领导权的争夺上有过白热化的阶段，即使中国最后 都没有真正意义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领袖，但是，却赢得了比苏联更大的意认形态之争的成果，世界上真 正接受中国的国家比苏联更多，接受的时间更长，认同的领域更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播更容易被世人 接受并执行，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面旗帜，中国是这面旗帜的主体。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意识形态争论真空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争论， 两大阵营之间也没有争论，不争论并不意味着没有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消失，更不意味着社 会主义是落后制度要被淘汰，实事上，社会主义的暂时休眠只不过是人类认识问题的暂时休眠的体现，社 会主义的未来仍然是最光明的，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 世界怎么办？资本主义的五大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有没有反击之力？中 国能不能捅突“新意识形态”之争的本质？能不能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悲观地看，中国是非常被动 的，因为信仰者已经被清洗得差不多了，没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很容易受到金钱的收买。乐观地看，中国 又是非常主动的，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教育了众多的被迷惑者，他们不再迷信资本主义的教义，他们中有 很多人已经开始展示出朦胧的觉醒，他们正在努力找寻渐行渐远的社会主义，也许当他开始碰触到社会主 义的身体时，他们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会波及到整个社会，这样的效应也许就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所在。 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在二十一世纪充当社会主义旗手？ 首先是中国自身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如果用哲学的观点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辩证唯物 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必须与该事物有 关的其他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该事物的性质、特点，及其产生、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 律。之所以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是因为世界本身各事物之间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存在。世界上没有任 何事物是绝对孤立地存在的，他们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事物存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联系则是 绝对的，所不同的只是联系的方式和紧密的程度不同而已，他们之间有的是直接联系、有的是间接联系； 有的是主要联系、 有的是次要联系；有的是紧密联系、有的是松散联系；有的是纵向联系、有的是横向 联系等。 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普遍联系的事物 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同时又因其各自性质的不同，而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由于事物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矛盾性 质的不同，矛盾斗争的特点和方式的不同。如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对抗性 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直接斗争、间接斗争，暴力斗争、非暴力斗争，积极斗争、消极斗争，激烈斗争、 温和斗争等等。离开事物的矛盾原理，无以考察具体事物应当或将会如何发展和运动。 考察中国到底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非是原于 道义的选择，而只能从当今世界各普遍的社会联系及其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首先我们看，中国在解放后 即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周围世界的环境。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那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使自己强大起来，否则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命运。周 围的环境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已经被走在前面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所包围。然后再看看自己所 处的状况，生产力是如此的落后，而且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摆脱这种局面和命 运，就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强大的基本制度。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必
须具有以下的功能和效用：第一，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生产力的发挥运用到极致； 第二，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第三，必须能持久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作用，并持久地以 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 要做到这些，这种制度就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而绝不能是一种少数 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如果仍然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剥削制度，一是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 性，二是即使求得一时的发展，但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必然会开始社会动荡和不安，掌握政权的统治者 出于秩序的需要，出于本阶级利益的维护，就必然要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压制，甚至暴力制服。如果社会矛 盾十分激烈，甚至可能最后导致统治者寻求外国势力的援助，国家重新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持续地保障 生产力的最大速度发展就会成为不可能；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走上工业化道路所需要 的原始积累。这就只有实行公有制才是最好的选择。试想，解放前的中国，工业有多少？连火柴也叫“洋 火”，农业更不用说。就是我见到的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许多农民还住的是茅草房，而前一辈的农民还 不时对我们说，“你们生在新社会真是享福啊，有房住、有书读、有饭吃、有衣穿”，可见旧社会的农村是 什么样子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如果还从自由资本主义搞起，你搞到什么时候？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 成原始积累就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守财奴”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说不定这个过程 还没完，你就又被人家吃掉了！而选择公有制，就必须是人民民主专政，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 利，充分的、强有力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破坏公有财产和这种公有制 度的人实行专政，否则，那个公有财产就必然会被少数人占为私有。公有制，加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对少数敌对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就在中国应运而生，只有选择这种制度，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因为只有它，才能 尽快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最终战胜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和压迫。这也是 为什么其他一些摆脱了殖民地继续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难以搞好的原因。这个道理也可以分析为什么有些国 家或地区社会制度会跳跃发展的原因，一切都是与其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是整个社会矛盾运动的结 果。不信？补课论者们可以试试看。机械唯物主义者往往不懂得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用矛盾的观点看问 题，因而也就不懂得联系是矛盾的联系，矛盾是联系的矛盾；也就不懂得从具体的相互联系的各事物之间 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认为世界的运动就是一种机械运动，同时在运动的规律性上，只注意事物运动规 律的普遍性，忽视事物运动规律的特殊性，运动方式和特点的复杂性，也就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 且用这种运动观看待一切社会运动，似乎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要按部就班地从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 缺少一个都不行。 二十一世纪，中国还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事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世界，更救不了中 国，资本主义也不代表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已经无法调和不断发展的人类新时代的生 产关系，这个世纪的第一场世界性危机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性特点，建立在完全私有制和私有观 念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和统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以 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 程度而引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企业内 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大批人共同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产品生产过程变为 由许多人协同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产品也由许多人共同生产。在整个社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社 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广泛发展，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产已 经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的社会化还从一国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 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必然 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独立运转的系统经济体，中国的经济 模型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分子的庞大”，人口基数是独立经济系统的最活跃分子， 在一个系统内部，分子数越多，内能越大，这就会表现出两种趋势，如果这个系统的约束因为太多，系统 会趋于冷却，系统能量不足，如果缺少约束因子，这个系统又会发生能量超控制的震荡，很有可能引起系
统爆炸，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一个几乎无约束因子的自由体，不可能规范好中国这样一个大系统，社会主义 是一个有计划、有控制的良性制度，它既可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又可以保证系统的活性，新中国刚成立 的前几十年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稳定性较好，缺点是活力不足，新世纪中国所要 树立的新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老版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新社 会主义制度是可控性、稳定性和活力俱佳的新型制度。中国如果想把自己真正打造成“G2”的角色，就必 须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良性社会制度，否则，我们拿什么作为进军世界的软实力？ 其次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发展的需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 社会主义遭受的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从此进入低潮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有缓慢恢复，但 是，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旗手，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正面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向资本主义逐步靠拢的反向策略，这极大地挫伤了社会主 义阵营的信心，查韦斯领导下的委瑞内拉显然担当不了新社会主义旗手的角色，在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中，能够担当领导角色的唯有中国，中国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最为广泛的国家，也是马克思著作出 版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如此大规模、广角度地研究社会主义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吗？我看不是， 如果仅仅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也未免浪费太大，也更显中国有虚伪性太强，既然中国仍然还相信世界社会主 义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就应当有勇气把全球社会主义复兴当作一项世界性事业来做。中国要想开创全球社 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从政权、政治层面做出创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因为他们取代封建社 会以后的确表现出了很多优点，政治、政权,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已占 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王朝手里取得政权,创造了一个为保障资产阶级所有权和发展经济服务的相当 复杂的政治操作系统,构成这个政治操作系统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即代议制;二 是分权制与权力制衡制度;三是政党政治;四是法制权威;五是舆论监督。这五样东西实际上都操纵在资本主 义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手里,正好像他们的企业股权掌握在他们选择的经理层手里一样。从国家垄断资本 和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功能来看,至少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对于资本主义经 济的服务是相当有效的,并且其宏观管理功能随着经济的需要(包括发展的需要,度过危机和困难的需要,调 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的需要)不断有所改进,并能保证建立起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防止破坏法制 的严重事件发生。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表现得比资本主义现有的政治制度更好是关乎其命运的重要指标，如 果中国不能建立一整套规范社会文明生活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可能被中国人无情抛弃，更别说当世 界领袖了，中国有没有比西方国家主张的实质内容更好的价值观？回答是肯的，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 揭穿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的同时，执定一整套真正的让人民享有最广泛民主的社会制度，中 国的人大制度能不能做到真正代表人民？中国的一党政治优越性如何体现？法制文明如何配套以政治文 明？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好了，中国是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朋友的。不但在亚非拉有朋友，而且在 欧洲也会有很多朋友。 中国要想当好社会主义旗手角色，就必须在“新社会主义”制度上把握好时代发展的脉搏，必须建立 一套让世界人民可以效仿的新型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根据人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在前人 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经由实践选择、改造、发展而形成的。形成之后也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吸取各门 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它恰恰是终结了“终 极真理”的局面,为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自身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的某些论断和结论,因 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是可以改变也需要改变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它需要人们去 研究、讨论,因此要有宽松的环境,以造成“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共产党人的 “私产”,更不能由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形成“一锤定音,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 为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当具有一种统治式的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应当 具有的是科学的、理性的权威,是说服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威。 中国新社会主义的内容应当包含：新社会主义是真正人民的社会主义，人民必须当家作主，人民代表 大会必须由无产阶级担当主角；新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资本主义更为发达，如果社会 主义只是效仿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就注定得不到公认和权威，中国如何超越前苏联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重 要考虑目标；新社会主义是面向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混合经济，允许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互相 竞争，克服劳动的雇佣性质，使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自己劳动成果的享有者；新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
的广泛民主化，西方的民主本质上是金钱民主，新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公民民主”，真正把民主落实到 个人头上；新社会主义是克服了人对劳动和权力的异化的社会；新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必 须建立在高尚精神、高尚道德和人道主义之上，一个堕落的金钱社会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社会；新社会主义 是向世界开放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性并不能排斥世界的共生性，如果社会国家对世界它国人民是排 斥的，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孤立主义，一个能把世界人民和谐统一到一起的制度才能算得上好制度。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既遭到严重的挫折，又取得过辉煌的成就。21 世纪社会主 义必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复兴与进一步发展，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出 越来越大的贡献。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繁荣富强，成 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从当前世界社 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增长和 21 世纪社会矛盾的深化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会有新的进展，并且在 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更加重大的影响。 我讲了这么多有关中国必须走社会道路的内容，实际上就表明了我个人的终极观点：在中国走美国式 民主没有出路，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宪法的轨道，按中国人民的需要实行最广泛更现实的民主改革，进而 保证经济体制逐步回归到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大方向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还《宪法》权力于民， 纠违宪失误之错，制定新《选举法》， 返回目录〉〉 愚 悻：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在哪里 最近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被人重重提出，网络上的讨论也渐入高潮。不论官员百姓，不论精英草根， 不论左派、右派、中间派，在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近二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共 识。当下，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中国社会势不可挡的滚滚潮流，随着潮流的高涌，各个阶层，各股势力，各 种力量都为自身利益进行生死博弈。 “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共产党总书记提出的“朝着什么方向 改”的问题，才算把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揭示了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命运真可 能“只会是死路一条”。 为此，我帖本文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供网友们讨论。 一，政治体制改革早已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早已进行，它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而“不断改变”的。经济市场化， 产业私有化本不单属经济改革层面上的事，同政治体制的改变也密不可割。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是 在并不顾及“社会主义宪政”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使中国经济利益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少数人暴富起来了， 多数人利益受损，更多的则沦为贫困群体。与此同时，社会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农民等 绝大多数劳动者，浑浑噩噩十几年长梦，“一觉睡到了解放前”，从国家主人直泄为官僚和资本的奴隶，沦 落成无权无势的弱势底层。 经济利益格局的根本变化是经济体制改变的结果，社会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是政治体制改变的结果。 我曾在《党的核心领导、人大宪政权力及国务院权力扩张》一文中有所表述，人大宪政权力的严重萎缩及 国务院行政权力扩张是共和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改变，这种改变起始于党政分开，经过军力割治（武警属 政）、人大对全民资源与公共财产的处置权让度、对国民财政收支及对社会分配的不作为等等，至成今天 精英政治登峰造极而人民大众政治彻底崩溃。这些属于政治体制根本内函的改变，同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化、 私有化是配上了套。今日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大众所面临的困境，都与这种配了套的政治体制密切关联。 二，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观 政治体制应该保障什么、服务什么？对它实施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这已成当今政治体制改革争论的焦 点，实际已成你死我活的斗争。 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复辟派，他们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动因非常明确，就是通过
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近二十年来改开的成果，以不至于“得而复失”。他们以前通过经济改革的“不断深 化”，悄悄进行政治体制的改变。在业已基本完成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复辟后，就打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的旗号，依然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对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实行冲击。估计当这种冲击形成 一定气候后，就有可能通过歪曲利用宪法的“追认特性”，全面修改宪法，最后完成终结社会主义制度的 “颜色革命”。 共和国广大工人、农民、劳动者，已经没有了十几年前的懵懵懂懂，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在返思改 革之中看清了改革，终究懂得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捍卫社会主义。他们很想通过这一次的政治体制 改革的浪潮冲刷一切污流浊水，实行一次真正的拨乱，由此返正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他们明白这是一次 绝地反击的机会，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搏。因此，在任何忽悠、任何作秀、任何桎梏面前，再也 不会缄言默口去听任复辟派的一言堂了。 上述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观谁对谁错，只要分析政治体制应该保障什么、服务什么，政治体 制改革目的是什么就可得出答案。显然复辟派政改是保障经改、服务经改，至于经改到底好不好，符不符 合绝大多数人利益，值不值得保，那可就不管了。而工农劳动大众的政改是为了维护国家体制，保障社会 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三，用宪法来规范政治体制改革方向 从法律属性来说，国家体制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在这当中，国家体制才是母体。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从属于国家体制，它们一切改变不但必须在国家体制这个框架内进行，而且必须服 务于这个国家体制。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当代精英尽管回避它、模糊它，但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否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共和国宪政的基石，是共和国一切公民共同契约，是共和国一切法律的母 亲。承认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理应履行的职责和使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不 论精英还是草根，不论官员还是百姓，只要你是中国公民，在宪法面前，没有哪一个人具有超国民特权， 都得遵守，都得低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 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这就是宪法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一切共和国公 民都要明白：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是刚性条款，是不允许“追认”和“修正”的，进行宪法的任何“追认” 和“修正”，都不允许去对国家体制条款作半个字的变动，除非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改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等等。这就是宪法明确 规定的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一切共和国公民都要明白：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有利保障共和国的国家体制， 必须服务于共和国的国家体制，这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任何不从属、不利于、不服务于共和 国国家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错误的，一切中国公民都有理由坚决反对！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等等、等等，这种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是 确保共和国国体真实存在的充分条件，远远高于执行机关独自搞出的一切执政法规和政治原则。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不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宪政权力严重萎缩及“国家权力 机关的执行机关”权力扩张，深深感叹现今我国政治体制实况已与宪法的规定产生了很大距离。这就是目 前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 四，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共和国国家体制确立的基本点。 工人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领导来实现的。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宪政基础，就是共产 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权力来源。广大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拥护毛泽东亲身立定的这一共和国国家体制， 懂得否定共产党领导，就是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就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工农劳动大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尊重，与任何复辟派们对共产党领导的离心离德有天壤之别。 尽管今日共产党在履行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存在不作为或错作为，那只是几人几时几事，也是不影响国家体
制的“第二位问题”，只要共产党纲领不变，只要共产党还延续这个名称，这个“第二位问题”是可以逐 步解决的。 政治体制改革对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提出了迫切解决的要求，突出在两个方面，第一，党政分开引 发的不作为；第二，党的自身建设引发的错作为。 许多人并不认识“党政分开”的严重性，也有网友不认为有“党政分开”的问题，理由是在各级行政 权力中仍然是共产党员在起主要作用。我认为这种看法很不准确。党的领导不是党员的领导，甚至也不是 几个党员组合的领导。从宪政意义上说，党员领导其中包括党员组合的领导，倘若不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们的领导除了失去社会基础外，从宪政意义上说就不是一种合法行为。如果党职领导面对行政领导有损 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公权行为，不说话不制止，那就是党职领导的一种不作为。另外，“党政分开”不单纯 是种职权分开，更多则表现在行使各种行政权力时，无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剥离工人阶级领导的委托。 近些年来，党的自身建设是存在许多问题的，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这就使党在履行工人阶级的领导 上出现许多错作为。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产党要坚定不移地用共产主义信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 组织建设。在思想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突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全民的先锋队。如果 共产党追求全民先锋队，那就失去了党的最鲜明的阶级特征和利益特征，失去了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法律 基础。其结果势必造成共产党同社会党、工人党、民革党、致公党等政党处于超阶级的同等位置，给多党 轮流执政留下口实和托辞。在组织上，要纯洁党的阶级性，坚持吐故纳新，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 内一切阶级异己份子，其中包括贪污腐化份子、离心离德份子、党内资本家等等，坚决清除出党。任何共 产党员，每时每事每地都要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这一边，决不可以去做工人阶级的白眼狼。 党的最高领导们要明白，任何政党都有一个阶级基础，都会把代表一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作为立足点。 工人阶级确实是共产党的本质和生命，工人阶级利益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最集中表现，维护工人阶级利 益就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全民中是存在阶级和阶层的，各个阶级、阶层为各自利益博弈不息，这 就表明全民利益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共产党绝莫错误地把代表全民利益当为追求目标，表面看起 来是在追求广泛人民性，实际造成为了照顾少数人利益而失去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残酷现实正在证明这种 错误作为的结果多么惨痛！ 五， 小“政府”、大“人大”，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通观当代共和制国家权力特征，只有通过民众选举出来的领导才具有真实权力，而通过被雇佣而取得 的让度权力都是很有限的。然而这种通用在世界的权力特征，对共和制的中国却是例外。我国宪法明文规 定，全国人大是选举产生的，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务院是人大雇佣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宪法规定 “人大”与国务院的主仆关系，是共和国最基本的政治体制，也民主政治前提。如果实际政治体制颠复了 这种主仆关系，无论怎么去高喊民主政治，都是忽悠人民大众的一派谎言和胡诌。 多年以来，我对人大宪政权力的日益萎缩、对国务院执行权力日益扩张深感不安。在我看来，这不是 简简单单的权力让度问题，而是有关“人民当家作主”是向前进还是后退问题。“人大”是不是在真正代 表人民，这仍是第二位置问题，姑且先不讨论。但从宪政体制上去认识，“人大”确是民主政治的平台， 既是由人民大众去建立，也是由人民大众去主持。而国务院的官员呢，并不经过人民选举而是直接通过聘 用，聘用过程实际是个精英选拔过程，选拔结果就决定了国务院实际是个精英团队。重“人大”还是重“国 务院”，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潜伏一个是着重“大众政治”还是着重“精英政治”的问题。萎 缩“人大”权力就是萎缩“大众政治”，扩张国务院权力就是扩张“精英政治”。从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国体内函来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强化“人大”权力制约国务院权力是迫在眉捷的课题。 尽管宪法赋于“人大”有最高权力，这种权力，不单纯表现在立法上，更重要的是对全体公民意志具 有代表权、处置权。对于公民意志，国务院是没有代表权力的，只具有执行权。举个突出的例子，国有资 产在二十几年前是全民资产，全民资产处理是涉及到千千万万人民利益，存在千千万万公民意志，首先面 临的是处置权，这种处置权国务院是不具有的，只有人大才具有这种权力。可是国有企业改制竟然由国务 院少数人从头包办到脚，至今还存在个国资委。这种显然违背宪法而侵犯“人大”处置权的做法，动摇国 体的现行政治体制，难道不需要改革吗？ “人大”的处置权是不能委托或让度的，如果“人大”委托或让度处置权，只能说明“人大”在违背
公民意志而渎职。“人大”经过《物权法》把“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所有权”。这是非常荒唐的权力渎职与让度，把未经全民选举的只具有执行权限的精英团队赋以全民意志 的代表权力，从而把中国精英政治推进到一个高峰。象《物权法》类产生的权力让度还有很多，几乎遍及 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我的这篇有限文字难以把这类问题摆出来，只是点个大概，更多问题则只能通过政 改去逐一解决。 我觉得，人大宪政权力的萎缩和国务院行政权力的扩张，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最为重要的课题，是直接 在究底挖根。人们只要冷静想想，中国每一步复辟变革，无不与国务院权力扩张关联，中国每一种权力腐 败，无不是国务院权力扩张提供了土壤。国务院不光是中国精英政治的大本营，而且是被殖民、被汉奸的 总窝，同时也是中国官僚资本集散地。从政治体制上看，党中央、全国人大都具有代表人民意志的责任， 具有“以人为本”的政治基础，而国务院并没有代表人民意志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缺失“以人为本”的政 治基础，体验得多的却是“金本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务院要产生官僚就是纯一色的“资本官僚”。“政 治官僚”是可逆的，而“资本官僚”是不可逆的，官僚一旦搭上资本，在资本主义路上就永不回头。 我建议，小政府、大“人大”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目标。这里的小政府、大“人大”不是指 机构和人数，而是指权力。凡属于公共财产、公共资源、公共财富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都要收回到 “人大”来，其中包括土地资源、矿山资源、人力资源、国家资产、财政收支、工资分配、公共投入、公 共消费、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公共财产和直接关系到民生大事，人民不能把这些大事的处 置，轻易委托给未经选举并且不承担对人民直接负责的机构和个人。“人大”是人民意志直接产生的机构， 尽管存在被代表的问题，但毕竟是与人民发生直接关联，而被代表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人大”能从 行政精英手中收回人民的权力，人民是拥护的。 返回目录〉〉 牧 川：揭穿“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谎言 ——致国内非政府组织及亲西方民主人士的一封公开信 在写这封信之前，首先表明我的身份，我也曾是非政府组织（NGO）的志愿者，曾经在环保、传统文 化、心灵关怀类型的三个非政府组织各做过至少一年的志愿者，还与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有过接触，至今 仍旧与其中的一些朋友保持联系。所以这封信并不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评价，而是站在局内与局外，试 图以客观理性的方式分析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这封信主要针对亲西方民主人士热议的“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民主”、“多党制竞选”的 理念进行论述。 在许多关心社会问题及中国前途的人士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我 的一些朋友对此非常推崇。他们认为目前的政府太强势，报纸网络上天天流传着这样的事情，暴力拆迁、 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被殴打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据此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利应该降低，应该 弱一些，而民间力量应该强势一些，需要成立一些民间机构，监督政府。在他们的潜在的逻辑中，“坏事 都是政府干的”，“好事都是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做的”。 在一位朋友那里，这种逻辑更加发展为“国家应该放弃统一的教育制度，教育应该完全自由。上海孟 母堂的事例表明，如果政府部门不干涉民间教育行为，传承国学这样的工作自会有人来做，并且做得有声 有色。”他非常推崇自由主义的观点。 我很佩服这些朋友为国为民做实事的勇气和精神，我很喜欢他们的热心和纯朴。但是说实话，我对于 他们的理性、宏观、辨证思考能力表示怀疑。他们未经充分、彻底的思考，便轻易接受了别人的理论。他 们并没有认清自己所推崇的理论的真正面目。 本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针对那些认识上有些模糊的朋友。他们想为国为民做事，却总感觉政府相关部门对非 政府组织有所限制。这部分重在理清基本概念。 这部分分为四小节： 第 1 节 论述他们所反对的“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第 2 节 论述他们所支持的“大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 3 节 论述“小政府，大社会”中的“大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 第 4 节 论述美国何以是“小政府，大社会”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那些想以“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实 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士。这部分主要讲美国民主的本质，被阉割的民主。 这部分分为两节 第 1 节 论述美国的被阉割的民主 第 2 节 论述中国的民主建设的内容 第三部分，论述我们所主张的“人民社会”、“公民社会”。 这部分分为三小节 第 1 节 论述我所主张的“公民社会”，“大政府、大社会”的“人民社会” 第 2 节 论述政府和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真实态度 结语 第一部分 1、“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朋友所反对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真实概念。我们要弄明白他们所反对 的“大政府”究竟是什么？ 暴力拆迁、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人被殴打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这些表面上看是强势， 其实背后隐藏的却是腐化、违背法律。 这里的大和强势并不是指政府的正常职能、有效职能。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能够维护领土完整，维 护社会治安，维护经济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 会主义民主），维护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正常运转。 这些朋友反对的其实是“大政府、小社会”的腐败的、违背法律的政府职能，但是他们缺乏理性，常 常将正常职能和不正常的职能混为一谈。他们反感“大政府”中的腐化行为，便要求取消“大政府”。这 是一种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条件反射心理在作祟，以偏概全。 试问，若是“大政府”变成了“小政府”，正常职能被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非政府组织、民间组 织能否担当起国家的部分职能？我们先不说维护领土完整这个看似非常遥远的职能，我们先问问他们是否 能够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经济民生正常运转？是否能够在经济危机中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是否能够 遏制目前资本主导下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我们来看一个基本事实，据王绍光《民主四讲》： 1997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赫尔姆斯在《美国前景》发表 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冷战期间， 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是，苏联政府太强大，构成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力的最大威胁。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只 有削弱苏联的国家机器，公民的自由和权力才有保障。然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苏联帝国崩溃了， 政府的灌输停止了，新闻检查不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担心被送进监狱，没有人会因违反党的路线而惹 上麻烦。那么政府不管事或者管不了事之后，俄罗斯是不是变成了自由的乐园了呢？在赫尔姆斯看来，答 案是否定的。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在俄罗斯看到的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腐败，黑帮猖獗， 监狱里人满为患，铁路上盗贼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讨，野狗在邻里乱窜，生产能力萎缩，人均寿命锐减。 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不要说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失去了意义，连生命安全也没有基本保 障。基于此，赫尔姆斯得出结论，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 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权组 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
2、“大社会”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分析，为何这些朋友会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他们所支持的“大社会”究竟是什么？ 在他们看来，“小政府、大社会”将会形成一种理想图景，“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极度发达，公民 参政热情极高，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相互联合，监督政府，制衡政府，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相互制衡， 避免其中少数独大，从而形成一种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 表面看这个理论十分完美，其实非常虚弱，不堪一击。中看不中用。 这个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主导了世界经济，从而导致今 天全球性的贫富差距、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在人们心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破产了，但是新自 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没有破产，并且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场合叫的很响亮，似乎是真理。 在描绘这个美好的理论时，大多数人都遗忘了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基础，经济基础。个别的非政府组织 或许有其特别的经济来源，但是从非政府组织的整体而言，其整体绝对离不开经济、政治基础。 非政府组织要维持正常的运作和繁荣，要成为“大社会”，必须有经济来源，而这经济来源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其经费一般依靠各种募捐、献金等。虽然捐款中也有普通公民的参 与，但数额有限，所以更多的还是靠大资本家的支持。另外，其经费也有很多直接来自资本主义政府的权 力系统。可以说，资本和资本的权利系统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捐款的数额、捐赠者的背景、立场、意图 直接影响非政府组织的规模及其价值取向。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政府与社会一体的社会结构。在我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人民自由结社是公开的、无需注册。这些社团组织所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是政府对公民经济生活、工 作的保障。公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参与各种活动，甚至可以举行全国性大串联，表达自己的 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甚至可以直接对抗地方政府。虽然，这些社团组织在活动时，有一定错误，但是 这抹杀不了社会主义主导下的“大社会”的内涵，抹杀不了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 务的伟大意义。 下面我们分析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 的理论是否可以不受资本约束，有效实现自己的主张？是否可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些非政府组织很了不起，比如一些环保组织，他们宣称所做的事情不受捐款者 的影响，不接受有污点的企业的捐款，但是这只是极小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体。 还有一些争取劳工权利的组织。资方也许会在压力下，做出有限让步，但若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然 要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公民组织是否会去做呢？现实的例子，英国工党上台了，反而执行更右 的政策。背叛了工人，工人却也奈何不了它。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也能组建非政府组织，出钱雇人，要求其出具对自己有利的报告， 出面协商一些难缠的事务，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对抗。资本家有的是钱。 这类事情在西方有很多，在今日中国也不少。比如很多对中国房地产进行排行榜的机构，他们为房地 产商服务；比如很多进行股市、金融分析的机构和学者，他们为金融体系服务；比如很多商务协会、行业 协会，他们为自己的行业服务。这些机构也都是民间机构。 我的那位朋友以为国家完全放开对教育的控制，则教育可以完全改善。可是他却忘了，当政府退出教 育，教育必将为资本所接管！今天的教育理念已经为资本所扭曲，扭曲了身心健康，扭曲了真善美，扭曲 了为人师道。如果完全为资本所接管，后果将会怎样？ 也许有人会反对，他会欢呼美国教育造就了无数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他却忽略了，美国教育是精英教 育，精英决定整个国家，其他人只是被愚民、被统治。美国教育是为了资本主义体系服务。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也可以与官权结合，组建一些不同寻常的非政府组织，比如黑社 会。这些组织虽然非法（日本除外），但是同样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内容。有谁能否认它不是非政府组织呢？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在追逐利益、欲望至上的逻辑下，当很多人组建起换妻俱乐部、小姐协 会、吸毒俱乐部，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们是否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这些协会，是否有力量对抗资本， 教育他们弃恶从善，挽救道德？ 我们来看更有代表性的事实，美国的“大社会”的“杰出代表”。 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席卷了亚洲的财富，损害了亿万人民的利益。但是他自己却是美国政界
的知名人士、金融家、慈善家，他组建了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协会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中枢机构， 它宣称“索罗斯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世界联盟，所以他创办开放社会协会，旨在于推广开放社会， 传播民主自由思想，使各国朝合理、开明的现代社会发展迈进，达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 制度方面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开放社会协会的重点关注地区。”索罗斯一手抢劫世界人民的财富，一手 在全世界宣扬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个损害了亿万人民利益的人，他所组建的基金 会是好东西吗？他所宣扬的民主是好东西吗？可惜，很多群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在中亚四国的颜色革命 过程中，索罗斯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样的，资本的政府权力系统也造就了一大批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力量巨大。比如“美国 国家民主基金会” （简称“NED”），它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国务院，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 中的“龙头老大”（ 比尔·盖茨基金会或许每年花的钱要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多。但是一个老百姓花一 百万也摆不平的事情，某个官员一句话也就摆平了。有钱并不一定代表有力量），它和美国国务院、国际 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因为它有非政府组织（NGO）的 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 精英们认为 NED 比秘密支援更可靠”。这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 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 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NED 还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前一段时间，新疆暴乱事件的背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就赞助过热比娅吗？ 另外，像比尔·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也不像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么纯洁、慈善，据《投资利益抵触基 金宗旨盖茨基金会拟调投资策略》：《洛杉矶时报》指出，盖茨基金会每年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收益。其总 资产的 41%以上（约 87 亿美元）被投资到了一些企业，这还不包括该基金会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外国政府 债券。《福布斯》报道，盖茨基金会 2003 年以 268 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 39 亿美元的投资报酬。2005 年，盖茨基金会捐献了大约 14 亿美元。实际上，通过投资经营扩大慈善事业已经成为美国许多慈善基金 会的基本运作模式。像多数慈善机构一样，盖茨基金会每年将总资产的 5%用于捐赠以避免支付更多的税 收，另外 95%的资产用于投资。 像比尔·盖茨、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可以逃避美国高达 50%的遗 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同时，基金会的存在也使得资本家可以逃避资本利所得税。美国国会报告显 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 2/3 的收入是免税的。基金会只需每年将其资本的 5%用于所谓的慈 善事业。 很多的非政府组织的热心、淳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非政府组织，却遗忘 了上述的诸多机构。这些机构的力量要比热心、淳朴的他们更强大。 在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上（诸如普通的社团、协会、俱乐部等），他们已然处于劣势，更不用说 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意义上。 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政府之外的资本和盈利机构其实都属于非政府组织。削弱政府，让政府变成“小 政府”，必然导致资本和盈利机构的膨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些朋友实在是可怜。他们不知不觉就被资本所利用。他们只是资本宏观战略 中的一个小棋子。资本大肆宣扬“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念，大肆鼓吹非政府组织监督的巨 大作用，从而在很多人头脑里建立起一个虚幻“公民社会”的图景，让他们冲锋陷阵。岂料摆脱了目前的 政府，很快就会落入资本的牢笼。 3、 “小政府，大社会” 中的“大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 亲西方民主人士所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是为资本开道的。“大社会”、非政府组织在这其中，常 常扮演的是润滑剂、小修小补的角色。 或许有人不理解，那么我就举一个代表。主流经济学家，倡导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市场经济，主张“小 政府、大社会”，主张“宪政民主”，同时还办起了“慈善事业”，兴办了富平家政服务培训学校、服务中 心，在山西吕梁临县农村搞了小额贷款等项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就业的项目。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 的茅于轼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大部分来源于茅于轼《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反智主义的做法会把社会引向混乱甚至是崩溃 的边缘。但是精英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让精英为整个国 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 他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权，而不是取消市场。” 他反对特权，但是同时却又说：“贪污 5000 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 5000 个亿， 而全部生产是 20 万亿，5000 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茅于轼先生非常讲“人权”。因为他在文革时候被造反派红卫兵整了，所以他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 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 茅于轼先生反对打倒资产阶级，他说“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 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慈悲的茅于轼先生也看到了广大老百姓的苦难，所以他说“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 度。” 可是茅于轼先生是怎么保护无产者和穷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轼先生不是反对大众民主、人民民主，提 倡精英民主吗？他是如何保护老百姓的呢？如何平等的保护所有人呢？ 茅于轼先生说“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 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 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轼先生又说“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 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很多人会非常疑惑，他明明是在与老百姓作对，却信口雌黄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且看茅于轼先生怎么说的“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 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 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 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茅于轼先生真是崇高、伟大，自我牺牲，不计报酬，一心为穷人着想。他开始做慈善事业，开办了富 平学校。 正是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使得中国沦为世界加工厂，中国没有研发产业，大学生 毕业找不到相符的高技术工作，毕业即失业，所以茅于轼开办了一些支持贫困大学生的项目。 正是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造成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均衡、城乡两极分化，农村没 有产业和前途。所以他们开展了非常动听的“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发展项目”，培养农村妇女去城市做 家政工。因为是慈善项目，所以不到一个月的培训收取几百块的费用（就其价格而言，与其他非慈善机构 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当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费通常为是雇员一个月的工资。 正是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造成弱小的小农经济。小农户直接面对资本竞争的汪 洋大海，必然发生资金困难。此时茅于轼与林毅夫、汤敏合伙在山西农村搞了小额贷款项目。但是，利率 却高达 18%以上。茅于轼先生在《小额贷款必须高额利息》中引用世界银行的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 本年利息率为 15-20%”。 以上就是茅于轼先生所做的，“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 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正是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老百姓 面临生存的困境，内心中生出绝大的不满，快要造反了，此时茅于轼等先生又出面了，为底层的老百姓提 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抚老百姓继续做家政工、安抚大学生。他们所做的这些，可以说是润滑剂、缓和 矛盾。这些家政工、小额信贷、支持大学生项目只是产业链最低端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会对我的这个看法表示怀疑，他们思想上会转不过弯来。他们和茅于轼 可不是一个想法，他们很可能也反对茅于轼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们应该明白，虽然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在主 观上是为国为民，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来讲，他们于事无补。 只有当他们在政治、经济发展结构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质疑，致力于改变茅于轼等人所鼓吹的发展模式，
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时，他们才是主观、客观相统一。 大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末医治已病之病。这句中国古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4、 美国何以是“小政府，大社会”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很多人以为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小政府、大 社会”。他们觉得美国好，所以想在中国移植美式民主制度。其实他们对于美国的认识是非常表面的。 首先从对外职能角度讲，美国政府是非常强势的，是名副其实的“大政府”，美国动不动就在世界各 地派兵，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多人把这一点完全遗忘了。 再来看对内职能，表面上看美国政府是“小政府”，但是这个认识没有抓住这个“小”的本质。 美国的“大社会”是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小政府”也是资本主导下的“小政府”。资本在“大 社会”里面运转，资本控制着金融、贸易、工业、能源、农业、医疗、交通、旅游、媒体、教育、体育、 文化等领域，同时资本也控制了政府权利系统。 “小政府、大社会”只是表象，本质是“资本”的绝对控制。 这个“小政府”一点也不弱。对内它表现的似乎是“小”，但是因为政府权力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统一， 因为背后的资本的力量，所以它就很稳定。 “小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由资本去经营和运作。资本不好公开运作的地方，则由政府权利系统去出 台新的政策，出台医疗改革政策（为大医药公司牟利），出台救市政策（解救某些银行家）。在阶级矛盾激 化的时候，或者进行镇压，或者出台一些缓和措施，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瓦解等等。 这个“小政府”是非常强大的，不会一推即倒。 而中国若是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将“大政府”所施行的各项职能一个个交出去，比如工业、金 融、能源、教育、新闻、医疗、福利保障等系统，则很可能一推即倒。只要将这些职能交出去，资本立刻 就会全部接管，而当资本的力量一天天壮大，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要求彻底改变目前的社会属性，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改为资本主义。 上面是从理论层面论述了资本在美国的“大社会”、“小政府”中的统一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 例子，看看资本在美国的巨大力量。 金融领域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领域。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机构主导着美国的金融系统，地位相当于美 国的中央银行。它操纵着美国的工商业命脉，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命脉及对外关系（地缘政治利益）。为了 自身利益，它不允许美国政府设立国有的中央银行（在历史上，私人银行与美国历史上的几次总统的被谋 杀有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在金融领域，美国政府因此变成了小政府。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 1914 年 5 月 19 日 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 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 203053 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 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 30000 股；JP 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 15000 股；当这两家公司在 1955 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 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 21000股；罗斯切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 10200 股； 大通银行拥有 6000 股；汉华银行拥有 6000 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 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 1983 年，他们总共拥有 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 15%，大通曼哈顿 14%，摩根 信托 9%，汉诺威制造 7%，汉华银行 8%。 1978 年 6 月 15 日 ，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 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 130 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 470 个董事位置，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 3.6 个董事位 置属于银行家们。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 97 个董事席位；JP 摩根公司控制了 99 个；汉华银行控制了 96 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 89 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 89 个。 私人银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大多数国人或许都不了解。据恩道尔《石油战争》： 1915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委任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 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 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也就是说，私人银行摩 根承担了英、法、意、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贷机构和物资采购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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