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 1917 年美国参战前，英国战争办公室通过摩根下了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的采购订单，并募集了大 约 125 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据估算，一战造成经济损失为 1700 亿美元(当时币值)。 手握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像杜 邦化工这样的国际巨头，就是得益于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 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摩根。这些关系错综复杂，摩根为英国和法国募集的绝大多数资 金，也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募集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当时美国严守中立，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 纱。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 1917 年 1 月，俄国撤出一战，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促使摩根及其纽约金融财团动用各种资源，发 起巨大的宣传攻势，推动美国出兵。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摩根及纽约的金融财团的崩溃。 1917 年 4 月 2 日 ，美国对德宣战。美国刚参战，摩根公司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 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英国债务转换为美国纳税人的沉重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 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美国政 府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势力的工具。 私人银行竟然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对第一次大战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对 其国内外的工商业发挥巨大影响。如此巨大的力量，充分表明了资本在“大社会”和“小政府”中的决定 性作用。 第二部分 1、被阉割的民主 一些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是因为他们想以此观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实 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美国恰恰就是以此方式搞掉那些不听话的国家和政府。最近的例子是东欧、中亚四国的颜色革命，塞 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几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之后， 这几个国家都成了美国的附庸。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在一次宴会讲话时，因为美国的将军总是看着他， 在讲话结束后，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询问这位将军“我说错了什么？”（《颜色革命的背后》纪录片，日本 NHK 拍摄）。这样的哈巴狗和狗腿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竟会狗腿子到这个地步？独立的人格何在？独立 的国格何在？ 不过在中国，有些自由派人士非常自信，他们公开表示，他们接受了美国的钱和资助，但是他们不会 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们会让中国成为同美国一样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些自由派 人士。他们究竟是自信自己很强大，可以接受美国的资助同时又不接受美国的霸道要求，还是愚蠢的以为 美国是一个无欲无求、乐善好施的佛祖？美国会允许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和美国同时领袖世界 吗，享用世界的石油和资源吗？况且中国人口还是美国的 4 倍多！ 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卖国贼、汉奸，无视藏独事件、新疆暴乱事件。欺骗群众！ 要揭穿这些人，最好的方式是揭穿他们所标榜的美国民主。 在目前中国，很多人都被美国民主迷惑了。在媒体和一些官员的头脑里，民主的范式就是美国民主， 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民主就是多党制，就是选举总统（主席）、选举地方长官。当他们选举完总统（主席） 和地方长官，民主的权利就履行完毕，就可以回家睡大觉，继续上班或者继续失业，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 民主。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人士，他们自信的以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就可以监督 政府，但是监督的效果如何呢？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丑闻和伪证罪，闹成全世界的八卦新闻，可是美国人花 费了巨额时间、精力、金钱去调查，最终也只是不了了之。虽然法律规定可以罢免总统，但是在设置了层 层限制之后，只有超乎寻常的理由和成本才能够实现。 再比如台湾，陈水扁以 39.3％得票率当选总统，其后丑闻不断，闹得几万人广场静坐示威。可是也还 是不了了之，非要等到总统任期届满下台，才能审查他的问题。泰国的事情不也是一样吗？泰国的街头不 也和台湾的一样好看吗！可是有什么用处？ 一位朋友总结，“所谓选举或代议制政体，无非是资本在后台，政客在舞台，老百姓买票看演出而已。
只要买票了，无论好坏都得看，想提前把演员赶下台是不允许的，也做不到的。而公民社会则是一个个合 伙买票看演出的小团体。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交流观后感而已。至于政客表演结束了，下台了，群众愿意 怎么折腾他们就怎么折腾，一来显示群众很有参与的机会，可以解恨，二来资本也可以脱个干净，反正新 的政客又开始表演了，不影响自己的生意。”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台上的疯子、台下的傻子！” 仅仅从外部来监督，却没有直接参与内部管理的权利和直接罢免的权利，这样的“公民社会”、民选 总统又有何意义？ 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限于篇幅，我无法将其中的弊端条条分析，我只讲其中最本质的内容。 美国民主是被阉割的民主，它只讲政治民主、选举民主，却从来不提经济民主。 在现代社会中，成人一天中最主要的时间都在公司度过，很多人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但是在花 费了最多时间的公司里，工人却无法参与民主管理，工人可以一人一票貌似民主的选总统，却不能选总经 理，难道总经理比总统还高不可攀？资本家是剥削工人才取得了巨额财富，企业也是工人共同创造的，可 是工人却无法参与公司的民主管理。资本家可以随意的处置自己的企业，包括让工人下岗。工人连基本的 经济权利都难以保障，政治权利岂不是水中望月？ 参与企业管理等经济民主是每个人的一日三餐，而票选总统、议员则是几年一度的会餐，会餐固然丰 盛、好看，但不把一日三餐吃好，恐怕挺到了会餐也不过是过过眼瘾。 斯蒂格利茨（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5 年—1997 年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团主席，1997— 2000 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工人阶级不仅应该参与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还应该参 与全国以致全球的宏观经济管理。他在很多场合批评美国财政部只是为华尔街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或 世界利益服务。他说：“把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权利赋予财政部无可厚非，但它应该倾听来自方方面面的 呼声，包括劳工阶级的呼声”。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的中央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 也提出类似的批评。既然联邦储备委员会每一次调整利息的政策会影响千千万万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斯蒂 格利茨质问，为什么联邦储备委员会里面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同样，他也追问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这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想都不会想的问题。为此， 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有必要摆脱主流范式的束缚，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从工作场所、基层、社区、全国 以至全球，工人阶级的代表都应该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王绍光《民主四讲》） 斯蒂格利茨的见解，其实继承了毛泽东及《鞍钢宪法》的一些先进精神。 中国六十年代的《鞍钢宪法》是世界民主建设的先锋。1960 年 3 月，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 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反面教训，“强调要实行民主 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 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 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工人参加管理，监督官僚，克服官僚主义。 与其要票选总统，还不如要这样的基层民主、经济民主更实在。建立在基层民主、经济民主基础上的 社会主义民主，自然要比票选总统更有甜头。 懂得了美国民主的真面目，我们自然也就明白西化派所宣扬的民主观将会把中国引向何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和资产者，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以民主竞选、 多党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完全合法化，更为稳固。既然人人都说西方民主好、选举好，他们 就来一次多党制和民主选举，选出自己人当主席、总统，将共产党改为资产党，使得自己的财富完全合法 化，使得自己的权势、地位更为稳固。 我们当然不能上他们的当！ 2、 中国的民主建设 懂得了上面的道理，也就该明白现在的西化派媒体所大肆宣扬的民主观将会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道 路。 同样，对于目前某些党内高级干部所倡导党内民主，也就会有新的认识。万里在建国六十周年发文倡 导党内民主、军队国家化。这话说白了，就是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资产者， 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多党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完全合法化，
更为稳固。既然人人都说民主好、选举好，他们就来一次多党制和选举，让自己人做上主席的位置，将共 产党改为资产党，使得自己的财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权势、地位更为稳固。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是民主建设的内容必须包含经济民主的要求，经济民主必须和政治民主结合起 来。我们必须要求宪法所赋予我们的经济民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 和发展。” 但是曾经的国有企业却被以各种方式贱价卖给私人资本。我们要求对现存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我们 要求调查被贱卖的国有企业是否存在腐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可是一些矿藏却被低价卖给私人、外国企业，让私人和外国企业从中谋取暴利，人民却没有从中谋得 利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利益分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是土地却被卖给开发商，不允许集资建房。政府和房地产商在其中谋取暴利， 却让全体公民受损失。房地产业涉嫌违背《宪法》，我们要求取消房地产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 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 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可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基础被损害了，人民失去了为国家做贡献的渠道，人民的诸多福利待遇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被取消，人民不得不去私营公司和外资公司做工，人民连自己谋生都困难， 更不用说为国家做贡献。劳动光荣的概念已经灰飞烟灭，人民因为吃饭住房问题而变成了奴隶。 目前违反宪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诸如《物权法》等法律也根本不把《宪法》当回事。宪法就像一个被 轮奸的小姑娘。我们必须付诸行动，要求维护《宪法》的权威。 第三部分 1、我们所主张的“大政府、大社会”的“人民社会” 说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怀疑我们想打压非政府组织，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主张公民拥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我们欢迎百家争鸣，欢迎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欢迎持各种意见的人士，只要这些争鸣和意见、这 些组织和个人是力图站在公开、客观、理性的态度上，力图为人民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和小集团的 私利，不是狭隘、谩骂、弯曲、造谣和误导。 我们相信，只要展开充分的大辩论、大讨论，人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我们主张公民应该根据宪法的原则构建“公民社会”。我们所主张的理想的“公民社会”，可以称为“人 民社会”，应具备如下特征： 公有制作为主体，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公有制，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部分商品实行市 场经济。国家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 国家切实担负起公民的劳动保障和福利。人民有经济独立，便可以依据《宪法》充分的参与社会活动。 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者、政府管理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 威自由等。 通过以上的政治民主权利，进一步巩固实现经济民主的权利。通过经济民主的权利，进一步保障政治 民主的权利。 此时，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会逐步高涨，规模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大 社会、小政府”。 与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社会”，政府与社会将会紧密 结合，也即是“大政府、大社会”。人民既参与到“大社会”中，也参与到“大政府”中。这样的社会才 是真正的“公民社会”，“人民社会”！ 2、政府和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态度 以上所说的“人民社会”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但是，在争取这个理想的“公民社会”之前，我 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目前的中国社会对于“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态度？目前的政府对于公民社会是什么态 度？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亲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公民社会又是什么态度？ 对于关注时事的朋友，无论是左翼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还是右翼亲近西方民主的人，或者仅仅对时 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共识。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问题重重的境地。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表面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也造就了巨大的危机。 面对今日中国的内忧外患状态，政府本应深刻反思，鼓励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展开大辩论、大讨论， 取得全国人民的共识，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得中国真正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使得中国真正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甚而使得中国真正领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维护世界的公正、和平，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 “秉持公正，伸张正义”。但是政府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从来就相信“大辩论、大字报，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却从来 也“不争论”。有朋友说，虽然现在的毛派所继承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皮毛，但是仅仅掌握这一点皮毛， 也足够把邓小平理论驳倒。邓小平理论不中用，所以政府不敢争论。若是争论就要改变现在的道路，就要 触犯现在的利益集团群体。 政府同样也不敢和亲西方的右翼人士争论，虽然目前党内主张搞西方民主的高级干部并不少（这些干 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期望走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目前的政府，在治国的方式上没有系统扎实的理 论体系，在应对右翼“自由宪政派”的思想和政治挑战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怕乱求稳。若是和西化派争 论，西化派正好可以利用国人对政府的长期积攒的怨气，造成颜色革命或者社会动乱。同样，若是和西化 派争论，便没有理由不和左派毛泽东思想争论，此时，政府同样会失败。 面对这样的两难，政府只好采取两边压制的政策。不过相对而言，因为党内高层干部中有不少主张全 盘西化道路者，对右派的压制就常常显得非常软弱无力。对左派的压制更甚。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竟然没有一个纸质媒体可以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亲西方的右派，却基本占领了 90%以上的纸 质媒体、电视、网络。《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等。虽然这些报纸和电视不可以公 开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国，但是他们天天干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些。 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不以“革命党”的标准来衡量，仅仅从合格“执政党”必须维护其制度稳定这 个基本要求来看，目前的政府也是一个失败。 以上是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 3、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态度 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西化派媒体，表面上他们赞同“公民社会”，但其实质却是资本主 导下的“公民社会”。 他们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榜“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做。 在他们的报纸上，从来也看不到对他们的反驳文章。当我们以事实、理论，从宏观、微观等角度分析 问题时，他们从来不敢直接应战。他们只会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的、想当然的印象，只会搞一些个人 对历史问题的回忆录（历史不是某个个人，历史是宏观），只会搞一些类似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东西，只 会搞一些类似港台明星八卦的政治轶闻来讽刺曾经的共产党人。对于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他们根本 缺乏以史为鉴的态度。 我们曾向他们提出要求，在《南方周末》上开辟出十分之一的版块给我们，其余版块还是交由他们自 己管理，在报纸上双方公开辩论。我们以为，经过这样的充分辩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一年，人 民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可是，这些报纸没有敢于应战的。他们自知理亏、心虚， 所以不敢同我们辩论。 这就是亲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真正态度。这个结论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这一切会看得更清楚、明白。 结语 胡锦涛主席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我们的时代，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了，但是与此同时，新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也必将应运而生。为了应 对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了挽救矛盾重重的中国，必须来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要求各 个方面可以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可以凝聚起共识，以最小的代价做出伟大的变革 行动，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作出贡献。 返回目录〉〉 张宏良：历史在期待，人民在期待——对李昌平评改革文章的按语 后面所附是李昌平先生的文章《90 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李昌平先生这篇 文章对中国改革的批判和否定，虽然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但是由李昌平先生得出这个结论，却 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李昌平先生曾是众所周知的坚定改革派，如今连李昌平这样曾经十分坚定的改革派， 都对改革进行了彻底否定，表明中国改革确实已经走向了反面，所谓改革派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改革教已经成为将中国人民推入痛苦深渊和将中华民族推入分裂动乱深渊的邪恶势力。本来，改革和革命， 是社会历史辞典中两个最神圣的概念，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社会制度的“中医保守疗法”，革命是改变 现有制度的“西医外科手术”，人类社会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进步和发展的。可是在当今中国，从改 革教到普世价值派，却彻底毁掉了人类历史上这两个最神圣的概念，革命被彻底妖魔化了，改革被彻底罪 恶化了，这是中国社会道德崩溃、伦理尽失的根本原因。 特别是目前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公开制造动乱、分裂中国和灭绝中国 绝大部分人口的罪恶代名词。虽然中国官僚专制体制必须要改变，但这绝不是选择资本专制的理由，更不 是肢解中国、灭绝中国人口的理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唯一的历史出路，就是建立人人拥有政治权利的大 众民主。而如今的政治体制改革，诚如李昌平先生所言，“是在外国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 分子力量、黑恶势力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如果说此种力量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掠夺老百姓 的财，那么，此种力量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索要老百姓的命。如果中国共产党再不进行绝地反击， 任凭普世价值派灭绝中华民族的罪恶勾当泛滥下去，那么，中国很快就会出现血流千里、横尸遍野的悲惨 状况。 对此，李昌平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严词警告：“现在，任意由文人墨客随意解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 和政府主要领导人讲话中的只言片语来“引导”未来改革或借洋人、假洋人之‘信口开河’为指导中国改 革之“圣旨”的混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默认国内外文人墨客们随意把党中央领导中国改革 的一个司令部拆解成两个司令部、甚至多个司令部，改革一定会乱套的、改革会无法无天的、改革会导致 天下会大乱的，改革甚至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李昌平先生这番话，反映了当今中国让人忧虑的一个可怕
现实，就是美国操纵的海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全都聚集在了中国普世价值派周围，在党中央之外又打造出 了另外一个新的政治司令部，推举出了新的政治领袖。近来，他们在北京、广州、香港、美国等地召开了 一系列研讨会，研究“如何避免当初赵紫阳的失败，争取这次一举成功”，“彻底打到权贵集团和铲除毛左 派”（他们所谓权贵集团是指党中央，所谓毛左派是指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一 场遍地杀戮的腥风血雨很快就会到来。回顾历史就会看到，中国每一次高层分裂，“一个司令部拆解为两 个司令部”，结果无一不是动荡和流血——除非是现有司令部以突然手段解决掉刚刚形成的另外一个司令 部。而从目前中国普世价值派响彻云霄的必胜舆论中，让人感到的却是相反的迹象。俗语讲，风雨将临蚁 上树、大船要沉鼠先逃，正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看到了中国内乱将至，所以才拼命把财富和子女向国外 转移，从而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特殊移民大潮。 当今中国犹如一张弓弦越绷越紧的大弓，几乎已经绷到了极限。可是，目前不仅没有丝毫松弛的机会， 而且还在继续绷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在如此紧绷的社会关系中向前发展的。莫说是我们这 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即使是一个夫妻两口的小家，也绝不可能在越绷越紧的关系中维持长久。 对此，无论是左派右派、穷人富人、官僚百姓、学者民工，只要不是邪恶的沉船派和纯粹的生物人，都会 感觉到越绷越紧的中国社会随时都会分崩离析。甚至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自下而上心照不宣的朝野共识， 所以胡锦涛代表的党中央才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把绷紧的社会关系松弛下 来，缓解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然而，由于党中央的软弱妥协和普世价值派的强硬紧逼，结果是党中央提 出的所有民生政策，最终几乎全部变成了整治民众的政策。中国社会不仅没有走上和谐道路，反倒越来越 成为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建设和谐社会，本来是想作为稳定发展的一条途径，现在这条途径本身却变 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继北京之后，上海、广州先后宣布管制菜刀，天安门广场平时变成了严禁入内的空 旷广场，此类千百年来极其罕见的紧张现象，反映出中国社会已经绷紧到了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极限程度。 以往只是历史传说中有过秦朝和元朝曾经管制菜刀的说法，估计还多半是文人墨客的妖魔化说法，然而让 人未曾想到的是，这种极不可靠的历史传说，居然变成了当今中国的现实。 绷紧的弓弦必须松弛下来，国家只能在宽松的环境中才能存在和发展。李昌平先生和绝大多数共产党 人一样，仍然把期待的目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掀起一场“大 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承认错误、拨乱反正，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 把社会真正纳入和谐发展的正常轨道。其实，李昌平所说的这个“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就是大众 民主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只是互联网出现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形式上变成 了网络大辩论。网络上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诚如李昌平文中描述的那样，曾经在胡锦涛主政初期出现过， “2003 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时间让人民看到了我党‘反思改革’ 的勇气，重新唤起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但‘反思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被‘和谐’了”。 李昌平所说的这场“反思改革”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之所以在大潮初起之时就被迅速平息，是因为从 最初的改革教到现在的普世价值派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反思改革”的结果必然会触及到抢劫式改革的 反人民反人类性质，必然会暴露出改革教领导的私有化和殖民化改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我完善的改革，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性质的改革。并且，由网络兴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一旦在整 个社会普及开来，必然会形成目前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的转变，铲除腐败滋生的政治基础和殖民化的 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显然，这是国内外反动派无论如何都不能 接受的，特别是美国垄断集团和中国普世价值派更加不能接受。所以，他们采用制造党群分离乃至党群对 立的方法，迅速瓦解和镇压了“反思改革”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 为了防止网络再次掀起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浪潮，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和中国普世价值派，联手把 当初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引入中国，把中国网络资本完全变成了一种新兴法西斯势力— —中国网络法西斯。中国新兴法西斯与包括欧美在内的全世界法西斯最大的不同，就是全世界所有法西斯 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而唯独中国新兴法西斯是极端的卖国主义。由于中国新兴法西斯势力是由美国资本 集团和中国普世价值派共同打造出来的，所以与当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法西斯势力具有更大相同之处（除 了前者卖国、后者爱国之外）：都是把自由民主作为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由；都是把打击社会主义者作为 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任务；都是垄断资本的政治衍生物又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打手。只是中国新兴法西斯势力 比美国麦卡锡主义更加残暴、更加疯狂、更加歹毒、更加没有人性。在中国网络垄断资本基础上形成的新
兴法西斯势力，是一种具有太监般阴狠歹毒、灭绝人性的特殊法西斯势力，这种特殊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标志着中国和平进入和谐社会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塞。因为人类曾经有过和平战胜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 经验（如圣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等），却从来没有过和平战胜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全世界所有国家 消灭法西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暴力，革命的暴力或正义的暴力。所以，新兴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决定了 中国必然会走向暴力时代。 国内外各种极端右翼势力借助普世价值派在共产党内和政府内部的权力，平息和镇压了 2003 年兴起 的以“反思改革”为主题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之后，不仅对共产党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倒利用在镇压 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中发展壮大的政治力量，加紧了推翻共产党执政地位、肢解中华民族和灭绝中国人口 的罪恶活动，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同时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危亡境地。严酷的现实深刻教育 了中国人民，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明白，在当今中国，只有走党群一体化道 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再次掀起一场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消除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 对共产党领导的威胁，对国家政权的威胁，对中华民族的威胁，对 13 亿中国人民的威胁，才有希望彻底 铲除腐败基础，解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政治威胁，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和统一，实现人 民的真正自由和民主。 目前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外国势力、官僚势力、买办势力、 汉奸势力及各种黑恶势力总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之间的生死斗争。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普世价值派，中 国未来则大有希望；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被普世价值派打到，或者成为普世价值派的政治寄生体，不仅 中国共产党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也将不可避免地走上印第安人的灭绝道路。 中国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历史在期待，人民在期待，像李昌平等无数共产党员也在期待。 下面附件是李昌平先生的文章 附文 李昌平：90 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 ——改革迫切需要一场辩论和一个决议 我曾经自以为是坚定的改革者。我现在是改革的旁观者和质疑者，也是改革的建议者。 我 1983 年元月参加公社工作，1985 年担任乡党委书记。直到 2000 年离开体制，做过四个乡镇的党委 书记。 在我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多年的改革实践中，搞过无数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最有改革意识的乡党委书记 了。我主导过的众多项乡村改革，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瞎折腾”或“人走政熄”，极少有成功的改革。 我在 2009 年出版的《大气候》一书中讲过我的一些“改革故事”。这里我不重复我哪些改革的陈年旧事了。 2000 年我辞去乡镇书记的职务，由吃体制饭的“公仆”变成了吃市场饭的“主人”。 如果说在 2000 年前，我只算是个仅了解自己主导的改革或只知道局部地区改革的井底之蛙。但在 2000 年之后，我有机会到了更多的农村（在云南、贵州农村扶贫 3 年，还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的农村），还在 城市（深圳、珠海、广州、北京等）当了打工仔、暂住者、“二等工人阶级”、“二等记者编辑”、“非法 NGO 社会工作者”等，亲身经历了中国城乡弱势群体的生活；我还认识了好多国内外研究中国三农的知名专家 教授和官员，被成为了“最有问题意识”的三农“爱好者”。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由一个在一个县工作了 十七年的“井底之蛙”，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外精英和草民、体制内和体制外、上层和基层、中心和边远、 现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间穿梭的“自由乌鸦”，让我有机会看到、听到、感受到、体会到了中国 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改革的炎凉感受。 改革和革命一样，确实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但是， 改革发展到今天，赞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继续坚持“既有改 革”持支持态度的人正在由多变少。 原因其实很简单：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变少，而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正在由少变多；改革正 在让绝大多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却让权力、地位等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世袭之物；改革正在让“公平 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去，改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 甚至恐惧情绪。 怀疑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怀疑改革的人远远超过了曾经怀疑革命的人。
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改革）走上了邪路。按照改革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定下的评判标准来检验改革，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改革设定的评判标准没有错，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一致 的。 90 年代以来，不仅我李昌平“主导”的乡村改革是“瞎折腾”，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的很多改革 都正在背离改革的初衷。如： 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可农民只在 80 年代获得了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好处，进入 90 年代后，农民和农村迅速沦为了为改革付代价的对象。 1，80 年代以来的医疗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的医疗福利，改善医患关系，可是改革后的实 际情况是少部分人享受了医改的好处，少数人借医改发了大财，到 90 年代中后期，80%以上的城市居民、 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了为医疗改革付代价的群体。改革前，人们赞美医生护士是天使，现在，在越来越多的 缺医少药者的心目中医生护士是“最值得警惕”的人。 2，80 年代后期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各级政府财政每年对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同时， 全民也迅速沦 为了为教育改革付出高昂代价的“学奴”。学校变成了公司，校长变成了首长，教授变成了叫兽，学生变 成了羊。 3，起始于 90 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体制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职工受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投机客 发财，让无数的民众、特别是 80 后、90 后、00 后„„付出代价，沦为了“房奴”，甚至有很多人连获得 “房奴”资格的能力都没有了。 4，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有权有钱，让千千万万的农民付出代价。 5，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是黑社会、黑心官员和黑心资本家的一场联合抢劫，极少数人发 大财，矿产所在地人民和全国消费者付出了代价； 6，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创建资本市场等等改革，都避免不了改革等同于合法抢劫的命运。 市场化改革数年，连人称“吴市场”的吴敬琏教授也坐不住了，惊呼：改革正在建立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制 度。 几乎所有的改革，初衷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基本上都走向了背离。 2003 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时间让人民看到了我党“反思改 革”的勇气，重新唤起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但“反思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被“和谐”了。 1，2003 年以来，中央财政确实拿出了更多的钱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并无大的改善，有些方面还恶化了。如中央财政统筹义务教育了，每年数千亿资金到 了地方，迅速集中配置到了市县的“教育城”政绩工程，好老师、好学校向县市的“教育城”集中，有钱 的农村孩子不得不到县城上学，要交择校费、生活费、住房费„„家长还要陪读等等，读书更贵了、更难 了。没钱的农村孩子，厌学、逃学不断增加，读书的人更少了。中央财政拿出巨大的钱搞义务教育，本来 是为了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得起书、方便读书、读好书，可结果恰恰相反。教育沦为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工 具、推高房价的工具、搞面子工程的工具。 2，2003 年以来，药品价格下调了 20 多次，每次都是两位数，可是，药品的实际价格不仅没有降低， 而是实实在在的越来越高了，甚至过去弱势群体消费的便宜药也借政府降价之机退出了市场。 3，很多地方政府搞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待遇均等化，而是把户籍作为一种奖励品奖 励给少数所谓的“精英”人才，不仅没有解决既有的户籍歧视，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户籍歧视。过去的户 籍歧视只是城乡二元，户籍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城乡歧视，还发展为城城歧视、省省歧视„„每一个城市都 像一个“诸侯国”，搞得我等体制外吃饭的人像“丧国之犬”，搞得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户籍没有安放之 地，让悻悻学子离开学校时甚感泱泱大国“无立锥之地”。 我党一方面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 表却越来越远离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会、政治协商代会。党想得到、说得到，但做不到了！ 2008 年经济危机，出口依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进口依赖却日益严重起来；旧的产能过剩还没消化， 新的产能过剩却更加严重；旧的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结构性问题却更加突出；„„ 房价越控越高、“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轮番登场„„
三聚氰胺还没结束，转基因种子、转基因食品就偷偷摸摸铺天盖地了„„ 腐败反了多年，战绩越来越大，腐败也越来越严重„„ 改革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似乎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政 府想得到、说得到，做不到了！ 吴敬琏先生近乎于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绝望了，老先生是经济学家，现在极少谈经济体制改革了，吴 敬琏先生更多的谈政治体制改革了。“吴市场”变成了“吴政改”。 温总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胡总书记最近在深圳特区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 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吴敬琏期待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温总理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胡总书记所指的改革是什 么样的改革？ 他们说的改革是一样的改革吗？ 未来 30 年，中国怎么走？中国有多少人明白了？同意了？相信了？ 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明白未来 30 年如何继续改革的人越来越少了，参与和推动改革的人民群众越来 越少了，改革正在官僚化、口号化，甚至很多地方的改革正在“专制化”和“钟馗化”，其改革是在外国 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分子力量、黑恶势力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人民大众越来越被所 谓的“改革”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日益堆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没有信 心了！ 继续改革，迫切需要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需要人民力量！ 改革 30 年了，成绩是很大，代价也是巨大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的，应该坐下来对过去 30 年的改革 做一次大总结、大反思和大辩论了。 当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对前面 30 年进行了大总结，进行了大反思和大辩论， 全党、全民在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基础上有了“改革共识”——“三个有利于”，党对改革的方向、 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有了《决议》，绝大多数国民都是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 邓总设计师不可能万岁，“不争论”也不可能万岁，这是规律！改革走过 30 年了，“不争论”早该过 时了，现在是对前 30 年、甚至 60 年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展开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 的时候了。不要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不辩论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我党要勇敢的重新领导一 次对中国未来 30 年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的全民大辩论，在全民大辩论的基础上，把认识 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形成未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发展”的新《决议》，以新《决议》 指导未来 30 年的行动。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集全民、全党智慧的《决议》来明确未来 30 年前进方向、目标、 道路、旗帜和战略，指导未来的行动。现在，任意由文人墨客随意解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政府主要领 导人讲话中的只言片语来“引导”未来改革或借洋人、假洋人之“信口开河”为指导中国改革之“圣旨” 的混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默认国内外文人墨客们随意把党中央领导中国改革的一个司令部 拆解成两个司令部、甚至多个司令部，改革一定会乱套的、改革会无法无天的、改革会导致天下会大乱的， 改革甚至会导致亡党亡国的！ 共产党应该找回 78 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理直气壮的领导起对 30 年改革的大总结、大 反思、大辩论。这既是共产党继续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需要。 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她数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明确承认前进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前进 中的错误。这需要勇气、智慧和能力。如果一个政党连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都失去了，这个党执政 的时日就不多了。 我李昌平之所以还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对这个党还有期待。如果这个党永远都“不争 论”，永远都假装一团和气，永远都不反思、不辩论，永远都不开诚布公的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永远都 不敢纯洁队伍，还永远都撅着屁股（鸵鸟）自诩伟大、光荣、正确，这个党就不值得期待了！ 如果有一天，像我李昌平这样的共产党员都对这个党不抱有期待了，这个党恐怕就是赵本山的马甲了。
但愿我曾经热爱过的这个党不要沦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马甲。 返回目录〉〉 任 凭：经改已导致两极分化，政改将导致亡党亡国？ 当前《炎黄春秋》杜导正等资改派鼓吹政治体制改革，鼓吹美国的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其实是他们 觉得自己享受的民主自由还不够多，还被党章宪法限制，还没有彻底掌握军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增大本 阶级、本集团的进一步的政治权力和民主，也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全面彻底专政。 有资本家阶级及资改派的民主自由，就没有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 杜导正们认为西方及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代表普世价值，杜导正所认同的民主，不过是美国式的民主。 其实在美国，政府官员说到底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整个美国生产资料被一小撮资本家垄断，财富分配两极 分化，在这样的社会中仅仅有资本家阶级的民主自由。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第一人权。美国政治经济制度运 行这么多年，连消灭私有制、人民群众占有生产资料、人民群众不被剥削的基本人权都无法实现，这种政 治经济制度远不如毛时代的经济政治制度公平合理高效，甚至是比当前特色中国党章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 政治制度还要落后。 杜导正等资改派说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那么当你们推动国企私有化大卖国企、让工人大量下岗时， 为何不讲民主，不听听工人阶级的意见？当你们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制造三座大山时你们为 何不讲民主，不听听人民的心声？当你们独裁专制地购买两房债券时为何不讲民主？当你们签订不平等条 约加入 WTO 时为何不讲民主？当你们签订东海共识时为何不讲民主？而当人民拿着党章宪法，拿着党纪 国法要清算你们出卖国家出卖人民的罪行时，你们要给自己争取民主自由了。 薄熙来在重庆发动人民群众唱红打黑降房价搞民生，深得全国人民拥护，为何资改派们不但不支持学 习薄熙来，还千方百计挖苦抹黑打压薄熙来的重庆实践？当赵东民按照党章宪法按照工会法维护工人利 益，制止你们资改派侵吞国有资产时，你们不但讲民主，反而对赵东民实行毫无法理、毫无人道的独裁专 制。大搞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的是你们，让工人下岗的也是你们，镇压赵东民的是你们，镇压通钢工人的 更是你们。可以说，赵东民事件、通钢事件揭破了所谓资改派政改的画皮。 当年资改派们喊着“让人民富起来”的口号进行经改，剥夺了属于人民的国有资产，让人民成为资本 家们的雇佣奴隶，实际上仅仅是资改派官员及其家属变成了富豪，而下岗的生活水平还不如 1979 年。今 天，资改派们喊着“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口号要进行政改，其目的是将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民主、 公有制为主体、反对剥削、工人农民是国家主人”等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力取消，彻底实现新生暴富阶 层的民主自由人权，彻底实现对人民的专政。 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有《炎黄春秋》杜导正等资改派们的民主自由，就没有人民大众 的民主自由。 中国当前陷入危机的原因，就是资改派们以独裁专制的方式大搞国企私有化、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 化、大力引进外资、大搞血汗工厂廉价出口、大力购买美国垃圾债券等系列卖国行为。以杜导正为代表的 资改派的权力及其享受民主自由太多了，而工人、农民的权力及享受的民主自由太少了。即便如此，资改 派还觉得自己的权力不够大，为了能够彻底消灭社会主义，消灭共产党，进一步扩大资改派自己的权力及 民主自由，他们不得不鼓动进一步废除宪法党章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鼓动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相反，人民大众也认为当前政治体制问题很多，突出问题是，资改派把控经济政治改革的大权，资改 派等买办汉奸势力权力太大了。资改派官员们实际是资本家们的走狗，资改派们把持的权力机关都成为了 为国内外资本家及自己谋利的工具。他们大肆推动私有化市场化，使资本家们成为社会精英、统治阶级。 当前资改派鼓动的政改、普世价值是个骗局。因为二十多年来，资改派搞的经改--即私有化、市场化、 殖民化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搞到两极分化、社会矛盾频发的程度。但是这些资改派不但不反思自 己经改的失误，反而将这些问题推卸给四项基本原则，推卸给毛泽东建立的人民民主体制，要求进一步政 改、进一步学习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学习美国的普世价值来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这些资改派难道不知
道美国社会也是两极分化的这个常识吗？他们不知道美国社会是一个一小撮资本寡头幕后操纵、控制的社 会这个常识吗？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资改派们从来就是对这些常识避而不见甚至是极力否认，其目的 就是将中国改革开放引导到美国资本主义方向上去。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美国社会其实是资本寡头专政的 社会，这是由宪法党章所规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早已揭示的真相，今天也是人类所公认的常 识。只有中国那些意图颠覆党章宪法的资改派们否认这些常识。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正是资改派搞美国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破坏党和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所导 致的。比如，废除宪法中规定的罢工权力，废除四大；将毛时代工人农民监督约束官员的机制全部破除； 党政分开等系列政改使当前各级官员严重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资改派官员们已经像美国政客那样俨然 成为新生资本家阶级的走狗；工人农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被剥夺；新生的资本家们纷纷进入党内进入人 大进入政协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力量；工人农民迅速从人大政协政府机关退出；资改派们把持政府权力 大搞独裁专制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正是这一系列与美国普世价值接轨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新生资 产阶级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民主自由，使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丧失毛时代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力及免费医疗住房 教育、铁饭碗等物质财富。 当前宪法及党章中已经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工人农民为国家主人，人民民主、按劳分配为主”。在 这样的宪法与党章的制约下，资改派们仍然将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针付诸实践。按照宪法党 章，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是非法的，为了确保这种非法经济改革的合法化，确保新生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 罪行不被清算，资改派必须进一步推动美国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废除党章宪法。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已经臭不可闻。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负面性进行一 定的限制，和所谓美国普世价值一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民主社会主义也好，普世价值也好，都否认阶 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又不反对私有制、资本家剥削工人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谋求新自 由主义改革的合法性，杜导正们扛起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及政改的大旗，其目的是通过所谓民主社会 主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宪法党章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工人农民为国家主人，人民民主，按劳分配为 主”等社会主义成分废除。资改派们在当前宪法、党章中社会主义成分还很多的情况下，已经将中国搞成 了新自由主义社会这个样子，如果中国真要想苏联解体前那样，举起比当前宪法党章还要右、还要有利于 资本家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普世价值大旗，大搞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大搞废除党章宪法里社会主义成 分的政改，中国只能亡党亡国当美国殖民地的分了。 附文： 政治体制改革：党的核心领导、人大宪政权力及国务院权力扩张 作者：愚悻 中国有四大权力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中国境内左派和右派态度泾渭分明。左派人士 长期坚持、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千方百计削弱和反对这种领导，并且挖空心思地制造舆论改变这 种领导。任何人只要稍稍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就不难对这铁的社会政见分流，得出铁的认识。 左派坚持共产党领导，基于共产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基于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共产 党章程和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就目前的社会现实来说，就是基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论党的建设怎么迂回，只要共产党还处于领导地位，并且一不改名二不改性，中国社会再退也退不 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实现总会有希望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大溃退，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当时执政的 共产党实行改名改性。如果让极右派李锐、辛子陵之类阴谋得逞，中国共产党一旦改名改性，那中国实现 社会主义就真正没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了。 中国共产党的顶层应该清楚：真正长期信赖这个党的社会基础，是工人、是农民、是一切劳动者„„。 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的肯定就决定劳动同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别关联，愈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群体， 对这个党的感情就愈深，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在非直接参入社会劳动的人群中，对这个党感情深厚者相 对要少得多。 左派人士、左派网络，即使对党的某项政策和策略有意见，如同家里人对自家家长有意见一样，再大
也坏不了党的大事。但是，资产阶级右派、自由精英、右派媒体和网络，不管他们话说得多么合意、颂歌 唱多么动听，如同狗改不了吃屎本性，骨子里对党是离心离德的，一旦有了气候，就会翻脸不认这个组织。 只有在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左派心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位置，始终坚定不移！ “党政分开”是从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始的，它的成功是资产阶级右派精英的重大胜利，也是“改 开”中产生的重大失误。“党政分开”美名曰“党要管党”，以利“总揽全局，监督各方”的作用，实际是 把党的领导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只是去起监督作用。政权的统治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力来体现的，如果 党不能直接领导行政权力，党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无法体现了。近二十年来资改派对行政权力的驾驳， 已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并不去顾忌党的眼色，其手持王牌就是：“党政分开” ！ 二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的权力未能真正落实到人大，这种现象，不论三十年前或“特别是” 年代，都有着实反映。六 十年到今，人大象皮图章的作用根本没得到改观，相反三十年的改开，使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平台，更加 虚无化、图章化了。 造成如此有三点原因。第一，三十年前人大代表中劳动人民比例虽然也高，但代表产生大都出自于官 员指命，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代表们在其责任对象上存有错识，“特别是”年代并没有纠正这种错识，相反 使其倍加强化。第二，“特别是” 年代的各级人大代表构成，明摆着对劳动者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漠视，各 级政府官员、各路精英、各种资本占有者、各种名人名艺名嘴，占有着各级人大绝大多数席位，使该权力 机构呈现浓厚的官僚化、精英化色彩。第三，虽然三十年前由于人大代表的指命直接造成人大未能真正形 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平台，但还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其它渠道，这就是毛泽东创导的“四大”和群众运动， 这两条却是“特别是”年代特别忌讳的，也是特别不能容忍的，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渠道就几乎不存在了。 尽管如今人大实际已成大小官僚和各路精英的会师平台，但这并没有让人民对其失去最基本的信赖和 厚望，只要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属特性总会得到加强的。当今人民对人大意 见不是集中在人大代表来源和构成上，而是觉得人大未能充分行使应有的宪政权力，自身法权让度得太为 过份。因此，捍卫人大的宪政权力，确保人大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权力机构，让其能够履行对肆无忌弹的 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是当今人民百姓对全国各级人大的主要诉求。在此基础上，人民才能去谈如何入主 人大、才能去谈怎样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 三 1975 年的宪法对中央军委权力是这样规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 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虽然后来宪法把此条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 量。全国的武装力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 全国人大有罢免权。但只要坚持共产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指挥枪的实质就不会出现根本改变，对 此，左派们不应存有疑虑。 中国人民必须警惕和痛击“军队国家化”妖言惑众的反动力，必须彻底揭露这种妖言产生的幕后动因， 不允许再出现“党政分开”类的恶果。“军队国家化” 实质是军队政府化的托辞，是行政权力对党的权力 的严重挑战。军队国家化的实现就意味着共产党丧失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也就丧失了其在中国实现社会 主义的核心力量，这种妖言的最终目的是把共产党矮化为一个普通政党，就给多党轮流执政埋下祸根，它 从根子上排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领导，让走资本主义的政党在中国大行其道。如果“军队国家化” 一旦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权力资源，那中国社会就无需戴上“社会主义特 色”的光环，就可明目张胆地、大摇大摆地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四 国务院是全国人大雇佣机构，同全国人大不是处在同一权力层次，更不能同党的领导相提并论。人大 的权力直接来自于人民委托，而国务院权力却是来源于全国人大，其只对全国人大负责，至于能否实现对 人民负责，那就是转了弯的事了。因此，人民对国务院的希望与感情，是不能去类比对党中央、全国人大 的希望和感情的。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五年一届，但没有规定国务院一次组阁期也是五年。如果国务院
的行政作为有悖于全国人大的委托，人大随时随地都有重新组阁的权力。如此说来，任何国务院阁员哪怕 大领导，是无格去谈自己任期的。 人民心中都有杆称，新中国历届国务院，只有周恩来总理的国务院行政最好，他才算是人民好总理的 化身，在忠诚、道德、人格、效率上，后来者们均未能仳及。在公权力使用上，周总理也是楷模，他领导 下的国务院，严格尊循党的一元化领导，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地工作。如果要说继任者们有什么特点的话， 只能说在权力运用上，愈是后来，愈显得强霸、揽权、短视和狭隘，我国近二十几年所产生的各种腐败以 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失误，无不与这种强霸、揽权、短视和狭隘有关！ 国企改制是行政揽权的突出表现。这个本来涉及到千千万万人民最贴身利益，又存在全民财产处置的 大事，只有人大才有权力与资格去讨论。但中国的国务院可以不经人大，更不必告知人民，就以国家名义， 通过国资委、体改委等部门甚至几个人去强行推进。其结果是数千万工人失去饭碗，数十万国营企业倒台， 数万亿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产生了数十万个红帽资本家！ 更不要说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形成了三座大山。 中国房地产业市场化是“改开”中祸国殃民的最大败笔，这个怪孽之所以成为中国民生的大劫大患， 主要是有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纵容和蔽护，也突出暴露了其行政中的强霸与自私。土地是人民的不是政府 的，人民的土地处置权本应由人大来掌控，但在中国却由行政机构或少数官员来控制，并以此来向民夺利！ 中国衙门到底为谁而开？已成当今民众心中解不开的谜。以国务院为龙头的中国政府已是目前世界行 政成本最高、行政效率最低、行政人员最多、职务消费最松、特权利益最大、行政开支最不透明、多项行 政指标长居世界第一的政府。组成这个政府所有成员，待遇优裕于国民数倍而劳作也舒服于国民数倍，不 但工资收入高，而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等额外一条筋，不知比普通国民好到哪里去了。至于组成 这个政府成员们的灰色收入、三公消费等，更是深不可测。中国政府的化钱功能，为世界各个政府远望而 莫能及，而且还要戴上美丽的光环！无情的事实在告诉全国人民，这个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其内骨服务 的对象是 3000 万公务员。国务院财政部不是全国人民的财政部，它是专为 3000 万特权者敛财而设的。本 来按照国际宪政惯例，国家一切公共收入，包括税收、土地收入、国企利润、公共产品收费等，应由人民 直接委托者来掌控。全国人大应有的掌控力实际已被国务院全面取替，四万亿也好，两万亿外储也好，公 务员工资费用及职务消费也好，没有一项是人大说了算！ 如今，不要说什么大领导、部长们，甚至国务院下属部门带有长字号人物，都成了国家权力的化身， 个个拧着“改开”的专利，个个成了“改开”的超级裁判，他们一言成九鼎，句句话都是国识。“改开” 的天是国务院的天，“改开”的地是国务院的地，至于党中央，至于全国人大，倒真是成了政治权力的配 角。 „„„„ 二 0 一 0 年四月二十三日 返回目录〉〉 邵建明：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担忧--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政府高调提出政治改革已有时日，社会各阶层（暂时不说阶级）对待政府政治改革的态度也基本一致， 就是都迫切希望进行一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表面上看，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已经是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但本人并不如此乐观，反而觉得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酝酿着一场暗流汹涌到惊涛骇 浪的巨变，其潜在的力量足可以摧毁现有的一切，甚至动摇中国的国本、撼动政府的统治基础、从而危及 国家和民族。 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想要进行的一场变革，但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各阶层所希 望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目的却绝然不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将会围绕着改革方向和改革目的进行一场殊 死的较量，作为主导这次政治改革的高层也将面临着一场有关国家、民族前途和利益的生死抉择。改革何 去何从，事关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前途、亿万中国人民的祸福，其艰难程度，要比经济改革难上不知多
少倍。从代表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左翼人士看来，改革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当按照宪法规定、 应当朝着最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当朝着强我中华、兴我民族、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的方向进行改革。这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向，也是利国利民的最好的改革方向，更是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 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方向。如果从民意方面讲，政治改革理所当然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样，将会改 出一个奋发向上、生机勃勃的民主社会、改出一个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中国，这也是中国共 产党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最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这良好的愿望是否能实现，我看前途充满着巨大的危险 和无数不确定变数。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讲，我们不妨仔细看看我国当今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积极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制度接轨，全面推行私有化，举目当今中 国，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矿藏、江河湖泊，哪一样还有全民所有的？（有人会说，不是还有许多国 有企业？土地不是国有的吗？但是，国有不是全民所有，这一点中国的工人阶级最清楚，如果土地人民有 份的话，你购房时为什么要支付这么高的土地价格和费用？）大家可以仔细观看、仔细思考，如今公有制 的基础还有多少？如果还有的话，他在哪里？再看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如今，占中国人口 0.4%的人占 据了国民总财富的 70%，而 99.6%的人民只占 30%。中国社会已经分裂出了以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 民族资本家为代表的富裕阶级和以工人、农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些小商贩在内的贫困阶级。虽然，富 裕阶级占人口总数极少，但他们掌控着国家的经济，他们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基础，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基础，其利益是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对立的，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政治改革的 方向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政治改革欢呼雀跃，并且全力以赴支持这样的改革，而这样的政 治改革也会相当顺利的推进。但这样的改革必然会招致广大人民的反对，甚至爆发人民革命。如果希望政 府在已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进行一场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那无疑是一场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富裕 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结果是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削弱或消灭这个阶级。可是，这个阶级目前掌 控着政府、并且是这场改革的设计者、策划者、实施者，既然如此，他们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改革路线和改 革方向，这难道不令人担心吗？ 再从上层建筑领域分析，政治改革其实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尽管现在好像才提出， 其实，从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开始起，已经在潜移默化的暗中推进，如今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已经是瓜 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如今，资改派们在政治体制方面所做 的伏笔。改开初期，“不问姓资姓社”等一整套政治思想武器的进攻，将国人的思想武装彻底解除，思想 领域陷入一片混沌。接下来就是放弃政治思想工作，“一切向钱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党的基本 路线、放弃阶级斗争。接着就是反毛、非毛，开始对人民领袖的污蔑、清算。故意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根本区别（生产资料公有，劳动力不是商品，按劳分配三大根本区别），允许雇工剥削，允许个人占 有大量生产资料，甚至化公为私，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使之一夜暴富，成为新的资本家。紧接着就 是在政治上投靠美帝国主义，引进所谓的“民主理念”，进一步从思想上彻底瓦解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然 后就是内外勾结，向人民灌输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被彻底占领。 解决了思想领域，于是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开始了夺权行动，因为如果手中无权，就无法保证其来之不易的 资本主义复辟成果。先是对政府部门和干部队伍进行拉拢腐蚀，使一大批手握大权的干部沦为他们的代理 人，使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开始向资本靠拢，进而为他们服务。一批又政治头脑的资本家开始向政府 部门渗透，利用金钱打开了政府大门，成为各级人大和政府机关的要员，开始左右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为 自己阶级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入党以及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的建立，又使资本家轻而易举的控制了中国共产 党的各级组织，顺利顺章地成为了领导一切的权力阶层。在“特色”的掩护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这样在 不知不觉中已经彻底变质、变色、变样。只要拿出我国宪法所定性的国家性质和当今社会现实做一比较， 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只是外面还有一层华 丽的包装，那就是“特色”和所谓的“初级阶段理论”，还有就是国旗、党旗和一部“宪法”，但这只不过 是一层薄薄的包装，稍一捅破，里面都是资本主义货色。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了适应这部分既得利 益集团所谓的“民意”、只是为了图省事、只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或者只是兼顾了自己的私利而忘了占总 人口 99.6%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再或者，我们的这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被官僚资本家和买办所控制甚至就是 他们在策划、推进，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轻轻的揭掉这层可怜的包装，直接将里子拿出来，只是极有可能
的事情。如果这样，我们能不担心吗？ 纵观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至今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改革方向和路线，但似乎已经看到了暗流汹涌， 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征兆，甚至闻到了血腥味。这是考量中国政府和执政者良知和智慧的一次 变革，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只是一念之间，而亿万人民的福祉却重于泰山。既然已经奋勇的挑起了这一历 史重担，希望一定要挑好、挑准方向，将中国和中国人民以至中华民族挑进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将 亿万中国劳苦大众带上人间正道，将中华民族再次引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民主、兴旺的共产主义大道。 返回目录〉〉 子 黛：阻碍深化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哪里？ 常有改革专家们说，是“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开放的继续、阻碍政治体制改革。但究竟谁是“利 益集团”？却始终言语不详。 改开 30 年来，最广大百姓被压在了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下，那么，经济发展的巨大的利益究 竟那里去了？笔者分析认为，可以有如下去向： 1、 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他们占有 GDP 很大的比例，上缴微不足道的财政税收，是获益最大 的集团 2、 背靠国际资本大鳄，牵手国内至高权力（如外管局、银监会、中投、国资委、发改委等），在国 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的各类 PE，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这个领域，虽然黑幕重 重、扑朔迷离，但没有人否定他们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力和所占有的巨大财富。他们是真正践行“不争论”、 只做不说的人。如果黑幕揭开，现在的富豪榜或许将面目全非。 3、 民营资本，包括房产商、矿主等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目前富豪榜主要成员，大的民营资本和 权力都是亲密结合的，甚至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国家议事堂的成员。 4、 腐败官僚，包括政府官僚和国企官僚，他们依靠出租权力、出卖国家利益、蚕食或鲸吞国有资产 而聚集了巨大财富，其中有些人，也是具备问鼎富豪榜实力的。国企腐败官僚都支持国企的私有化改革， 将国企私有化到自己人手中。到许多人在全球范围广置不动产，其子女都已经是飞来飞去的国际人。 如果说当前中国有利益集团的话，那么很显然，上述四类人员，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是 0.4%人口占 有 70%收入的主要构成。其所达到的财富集中程度，不仅中国历史所未有，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问题是，这四类人，会是深化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派吗？显然不是。 因为，这些人财富的爆发性增长过程就是伴随改革开放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因为 他们都是“GDP 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著名改革家或改革家的子女，是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改革 开放的每项政策，都为他们聚敛财富扫平了障碍。首先，由专家治国路线，以参政议政能力低为借口，把 真正的工人、农民彻底赶出了人大政协等议政殿堂为他们扫除了政治障碍；用砸三铁，实行住房、医疗、 教育产业化，彻底把普通劳动者变成了压在三座大山下的奴隶，为他们提供了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并制造了 广阔的市场需求。正是这些改革，才使他们的暴富成为可能。 因而，上述四类人，也就是当今最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不会阻碍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反而 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因为唯如此，他们的暴富神话才能继续。 那么，除了这个最大利益集团之外，还有什么利益集团会阻碍改革深化吗？ 或许改革专家们指的是毛时代的老革命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些老革命本人基本都已经仙逝了，他 们的子女有一部分改开初既下海，爆富后成为了前述 4 类人员，成为最大利益集团成员，同时也成为改开 的推动者。还有一部分诸如“将军后代红歌合唱团”的老革命后代，他们在军政公职或是从公职退休的人， 他们极有可能是要捍卫父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反对旨在改变根本制度使父辈鲜血付诸东流任 何变革的。但显然，他们算不上“利益集团”，他们从新旧时代所得有限，有些人甚至还比较清贫。 那么，还有什么“利益集团”会妨碍改革家们的改革呢？俺知道有一伙被南方周末猫眼论坛称之为“毛 左”的人，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他们活跃在网上，坚决反对旨在改变毛路线的任何改革，但如果说他
们是“利益集团”，恐怕连他们的对立面都要笑弯了腰，他们的清贫在网络上经常是被挪揄嘲笑的对象。 那么，继续找下去，我们不难发现，在改开中利益受损的最广大普通劳动者——被住房、医疗、教育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经历了下岗失业、土地被剥夺，被强制拆迁、蜗居上访、黑奴矿窑的普通大众，他 们每每忐忑的听着改革家们巧舌如簧，不知道又将是什么命运降临。他们很有可能阻碍深化改革，但他们 肯定不是“利益集团”，他们只能是“被剥夺集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哪有什么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明明是“利益集团”要继续深化改革、 要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家专家们却虚构出一个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 改革专家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是他们的一贯战术，叫做“声东击西”，就好比改革专家张维 迎教授说的“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一个道理。专家们深知，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对曾经有 过的尊严和斗争还有记忆，要剥夺他们，一定要解释成给他们更多，否则便很危险，无法下手。 诚实的改革家李昌平抱怨说：90 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或许李昌平还没明白， 所谓“改革初衷”，本来就是说给大众听的，改革家们心里的初衷可能都圆满达成了，要不怎么会欢天喜 地的庆祝改革开放？如果“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那应该哭才对。比如，是土地商品化的巨大 财富效应、还是要为大众真正解决住房问题，推动住房商品化政策出台的？两个初衷，一个里，一个面， 一个说给大众，一个是垂涎三尺心里有数，看结果，背离初衷了吗？ 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十个如果”看，他设计的改革开放早失败了，如果小平健在，作为 一个勇敢的政治家，或许早就纠正自己的设计错误了。 80 后 90 后的学子们，并不理解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 50 后 60 后的人会明白，他们会用“文革”的语言说“我们被打倒了”，改革家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无 非就是在我们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因为现在的体制，还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他们不放心！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腐败，咱们改革体制就不腐败了，呵呵，你相信吗？ 返回目录〉〉 老风先生：“资改派”主导的政改即便成功也是“死路一条”！ 按道理说，不管是“向左改”，还是“向右改”，都是中国内政！都是自家关起门来，自家商量的事情！ 某些势力近来却在海外频频鼓动“政改”，令国人十分纳闷！反常之至！ 可见，中国前途的生死命运已然到了什么关头？而内部各阶级、各阶层及其利益代言人，通过所谓的 “政治改革”争夺话语权，又到了何等重要的时刻？ 一、任何一项“改革”，你必须看清是谁在主导！谁在当“火车头司机”？ “改革”本身就像一个“火车头”，它的使命或者说它唯一能证明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就是只能往 前开。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它在往前开，就绝对是正确的，那就是被假象所愚弄了！前途很危险！ 因为“火车头”的方向更重要，朝东开，还是朝西开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可能是康庄大道，一 个可能是万丈悬崖！ 这正是某些势力高唱政改，胡锦涛同志回击，“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 向改？” 到底是朝东开，还是朝西开，那是“火车头司机”决定的！到底是朝着有利于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 方向开，还是朝着有利于广大国内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向开，才是政改的本质！看清本质！我们才能决定我 们的立场！ 所以，我们说，谁能争夺到“政改”的主导权，谁能当“火车头司机”，谁就能决定政改的大方向！ 二、资改派主导的政改，实际已经悄然布局，接近完成！ 近来，看了不少各界朋友的文章，对于政改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笔者发现，不少朋友还是有些“本 本主义”的书呆子气！例如，号召依照宪法加大“人大”的权力，限制党内官僚的权力。咋一看，很对， 权力归人民所有啊！
而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关键是“人大”还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人大、政协基本变质！为什么说它基本变质了呢？全是精英！都是老板、官 僚、加明星！你们说，这些人提出的议案能真正反映底层人民的呼声吗？他们能积极地，迫切地推进对于 底层人民有益的方案吗？顶多是有所良心发现，而稍遇阻力，立马退却！散会后，又积极投入到各自的赚 钱大业中去了。 真正的草根呢？特别是能够提出有利于草根的议案的人！则根本进入不了人大、政协这两个机构，甚 至遭到全面封杀，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反倒成了非主流！所以资改派试图实现的“民主自由”，实际上 是那些小众精英的民主自由，而广大大众实际上被排除在“民主自由”之外！ 这就是 30 年来，资改派主导的政改，实际已经悄然布局，接近完成的实质！30 年来，假“人民”光 辉之名，人大、政协基本成了“成功人士俱乐部”！30 年来，假“党”崇高威信之名，利用市场经济概念， 偷换资本主义概念，把人民推入了“八座大山”的深渊！ 底层人民稍有对于行车方向的怀疑，就被资改派污蔑为试图“开倒车”！是“怀旧”，是“死路一条”！ 三、党内官僚被“双轨制”收买，逐步丧失“无产阶级立场”！ 官僚也是一个中性词，大家不要一听官僚就反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党的官僚，就是“人民公仆”， 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党的官僚，无论他如何善于“作秀”，如何会煽情，也只能是“走狗”和“无产阶级利 益的叛徒”！ 30 年来，为何资改派逐步成功？与党内人士失去抵御敌人的“糖衣炮弹”的清醒头脑有关！ 资改派在明里主导经济改革，暗中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曾经的“人民公仆”被“双轨制”政 策“温水煮青蛙”，解除了武装，成了现在毕业等于失业的大学生们趋之若骛的“公务员”香饽饽。 当企业退休老工人，老技术干部们慨叹同人不同命，比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退休的同学收入要低几 倍的时候，资改派正在为解除“党内中间派”的思想武装而哈哈大笑！ 饱食终日，自然无所用心！怎么还能为穷人说话呢？维持住现在的位置，并力图把子女也送进体制内， 成了这些人的终极奋斗目标！ 资改派的这招毒辣之至啊！于是，党被庸俗官僚化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信仰，在某些人的眼里， 成了世纪最大谎言！ 四、高度警惕“资改派摊牌”借助国际力量支持！ 过去我们咒骂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党内官僚们同样存在着，左中右！上中下！ 党内中间派呢，这些人占大多数，约 80%，这是人性决定的！他们既为自己在“双轨制”体制下获得 还算中上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沾沾自喜，又为曾经年少时的青春理想而内心充满纠葛和失落！同时，他们 中的很多人，在这个资本主义理念横行的时代，又往往未能免俗地已经习惯于在贪腐边缘游走！ 党内左派呢，约占 10%，这里有“自由势力”攻击的老左派，如马宾老等，这些人有着坚定的共产主 义信念，决不为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击垮。还有党内逐渐识破“资改派”真实面目后醒悟的新左派，如薄熙 来等！但是，党内新左派还很不稳定，需要他们进一步想清楚！而这些人就是，自由派势力深恶痛绝的所 谓既得利益者、老左派的合流！ 党内右派呢，也是约占 10%，他们就是资改派中坚力量！这些人基本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是戴着共产党的帽子在反党，而党的基本信条成了限制他们自由的“专制框框”，如何打破这种框框，破 除这些信条，成了这些人的当前情况下的紧急任务！ 向党内左派，发动最后一战，必要时牺牲整个党，分裂党，或者对党反戈一击，成了这些人必走道路。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整个国内虽然猖獗，但是只占少数，因此，选择摊牌时借助国际力量的支持，是 其一个必然选择。 正义的中国人民要充分警惕！ 五、为什么说“资改派”政改即便完全成功也是“死路一条”！ “资改派”的所谓政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其经济改革上的巨大错误和失败，这样，一旦由于经 济改革上的巨大错误和失败充分被暴露，他们有理由辩解，这些问题是因为体制障碍造成的，是政改不成 功，受既得利益集团、极左派的阻挠而造成的！ 把自身责任推得三干四净！逃脱未来人民的审判和责罚！
他们不敢反省，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这就是所谓“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在深化改革中 解决”出现的原因！ “资改派”政改，本质也就是说他们对动摇党的基本信条并没有十分的信心，十足的把握，即对他们 理想中的政改并不抱成功的信念，所以才会如此地悲观！ 30 年的量变想要一朝化蝶，达成质变，无非也就是演变为一个台湾社会！一个美国社会！一个表面上 民主，议会中整天拳打脚踢的格斗场！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体系遭受全面危机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 目标本身就是虚妄的！ 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改派”主导的政改必然是“死路一条”！ 返回目录〉〉 道 刀：政改不过是个传说 考虑到精英们严重缺乏常识的通病，不得不从小学语文开讲。一个最简单的语句必须由主谓宾语组成， 缺一则不完整，不能表达明确意思的语句学名病句，俗称废话。不幸的是，这样的语句近年来越来越时髦 流行起来，频繁释放于脑残和精英之口。 比如“改开”二字。回到语法结构，改开不过是个谓语动词。没有主语，谁知道谁来改。改的主体是 什么？没有宾语，你也不知道改开的对象或承受者。要是刚学说话这麽说还好理解，比如说“吃”时，人 们都知道他要吃奶了，问题是他们明明不是幼儿而是右派。当然右派与幼儿还是有明显的：当幼儿吃噎着 时，右派会说，这只能靠继续使劲吃来解决，而幼儿不会说这句。 再比如：“太监上青楼”就是一个较简单但完整的语句，且意境深远读来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有慧根 的没准儿因此顿悟一朝得道了。但如果如“改革”一样只说谓语“上”，那明显是幼幼和脑残干的。再让 一步，加上主语“太监上”还是不行啊，还是无意义的废话，同理，给改革加上主语“政治体制”，雷出 的“政治体制改革”符合语文常识吗？意义何在呢？毛主席比较喜欢的右派们，能回答吗？ 俺最怕别人把我当成精英之类的，所以碰到 “政治体制改革”这类热雷语一般就是打打酱油，这次 发现有人拿这词满世界敲锣打鼓的招摇，终于有看到“太监上青楼”的感觉了，索性玩味一番。但只问政 治，避开改革，太恶心了。 政治最简明的的定义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体制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及相关 法律和制度。两者的核心和基础都是宪法，当宪法被束之高阁，沦为一纸空文，所谓的政治体制必然是徒 有其表，挂羊头卖狗肉。俺从不迷恋制度与法律，因为俺深深知道制度与法律只不过是政治与法治中的很 弱势的小部分，重要的是具体执政之人，执法之人以及该主体执法护法依法的实施力度。例如：有了红灯 停的规章，没有交警去执法，或者交警执法时违章的给钱不处罚，不给钱不违章也处罚。显然这不是红灯 停这一规章的问题。反过来说：交通混乱就说红灯停这个规章有问题，改成绿灯停就能解决问题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实给出世界上最完善合理的人民民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关章程， 哪一张那一款不符合民主规范甚至普世价值？这就是我们挂的社会主义羊头，但在社会实践中被狗肉修正 了，狗肉出了问题，靠改革羊头来解决。 同样：宪法和政治体制严禁腐败，有无数反腐败的规章条款，重庆按照这些执法，就能卓有成效的反 腐倡廉，别的地方就做不到，是反腐的有关法规有问题吗？政改干脆就去掉反腐制度好了，没有贪污罪当 然就没有了贪污犯，政府也就成了世界最廉洁的政府。 历史兴亡周期率说的是腐败必亡，事实的真相是，国家的兴亡不是取决于制度，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无论挂的羊头是极权专制还是民主自由，统治集团保持清廉公正必兴，搞特权贪腐 必亡。同样的是专制，既有开国时文王贞观康乾等盛世时其兴也勃焉，也有各末代皇朝的其亡也忽焉。同 样号称西式民主，既有美国西欧二战后的浮华，也有印度菲律宾的贫困残破，美国从世界超级大国到现在 的第一杨白劳转化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天下者公器也，客观上要求持公权力权柄者要具备一颗大公无私之心，至少能够如明主一样肯从私欲
中节制让渡出多一些奉不足，济天下，或曰实现共同富裕。统治阶级的公心有多大，一个国家就有多富强。 反之，一旦特权者的私欲泛滥，必将陷入贪腐亡国的恶性循环，到了最后，最高统治者已无法约束其 统治集团，政令不出紫禁城，下面的权贵争先恐后的与民争利，导致民怨沸腾，人心散乱，这时当政者的 唯一愿望和核心利益就是保住权力，苟延残喘，为了这一终极目标，不惜作秀，不惜巧言令色，朝令夕改， 甚至不得不借助外力扶持，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也在所不惜，因为没有回头路，因为不能像阿扁一样进牢房。 只有现政体才能保住其权力，他们不敢也无能力做出丝毫改动。 由是观之，政改的喧哗仍然是一个秀，一个传说。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返回目录〉〉 【历史视野】 叶劲松：驳袁伟时对西方侵华战争的辩护 4 年前，袁伟时对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这两次西方的对华侵略大加辩护。当时我写 了篇批驳袁伟时的文章。今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 150 周年，也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10 周年。特贴出 4 年前的旧贴，以作对这两场战争中为民族独立而勇敢反击侵略的先辈的纪念。 驳袁伟时对西方侵华战争的辩护 叶劲松 2006 年 1 月 11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 下简称袁文）。文章着重谈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并宣称,由于我国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多有违背 事实处,他要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但仔细看袁文，我们可以知道，袁文是以一种错误的历史 观看待历史，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历史事实。 是中国的错误还是英法的侵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袁文第一部分——《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如果不是中方犯错，“理亏” 惹事，就不会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不会有火烧圆明园。因此,袁文实际是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圆明园被烧,都不是英法侵略政策造成。 一、关于战争导因 袁文“关于战争起因”部分，说法国神甫马赖被杀，广州人不准英国人进广州，中国不愿修改条约是 引发英法进攻中国的“根本原因”。而这三件事，袁先生认为都是中国的错，似乎中国的不当作为是战争 的原因，因此，中国应该为被侵略承担责任。 马神甫违法进入西林，被地方官府处死。袁文认为马神甫违法但罪不该死，被处死是中国的错。但是， 地方官府将马神甫处死中国就罪该被侵略？这种类似论调在日本为其侵华辩护的言论中多次出现。例如， 日本至今也说,九.一八前一些日本人进入东北内地被杀,是九.一八事变原因之一。日本还说七.七事变前，日 本在北平附近驻军的士兵有失踪的，所以才引发战争。即使有一、两个日本侵略军士兵外出被抗日人士绑 架、杀掉，这就能成为日本大肆侵略我国的正当理由？就能说是我国的错引起日本的侵略?前些时间,澳大 利亚一公民乘飞机从新加坡过境,被发现身藏少量毒品。2005 年近年底时,该人被新加坡判死刑。澳大利亚 许多人认为该人罪不该死,为此抗议、请愿。澳总理也多次要求新方不执行死刑。但新方按期执行死刑。照 袁文说法，澳大利亚公民犯了一个不该死的罪而被处死，澳大利亚就有正当理由进攻新加坡？新加坡就应 为被进攻承担责任？ 关于广州人不准英国人进广州城一事，袁文讲“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 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广州不准英人入城“直至兵戎相见”。从袁文看，中方违约就错，广州人不准洋人进城，太落后，太不时 尚了，有错。但袁文大讲中国过错是引起英法入侵的原因，为英法进攻辩护，怎不谈谈广州人不准英人进 广州的原因？为广州人民辩护一下呢？ 首先，是英国人在广州附近的为非作歹，使广州人民阻止其进入广州。1860 年 6 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
发后，“英军在广州大肆抢掠，原来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十三行’被洗劫一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1978 年版第一册 第 63 页），英军胡作非为才引发广州三元里的群众抗英斗争。 《南京条约》签字后，1841 年 5 月英国人继续为非作歹。两广总督祁埙曾报告说：英夷船只，自闽浙驶回 之后，闻住居香港。夷人词气傲慢。省城十三行，原住夷人各水手亦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抢取货物，或凌 辱过路妇女（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 页）。另外，即使英国强迫清政府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也无袁文所说的英人自由进出广州的规定。“广州进城问题是英国蓄意 制造的。战前商人来中国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洋馆。英国坚持进入广州城，是想任意扩大它在中国 取得的侵略权利。清政府同意英人可以进城，群众坚决反对，„„1847 年 4 月，英军舰大小 20 余艘，载 士兵 1000 多名，突然占领虎门各炮台，炮轰广州。”（《中国近代史稿》第 87、88 页）请问，如现在 A 国 人在 B 国 C 城附近为非作歹，C 城人不准 A 国人进入 C 城，A 国派军舰载士兵占领 C 城附近并炮轰 C 城， 国际社会应谴责 A 国人还是 B 国人？难道应按袁教授“学者的良心”指责 B 国人? 关于中国人不愿修改条约之事，袁文写道，“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于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 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袁文认为这又是中国的错，并且这个错引发战争，因此战争责任又在中 国。 我们注意到，袁文在谈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强迫中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 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时，只字不提这三条约是帝国主义武力胁迫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严 重伤害我国主权的实质。在袁文中似乎这三条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平等条约似的。另外，英法提出修改条 约真的如袁文所说是“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于平常外交事务”?袁先生在这儿歪曲了事情的性质， 又隐瞒了事实真相。 袁文以中国不愿修改条约是不对的来指责中国，指责中国这种行为引发战争。请问，中国作为主权国 家规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何不对？拒绝外国以修改条约形式（双边经济条约是国际经济法一部分,有法 律效力）要求修改中国外贸政策或法规的作法有何不对？我国不修改外贸政策、法规能成为你侵略我国的 正当理由？我国为此就应为被侵略承担责任？ 英法美要修改条约是修改什么呢？“英国提出 18 条，主要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至少长江自由航行， 废除进口货物的内地税，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等。”当时,除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外,其他 西方国家都在贸易问题上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即限制外国商品进入在西方也是普遍现象。而修改条约实际 上是我国商品还不能自由进入英国时（我国当时对英出口为英方操控）,要让英国商品自由进入中国。双方 享受权利严重不平等。另外，鸦片贸易在英国违法，却要求在我国合法，这行吗？因此，“以上面这些条 款，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要求订立一个新的内容极其广泛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第 185 页）袁文隐瞒这些情况，是“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吗？不！这只能起到一个为侵略者文过饰非 的后果。 二、关于大沽之战的问题 袁文在“关于战争过程”部分,谈英法公使不按清政府规定路线进京时写道，“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 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指责中国为走哪一条路这样的小事与英法打仗。袁文说教科书隐瞒了历史 的某些真实，其实袁文才隐瞒了历史。“公使走哪条路进京”是太清描淡写了。这种描写隐瞒了问题的实 质，掩盖了英法对我国主权和尊严的严重侵犯。英法不是只是公使进京，他们坚持耀武扬威要求带英法舰 队和两千官兵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而清政府只同意换约代表进京，英法兵舰官兵不能登岸。）“并蛮横 率舰队冲击大沽口，炮轰大沽炮台，强行登陆。”大沽守军为此还击。（陈庆华《近代中国简史》北京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45 页） 请问，如英法只准我使节乘飞机或火车赴任，我国外交使节能置英法政府不同意而不顾，率舰队溯泰 晤士河到伦敦，溯塞纳河到巴黎？难道一国政府无权禁止他国舰队直抵本国京城吗？强行带舰队和大量官 兵兵临他国京城只是“走哪条路进京”的问题吗？如现在别国舰队要强行溯长江、珠江而上，并炮轰我岸 防设施，我们应不应该还击，应不应该不惜一战？因此，大沽一战完全是英法侵略者一手挑起。袁文不追 究英法舰队侵略我国责任，却说大沽口反击入侵“这一仗显然打错了„„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如 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袁先生笔下，英法联军为 非作歹都是因为中国不对，是中国违约造成的，因此都是情有可愿。但是，这些论调不过是移植 100 年前
英国报纸的论调。“马克思当时在一系列评论大沽事件的文章中痛加驳斥说：‘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 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 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转引 自《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第 198 页）袁文大谈中国违约，但他也举不出条约的哪一款允许别国舰队横冲 直撞。即使不平等条约有这一款，违反这种不公平条约也是应该的。例如，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后割让台湾 给日本，在台湾的中国官兵和人民抵抗日本军占领是违约行为吗？袁文不批判帝国主义强加于我国的不平 等条约，却大谈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否则是违约错误。如果我国以“严格执行”不平等条约 为明智，我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是否就不应该为取消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种种特权而斗争？袁文对英法在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要求增加特权为内容的修改条约要求颇为理解，怎么不要求英法“严格执行”第一次鸦 片战争后订立的条约呢？ 袁教授的文章歪曲了历史真实，袁教授认识历史的方法也是错误的，袁文讲马神甫事件，英人不能进 入广州，中国不同意修改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其实，这三件事根本不是战争爆发 的“根本原因”，它们只能说是战争爆发的导因。袁文混淆了原因和导因的区别。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现实中各种现象间相互联系。各种联系中，原因与结果间的联系是现象间的 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因果联系是这样一种联系，每当一个现象存在，另一种现象必然接着出现， 前一种现象是原因，后一现象是结果。 必须把原因和导因分开，导因是一种事件，它直接先于另一事件，促使后者出现，但不产生后者。导 因与结果之间也有联系，但这是外部的、非本质的联系。例如，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因是一个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暗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而一战爆发的原因则是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争夺销 售市场和自然资源控制权，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这种矛盾的尖锐化。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同一战只有外 部的、偶然的联系。如果没有暗杀这件事，也会找出另一件事来挑起战争。这就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欲加 其罪，何患无词。即何患找个理由（借口）。而这个理由根本不是治你罪的原因，只是导因。而袁文作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根本原因”的三件事，根本不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其实它们只是英法找的 发动战争的理由，是爆发战争的导因。英法要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没有这三件事，他们也会找另外的事由 挑起战争。 英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因为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外进行掠夺和奴役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所 以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以外，没有马神甫事件，没有不准英国 人进广州城的事，没有不同意修改条约的事，英国仍对大部分的非洲地区和亚洲的印度、缅甸等很多国家 发动了无数次战争，掠夺这些地区的市场、资源,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以获得经济利益。 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走私到中国鸦片数量聚增，英 国资本家获利更多，就更加不肯放弃这种罪恶贸易，并且力求将它合法化。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 作用，英国于 1847 年至 1848 年经历了经济危机，大量“过剩”的棉纱、棉布等商品积压不能脱手，成批 企业倒闭。英国资产阶级企图用武力“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来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 通过侵略中国来获取更多特权，以更加彻底地利用“中国市场，”为英国资产阶级获多利润服务是英国发 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据英国外交部挡案中的巴麦尊文书，在没有马神甫事件，英法没有提出修 改条约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巴麦尊早在 1850 年就发出战争叫嚣说：‘对中国另一次打击的时间快要到 来。„„这些象中国、拉丁美洲那样半开化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 8 年或 10 年就狠狠地揍 一顿。’”（转引《近代中国简史》第 39 页）只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 1853 年 7 月——1856 年 3 月英 法与俄国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第二次鸦片战争推迟。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使英国能抽出兵力调至远东， 1856 年 10 月 23 日,以当月发生的亚罗船事件为借口，英国突然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而爆发。 因此，英法发动战争是早有预谋，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必然发生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利益归根结底是阶级国家的任何形式社会活动的基础，尤其是政治活动 的基础（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达到政治目的的最有力手段之一是作为暴力形式的战争。德国 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曾指出政治与战争间联系。他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通 过这种联系，我们就知道，英法对华战争，是英法战前一段时间对落后国家、对殖民地掠夺、侵略政策的 继续。这种政治，这种政策是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种联系将明显地指出对华战争的侵略性和这场战争的必
然性。袁文将英法发动的战争从英法战前对落后国家、对殖民地的一贯政策、一贯作法引开，割裂他们之 间的本质、必然联系，却将这场战争与几个导因联在一起。其结果一是不能正确判断战争爆发是否能避免； 二是混淆战争的性质。袁文将导因作为“原因”，似乎没有这几个“原因”，战争就不会爆发。没有中国的 “错”，就没有这场战争。似乎帝国主义侵压你，你依着它，顺着它，它就不打你了，就能避免战争了（我 国还是主权国家吗？）反之不采取这种“明智”的作法，是你的错，这时帝国主义战争就情有可原了，帝 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就被抹掉了。 袁文讲，“香港的中学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 2、续修条约的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甫事件”。香港历史教科书如真是这样，说明英国在香 港的 100 多年统治时期为粉饰其侵略的宣传现在香港还有影响。这四件事只是现象，将对历史的认识仅停 留在表面现象，正好掩盖英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这能说是“高明”？当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这很高 明，这样可掩盖他的罪恶。 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否定 袁文提起义和团时，可看出是深恶痛绝。袁文极力论述义和团种种“错误”、“罪行”，似乎言之有据， 很客观。实际如袁文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很多地方不客观，更不科学。不客观主要是对义和团的反 帝爱国行动采取否认和避开的作法，却尽力放大义和团落后和错的方面，还给义和团戴上了“排外”、“敌 视现代文明”、“乱杀无辜”„„等诸多罪名；同时袁文对产生义和团的原因和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罪行避 而不谈，因而论述是片面的。不科学表现为他的攻击火力不指向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却指向反帝的义和 团。 义和团运动兴起，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奴役的结果。不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 的侵略、奴役，就根本无法理解义和团运动。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政治上剥削压迫，军事侵略是 有历史定论，几千字也谈不完。袁文说义和团杀教民，攻击普通的教堂，我们就先谈谈外国教会和传教士。 19 世纪中叶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外国教会、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里，外国取得在华 领事裁判权，来华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不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的管辖。不少传教士利用这项特权， 包庇教民，听任或者唆使不法教民欺压非信教百姓，直接侵犯非信教百姓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并且藐视 中国法律和地方政府权威。另外，干涉诉讼判案，支持教民拒绝捐税，使部分中国公民纳入外国政治势力 的保护伞下，破坏中国国家主权，激化了与广大群众的矛盾。例如，在最先闹义和团的山东，“‘建教堂要 地，没有，就拆民房也得盖房。买地，说 150，说 200，反正得要你的’。一些教徒，特别是一些入教的富 豪，依仗教会势力不断侵吞地产，这些当然更激化了矛盾，也引起了农民为寻求生路而反抗„„甚至把自 然灾害的原因也归之为‘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中国义和团史研究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 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43 页）。“中国人民已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帝国主义侵 略的影响，而外国教士则是普通人民所直接接触到的外国人，他们正是假慈假悲，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 福的外国人，所以教会成为群众愤怒的对象，决不是偶然的„„1862 年后各地的‘教案’不断发生，日积 月累，终于在帝国主义侵略空前猛烈时爆发为义和团的革命行动。有一个在中国叫卜舫济的传教士，承认 外国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的，在中国干涉政治，并以官员似的身份作威作福。他说：‘我们相信，天主 教在这方面的政策是这一次暴动（指义和团暴动）的原因之一，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中国不是 无力维持秩序以压制反基督教行动，那么天主教会也不至于要求或攫取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权力。’这正是 说，外国教会在中国已公然自命为代替中国政府来‘维持秩序’的权力！当时的中国人把外国教会看做是 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具体的代表，难道是错误的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 83 页） 义和团反对外国的侵略势力，为此提出“灭洋”。受制于当时社会历史局限，“灭洋”提法固然不如几 十年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之类提法正确。但是我们评判我们的祖辈的历史活动，既不应说一切都对； 也不应苛求祖辈，说他们这愚昧，那错误，以显示自己高明。对义和团口号、行为的不正确、错误、落后， 必须要从当时历史条件去理解，不能用现在的观点苛求前人。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讲得好：“判 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 东西。”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 100 多年前的农民祖辈有“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和容纳西方科技文 明的胸怀等。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提供了他们的前辈没有提供的“新东西”。我们要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 和团做到了这一点。
19 世纪的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1895 年中日战争，都是以中国军队为主要力量的反侵 略战争。但中日战争清军大败后，腐败的清朝军队根本不能担当起抗击外国侵略的责任。在帝国主义列强 企图瓜分中国的危难时机。此时新生的、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担当起抗 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责任。这时我们的农民祖辈先行一步，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勇敢地站出来，以他们为主体 的义和团奋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主力的全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反侵略 战争。他们作出了比他们的前辈更新、更值得称道的壮举，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义和团是毁了些电线，拆了些铁路，烧了些洋货，杀了些洋人。这主要是义和团反侵略战争的必然后 果（如为使敌军不能快速运动而拆铁路。而袁文对此一概否认）,也有一些义和团的过激行为。但袁文“义 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的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 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义和团敌视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的讲述,一方面对义和团反对 侵略斗争的正义性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义和团过激行为大肆夸大,严重偏离事实求是。 义和团也被称为义和拳,1900 年以前,义和团主要在山东活动。“当时义和拳运动‘仅仅想强迫教士退出 中国,教徒脱离教会’,所采方法普通是‘恐吓’,并无伤害人命,毁坏教堂的行动。传教士却认定拳众运动是 一种‘叛逆’,鼓励教民准备武装冲突,常常无缘无故地侵犯义和拳,一面夸张形势,首先是美国教士向驻京美 使发电报告说：‘抢劫纵火及暗杀之事,有增无已,若非四公使馆连名要求停止此种情事,则在庞庄、临清与济 南府之美人,其形势极为险恶。’其实事情并不如此。庞庄传教部周年报告明白指出‘虽时有可怖之恐惧,然 丝亳无生命之伤害’。临清传教部报告也说‘约有三分之一的基督教徒,蒙有损失,总计亦不过 430 余元,个人 之伤害未见发生’。”即教民有点财产损失。“事实上,美教士的生命财产从没有发生过危险,只有一次,当义和 团经过庞庄时,基督教徒竞无故开枪,并追逐捕捉。团民被迫反攻,焚毁教堂一所。总理衙门根据毓贤（时任 山东巡抚）的报告答复康格（美驻华公使）,康格不顾事实,提出警告式的照会,要求撤换毓贤”。（范文澜《中 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41、366 页） 1899 年 “ 12 月,清政府遵命撤换毓贤,使用更大的屠户袁世凯做山东巡抚„„袁世凯刚到山东,肥城县偶 然发生英国牧师伯鲁克被杀案。在山东拳众整个的运动中,外人为拳众所伤害的只有他一人。在 1900 年 5 月 31 日以前,外人在中国为拳众所杀害的也只有他一人。这说明义和团行动不曾超过‘恐吓’的范围。牧 师博恒理在他的报告中,曾说这次的事变,实有偶然的成分。”（《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41,342 页）由于帝国 主义无限贪暴,媚外的袁世凯联合青岛德军及各地教堂武装,以疯狂地屠杀,使义和团陷于血海之中来迎合外 国主子。一个洋人死亡,要由成千上万的拳众来偿命,对于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这种血腥的屠杀,关注人道的 袁教授何曾指责呢？袁世凯不仅大肆屠杀,他还定出“‘严禁拳匪暂行章程’8 条,重刑督促官绅、吏役、保 甲长、家长查拿拳民,又提倡告密,提被告人家产一半或全部充赏。无论军民人等,凡有练拳或赞成拳厂者杀 无赦。”（《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42 页）义和团在山东活动困难,大量向外省（主要是直隶）转移。袁教授 指责马神甫被杀不符合“法学观点”,而对于袁世凯制定,帝国主义要求广为推行的“恶法”,袁教授为何不 指责不符合现代“法学观点”呢？。 成千上万的拳民为伯鲁克偿命,以及清政府赔款谢罪仍不能使英国公使窦纳乐满意。1899 年 12 月,各国 公使在英使馆开会,决议要求清政府“完全禁止并取消义和团及大刀会”,还“要求清政府采取袁世凯的‘严 禁拳匪暂行章程’,当作一般性法律通行到反教各省（主要是直隶省）。”而清朝颁布的上谕不能完全符合外 交团的指示,“1900 年 3 月,外交团提出警告说,如果不能实践全部要求,,他们将各请本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手 段,保护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4月,外交团不等总理衙门答复,英兵舰两艘首先开到大沽口,美舰接着开来,德、 意、法、俄各舰随后陆续到达。外交团觉得海军示威还不够厉害,5 月,又提出使馆驻扎卫兵的要求。康格说 ‘众所周知,海军示威,能使他们立即屈服。如果此举失败,作为一种最后手段,各国海军登陆,声言往北京保护 使馆’。”注意,到此时为止,虽然帝国主义军队与教堂武装伙同袁世凯军队杀害义和团与无辜群众成千上万, 义和团只杀了一个洋人──伯鲁克,5 月 8 日“康格给美国务院报告,也承认‘现在尚未闻拳众攻击美国教会 之事,亦无侵犯美教士所住村镇财产之事’。4 月下旬以前,义和团行动主要是对满清作战,不曾武装进攻外国 教堂。”（《中国近代史》下册第 367、368 页） 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要求普遍实行恶法,并用海军在靠近我国海岸处示威,海军登陆威胁已是欺人太过 分了,但帝国主义还觉得欺人不够,“5 月 21 日,外交团提出的照会有 6 点：（1）拘办拳民练团纠党传布揭帖。 （2）拳民聚会之处无论寺庙民居,将其住持屋主,一并收监。（3）将拘办拳民不力之员概行惩处。（4）将为
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5）将纵拳助拳之人尽行诛戮。（6）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逼 勒清政府承认,否则各国将自行调兵办理。总署接受要求,允即‘剿办’并‘严禁该会’。外交团的野蛮要求 与清政府的完全屈服务更激起民众的愤怒,北京城内禁止义和团的告示,被民众撕去,并且斥责政府媚外。27 日起„„各地洋人和教民开始被杀戮。”（《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68 页）我们知道,给皮球作用力越大,皮球 反弹越凶。因此,分明是帝国主义、教堂武装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攻击太甚,才有义和团的反弹──绝地反 击。但袁文不谈前因,只聚焦后果并加以夸大和丑化。 即使这样,在很多地方,义和团也不是未被侵犯就开杀。常是帝国主义势力先行攻击或挑衅,引起义和团 反击。“6 月 13 日,京外义和团开始进城,神坛到处设立,形势确甚紧张,但并无攻使馆举动。使馆卫兵却超出 自卫范围,先取攻势,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闯入东 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义和团）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6 月 29 日上渝）。 按照外人记载,也说‘德、意兵曾攻入一庙中,拳民闻风退走’；又说‘德国水兵在城头上向南城内集会拳众 开枪’。康格承认‘使馆卫兵己杀戮拳众至百人之多’。„„这都说明 24 日以前,义和团先受外兵的攻击,死 伤至少在百人以上。”（《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73 页） 因此,义和团行动并不象袁文所说“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历史学家乔还田写道： 实际“灭洋”的过程“就一定象某些论著断言的那样，要把一切与‘洋人’沾边的东西统统‘根绝’么？ 近年发现的《筹笔偶存》表明，前期义和团不拒用洋枪洋炮且不说，即使从最易动感情的高潮期看，‘拳 民’们也未必做的那么绝。在天津，曹福田曾下令不准捣毁洋货；秦力山虽被视为生厌的‘二毛’，求见 大师兄时则未遭到不幸。在保定附近，‘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 200 里铁路得以无恙’。新城某团更有 ‘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的明文规定。类似的记载,俯拾皆是。它清楚表明,义和团认识上的模糊,并未导 致行动上必然走极端。所谓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云云,实乃夸大其词”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461、462 页） 过激行动肯定有的(义和团一分的过激行为,却被帝国主义分子渲染成十分。犹如最近几十年里,被认为 不听话的很多国家,都被西方“妖魔化”过一样)但义和团的过激行为,比起他们担负起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的主流来说,毕竟是支流末节。 当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大肆攻击时,恩格斯和列宁都精辟阐明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 争的实质。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 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 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愚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 页）此话虽不是专门针对义和团而讲,但对我们正确对待义和团的主流和支 流有指导意义。即不能因为反侵略战争参加者的某些缺陷,否认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 1900 年,当欧洲资产阶级在报刊´大肆以“黄种人野蛮,仇视洋人”之类言词攻击义和团时,列宁在《中 国的战争》一文中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 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 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 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 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 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4 页)袁文只是大讲义和团仇 视洋人,杀洋人,反人类。列宁则指出了义和团仇视那些洋人,为什么会仇视这些洋人,也就肯定了义和团主流 的正确。 袁文大谈义和团“反人类”，却不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侵略军与传教士的反人类罪行。“当各帝国主 义侵略军涂炭中华生灵时，在华传教士及教民也参与了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与洗劫。他们提出‘用人头抵人 头’，疯狂地杀害无辜农民，这些复仇者成了侵略军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美国进步作家马可.吐温撰文无情 揭露传教士在中国犯下的新罪恶：例如，他们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用人头抵人头’的血腥口号作掩护， 就杀害了无辜农民 680 人之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288 页） 袁文还写道：“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 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在袁教授给我们指明“强国之 路”的这段话（包括整个袁文）根本未提应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从他指责中国有错的几件事，全是中
国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或者抵触。照他意思，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抵抗、不抵触、百依百顺，被列强占 领瓜分完,变为殖民地,当了奴才后,只要我们向列强学习，就将实现“全面现代化”。按此观点,上个世纪进 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是不应该的。袁教授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要从危险到复兴， 从落后到现代化，出路不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后向他们学习，而是首先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 赶走帝国主义，不消灭封建制度，没有独立和民主，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以被袁文称为“较为清醒的士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侵略面前 投降、退让同时,向列强学习,搞洋务运动，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吗?奴才的“自强”成功了吗?被袁文称为“学 西方、求变革”而不反帝的戊戌变法又成功了吗?再放眼看世界，看袁文所说“海内外的经验”，英法占领 后的广大殖民地，除香港、新加坡等港口城市外，没一个稍大的地区，在帝国主义占领的情况下实现了现 代化。当国土被占领，当经济、政治主权被帝国主义控制，以服从占领国资本家的剥削和掠夺时,被占领国 能实现现代化？占领者能让被占领者和他们一样“船坚炮利”？ 通览袁文，可见袁先生阐述历史就是把历史割裂成几小块，再把镜头集中对准这几小块的某些点来讲。 这“某些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错误”：马神甫事件，不让英人进广州城，不修改条约，不同意 英国公使走自己的路，义和团打砸杀等等。袁根本不从高处讲这些事情出现的历史背景（事情产生的原因）。 因为展示事件原因，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侵略者的罪行，另外，历史讲述，要展示出那段历史的基本方面， 把握住这个基本方面，不是某些枝节问题大谈特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是什么？是资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政策造成的对我国的侵略，是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华民族与 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最主要的矛盾，因而进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在 大多数时间里是最主要的任务。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握住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大方向是对的。 而袁文则脱离中国近代史基本方面，把现象当本质，把导因当原因，掩盖了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因而也反对 抵抗侵略。如象他那样讲述历史，才真正会使青少年“误入歧途”。 返回目录〉〉 游寿星：川大文革学生领袖谈文革——关于文革研究的思考 游寿星，文革川大学生组织“8.26”核心领导成员。近年来对文革多有反思，这是他最近写的一篇随 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多年来，有关文革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 约，对文革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总体上说，体制内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全盘否定的思维定势给 官方的判决做理论注释。民间的研究则失之于偏激和狭隘，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大视野。真正站在客观、公 正的立场，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出版的号称文革史的著作， 绝大多数或为个人化的回忆，或为片面取证主观臆断的伪研究，或为敷衍成文的奉命之作，鲜有能称之为 史的。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与学术自由。要打破现状，首先要倡导学术自由， 广开言路，给各种思想学术观点以自由表达的空间，做到知无不言，思无不言。历史研究，连争鸣的检验 都经不起，何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全方位展示事实、多角度观察事实、各种学术观点自由表达和交 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才有可能给后人留下尽可能全面的史料，以及尽可能有益的历史 借鉴。 基于上述认识，我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观点表述如下。这些观点也许不正确， 也许失之于偏颇 ，但确是我亲身经历的感受和多年思考的结果。摆出来，希望能够给文革研究提供 一种不同的思路，但愿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官僚特权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文革妖魔化，将文革研究导入误区 古今中外的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大革命,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或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不可避免地沉渣泛
起,有其阴暗面。类似地，文革也不可避免有其阴暗面,但这阴暗面绝不是文革的主流。然而多种因素将文 革研究引上迷途,导入了误区。其原因主要有: 1， 官方垄断话语权。全盘否定文革并垄断话语权的，是文革中受到冲击、利益受到损害的官僚特权 阶级。他们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深恶痛绝，对其特权利益受损耿耿于怀，所 以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无限夸大渲染,加以完全彻底否定，甚至严禁研究文革，以巩固其利益。 2， 国外反共势力试图以否定文革来达到反共的目的,也无限夸大文革的阴暗面,这在客观上使中共当 中仇视文革一帮人成为其代言人。 3，政治投机派。 他们是一些无信仰、缺道德、无良知的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官方封为著名学者, 社会名流,这个群体为其自身的利益出卖良心与当权者保持一致，为否定文革歪曲历史。 4， 国内反共势力推波助澜。他们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宣泄反共情绪。 5， 有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初期就早已被边缘化，与文革主流隔离，只有文革初期的片面 记忆，而对其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了解有限,往往以自身的境遇去看文革，其观点失之偏颇却影响很大。 6， 造反派中有人为标榜本派正确,将官方加给造反派的罪名将攻击对立派,这样各派相互攻击的结果, 是把对立派和自己一起抹黑。重庆 8.15 派与反到底派写的回忆录有许多就是这类东西。 7， 中学生红卫兵的偏激。这批人参加文革是随波逐流，头脑简单缺乏理性，而且很早就已上山下乡, 与文革隔离了,所以他们的情绪和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对文革的研究，是无限夸大其阴暗面的有之,彻底否定的有之,歪曲片面的有之,故而将文革 研究引上了迷途,导入了误区。 二，应当客观分析评价文革的思想精神资源 十年文革,卷入人数之多,波及地区之广,延续时间之长都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的热情、无私和奉献 精神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巨大的精神和思想资源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的继承发扬。在文革中,人们的 道德观念、自律精神、献身精神无与伦比。弘扬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操和社会担当精神，对解决当今中国面 临的种种社会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防止瞎子摸象式的研究文革 面对文革这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角色、机遇的不同，有不同的境遇 和感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仅仅从个人的境遇和感受出发研究文革，那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所 以对文革研究,不能以个人的、局部的，甚至是派别的观念出发。事实上，哪怕是一个具体事例，也要通过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的纵横时空考量，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四,文革的深远意义 古今中外的任何大革命都有其负面的东西，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主流。文革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例 如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打砸抢,武斗等等。但从整体来考量，这些负面的东西并非文革主流。1976 年 7 月 15 日毛择东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垮了蒋介石；二是发动文革。我们应当反复咀 嚼毛的讲话,从中去深刻领会毛指出的文革的重要性。 实际上，中国社会今天的成就，是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奠定了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是毛泽东早就开创 在先的。正如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追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 导人继续掌权，中国不但会有今天的物质文明，还会有今天没有的精神文明！ 文革使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破旧立新式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实现强国梦, 大同梦,平民幸福梦。文革是反腐倡廉、倡导民主、实现真正平等自由的大革命。 1、重建了全新的人民政权——革委会。 建国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苏联体制的翻版。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不能防止新的官僚利益 集团的产生。文革中革委会的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领导 人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民众直接选举。首先通过民主协商推选侯选人，然后按巴黎公社的选 举方式由民众无记名投票直接选出革委会委员。这样由民众选出的革委会委员是真正的社会公仆,深得民众 的拥护和爱戴。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民选政权。
革委会由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组成。除文革前的干部外,还包括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 这些来自最基层的群众,一方面可直接面对面的监督革委会中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最能体查群众的冷 暖疾苦,所以他们最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见,直接传达群众的声音。使整个革委会的委员能真正 成为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培养了全民的公民意识，奠定了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 文革中，广大群众相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以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主人翁精神，投身于社会大革命中，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皇 权统治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奴才心理，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公民意识，人人自觉关心社会，参与社会， 以天下为己任，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辉煌的公民社会时期。 文革将特权、贪污腐败、私心、私欲、旧思想、旧习俗等痛加批判扫除，使全民思想和精神面貌都焕 然一新,人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为国强民富无私无畏的忘我工作。干部一心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的公 仆,他们都能自觉的反腐倡廉。人人有信仰,有诚信,有社会主人翁意识，人人关心国家大事,社会风气良好， 根本没有黑恶势力的生存余地,社会和谐,几乎是夜不闭户。 3、倡导民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言论自由 文革中,民众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人们随时可以揭露批评各级党 政干部，政府工作空前透明，言论空前自由。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已实现了真正的自由民主。 虽然文革被盖上了罪恶的烙印,但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将永远栽入史册,指引中国走向光辉灿烂的未 来。 返回目录〉〉 如 成：历史的印记：山西中条山 541 兵工基地大揭秘 大型纪实报道 历史的印记 ——山西中条山 541 兵工基地大揭秘 这是一个正在被时代遗忘的地方。作为曾属于重要军事保密工程的国家第二坦克基地，541 工程散落 分布在山西南部的中条山麓。40 个年头过去了，历史的风沙荡去了昔日的韶华，没有了火红的岁月，也没 有了火红的歌。当人们的目光都投向山外的喧嚣时，这里的一切正复归初始的沉寂。 ——题记 楔子 中国的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早在１９６４年５月，国家计委李富春 等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时，毛泽东就提出制订计划要考虑备战，并明确提出： “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１９６４年８月，中 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研究三线建设问题，会上提出为了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 能发动侵略战争，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在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里，毛泽东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分别称为一线、 二线和三线。三线的范围是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昭关以北地区，包括桂、粤、湘、 鄂、豫、晋、青、甘、陕、滇、黔、川１３个省和自治区。1969 年中苏珍宝岛战争爆发，中苏关系异常紧 张，前苏联领导人曾决定对中国的重点军事工业进行毁灭性核打击，从积极备战的角度出发，我国上上下 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为了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 去施工。同时，考虑到战争的威胁已经临近，为了抢时间，他要求三线建设的速度也要加快。中央根据毛 泽东的这个指示，提出了三线建设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口号。当时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 海地区不利于备战。要抢时间把沿海有些工厂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将其部分设备搬到三线去。而且
搬迁要越快越好。因此，三线建设在结合沿海、沿边企业搬迁的基础上同步大规模展开。 第一章 问道天弓铸神剑 珍宝岛是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一个小岛，面积 0.74 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 领土。中国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主要源于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两国边境冲突。从 1967 年至 1969 年，前苏联先后入侵珍宝岛 16 次。中国军人英勇顽强，用血肉之躯抵挡了苏联坦克、装甲车的侵略。 为了用军事施压，前苏联紧急向中苏边界调运了大批军队，因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作为运输干线，该线 在 1969 年夏天竟一度停止客运只供军运。 蒙古虽然不是由前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的缔约国，但前苏联通过苏蒙双边军事条约、早已 把蒙古变成他的东方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境内原来就驻有苏联的军队，后来撤离回国，只 留下少数通讯兵和空军技术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大量的前苏联军队从欧洲调 往蒙古。一时间，中蒙边界上军队密布，战云骤起，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是在建国以后，其标志是“一五”时期以前苏联援建的“156 项”建设为中 心的经济建设，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与里程碑。位于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的 617 厂便是国家“156 个 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珍宝岛战役的爆发后，由于包头距离中蒙边境非常近，使得作为国家第一坦克生产基 地的包头 617 厂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为此，中央决定在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山区建立国家第二坦克生产基地， 代号为“ 541” 工程。 中条山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中条山战役”就发生在这里。被日方称之为“中原 会战”的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惟一一场大规模 对日作战。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最后以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溃败而告终。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 山互为犄角，它屏蔽着洛阳、潼关和中原大地，拱卫着西安和大西北，瞰视着晋南和豫北。541 工程作为 国家第二坦克基地建于此，可以为巩固华北和守卫西北提供武器装备上的重要支撑。 541 工程建设规模非常之大。工程的初期计划有 1 个总装厂、1 个车体炮塔铸造厂、3 个坦克机械零件 加工厂若干、2 个坦克炮厂、3 个 580 马力坦克发动机厂、3 个炮弹厂、3 个光学仪表厂、1 个橡胶厂、发 电厂、大型职工医院、铁路专线运输指挥部等。工程计划所建设的十八个分厂，依次称为第一分指挥部， 第二分指挥部，第三分指挥部等。最北面的三分指位于临汾地区的翼城县境内，其余十几个分指全部位于 运城地区，其中四分指、十七分指、一分指、二分指、五分指、十八分指、九分指位于绛县境内；六分指、 七分指、八分指、十分指位于闻喜县境内；十一分指、十二分指、十三分指、十四分指、十五分指、十六 分指位于夏县境内；541 总部设在闻喜县的东镇。 541 工程由解放军第 28 军援建，建立时直属当年的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后归属第五机械工业部。在 “靠山、分散、隐蔽”方针的指导下，各个分指分布在中条山下的临汾、运城两个地区，星罗棋布地绵延 于绛县、闻喜、夏县、翼城境内 130 公里的地域。541 十几个分指计划生产的是当年很有技术含量的 WZ-122 型中型坦克，后改为 59 式改型和 84 式架桥坦克。 根据中央军委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的指示，541 工程分三批建设，用两年半时间全部建成。从 1970 年 4 月开始到 1973 年 7 月，是 541 工程建设的高潮时期，各专业厂基建初具规模，部分厂的生活区也已 建成，贯穿各专业厂的公路、铁路专用线也建成通车。由于是国家重点大型三线建设工程，山西南部几十 个县都组织民兵和民工参加 541 工程建设，在穿着草绿军装的军人组织和带领下，他们以连为单位，在中 条山里各个分指的厂区和家属区垒护坡、拉土方，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抗枕木、铺钢轨。当然，各个分指的 核心工程是不让民工干的，保密车间的建设及设备安装都是由解放军工程兵负责的。当时插队到山西南部 农村的好多知青也参加了 541 工程建设会战，直到今天，北京知青论坛网上，许多当年的知青都在网上寻 找当年的战友和回忆那些曾经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第二章 好人好马上三线 “兵工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为了建设 541 工程，全国各大中城市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大中专毕业生，部队整建制的复转军人，留苏工程技术骨干，我国第一代坦克技术专家，纷纷从祖国的四 面八方来到人烟稀少、遍地荒凉的中条山。这其中，由于 541 是包头 617 厂的后备厂，所以技术工人主体 主要是来自包头的兵工战士。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是最富责任感的主人翁。毛主席说，三线建 不好他睡不好觉。为了让他老人家放心，建设三线是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渴望、
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建设江山，保卫江山。 541 工程各分指选址大多是中条山中的荒山土垣，很多地方没有地理标志，也没有地名。1970 年的冬 天，二分指也就是 5419 厂开工建设时，一批批戴着眼镜的工程师，一群群穿着的工人，从五湖四海来到 绛县卫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安营扎寨。生活安顿下来后，给家里人写信时却说不上这是啥地方，于是出门 去问在地里干活的当地老农。老农停下手上的活计，指着周边的几个村子说，这里离里册村二里半；离下 村二里半；离卫庄二里半，此地正好居中，就叫个“二里半”吧！ 各个分指的厂区都是沿山沟展开，分家属区和车间两部分。车间一般人是不让进的，清一色的水泥红 砖大车间，一座挨着一座沿着山沟的河滩逶迤展开。厂区被高密度树林覆盖着，站在山顶上几乎看不到几 座房子。厂里有自己的服务体系，邮政专属的信箱、幼儿园、学校、商店、医院等等。 三线建设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所以来的早的人由于生活区的楼房和学校都没有竣工，大都安排 在附近的农村居住，孩子们也都在农村的学校上学。后来随着各分指的生活区以及学校纷纷建成，人们就 都搬到了厂里。由于 541 各厂的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东北的、北京的、上海的、山东的、河南、河北 的、湖南、湖北的、江浙的、陕西的、山西的、四川的、云南的„„基本上各个省的人都有，大家交流起 来南腔北调的，所以就基本上改说普通话了。 每天早上 6 点正，山谷中各个分指的家属区和厂区区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早上 6 点半是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是本厂新闻，然后是音乐节目, “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打靶归来” 等至今人们都耳熟能详。八点整，工人么开始上班了，这时喇叭里会吹响集合号，由于是各个分指同时吹， 所以嘹亮的军号的声会从这个山谷响到那个山谷，真可谓是此起彼伏。 541 各专业厂拥有职工人数不等，每个厂基本上职工人数在一到两千人，十多个厂中数四分指工厂规 模最大、工人数最多，拥有职工 3000 多人，连家属加起来上万人。四分指建设选址在续鲁峪里面，基建 已经开始，连铁路都通进山里了。有一位将军来视察时，坐着吉普车顺续鲁河滩一路颠簸着往山里开。也 许是太难受了，将军下车小便了一下，看了看四周的穷山恶水，遂指点说不用往里去了，就建在这儿吧！ 于是四分指就紧挨河滩建在了续鲁峪沟口外，旁边紧挨续鲁村，成为 541 各厂选址应该说最好的厂。四分 指人说起来现在还在感谢那位将军。 1973 年下半年开始，541 工程进入调整缓建时期。由于中苏关系的缓和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开 始对三线建设的政策进行调整。五四一工程也先后经历了始建、缓建、缩小规模再建等几个阶段，到 1979 年底，除位于闻喜、绛县、翼城的近十个专业主产品厂建成投产外，其他部分专业厂如八分指、九分指、 十一分指、十二分指、十三分指、十四分指、十五分指、十六分指纷纷下马，人员和设备也并到了 541 其 他厂。六分指改成 541 科研设计院、七分指成为了 541 技校。虽然 541 规模在缩小，将近一半的项目在下 马，但由于整个 541 工程异常庞大，所以整体感觉上还是充满生机的。 和晋南的 541 样，位于山西北部宁武县的管涔山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曾被划为北京 市的战略后方基地。196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第五机械工业部组成联合建厂组，在华 北地区选择高炮厂址。经勘察，最后确定 3 个项目建在宁武县的芦芽山区，由北京市负责建设和管理。 1966 年 6 月破土动工，到 1969 年底，3 个厂陆续建成投产。1981 年，宁武山里的国营长城机械厂（代 号 187）、国营恒光机械厂（代号 286）、国营烽火机械厂（代号 287）三个生产火炮的军工厂撤销。三个厂 的三千多职工连家属共万人和设备一起被 541 接收。这应该是 541 第二次大规模进人。 从 1981 年开始，山西同浦铁路以及现在的大运公路，火车、汽车开始不停地转运设备和人员，全部 搬迁直至 1986 年才基本结束。541 工程自此，虽然处于三线紧缩的大形势下，但却是最为兵强马壮的时候。 七十年代末，军事试制工艺定型后，由于部分项目下马，541 作为坦克整体生产能力没有形成，生产体系 被肢解的支离破碎，所以只能生产部分坦克配件。但时值中越自卫反击战和两伊战争，541 军品订单还是 满不错的，军工战士的自身价值也在火热的工作和勇于攻坚的集体荣誉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第三章 大山地标话分指 分指一词在山西南部的各县市是 541 各厂的专属名词。541 各厂除拥有十几个分指的内部叫法，以及 5409 厂、5419 厂、5429 厂等番号外，由于创建于火红的岁月，各厂都有一个以红字打头的对外名称，诸 如，红山机械厂、红流机械厂、红峰机械厂等。军转民之后各个分厂的名字开始以山西冲压厂、华晋机械 厂、晋南机械厂等各五花八门的形式出现。但不管风雨如何变化，分指一词始终被人们流传了下来，并成
为中条山各沟里工厂独特的地理坐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晋南各县市的公交车很少，而且也不往山里的各分指开。各分指除了有自己的 大轿子车每天开往侯马、运城等地外，地处闻喜县东镇的 541 总部每天还专门有一趟班车发往处于群山环 抱中的各个分指。每天总部班车从群山中的这条沟出来，然后再进另一条沟。虽说是山里的企业班车，但 服务的素质却一点不比大城市的差，因为他们本身就来自于城市。当班车到达二里半的二分指时，售票员 就会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到，二分指到了，请下车。当班车爬上一座山再下到沟里时，售票员就会说到，一 分指到了。坐班车的基本都是各分指的职工，地方的老百姓通常是不能坐的。山西南部无论城乡都说着一 口说山西不山西、说河南不河南、说陕西不陕西的晦涩方言。这个地方处于晋、豫、三省交接地带，所以 语言呈地区方言的过度性。县城里的人对普通话还有个认可，山里就不行了，他们索性把分指说的普通话 称为洋话，大概象现在人听英语似的。个别地方人跟分指的人学了几句四不像的普通话，地方上的人便会 揶揄地说到，“你别同我分指啊！” 当晋南各县市还都是平房时，地处山里的各分指都已经都是清一色的三层楼房了，而且用的是县城里 直到三十年以后才用上抽水马桶。当地方的县委书记们还在寒冷冬日的平房里烧铁炉子时，山里分指里的 职工们家里都已经暖气融融，厂区里高大宽敞的厂房更是热气腾腾。分指里所有的职工水电不用花钱，而 且享受免费医疗，就连家属也可以享受半费医疗。各分指的都有自己的医院，东镇还有还有 541 总医院， 厂里的职工生病，单位会安排职工陪床照顾。 中条山一带民风淳朴，上世纪一百年，除 1941 年抗日战争时期中条山战役时，这里来过大批的日本 兵、国民党军、川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外，就属这次 541 工程建设来的多了。连职工带家属十几万人，住 到了大山的各个山谷中，只不过盖起的不是炮楼，而是比炮楼大得多的苏式厂房。所有的地方人包括山民 及县城里的市民都对分指充满了好奇。各分指的铁路建成通车时，山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成群成伙地来 看火车。“这么大的家伙，趴着都跑得这么快，立起来就跑得更快了。”这句话无从考证出处，也不知道是 真是假，但却是当时分指人用来形容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的口头禅。 位于翼城县庄里村附近的三分指，是搞锻造生产的。据说厂里的大锻锤，打一下就相当于一次 3、4 级地震。当年全国只有三台。一台在上海造船厂，生产船用曲轴，另两台就在 541，用于锻造坦克大轴的。 为减少对人的震动，大锻锤有 3、4 层楼高，他们发的劳保鞋也是带簧片的。后来厂里开运动会赛跑时， 庄里村的老百姓夸分指里的人跑得快，村里见多识广的明白人就说了，“知道吗？他们的鞋里有弹簧呢！” 山西的老百姓那时是不吃鱼的，也不要知道鱼怎么吃。分指的职工们星期天休息时会三三两两骑着自 行车去附近的水库钓鱼。附近的乡镇赶集时，厂里的人也会到集市上买东西。541 建厂之前一块钱能买到 二十二个鸡蛋，大批的工人来到山里后，一块钱也能买到十七、八个鸡蛋，大公鸡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只。 每当赶集回来，工人们骑着自行车，或车把上吊着四、五只鸡，或带着一筐鸡蛋。 分指里工人的工资不是很高，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十块钱，但由于住房、水电、教育、医疗全部免费， 加上那时候物价超低且相当稳定，一个职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是富富有余。粮食按工种供应，从二十八 斤到三十二斤不等，干部低，工人高，每斤不到一毛钱。食油每人半斤，现在看是少了些，但是那时以粮 为纲，不可能有更多的地去种油菜、花生。肉属于副食，每斤七毛六分钱，凭票供应，确保每个人每月都 能吃到肉，而不是部分人吃肉。 由于分指的人大都来自大中城市，所以不论从生活各方面都在地方上领风气之先。县城里的人没有见 过带裤线的裤子，当 541 的职工到各个县城办事，他们才发现裤子还有这样的穿。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不 知道裤子上的线是怎么弄上去的。分指家属区的街道，路灯明亮，水泥马路很平，从改革开放兴起了高跟 鞋，分指的女人们就昂首挺胸地穿了起来，而这时候县城里都还连个像样的街道都没有呢。即便是现在的 侯马市，那时候全市连附近农村的人口加起来才十几万，就铁路西面有条老街，窄窄的街道，低矮的平房， 十字路口有个商店和饭店。就这么个地方，据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慈溪太后亡命山西时还在路西的 小巷那住过呢！但侯马市彭真的老家倒是真的，至今侯马火车站的大牌匾上还有彭真的题字，落款写着傅 彭真。八十年代初，当侯马的街上开始有星星落落的楼房出现时，位于市中心火车站前两百米新田路的晋 机招待所，就是 541 四分指驻侯马的派出机构。四层高的建筑，二楼宽大的阳台，曾让不少路人驻足，同 时也成为那一时期侯马的地标性建筑。 闻喜县东镇是位于南同浦铁路上的一个小镇，地方虽然不大，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不大个
镇子除 541 厂总部、541 厂总医院外，还有解放军总后勤部 2395 医院、214 地质队、解放军 3534 、3531 军服厂、2304 仓库等。虽说是个镇，可其占地规模可远比几十里外的闻喜县城还大。南同浦铁路穿镇而过， 有个小小的火车站。七十年代时，由于这里的军事单位较多且级别较高，许多过往的客车都会在这里停。 地方上的人们管东镇叫东镇，分指的人们却叫东镇为总部，他们已经把那个镇子忽略掉了。因为这虽 然是个镇子，却是各县委书记，包括地委书记都要经常因土地和民工问题前来请示和汇报的地方，省里的 领导有时一来也经常是半个月。541 工程总部作为分散在大山里各分指的指挥中心，地位和作用非常显著， 也让人感到异常的神秘。每当召开各分指工作会议时，总部大院办公楼的前面就会整齐停放几十辆崭新的 草绿色军用吉普车，另外，还有很多灰色和黑色的华沙和伏尔加小轿车，其阵势仿佛兵团司令部开作战会 议一样。 第四章 记得纯真少年时 有生活就有孩子们，大山里的三线也一样。大山里一座座幼儿园荡漾着孩子们的歌声，一座座学校里 也不时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们大多在童年的时候，就告别都市，跟随父母来到三线，属于兵工战士献子 孙的被献掉的那一代。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童年是快乐的，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伟 大的毛泽东时代。 学校开学时，黑板上会写到，“报到交学费一元，家庭困难的请家长开车间证明免费。”开学后，孩子 们不仅要学习功课，还要组织学毛选学习小组，还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会。老师时不时对学生 进行家访，与家长共同关心学生的进步。如果那个同学因生病耽误了课，老师会对学生单独进行补课。另 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到工厂和父辈们一起劳动，到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子，在学校 的操场上在民兵的带领下练习刺杀。 节日时，孩子们会穿上白衬衣、蓝裤子、纯白网球鞋，佩戴上红领巾，兴高采烈地以运动会或歌咏比 赛的形式欢庆自己的节日。这一天，有的家长也许会给孩子两角或者五角钱，两角钱在那时候可以买很多 的东西，一根冰棍才三分钱，一个作业本才一毛钱。当然了，那时候没有肯德基，孩子们也没有太多的消 费。更多的是，孩子们会把这钱自己存起来，存到足够多时交给家长，或者在同学有需要帮助同学。比如， 有的孩子转笔刀丢了没敢跟家长说，他会主动买一个送给同学。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标志，那 就是胸前都挂有一把家门的钥匙，因为父母上班后，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小大人。 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可以感受着城市里没有的四季季节变迁：春天有漫山遍野的野花绿草；夏天 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谷穗麦田；秋天有缤纷飘舞的漫天黄叶；冬天有白雪皑皑的高山丘陵。而每个季节，孩 子们都会生发出一些玩法。春天一大群小孩满山跑着吹柳哨、编草帽玩打仗的，夏天在麦地的田埂下烧卖 穗吃，秋天摘酸枣，或偷挖过农民的红薯烤着吃，冬天雪地里用马尾套鸟。 放学后，男孩们通常是三五成群地在家属区的马路上滚铁环、打弹弓、赢烟盒、摔方宝。女孩们则凑 在一块在楼前跳皮筋、丢沙包、踢毽子。岁数稍大点的孩子对这些不屑一顾，认为是小儿科。受战争电影 的影响，他们已经开始模仿父辈，并从他们的身上寻求榜样的力量了。有一次，四分指的几个初中的孩子 竟然趁卡车司机不注意，把一辆大解放开走了。他们开出了大山，一直开到了几十公里外的曲沃县城。当 然了，晚上回来每个孩子都免不了挨一顿臭揍。 露天电影可以说是每一个孩子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孩子们之间总会有一些准确的内部消息，所以一般 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基本都知道今天放啥片子。每天下午四点一放学，孩子们就会三三两两搬上板凳去占地 方。晚上大山里一片寂静，只有家属区的的银幕前人头攒动。那时候电影很少，看电影是最主要的娱乐了。 影片除国产的以外，进口片大多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因此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朝鲜电影有哭又笑， 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罗马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有时候放一 部好片子，因为几个分指要同时放，所以厂里工会专门有车负责倒片子。经常演了了一盘片子，大家就都 在操场等，有一回一部电影竟然放了一个晚上才演完。后来，各厂都建起了自己的工人俱乐部，露天电影 也从此成为了历史。 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过后，全国好像到处都要地震了，541 各分指都成立了地震办公室，负责监控 地震。厂里给每家每户在家属区的空地里都盖了地震蓬。人们在茶余饭后谈得最多的就是地震，记得当时 推广预感地震的方法很多，什么地震前猫狗反常，耗子搬家，什么动物园的动物都不睡觉，什么下雨闪蓝 光，睡觉前要把酒瓶子倒过来放，看看灯晃不晃。有一回一头猪把一个分指里的地震监控设备的线拱了一
下，地震仪器显示异常，厂里拉响了警报。全分指的人都跑到了操场，连附近村里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跑 到麦地里避震。 孩子们似乎不像大人们那么紧张。大山里没有什么热闹，一闹地震，人们全跑到操场的空地上，也让 孩子们感到非常惊奇。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从家拿出来了，孩子们虽然不敢大声说话，但看着一群 一群的人，也觉得很有意思。白天不闹地震了，一放学孩子们就三三两两地串地震蓬，玩打仗的。那时候 的孩子没有忧虑，不用上补习班，也不用去学电子琴。他们的理想就象小时候的作文一样，长大了要当解 放军。 第五章 保军转民大转型 八十年代初，541 各分指开始实行保军转民的战略性转移。作为国内具有强大机械加工能力的大型兵 工企业，541 在国家的支持下，1980 年，下属的四分指最早开发了 541 人引以自豪的 130 轻型卡车，到上 世纪 80 年代末，又开发系列旅行客车。一时间大江南北到处跑的都是 541 的华丰车。其他各分指也都根 据自己的情况开发出不少民品产品。比如十分指生产的“美猴王”电动游览车曾是我国生产的第一台电动 高尔夫球车。 那个时候也是 541 各厂效益最好的时候。各分指的车间都在加班干活，到点不回家的，单位就会从食 堂给每个人打回来加班饭。虽然工作任务很紧，但工厂对员工却是十分关心的。工会和团委会把每个没结 婚青工的生日登记好，到生日那天专门做生日饭。而吃完了生日饭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们，更是满腔热情地 投入到生产的大会战中。“大干红五月”、“奋战一百天”等活动成为那时候人们的精神风貌。 厂里的效益好，职工的福利也高。每到秋天，厂里就会用专列从东北拉大米，分给职工。这时候，厂 区的发货站台上，机车冒着蒸汽，忙碌的人们把一麻袋一麻袋的大米搬下来，然后分到各车间名下。全厂 职工家属把家里能装米的家伙式都拿来了，在各单位等着分大米。大家热火朝天的，场面跟过节一样。 虽然改成民品生产了，但每天上班吹军号还是一如既往。以前做军品时外地来分指办事的人少，改成 民品生产后，全国各地来的供货商以及买产品的客户不断地来到山里。他们一方面为大山中的 541 工程奇 迹感到震撼，同时也对军工技术生产的产品万分信赖，更对工作于生活在大山里的职工产生敬佩之情。 实行工资改革后，职工的工资直线上涨，青年职工结婚已经由木制家具的多少条腿过度发展到组合柜、 电视、洗衣机，并且开始流行旅行结婚。大批的大、中专生也陆续来到了厂里，厂里的单身宿舍不仅是新 鲜血液的象征，同时也成立一道风景线。当然，他们不是象建厂时的军工战士怀着责任来到山里的，而是 被这里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物质待遇所吸引。后来，在干部年轻化、知识话的精神指引下，这些人很快成 为了各个厂处室、及车间的各级干部。 541 以其实力和口碑很快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其时正值沿海城市开放。山东、江苏、浙江一些城 市急于发展经济，却缺乏支柱性产业，纷纷来 541 考察，希望 541 能够搬迁过去。但是 541 一些专业厂类 似电厂、铸造厂、锻造厂等都是一次性建设，能够搬迁的只是具有机械加工能力的部分厂子。所以一波又 一波考察的来了，又一波接一波恋恋不舍地走了。后来当外国的资本开始大批投向中国沿海时，再也没有 人来考察 541 搬迁的事情了。但是，不管有没有人来关注，五四一军工制造已经成为其搏击市场大潮的利 器。 第六章 541 脱离兵工序列 1979 年 1 月，邓小平约见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时，邓小平希望荣毅仁等能围绕改革开放做一 些实际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其他人士向邓小平提出要“摘除资产阶段帽子”时，荣毅仁却提出了吸 资兴办实业的建议，并获得邓小平的首肯。一个月后，荣毅仁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 的一些初步意见》。当年 6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0 月，中信公司正式成立， 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8 年，在国务院的部署下，远在山西晋南中条山的 541 由国家机械委划给了荣毅仁的中信公司。荣 毅仁以满腔的热情接过了 541，从此，541 就把自己十几万职工家属的命运交到了这位“红色资本家”的 手里。541 划给中信，国内官方没有做公开报道，倒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之音”对此做了报道。前苏 联也都知道了，曾经为应对修正主义侵略的华北某坦克基地已经移交给中信公司。1991 年苏联宣布解体。 541 作为当时应对前苏联侵略的军工基地确实没有必要存在了，发展民品已近成为 541 全体职工的共识。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成为中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特大型工业企业。下辖
总装、冶金铸造、锻造、冲压、机加、液压电器、发电等 7 个专业生产厂和科研设计院、铁路运输公司、 职工总医院、技工学校等 5 个直属单位。固定资产原值 16.5 亿元人民币。几十年来，即便按人民币贬值十 倍计，固定资产原值起码也相当于现在的 165 亿。 荣毅仁曾说过：“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共产党把 541 卖给了我”，当然此话无从考证。１９９３年３月， 荣毅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同时把中信集团公司的大权交给了王军。王军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 的长子，荣毅仁成为国家副主席后，王军被提为中信投资公司的总经理。 541 划归中信后，彻底地脱离了国家的军工序列，除了兵器总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军品外，开始大部 分以民品为主了。541 最北面位居翼城县的三分指工厂开始涉猎汽车、煤矿机械、工程机械、农机备件等 行业，以向济南中国重汽供应 651、150、162 黄河前轴为标志，在国内首创 16M 锻锤整体锻造汽车前 轴梁，拉开了三分指民品生产序幕。四分指由晋南机械厂又更名为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生产 重型汽车车桥、轻型客车车桥、重型汽车离合器和系列汽车扭杆弹簧，给国内汽车厂家配套。 二分指是一个综合的冶金铸造厂，其强大的冶铸能力在国内都屈指可数。美国一个的公司拿出一亿多 美元，承包了二分指的一个车间，搞起了国际铸造，并插上了星条旗。为了让老美能享受到开发区的政策， 山西省政府还专门将二分指附近划为省级开发区。五分指因当时是华北地区冲压能力最强的企业，拥有山 西省最大、最先进的 1000 吨日本进口冲床，而被命名为山西冲压厂。 位于么里沟的一分指工厂在满足履带式军用车辆生产的同时，坚持军民结合发展的战略，积极发展民 用产品，也已形成多种系列。就连 541 电厂也开发出水泥、砌块、电解铝、板式家具、建筑安装等许多民 品项目。作为负责 541 铁路运输的 18 分指，由于绛县以南的铁路全部拆除，只剩下北面连接几个分指的 几十公里铁路，也从绛县搬迁到了四分指与三分指之间的张村火车站。由于当时硅铁价格看涨，18 分指也 建起了高炉，开始炼硅铁。 541 有人、有设备，人是全国产业工人第一流的，设备也是全国当时最先进的。从事民品生产，541 别的不缺，就缺流动资金。而中信公司主要业务集中在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领域，钱是不缺的。划归 中信后，541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选对了婆家，况且婆家还是中央选的。541 作为半军事化兵工单位， 听党的话，跟党走，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后的 541 各分指摩拳擦掌，准备在市场 经济的大潮中以军工技术再展军工英姿。 第七章 军工基地全线失守 541 全线失守不能归咎为市场，九十年代，民营企业还只是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实力与具有强大 机械加工能力的国家特大型工业企业的 541 抗衡。中信接管了 541，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回报。但中信 毕竟只是些搞金融、弄证券的商人。541 各厂的生产线都是按军品设置的，按照保军转民的要求，军品生 产线必须保留，开发民品生产必须建立新的生产线。而要进行技术改造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中信起初 也为 541 的民品生产线改造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后来投资便变得越来越谨慎。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信 大力开拓海外金融市场，对 541 几乎就没什么资金投入了。541 陷入军部、民不民，官不官、商不商，姥 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境地。另外，541 工程从开工建设以来，作为大型兵工企业，从资产到人事始终 先后处于装甲兵司令部、五机部、兵器工业总公司、国家机械委的严密监管之下。划归中信后，中信对 541 的领导只做备案，任其自我发展，对各分指的资产与人事的监管完全流于形式。 1986 年 9 月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党 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并在 1988 年 4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法》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 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 脱离军工序列前，541 各厂在制度创新方面也做了些改革，但步子不大，因为毕竟是多年的老厂、大 厂，且企业资产是国家的，没有人愿真正推动，即便改，也要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划归中信后，在建立 法人治理结构的大旗鼓噪下，541 各分指的厂长迅速开始“人、财、物”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用人一人 定，签字一支笔，决策一言堂。企业管理层由厂长组阁，谁当企业党委书记，谁当副厂长，谁当工会主席， 均由厂长说了算。党委、工会、职代会形同虚设。最终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副厂长都成了厂长利益集团 的人。厂长负责制变成了个人专制，党群组织成了厂长的应声虫，工会成了“工贼”，工人阶级的主人翁 地位和话语权被剥夺。兵工战士工人阶级主人公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由于 541 各分指领导决策连连失误，所以一个个分指被迅速搞跨，广大职工生活 变得异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开始在 541 历史上破天荒地拖欠工资。这股风很快就开始在 541 各厂蔓延开来，有的分指半年甚至一年不给职工发工资。时间长了，各分指职工对开工资的时间都开始有 大概估摸了，那就是五一、国庆、元旦、过年开工资，其他时候是没准的。 一分指由于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发工资，一年当中，竟然有 18 人前后因为缺钱养家而自杀。有一个职 工为了养活妻儿，去偷农民喂猪的麸子当口粮吃，当农民跟踪要将其治偷窃罪时，才发现人家一家老小竟 然以此为食，不禁也当场落泪。但是就是这样，厂里朴实的工人还是每天到点上班。位于翼城县山里的三 分指，一个女职工因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给他的孩子以温饱的生活，悄然上吊自尽。其他分指因无法生 活下去，上吊、喝药自杀的人也大有人在。人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今天这个分指死了几个，明天那个分指又 死了几个。 在国企改革的旗号下，国有财产开始大量流失，逐步向经营者手中转移。进材料吃回扣，价值百万的 设备几万就卖出去，任用干部大肆收礼。早在九十年代中期，541 某分指领导的夫人在参加同学聚会时， 就大言不惭地说有五百万工资存款。工资改革已经进行了无数遍了。然而一遍又一遍的改革，领导的工资 越改越高，职工的工资越改越低，且不能按时发放。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虽然比七十年代的几十元上涨了不 少，但是面对的是物价的全面上涨。虽说是在山里，但是吃的用的在价格上完全象北京、上海看齐的，有 的东西甚至比城市里的还贵。 各个厂的领导都很忙，他们一天又是出国考察，又是国内到处开会。他们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想办 法千方百计地把厂里的设备倒腾出去，在外面开起自己的工厂。他们出着差，拿着补助，一方面给工厂找 活，一方面给自己找活。由于厂里的客户和他自己的客户都是一个，所以他那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的退到了 厂里，厂里合格的算他的。厂里的货款可以不要，但他的货款绝对不会拖欠。各厂下面的车间，以二级开 发的名义公开将厂里的物资拉到厂外卖了，几个领导共同分账。而职工即便是偷厂里一块铁，也被各厂的 公安处抓起来，由家里来交钱赎人。所罚之款，也自然成为公安处领导的奖金。 有的分指的领导为了追求产值，获取政绩，责令车间加班加点干活，加工出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拉几 千里之外的客户厂家。由于超计划供货，对方厂家拒绝接收，不得已还得自己在人家那租库房存放。年底 产值一统计产值是上去了，可是过完年产品就又从外地拉回来了，说是退回返修。产值有了，一统计多少 个亿，可是货款没有，工人干了白干，一分钱工资都领不到。 有的分指的中层干部把一个原本好端端的单位搞跨了，年底竟然被评为公司级先进。换到另外一个单 位，用不了几年又把一个单位彻底搞垮，结果竟然成为省级劳模。也难怪，把一个单位搞好不容易，也很 难捞着钱，而把一个单位搞垮太容易了，金票是大大的。只有捞到了钱，他才能给上级领导送。上级领导 只要得了好处，工人们能不能生活下去他是不在意的。借口有的是，市场经济嘛！而且，在 541 能把一个 单位搞好是不正常的，搞不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541 的情况上面的领导们不是不清楚，他们一方面粉饰太平，另一方面，总是幻想着用市场经济的法 则去解决计划经济留下的问题。位于闻喜县的 6 分指和 10 分指严重亏损，依照企业法先后进行了破产。 结果破产造成了几千职工和近万名家属无以为生流离失所。而大大小小的领导却在破产的同时大肆进行暗 箱操作，肆意侵吞国有资产。六分指破产后，原来工厂里存有价值上百万的数控车床，刨床等，还有各个 车间的成品库、材料库、废品库，这些库房都有有详细的账目，然而这些东西的处理情况，广大职工却毫 不知情。破产破得工人阶级彻底成了无产者，而一些领导们却成了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 541 最后陷入困境的是 17 分指，17 分指是 541 的自备电厂。早在七十年代，17 分指还没投产时，各 分指用的都是地方上的电。由于用电没保障，几个分指都流传着一句话，那就是穷山西烂绛县，不是停水 就停电。17 分指拥有 4 台 2.5 万千瓦、1 台 2.75 万千瓦发电机组，总容量 12.75 万千瓦，并拥有 110KV、 35KV、10KV 变电站各一座及相应的输配电网络，承担着 541 各厂的供电任务，多余的电供国家电网，总 资产五亿元左右。 几十年来，17 分指为了支持大山里 541 各厂的生产，耗尽了自己身上所有的能力。其它分指虽然大都 开不了工资，但 17 分指的效益一直不错，工资也有保障。2010 年 17 分指被被列入小火电，予以停产，继 541 各分指之后也最终走入了绝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一千多职工和数千家属开始为明天的生活担忧。 而此时，家属区破旧的单元楼一层的外墙旁，一孩童的信笔涂鸦却让人感到无限感慨。一简笔大熊猫画像
之旁，写着一行稚嫩但却令人心动的粉笔字，“台湾台湾你回来吧！北京把大熊猫都给你了！” 至此，541 各厂除二分指效益尚好外，其他各分指几乎奄奄一息。541 总部也搬离闻喜县东镇了，东 镇那只剩下总部大院破旧的楼房和一些老弱病残的退休职工。划归中信后，总部机关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 公司，先是以机构精简靠前指挥为由迁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在离各分指更远的侯马市买地，盖 起了办公楼和宿舍区，并以补贴的形式把房子卖给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各分指的厂级领导，而 541 各分指的十几万职工和家属却被彻底撇在大山里。 第八章 兵工二代苦不堪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七十年代首批来到大山里的 541 兵工战士们已经基本退休，继而成长起来的是 当初跟随父母来到这里的兵工二代。七十年代，父母们来到中条山，岁数大点的孩子，上山下乡，插队到 各分指附近的农村里，和他们一起的有来自各地的知情，尤以北京知青居多。知青返城时，外地的知青回 到了他们原来的城市。而 541 的知青则回到父母所在的工厂当了工人。岁数小点的，赶上了高考，但那时 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考走的微乎其微。那些考上大学的应该是第一批离开 541 的人了，他们走了， 不会再回来。剩下的则通过上 541 技校、接班、招工等各种方式，统统进到了 541 各个分指。一代兵工战 士献了青春，又真正把子孙奉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541 效益开始下滑，当时风行留职停薪，一些兵工二代离开了 541，开始走出 大山，出去打工。兵工二代从他们的父辈那不仅继承了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同时还拥有精湛的技术。时 值珠三角、长三角和山东沿海发展初期，民营企业迅速成长，所以他们出去后也很快在当地有了新的用武 之地。 留职停薪不仅要给厂里交钱，同时也有期限。期限到时，有些人不愿回厂了，于是各分指很快便出台 文件，让限期返厂，逾期不归者以开除论处。那时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非常重要，于是，大批出去的人回 来了，但仍有一些勇于第一个吃螃蟹。很快，各个厂新的办法出台了，不回来者，本人开除，配偶限期离 厂，房子厂里收回，孩子办理离校手续。一些人回来了，但还是有人回来接上家人，勇敢地走了出去。再 后来，由于外面的企业开始给职工办理档案和各种保险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为了生活走了出去，厂区大 门的宣传栏里隔三差五地张贴开除职工的通告。只是通告一次比一次开列的名单多。到后来，竟然有很多 厂里的中干，甚至厂干在狠捞一把后也离开了厂。当然，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各厂的公示栏里。 1999 年，全国的国企开始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541 各厂也开始有大批的职工下岗，基本上属于 兵工二代那批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共有三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后来 541 各分指开始对下岗职工进 行工龄买断，按照每年工龄买断 500 元的标准，每个人拿到了一万元左右。下岗买断的地雷阵把 541 成百 上千的职工炸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使他们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坠向深渊。据不完全统计，541 各厂仅 在北京打工的人就有一千人之多。运城和陕西韩城有两趟发往北京的客车，这两趟车在侯马都预留两节车 厢。每当过完年后，车厢里都会有很多外出打工的 541 人。过去说凭借国际歌，你可以找到同志。虽然现 在由于人员流动，说普通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凭他们的年龄，凭借他们兵工厂的普通话你还是会很容易地 辨认出来。你可以大胆地问他是几分指的，放心一般不会问错。 下岗使 541 各厂在人员与技术上彻底伤失了元气。各分指的车间、处室以下岗为由，借政策的力量， 打击报复职工，把平时与其不对付的人都予以下岗。而各单位凡是能对领导提意见的，大多是技术上有一 套的职工。于是，下岗后一大批技术优秀的职工被迫离开了工厂。他们不是富余职工，本来就是各单位的 中坚力量。由于效益不好，这些年来，各个分指招不来工人，于是就大量地招收工厂附近的农民，名为协 议工。于是工厂大批的精密设备受到了破坏，同时各种卡具、量具也大批丢失。到了割麦子的时候，协议 工说不来就不来了，各车间的领导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厂里的正式职工可以不给开工资，但是协议工是 必须给开的，而且一天都不敢拖欠。因为他们都是附近的农民，厂里怕农民来厂里闹事。 兵工二代人到中年，大多都四、五十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轻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中条山的 541，如今也都七十多少的老人了。免费医疗没有了，职工按照比例报销消费。各厂的医院由于老大夫退 休，新大夫招不来，且设备成就，看病都赶不上乡镇的卫生院了。老兵工们要想看个病不是去几十里外东 镇的总医院，就是去侯马、运城等地。然而，高昂的医药费不仅压弯了这些从不畏惧困难的老兵工的腰， 也把兵工二代的腰压弯了。为了跟厂里借点钱，救父亲的命，有的兵工二代不得已流着泪给厂长跪下。 1999 年后，由于住房体制改革，原来的福利性住房取消，取而代之的货币性住房。541 各分指的家属
区都是七十年代建造的，几十年的风雨岁月已经使得各山谷里的楼群十分破旧，八十年代还曾经加固过。 由于年久失修，一到雨季，所有三楼的住户楼顶都要漏水。家里到处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盆、桶来接水。 就是这些房子，发了个房本，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了，就把房子卖给了职工。水电收费已经习以为常了，但 老实缴费都是那些不能正常开资的工人。领导们家里虽然也按着电表、水表，但收费的也是厂里的人，谁 敢跟他们要钱呢？ 兵工二代的孩子们上学也赶得不是时候，每个大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可当孩子们把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拿回来时，教育产业化使得这些工资低的可怜，且有长期拖欠的工人们欲哭无泪。为了供孩 子们上学，他们借遍了所有能借到的钱。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成本压缩到最低。夏天他们去附近农村的麦地 里捡麦子。秋天去给农民打工收玉米。每次开了工资，给孩子们把生活费寄去使他们最感幸福的时候，同 时也是他们最为辛酸的时候。 市场的肉价已经涨到了十几元一斤，鸡蛋也和北京一样 4 块钱一斤了。几十年前五分钱一斤的西红柿 已经涨到了两块，黄瓜三块钱也只能买到两根了。即便去趟最近的侯马，四十公里的路程，路费也由以前 的九毛钱涨到了现在的 11 元。附近的县市快速发展，马路宽敞，高楼林立，而大山里分指却日渐衰败。 在侯马坐车买票时，如果你说去哪个分指，你放心，小偷都不会盯你。541 职工的穷名已经传遍了山西南 部各个地方。 家属区旁市场的小贩们也知道分指人很穷，但是他们的生意却受不到太大影响。有小贩说，谁说分指 没钱，那么多肉一上午就卖完。可是他们不知道，每个分指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个先富、甚至暴富的处级干 部，否则一个分指几千、甚至几万人，那点肉每个人塞牙缝都不够。经济绝对是个翘翘板，一部分人的发 达绝对是以更多的人贫穷作为其代价。兵工二代们数月不知肉滋味的人大有人在。 第九章 白发母亲慷慨奋起 1966 年 5 月 7 日 ，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 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 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 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全国的三线企业都开始大办“五七”工厂。541 各厂也办起了 “五七”工 厂，安排了许多工厂家属参加生产劳动。源于当时军事气氛，开始大都叫做“五七”连，后来叫“五七” 家属工厂，最后演变成劳动服务公司。 现在已经大多七、八十岁的老妈妈们，那时和正式职工一样在机床上倒班， 和 老师傅一样带着徒 弟独当一面工作。她们以每天五角钱的工资为“五七”工厂和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奉献着青春，并创造了 大量的资产和财富。她们有着固定单位、有固定工种，有人事档案，如：工资表、进厂登记表、考勤表、 职工登记表等文档。她们和正式工人一样享受着工伤、产病假等各种福利待遇。她们有的干到一九九二年， 甚至有的干到一九九九年。 有的分指家属工退休后给发了退休本，每个月给 20 元的退休金。后来厂里效益不好，20 元也没有了。 有的分指的家属工到最后则一分钱都没有，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从宁武三线并到 541 的职工家属。541 各厂 效益不好，而且第一代老兵工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跟孩子们伸手，孩子们也都四十大几了。作为兵工二 代孩子们都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还面临着几月，甚至半年不开工资的窘境。养儿防老也成了一句空话。 而此时，各分指劳动服务公司的资产会迅速掏空，有的领导捞够了钱换了单位，有的退了休，跑到北京、 上海买了房子不回来了。家属工的权益没人过问，得不到任何保障。四分指的老太太们拿着退休本找厂长 要工资时，工资本被扔到了地上。 10 分指的家属工无奈之下上诉到闻喜县和运城市法院两次，前后总共花费了近六七万元，问题也没有 得到明确的结果。厂里、总厂、县里、市里，各级单位以种种理由来推诿，把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皮球 一样踢来踢去。后来，541 各厂的一千多老太太们开始联合起来，她们选出了自己信得过的代表，开始去 运城、侯马、太原、北京不停地上访。从 2004 年开始，五年的时间里，她们忍受了各种屈辱，太原去了 无数次，仅北京就去上访了三次。 2007 年夏天，25 名老太太代表 1400 多名和他们同样命运的老太太，冒着酷暑来到了北京。他们年龄 最小的也已经六十多，最大的竟然已经七十多了。按道理，她们这个年纪应该小河边练剑，或者在家看看
小孙子，颐养天年。可是，她们却走在上访的路上。 昏暗的地下小旅馆里，每个床位只有 25 元，四个人一个房间。里面的设施极其的简单，只有床位和 一个转的很慢的老电扇，没有洗澡的地方，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汗顺着老人们布满皱纹的面颊慢慢的流 淌着。北京长安街的夜景十分的华丽，但她们却没有心情去看。她们很多人没来过北京，有的也只是调到 541 时路过北京到金水桥的天安门那去过。晚饭时，大家聚到了一起，每人三个小馒头，地上放了一些咸 菜，就这样吃起来。她们作为代表的费用是大山里 1400 多老太太太们捐献的钱。算起来他们每个人平均 只有六毛钱的生活费，而那时的北京喝瓶水都要一元钱了。 想着妇联应该是妇女的娘家人，她们便满怀信心地来到到全国妇联。然而在夏日暴雨中的全国妇联楼 下站了几个小时后，被告知全国妇联负责处理妇女身心健康和家庭暴力，她们所反映的问题不在妇联的职 权范围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541 的老太太连饭都没的吃了，何来身心健康？中信公司得知消息后派大 轿子车把她们拉回到里小旅馆。第二天，老太太们来到了中信公司，也就是 541 的最高主管单位。但是令 人气愤的是，负责接待的领导竟然说，中信是接收了 541，但接收的是职工，没接收老婆孩子。远在侯马 的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得到了消息，连夜派人到北京把老太太们接了回去。 老太太们回到了大山里的 541 各厂，各分指的公安处都已经接到通知，开始对所有代表的家进行监视。 党、政、工、团也开始对老太太们在厂里上班的子女做工作。但不管是侯马的中信机电制造公司还是各分 指的领导也许有些儿太天真了，他们忘了，很多公安处处长、团委主席、工会主席们，他们的母亲原本就 是以前的“五七”战士。最后，老太太准备去哪里开会、哪里上访，领导们不知道，但是领导们准备怎么 对付老太太，地球人都知道了。 老太太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2009 年底，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传遍了中条山各个分指。根据山西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未参保“五七家属工”按属地管 理的原则纳入当地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根据文件精神，2009 年 10 月 1 日前年满 75 周岁及以上的，按 1 万元标准缴纳；75 周岁以下人员在 1 万元基础上，按与 75 周岁每相差一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增加 1500 元的标准缴纳。按以上标准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由企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每月 368 元的 标准核定基本养老金。原创办“五七家属工厂”国有企业破产的，缴费后由企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每月 330 元的标准核定基本养老金。按照此文件精神，541 各厂的家属工在每人缴纳了一万到两万的养老保险 费后，每月可以领 300 多元养老金。由于 2009 年底退休人员正好涨工资，老太太们的养老金也涨到了 400 元。 老太太们的养老金从 2010 年春节时正式开始发放。虽然比起正式工来说，老太太们的退休工资少了 许多，但老太太的名下毕竟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费。然而，当 541 各分指的老太太们也和正式工一样拿到 了工资本的时候，有的分指一些曾和她们一起走在上访路上的老太太却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400 元的 胜利来之不易，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心酸和眼泪，巍巍中条山会永远铭记她们的。 时值 2010 年春节，541 各厂的那男女老少谈论最多的是老太太退休工资的事情。541 各厂十多年了， 只有那年的春节最像个春节。正月十五，各个分指的老太太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地扭起了秧歌。几十年来， 年轻时她们在工厂是家属工，在家里只是丈夫的家属。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权益，因为作为兵工战士 的家属，她们和自己的男人一样，听党的话、跟党走。而今，谁还会想着她们，她们又能依靠着谁？没办 法，为了生活，她们只能慷慨奋起。 第十章 兵器工程渐成遗迹 七十年代，八个样板戏曾经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其中《智取威虎山》里的夹皮沟也几乎在那个年 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小火车也不通了，是东北剿匪时那个小山村的真实写 照。如今，中条山里的 541 各分指倒和了样板戏里的夹皮沟颇有些相似了，不同的只是小火车还通着。改 名为铁运公司的 18 分指虽然把以前的蒸汽机车换成了内燃机车，但也只限在翼城和绛县山里的几个厂子 钻进钻出拉拉货。山谷里虽然还依旧不时响起的汽笛声，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奔放了。由于效益不好， 18 分指许多工人都去内蒙修铁路打工去了。 四分指旁的特大铁路桥上，枕木还是七十年代建厂时铺的。据说刚建成时，台湾还指示潜伏特务来炸 过。如今桥上的铁栏杆已经所剩无几，铁轨旁走人的水泥盖板荡然无存，从铁轨枕木下散落的石缝已经可 以豁然看到桥下的河滩了。也真难为 18 分指的火车司机了，每天在这样路况下行车，胆子也真够大的了。
不过比起父辈来还是安全的多了，当年他们的父亲在朝鲜的青川江上开火车，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扫射 和轰炸呢！ 各分指厂的子弟学校 2008 年全部划归地方。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一流的教师，通过政审后来到 541。那时，541 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献身三线报效祖国最为光荣的地方。如今，许多分 指的教学楼都已经成里危楼，老师的工资也和厂里的工人们一样被长期拖欠。绛县当地的一位教育工作者， 对 541 的老师很有一番感动。作为老师，他曾和 541 子弟学校的老师共同参与了两次高考监考。有一次， 高考前一天师生动员，当升国旗时，听到义勇军进行曲，541 的老师很快便从闲座着的监考老师中最先站 起肃立。如今，地 方上 老师们的工资都已纳入了地方财政。这时候，541 各厂学校划归地方也不失为 解困之举。 各分指的女职工们不穿高跟鞋已经很久了。家属区的马路历经几十年风雨侵蚀，地面的水泥已经完全 剥落了，原来平整的水泥路已经彻底成了石子路。路虽然不行了，但私家车却多了起来。各分指很多领导 都在侯马新开发的小区买了房子。他们开着小车侯马分指两头跑，老百姓的路好不好，他们熟视无睹。 各分指的工人俱乐部作为厂里工人的活动中心，也大都破败不堪。四分指的工人俱乐部是 541 各厂最 大的，厂里的大型群众活动、演电影、开职代会、职工文艺演出等都在这里举行。八十年代初，刘晓庆演 完《小花》刚在全国出名，就来到山西南部大山里的 541 慰问演出，当时就是在四分指的俱乐部举行的。 俱乐部高大的屋顶全部是木质结构，由于没有钱维修，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现在顶棚塌陷，四处漏雨， 已经多少年没演过电影了。 蜿蜒在山谷里的高大的厂房，四面的玻璃窗已经很难看到一块完整的玻璃。厂房顶上由于年久失修， 一到下雨就往车间里漏水。外面下了里面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车间配电柜上怕出事故蒙上了塑料布， 厂房里的机床前放在踩踏的木板。厂长们到车间里来检查工作，即便在厂房里，车间主任也得给打着伞。 七十年代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大山里建设三线的老兵工已经全部退休了，各分指目前依旧听着军号上 班的职工主力基本上是兵工二代。他们中间除三分之一下岗或被开除，不得已背井离乡出外讨生活外，剩 下的大都仍然坚守在 541 各个半死不活的厂里。第三代八零、九零后们长大后，都已经远走高飞离开了大 山。随着 541 的各个分指不断陷入困顿，现在各个分指已经在在职工的人力资源上无以为继。除农村的协 议工外，已经没有人选择来这一无城市文明，二无工资保障的大山里工作。可以说，再过十几年，当兵工 二代们坚守到最后彻底离开 541 这些工厂时，中条山的漫山遍野除了当年“中条山保卫战”的战场遗迹外， 就是 541 工程兵工建设所留下的工业遗迹。 返回目录〉〉 张 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在“改革”年代，尽管不同派别的作家对“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普遍地比较关心政治， 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有的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少数人甚至从了政。文学界的两大派曾在对“改革” 的看法以及对苏维埃时代的评价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改革”后期，尤其是到苏联解体后， 人们的热情有所减退，情绪发生了变化。下面着重讲一下苏联解体后最初十来年的情况。 一 刚才说过，作家们思想情绪的变化在“改革”后期就已经开始，因此需要从他们在 1991 年“八•一九 事件”前后的表现说起。 到 1991 年，苏联整个国家已被搞乱，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激烈的争斗，社会主义制度已处于风雨飘 摇之中。这时许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人开始考虑如何挽回局势，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问题。1991 年 7 月 2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莫斯科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一份由军界、政界和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签 名的《告人民书》，其中指出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号召全国各个阶层和各个党派，不同年龄、不同信仰和 不同职业的人们起来向“危害者和掠夺者”进行斗争。这份《告人民书》是由传统派作家普罗哈诺夫起草 的，他和另两位传统派作家邦达列夫和拉斯普京在上面签了名，就其内容来说，与 1991 年 8 月 19 日国家
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有许多相似之处。传统派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的行动从内 心里是赞成的，而自由派大多站在叶利钦一边，有的人甚至亲自到俄罗斯议会大厦（即所谓的“白宫”） 去对他表示支持。“八•一九事件”失败后，自由派趁机夺了苏联作协的领导权，并且企图依靠新当局的支 持一举搞垮对方：传统派也不示弱，据理力争，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双方的政治热情都 比较高，尤其是某些自由派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政治上的狂热。 但是作家的这种热情很快冷却下来。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派政客获胜后，局势更加混乱，苏维埃制度 垮台的大局已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前途未卜。传统派作家素有忧国忧民的传统，这时忧心如焚； 自由派当中还有爱国心的人，也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情绪变得低落起 来，女诗人德鲁宁娜的变化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德鲁宁娜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0 年当选为苏联最高 苏维埃代表。1991 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不顾年迈，前往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当时她觉得叶 利钦是“正义与善”的体现者。她曾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见《真理报》1992 年 4 月 7 日）但是这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觉得一切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 她发觉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空谈的场所，在那里根本无所作为，便毅然决定退出。她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 状态，开始为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她的情绪变化之急剧，甚至出乎她的许多朋友的意料。1991 年 11 月 21 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前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 为什么要走？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人们拼命相互厮打的、为长着铁爪的 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自己可靠的后方才行„„”（同上）她在绝命诗里写道，她担心没有人能在 “悬岩边上拉住罗斯”使之不掉下深渊，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 车颠覆”。当然，像德鲁宁娜的这种情绪大起大落的现象并不多见，而造成她的悲剧的还有晚年丧偶（失 去了“可靠的后方”）和具有情绪型的气质等因素，然而她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却具有代表 性。 应该指出，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国家面临的危机，可是采取的却是另一种态度。诗人 叶夫图申科可作为这些人的代表。这位诗人在“八•一九事件”中非常活跃，曾在白宫大门前朗诵题为《八 月十九日》的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八•一九事件”后又带领人马到苏联作家协会夺权， 接着又向莫斯科当局控告传统派控制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说它“帮助亚纳耶夫夺权和搞政变，并为这 次政变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要求查封其办公大楼。他在这样做时，对于苏联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关 心的。在苏联眼看就要垮台时他公开宣称：“过去曾经被称为苏联的东西最后在地理上是什么样子，采取 什么国家形式，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图书评论报》1991 年 9 月 20 日）不过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 个混乱的、危机四伏的国家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而且无法达到他所追求的个人目的。于是这位诗人觉 得自己的国家非久留之地，便像报刊所透露的那样，在夺了苏联作协的权后便利用职权取消了别人出国访 问计划，自己去了美国并一直留在那里任教、写书和出书，只是在夏天回国度假，看来日子过得挺舒心。 像叶夫图申科这样的人在作家当中并不是个别的。还有一位“改革”年代的红人柯罗季奇。此人善变， 有人说他改变观点就像换手套那么容易。1986 年他被任命为《星火画报》主编后，立即扭转了办刊方向， 称自己的刊物为“独立的刊物”，带头取消了编辑部的党组织并撤掉了封面上的列宁勋章，把这份一直比 较有影响的画报变成了诋毁苏联革命和建设、为“改革”造舆论的主要工具之一。“八•一九事件”发生时， 他正在美国访问。大概他也有叶夫图申科那样的预感，便辞去了主编职务，留在美国不归，在那里的大学 里任教和做研究工作，就这样，在那里生活了七年半。据他自述，在美国居留满五年时可以加入美国国籍， 但是需要宣誓放弃对原来的国家承担的义务，保证今后的所有行动都服从美国的利益。他没有这样做，最 后悄悄地回到了莫斯科。（《独立报》2000 年 2 月 24 日）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可见他 还没有完全丧失国家民族观念。 苏联的解体无论对传统派作家还是对自由派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震动。传统派作家眼 见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十分痛心和悲愤。在自由派作家当中消极情绪进一步扩大，有的人转而对现实 采取批判态度。总的说来，整个作家队伍的情绪是低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对作家来说，除了 新的当局不讲民主和进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这些使人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的 原因。首先是因为新的当权者在进行旨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各项改革时，根本不关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
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文学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听任它的摆布，而当局不闻不 问。在“改革”年代文学刊物的出版发行盛况空前，有的杂志印数达数百万册，如今一下子跌落下来，只 能勉强维持，甚至有停刊的危险。这些情况引起了文学界人士普遍的不满。传统派作家自不待言，他们认 为这样下去会使文化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自由派人士也十分忧虑，他们的笔会中心的八十四名成员写信 给政府，要求政府支持出版事业和文学刊物，建立“合理的保护主义制度”来保护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和文 学劳动的成果。（《文学报》1992 年 2 月 26 日）自由派作家之所以有不满情绪，还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新政权的冷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搞垮苏维埃制度出过大力，自以为是功臣，但是事成后没有受到 重视，有一种被利用后遭到遗弃的感觉。 作家们有一个特点，即普遍地珍视创作自由。在苏维埃时代，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抱怨审查制度过严 （应该承认，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限制），有的人甚至因为这一点才拥护“改革”或对“改 革”抱有希望。苏联解体前夕，审查制度就取消了，作家获得了说话和写作的完全自由。这样一来，他们 应该心满意足了吧？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早在“改革”后期，传统派作家组织“团结”就已指出把 文化事业作为“商业”对待的做法产生了“悲剧性后果”和造成了巨大危害，要求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 注意此事。（《文学俄罗斯报》1990 年 7 月 13 日）而在苏联解体后，文学完全受市场支配。许多作家发现， 如今虽然没有了政治审查，但是出现了市场的审查。凡是不合市场要求的作品，都在被排除之列。作家只 有服从市场需要去创作它所要求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才能被接受而得到发表的机会，给他们带来名利；不 然他们的作品就会遭到冷落和排斥，只好锁进抽屉里。许多人发现，这种“市场的审查”比过去“政治的 审查”更加严格，更加冷酷无情。有一位作家说，过去实行“政治审查”时，有关部门还要读送审的作品 并作出反应，有时会为了几行诗作出一个决定，而现在如果你的作品不合要求，干脆就不加理睬，如石沉 大海一样毫无反响，这是作家最受不了的。有一位教授说，现在没有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任何审查， 只剩下“钱袋的审查”，什么变化也没有，而是变得更坏。（《图书评论报》l 996 年 4 月 2 日）因此许多作 家认为，现在仍然没有创作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大派的作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就连那 位善于适应市场需要、发表作品和出书并不感到困难的叶夫图申科也持这样的看法。他说，他的敌人—— 书报审查制度消失了，却出现了另一个敌人——商业的审查。（《图书评论报》1994 年 6 月 7 日）他还写过 这样几行诗：“过去像要掐死人的审查制度／／好像被掐着脖子赶走了。／／但是来了冷漠无情的审查制 度，／／在某些方面更为可怕。”（《文学报》1994 年 9 月 14 日）文学的市场化，使作家像当年列宁所说的 那样，被迫重新“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他们不仅社会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生活也失去了可 靠的保障。出书难成为一个困扰作家的大问题。有思想有信念的作家出不了书，依靠文学创作维持生活变 得非常困难。不少人只好另找职业或兼做几种工作以维持生计，甚至像拉斯普京所说的那样去看大门和打 扫院子，有办法的人便学叶夫图申科的榜样，到国外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最后还要讲一个原因。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国，在苏维埃时代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作家当 中尽管有人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但是多数人都有一种“大国意识”和“强国情结”。苏联解体后俄 罗斯一下子沦为二流国家，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很多人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他们普遍有一种失落感， 有较强民族自尊心的人甚至有一种屈辱感。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苏联解体后在整个文学界看不到欣喜和 欢快的表现，笼罩着的是一种灰心失望和惴惴不安的气氛。当然，这并不排除作家们由于某种原因在短时 间内有感情的勃发，例如在 1993 年“十月事件”前后，两派作家曾一度表现出较大的政治热情，但是事 过境迁，热情很快冷却了下来。批评家娜塔莉妞•伊万诺娃曾指出，1993 年 10 月后，作家们当中除了那些 与政治家们和官僚们“套在一起”的人外，多数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不再公开地、甚至 隐秘地在政治上支持什么人。（《民族友谊》1998 年第 9 期第 181 页） 二 自由派作家大都是怀着沮丧的心情迎接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的。曾写文章颂扬过叶利钦的著名小说 家、后来当上了总统委员会委员的格拉宁看到这种情形，便在 1992 年 1 月 1 日的《文学报》上发表题为 《灰心丧气是很不应该的》一文，给大家打气。自由派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90 年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 为中央委员的格利曼发表了一篇新年祝词，他在祝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说，现在这一代人， 永远见不到共产主义，而且不会很快地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电影艺术》）1992 年第 1 期第 55 页）可 见他对前景很不乐观。著名小说家伊斯坎德尔引用布洛克的诗句，说明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不久前所企
望的，他甚至说，现在的自由生活非常困难，要比坐牢可怕得多。（《文学报》1992 年 9 月 2 日）《旗》主 编巴克拉诺夫用自我安慰和安慰别人的语气说，不管现在多么困难，总是在朝未来前进。（《文学报》1992 年 11 月 15 日）但是他心里为自己主编的杂志能否办得下去而担心，最后只好求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帮忙。 《十月》杂志主编阿纳尼耶夫也在一段时间内深为自己的刊物的命运寝食不安，据他说，“每天躺下睡觉 和醒来时总觉得头上悬的不是一条绞索，而是两条”。（《文学评论》1994 年第 9～10 期合刊，第 5 页）不 过他与巴克拉诺夫有所不同，认为现在俄罗斯人最大的痛苦在于“失去了他们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祖国”， 在于“我国人民在各国人民当中丢掉了原来的形象”，“正在成为嘲笑的对象”。（同上）奇奇巴宾就有这种 失去祖国的感觉。这位出生在乌克兰并生活在那里的俄罗斯诗人过去曾因政治原因被关押，因此一直采取 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立场。他为“破坏共产主义的帝国”出了力，但结果与他所想望的大不一样。苏联解体 后没有出现他理想中的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于是觉得自己没有了祖国，便写了《哭失去的祖国》一 诗来抒发他内心的悲愤。诗中写道：“冷冰冰的赤裸裸的心／／被塞进了火热的地狱里。／／我并没有离 开祖国，——因为什么把她从我这里夺走？／／„„我们头上的高空深不可测，／／整个世界暗淡无 光„„//我们是在祖国出生的，／／可这个祖国已不再存在。”以（《文学报》1992 年 4 月 22 日）类似的例 子还可举出一些。翻阅这个时期的报刊，可以说看不到一篇为发生的事变欢呼的文字，这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自由派作家中的有识之士早在“改革”后期发现形势不妙后，政治热情已明显减退，就开始采取消 极态度了。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的变化最为明显。 拉克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 1970 年初苏联当局改组自由派刊物《新世界》的编委会，拉克申被解除了副主编职务，此后曾一度销声匿 迹。“改革”开始后复出。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 主化的方针，希望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他积极参加文学界的“内战”，不断撰文批驳传统派观 点，当时他的政治热情是相当高的。但是到 1990 年，他发现“改革”不仅没有带来他所希望的积极成果， 反而引起了混乱，使国家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于是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苏联解 体后，他觉得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 年 3 月他发表了题为《俄罗斯 和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的文章，说他“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觉得有人“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 感到最为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要把这些东西埋葬掉。 （《独立报》l 993 年 3 月 17 日）他为他所关心的文化事业遭到破坏和处于灾难性的困境而忧心如焚。最后 他因思想苦闷和遭到原先的自由派朋友的反对，于 1993 年 7 月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实现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 的生活目的。大学毕业时，大概有关领导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把他分配到外地城市科斯特罗马工作。“改 革”开始后受到重用，被调到《共产党人》杂志任编委和评论员。他也像拉克申一样，曾经拥护戈尔巴乔 夫的政治纲领，积极为它作宣传，这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纲领符合他青年时代追求的理想。他曾参与一 些纲领性文件的起草，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直到“改革”已造成严重恶果、苏联社会已陷于一片混乱时， 他仍未改变支持以戈尔巴乔夭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立场。1991 年的“八•一九事件”后，苏共中央自行 解散，作为苏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共产党人》杂志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该杂志编辑部的房子被强占，这无 异于把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扫地出门，此事给杰德科夫以很大刺激。他坚决主张把杂志办下去，与一些志 同道合的人一起克服各种困难，终于保住了这份杂志，把它改名为《自由思想》，他被推举为副主编。苏 联解体后杰德科夫对新的当权者的表现极为不满，对国内发生的事，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达到了“全 面反对的程度”。他表示不做“恢复资本主义过程的参与者”。叶利钦政府曾邀请他担任文化部长，他因辞 不就。与此同时，他认清了他的自由派同事和朋友们的本性，拒绝参加他们的活动。最后，这位批评家陷 入孤独和苦闷之中，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于 1994 年离开了人世。 在自由派作家当中，拉克申和杰德科夫属于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作为理想来追求、最后因理想破灭而 变得消沉的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他们由于对苏维埃制度有许多不满，渴望变革，因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 革”抱有很大希望并表示支持和拥护，但是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最后因为失望而在思想上出现了危机。 康德拉季耶夫可作为后一类人的代表。这位小说家参加过卫国战争，青年时代就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 感到生活不自由，逐渐成为一个“内心的反对派”。他在创作上也不很顺利，到年近花甲才发表处女作《萨 什卡》和获得承认。他欢迎“改革”，与自由派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和支持“改
革”，一时比较活跃。到“改革”后期，康德拉季耶夫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抱怨“改革”没有带来他希 望的结果。在苏联解体后两个多月，他发表了《萨什卡今天在白宫旁吗》的谈话，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 常现象进行了揭露，对新政权提出了批评。他对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特别不满， 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宣称：“即使有一个卫国战争的老 战士饿死，我也要第一个到白宫去要求政府辞职”。（《文学报》l 992 年 2 月 26 日）1992 年 8 月，在“八• 一九事件”一周年的前夕，他在回答《文化报》提出的“过去的一年带来了什么”的问题时说：“一切都 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文化报》）1992 年 8 月 15 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康德拉季耶 夫对当局的批评愈来愈严厉，指名道姓地责备叶利钦不遵守诺言，不过他还没有表示要在思想上要与叶利 钦决裂。在 1993 年 4 月全民公决的前夕，一方面他对叶利钦很不满意，另一方面又认为共产党人重新上 台危害更大，觉得应该“两害相较取其轻”，便决定支持叶利钦。可是到当年秋天，当叶利钦政府与议会 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他的自由派朋友们请他在要求提前改选议会的公开信上签名时，他一口拒绝了。 可见，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思想上的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体有病，最后他终于在“十 月事件”发生前夕，在自己家里开枪自杀。 在自由派作家当中，上面所说的几位作家的失望情绪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不过比较多的人最后的结 局并不像他们那样具有浓重的悲剧性。有的人在失望之后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立场，经过比较冷静 的思考后作出某些调整和改变。例如雷巴科夫、杜金采夫等人就是如此。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他的这部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小说 在“改革”开始后的 1987 年才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发表出来。他曾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没 有 1985 年 3 月（这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引者），读者就不会有这部小说”。（《星 火画报》1987 年第 27 期）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人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 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文化报》）1998 年 1 月 15 日）雷 巴科夫始终认为他这一代人是“革命的儿女”，他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反对把他亲身参加过 的卫国战争说成“红色法西斯”和“褐色法西斯”之间的争斗，提醒人们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他对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对被他描写成“黑暗时代”的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进行了重新认识，赞扬那时人们的主人翁地位和劳动热情。他一方面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工 业化成就，另一方面仍指责斯大林歪曲革命思想；一方面肯定战争胜利的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 起的，另一方面仍指出斯大林对战争初期失利的悲剧负有责任。尽管如此，他毕竟对自己过去对斯大林的 评价作了相当大的修正。 杜金采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因发表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从此失去了发表作 品的机会。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创作了一部名叫《穿白衣的人们》的小说，其中描写了生物学界李森科 学派与遗传学派之间的斗争，这部小说也像《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样，在“改革”的浪潮中才发表出 来，立刻成为重大的文学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也曾对“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到 1989 年就敏锐地感 觉到凶多吉少，发现那些“进步活动家”正在成为他深恶痛绝的官僚。这位作家晚年体弱多病，很少参加 活动，他在 1998 年去世前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他看到一种神秘的力量正在破坏俄罗斯而感到十分痛心， 有许多想法要说，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有病，“只好把这些想法留在脑子里了”。可见这位老人是抱着深深 的遗憾离开这个纷扰的人世的。 这里还要提一下在“改革”年代非常活跃的剧作家沙特罗夫。他擅长写列宁题材，他的剧本《以革命 的名义》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所熟知。“改革”年代他连续发表了《良心专政》、《布列斯特和约》和《前进„„ 前进„„前进》等三个剧本。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对斯大林而不反对列宁。在《前进„„前进„„前进》的 末尾有一个敦促斯大林离开舞台的场面，这象征着他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全盘否定。但是他并不否定整 个苏维埃时代，曾经担心“改革”会在泼脏水时把婴儿泼出去，并且认为水正在变得愈来愈脏。（《论据与 事实报》）2002 年第 21 期）苏联解体后，他感到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思想上陷入苦闷，一直沉默了十多 年，最近才想要写一个新的剧本，其内容是在列宁帮助下寻找十月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些在“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在失望之余，在不同程度上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曾担任总 统委员会委员的格拉宁承认自己曾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后来才懂得作家不应参政，为没有及时退下来 而责备自己。（《论据与事实报》）2000 年第 37 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夭为自己搞
了四年政治而感到后悔，认识到了不能同时既搞政治又搞写作。（《论据与事实报》1999 年第 6 期）至于说 到那些在“改革”大潮中背叛过去和“改换门庭”的人，那么他们既有得，也有失。他们确实获得了不少 实惠，但是丧失了自己的品格和广大读者对他们的敬重，创作也大大滑坡，想来是不会心安理得和其乐陶 陶的。例如那位被称为“忘恩负义的钦吉斯”的作家艾特马托夫（钦吉斯是艾特马托夫的名字。——引者）， 他曾是苏维埃时代的宠儿，得到了像他那样的作家所能得到的一切。“改革”开始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批判和否定有恩于他的苏维埃制度，受到戈尔巴乔夫的赏识，成为总统委员会委员。接着他出任驻外大使， 在那里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和出版过去写的作品，使得德国成为他的“主要的读者之家”，并使自己在西 方获得了更大的声誉。确实他得到了不少他所追求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创作上并不顺利。十多年 来除了发表了那部迎合西方的胃口、但受到俄罗斯人一致批评的小说《卡珊德拉印记》外，没有写出什么 像样的东西来。他自己也承认，这几年是他的创作中“非常困难的时刻”。（《文学报》1997 年 10 月 8 日） 还有那位从传统派那里跳槽到自由派的小说家阿斯塔菲耶夫。此人大概为了表现自己观点与自由派一致并 为了得到当局的信任，骂苏维埃制度骂得比谁都凶，支持新政权比谁都坚决，甚至主动讨好叶利钦，他的 那副卑躬屈节、阿谀奉承的样子，使他过去的朋友看了为他感到羞耻。但是他的表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他的作品能畅行无阻地发表。在作家们普遍感到出书难时，叶利钦拨专款给他出多达十五卷的文集，引起 了很多人的羡慕。阿斯塔菲耶夫虽名利双收，看来生活得并不愉快。他的所作所为遭到许多人反对，过去 的朋友和崇拜者先后离开了他。据他自己说，甚至一些老头和老太大都反对他，称他为“文学界的弗拉索 夫分于”。有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心中蓄积了这么多的怨恨，他回答说，这不是怨恨，而是“悲伤和忧愁”。 他还说，他内心的烦恼是像记者那样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劳动报》1997 年 5 月 30 日）后来他又承认 有一种“遭遗弃和不知所措的感觉”。（《文学俄罗斯报》2000 年 10 月 13 日） 不可否认，在作家当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口号的吸引，拥护和支持“改革”，但是 当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真实目的时，便迅速改变了态度，成为“改革”的反对者。著名剧作家罗佐 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自述，在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时，他高兴极了，以为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苏联 社会生活的老大难问题了。不久他觉察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要把俄罗斯拉回到资本主义去，而他“不 愿意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便起来反对，并且常常与作为反对 派的传统派作家站在一起。 三 上面说过，传统派作家对苏联的垮台痛心疾首。有的人公开地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例如那位被称为 “红色诗人”的格卢什科娃，她在苏联解体时正卧病在床，人们没有告诉她此事，而当她得知后，写下了 这样的诗句：“当我的祖国死去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说：／／我这个受上帝爱护的人竟在这时生病！ ／／对我未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和痛心的了„„//当我的祖国死去时，／／我敲着地狱的门：／／也让 我进去吧！„„只希望／／我的国家从软弱中重新奋起。”（《文学俄罗斯报》1992 年 9 月 4 日）农村题材 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伊万•瓦西里耶夫对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感到十分痛心，一方面他怒斥那些继续对苏 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诋毁的人，不许他们“朝着苏维埃政权吠叫”，问他们“难道你们还吠叫得不够吗？” 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也有责任，“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良心来维护它”。（《真理报》l 997 年 5 月～16 日）诗人 普里梅罗夫在去世前写的一首诗中，发出了“上帝啊，在痛苦的日子里宽恕我们吧！／／上帝啊，把苏维 埃政权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把苏联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恢复过去强大的国家吧！„„”（《文 学俄罗斯报》l 994 年 7 月 8 日） 著名小说家、《青年近卫军》主编阿纳托利•伊万诺夫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没有改变拥护苏维埃政 权的立场，在苏联解体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把他领导的最富战斗性的杂志办下去而 且办得更好，并宣布不改变这份刊物的爱国主义方针。（《青年近卫军》1992 年第 5～6 期合刊第 6 页） 另一位小说家、《战争》的作者斯塔德纽克身处逆境，坚持写作。他在苏联解体前发表了自传体中篇 小说《无悔的自白》第 1 部，说明自己这一代人过的是堂堂正正的生活，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吝惜过自 己的力量，根本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当有人用贬损和讽刺的口气称他为“斯大林分于”时，他干脆把第 2 部的书名改为《一个斯大林分子的自白》，表示以被称为斯大林分子为荣。 著名诗人、列宁奖金获得者伊萨耶夫也遇到与斯塔德纽克同样的情况。一个电视台主持人为了侮辱他， 称他为“苏维埃诗人”，有人问他如何对待此事时，他回答说，他把它看作一种奖赏。伊萨耶夫对苏联解
体深感痛惜，仇恨那些搞垮苏联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沉默，把自己的感情深藏在内心深处，几年后 才用诗句表达出来。他写道：“我寻找俄罗斯，而俄罗斯已不存在，没有了祖国，周围全是阿拉斯加的土 地。／／什么都卖了：卖了伏尔加的波浪，／／卖了森林和草原，还有四边遥远的国土。”（《明天报》2001 年第 18 期） 苏联解体后，著名小说家、《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大斯基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报刊上露 面。他在这期间的思想和感受可从他在 1997 年发表的回忆录《最后的传说》中看出来。首先，他绝不同 意把《金星英雄》说成粉饰生活的作品，他说，他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写这部小说的，力图揭示出 苏维埃人身上一切好的、高尚的东西，而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这怎么能说是粉饰呢？他还说：“即使今天 的当局要把我处死，要把我分尸，即使他们要把我处以火刑，我仍然要像那位思想家”一样继续说：‘地 球是在转动着的！’我将要一直说我过去说过的话。”（《我们的同时代人》1997 年第 6 期第 107 页）苏维埃 政权的被推翻使巴巴耶夫斯基感到切肤之痛。他把它比做一个美女，一伙叛徒把她拖进了别洛韦日密林， 强奸了她，用焦油和污泥涂抹她的全身，然后展示给全世界的人看，说道：“你们看吧，你们赞不绝口的 美女就是这个样子！”他痛斥了这伙叛徒，相信“经过革新的、更加强大的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回到俄罗斯 来”。（同上）传统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邦达列夫从一开始就对“改革”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87 年 3 月，在 “改革”开始造成混乱时，他就提出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扭转局势。1988 年夏，在苏 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把“改革”比作一架已经升空、但不知道目的地有无着陆场的飞机，说明 “改革”是必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莫名其妙的行动。当时他的发言气得戈尔巴乔夫摔椅子。1991 年 7 月， 他在《告人民书》上签名，声讨那些要毁掉国家的叛逆。苏联解体后，他采取反对派立场，拒绝一位新的 当权者的拉拢，拒绝了那人提出的与新政权合作的建议，宣布自己“只是祖国大地的一分子”，关心的是 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见《苏维埃俄罗斯报》l 992 年 10 月 20 日）1993 年他发表了致雅科夫列夫 的公开信，称这位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同伙为“腐烂的美国谎言牛排的爱好者”，对他们进行了揭 露。在 1993 年“十月事件”前后，他和其他爱国人士针对叶利钦政府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 图谋，几次发表抗议书，揭露叶利钦“践踏俄罗斯民主的幼弱嫩芽和抛弃俄罗斯宪法”的行为。可是叶利 钦政府考虑到邦达列夫的巨大威望，继续拉拢他，1994 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授予他“民族友谊”勋章，他 立即表示拒绝接受。他与新政权从未有过妥协。1999 年普罗哈诺夫在祝贺他七十五岁寿辰的文章中写道： “邦达列夫——这就是反抗。”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他“改革”以来的表现的高度概括。他对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应该在进修道院前双膝跪地，捶着胸膛，乞求人 民的宽恕。他对普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是一个未猜破的谜，一本尚未读完的书。（《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 年 8 月引日）另一方面，邦达列夫信任俄共，一直与俄共合作。他从 1991 年起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 结下了战斗的友谊。1996 年总统选举时，他赞成久加诺夫提出的政治纲领，支持久加诺夫竞选，并充当他 的委托人。 邦达列夫在批判和揭露各种危害国家的言论和行动、反对自由派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同时， 似乎也在进行反思，对自己过去的某些观点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对斯大林的看法上。 由于种种原因，他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斯大林采取批判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写过批判个人崇拜 的小说（例如《寂静》和《亲戚们》），直到“改革”年代，还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 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文学报》1988 年 6 月 22 日）到九十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 年底他在一次晚会上发表了赞扬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讲话，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 说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明天报》1998 年第 52 期）在 1999 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 伟大功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9 年 3 月 11 日） 以上所说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红色爱国者”的情况。现在说一下所谓的“流动的爱国者”（即处于 红白之间的爱国者）在苏联解体后的思想情绪和表现，主要讲别洛夫、拉斯普京和普罗哈诺夫等三个比较 有代表性的人物。 别洛夫一贯重视政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年轻时曾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后来一直是他老家沃洛格 达州的州党委委员。在 1990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改革”年代比较活跃，当过人民 代表。苏联解体后，仍关心和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据他自己说，在 1993 年“十月事件”中，差一点被打
死。（《文学白天报》2003 年第 8 期）他反对全盘私有化，指责“新经济学家们”照搬西方的一切，而不考 虑每个国家的人民有自己的传统。他认为他们那样做是要“消灭俄罗斯”。（《真理报》1992 年 10 月 23 日） 他反对叶利钦，在 1996 年总统选举时历数叶利钦的劣迹，号召选民不投他的票。（《苏维埃俄罗斯报》l 996 年 6 月 27 日）普京上台后，他曾有所期待，但是等了三年，发现“什么也没有变，反而变得更坏’”，“对 俄罗斯的掠夺不仅在继续进行，而且采取了新的形式”。（《明天报》2003 年第 11 期）近年来别洛夫放弃了 过去的信仰，开始皈依宗教。他曾自称为“战斗的无神论者”，现在他这样做无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也 许说明他内心有无法排解的烦恼。 别洛夫属于所谓的“农村题材作家”，农业集体化是他创作的主题之一。他在长篇小说《前夜》和《大 转变的一年》里，都对这场运动作了否定的描写。但是他看到苏联解体后农村的衰败景象，不能不有所触 动，抚今思昔，觉得当年农业集体化后的生活还有积极的一面。他在新作《蜜月》里对此作了比较实事求 是的描写。 拉斯普京珍视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心民族的前途命运，但是不接受共产主义，对十月革命抱否定 的态度。他属于爱国者当中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一类人。“改革”开始时，他态度比较暧昧，后来发现它 对俄罗斯文化传统和道德准则构成了巨大冲击，便转而采取怀疑和保留的态度。而当国内局势日趋混乱时， 他觉得不应袖手旁观，“应该立即指出恶的根源”，于是一度放弃小说创作，投入了政论文的写作，积极参 加政治活动。他曾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因此同意参加总统委员会。后来他在 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从政什么结果也没有，完全是白费力气。现在我羞愧地回想起我同戈尔巴乔夫 的几次谈话„„当时谈到了国家发生剧变前文化和道德己经变了的严重情况，似乎得到了他的完全理解， 但是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明天报》1997 年第 10 期）他在失望之余，于 1991 年 7 月在针对戈尔巴乔 夫等人的《告人民书》上签了名，这标志着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 对苏联的解体，拉斯普京的思想感情是很复杂的。1989 年，当苏联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罗斯人 受到其他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他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其他民族的代表说，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 欢俄罗斯，那么你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文学报》1989 年 6 月 14 日）他这 样说，似乎带有某种意气用事的味道。1990 年，他又在总统委员会会议上针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 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走的话，谁也不应强迫他们留下，但是需要按照分离的法律程 序行事。”（《文学报》1990 年 4 月 4 日）尽管他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内心是不愿意苏联解体的。他在 1993 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深感惋惜地说：“当年是不应该按照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的计划把苏联搞垮的„„历 史学家们到时候将会努力弄清这样的奇怪现象：几个微不足道的骗子居然轻易地进行了一场世界规模的交 易，把我们变成他们的政治投机的牺牲品。”他还说，当务之急是“不要让俄罗斯进一步瓦解”。（《真理报》 1993 年 12 月 29 日） 拉斯普京一方面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在它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 处，另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给俄罗斯大地带来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十月革命的 胜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这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为了自圆 其说，他提出了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过去的传统“融合”了的说法，并作了说明。（分 别见《文学俄罗斯报》1992 年 11 月 6 日和《我们的同时代人》l 997 年第 5 期第 4 页）拉斯普京一直是无 党派人士，他在谈到过去不加入苏共的原因时说，“我是在看到许多贪图私利的人往那里钻后有意不加入 的”。（《文学报》1989 年 6 月 14 日）但是他反对和厌恶的只是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却尊重 那些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共产党人，支持他们，与他们合作。从 1991 年以来他就与俄共领导 人久加诺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 1996 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久加诺夫，劝说人们投久加诺夫的票，说现 在不必害怕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要做的主要的事“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政权，而是引导俄罗斯改变在世 界上的屈辱地位和摆脱国内的贫困状态”。（《明天报》1996 年第 9 期） 普罗哈诺夫是一个强国论者，他把是否具有国家观念和是否爱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把是否有利 于国家的富强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各种党派及其活动的标准。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苏维埃制度是肯定的。 他还提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而这个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军队。 他跟军队和军工企业的一些领导人有来往，在军队受到攻击时，曾发表文章替军队辩护，因此被自由派批 评家称为“总参谋部的夜莺”。“改革”之初，他并没有采取抵制态度，而到它造成严重后果，强大的苏维
埃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才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把它称为“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的背叛”。 （《文学俄罗斯报》1990 年 3 月 23 日）从 1991 年起，他积极参加当时开始形成的人民爱国运动的活动， 开始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政界人士合作，根据久加诺夫的提议起草了上述著名的《告人民书》。“八• 一九事件”发生时，普罗哈诺夫在电视台发表谈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变失败后他的处境十分困 难，思想上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表现得很坚强。与此同时，他没有因为他的那些直接参加“八•一九事件” 的朋友们（例如当时负责军工生产的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拉诺夫、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农民联 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等）被捕受审而中断与他们的友谊。 普罗哈诺夫对他曾引以自豪的强大的苏联毁于一旦而痛心切骨。他说：“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名 字是社会的恶的同义语„„他是降到人民头上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应打入地狱的 中心，让恶鬼永远啃咬他们这些叛徒的脑袋”。（转引自《文学报》1992 年 7 月 8 日）他不接受新建立的制 度，对新的当权者持激烈的批判和嘲讽态度。他把现行制度称为一种“占领制度”，一种“可怕而残酷的 犯罪的制度”，他说，对这种制度不能修修补补，而应根本改变它，明确表示，他“与这个制度和解是绝 对不可能的”。（《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 年 11 月 1 日）他称叶利钦为一个“软弱无力的病人”，说他“被 一小撮阿谀奉承的人以及糊涂的妻子和任性的女儿所包围，处于仇恨他的人民中间的真空中，已为西方所 抛弃”，“已不能不感觉到复仇天使的长矛刺到他身上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 年 10 月 13 日）他对 普京抱不信任态度，用讽刺的口气说普京谈论爱国主义时“像一条会说话的鱼”。（《明天报》1999 年第 45 期）不过他仍然希望这个“叶利钦的养子”能变成“祖国的儿子”。（《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 年 9 月 12 日）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后普京的表现使他极为不满，认为这表明普京“像小袋鼠跳进母袋鼠的育儿袋一 样，跳进了美国腹部的口袋里”，说普京宣扬的“强国方略”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明天报》2001 年 第 48 期）从此普罗哈诺夫对普京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他在长篇小说《黑索金先生》中对普京上台前后 上层的政治斗争内幕进行了揭露。 普罗哈诺夫在积极参加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中看清了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支能团结人民群众 复兴俄罗斯的力量，因此大力支持他们，同他们紧密合作。在 1993 年的“十月事件”中，他与共产党人 一起站在议会一边，他主编的《白天报》发表了大量揭露政府和支持议会的文章，因此于 10 月 4 日遭查 封，编辑部被莫斯科当局派来的武装人员捣毁。他和他的副手邦达连科坚持斗争，把报纸改名为《明天报》， 继续办了下来，把它办成政治态度最鲜明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996 年总统选举中，普罗哈诺夫坚决支持久 加诺夫，为他竞选出谋划策。1999 年 11 月，在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即将到来时，他再次发表文 章替久加诺夫作宣传。他作为久加诺夫的亲密战友，有时也对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提出直率的批评。同时， 他为共产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而难过，希望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他坚决反对在俄共和人民 爱国运动内部制造分裂的行为，与《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奇金联名发表文章，揭露在俄共内部“卧底” 的“能鼠”谢米金。（见《明大报》2003 年第二期） 普罗哈诺夫对斯大林怀有崇敬之情，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领导人民建设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并在反侵略 战争中保卫了它。他主编的《明天报》经常发表文章批驳对斯大林的攻击，颂扬斯大林的功勋。他认为目 前俄罗斯特别需要像斯大林那样的领导人。1997 年底他在《斯大林来了》一文中说：“请注意听吧，请把 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头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 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明天报》1997 年第 50 期）这一段话传达出了作者迫切希望新的斯大林到来 的心情。他提出应把对斯大林的态度作为确定是不是爱国者的标准。他说：“如何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 人呢？您就问他爱不爱斯大林。”他接着说：“斯大林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拥有无限的权力， 却又是人民的公仆。他身后只留下了一个熏黑的烟斗和孔采沃的一座简朴的别墅，可是留下了能发射火箭 到火星去的繁荣的祖国。”（《明天报》1999 年第 45 期） 普罗哈诺夫在斗争中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因此引起了当局和自由派文人的极大不满和仇视。他被称 为“军国主义者”和“红褐色分子”。他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威吓和恐吓。1997 年底他在自己的家门口 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被打破了头，造成了脑震荡，但是他不屈服于暴力，继续做他认为应该做 的事。另一方面，他精力旺盛，头脑灵活，敢想敢干，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新的策略。在近年来政治 力量进行重新组合、当权的中派与右派和某些寡头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他认为作为“昨天战略上的对手” 的寡头可能成为“今天策略上的盟友”，于是便专程到伦敦去，与在那里避难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进行长
谈。虽然此行没有产生多大结果，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普罗哈诺夫的胆略。 所谓的“白色爱国者”在苏联解体后的感受与上面所说“红色爱国者”和“流动的爱国者”有所不同。 他们不接受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过去有的人曾因进行反苏活动受到过惩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本应 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苏联这个强大国家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对 现实的不满。索洛乌欣就有这样的心态。1992 年 11 月，他在回答《文学报》记者提出的“在新的国家里 感觉如何”的问题时反问道：“您在哪里看见了国家？”接着他抱怨现在的国家一点也不关心祖国文学的 命运。记者又问他在这种情况下愿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他坚决回答道：“不！不，不，不。”他说， “不错，现在谁也不会再批我们了，但是代价太大了。”（《文学报》1992 年 11 月 25 日）他的话反映了“白 色爱国者”的矛盾心态。“白色爱国者”的两位重要人物索尔仁尼琴和博罗金的情况，将在下面专门讲持 不同政见者时再作介绍。 四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知识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人数不算太多，活动能量较 大，其中作家占有很大比例，因此阿克肖诺夫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文学运 动。（《旗》1997 年第 9 期第 165 页）这当然是在其组成人员大多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意义上说的。这 个群体没有比较固定的和统一的组织，就思想观点来说，有两个主要派别，即西方派和俄罗斯派。前者的 精神领袖是著名物理学家、被称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属于这一派的有生理学家兼作家布科夫斯基以 及作家涅克拉索夫、金兹堡、西尼亚夫斯基（捷尔茨）、马克西莫夫、沃依诺维奇、阿克肖诺夫、格拉季 林、弗拉基莫夫等；后者的领军人物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属于这一派的有历史学家奥西波夫、数学家沙法 列维奇、小说家博罗金等。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认为除上述两派外，还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谓社 会民主主义派，不过这一派活动的时间不太长，产生的影响较小。此外，还有在思想上独树一帜的人，哲 学家、社会学家兼作家季诺维耶夫可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 我们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当时有一些人办地下刊物，通过不 同渠道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给有关当局写信反映问题和发表政见，并举行一些公开的和秘密的集会。开 头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压制和惩治的手段，逮捕了带头的人，给一些人判了刑。但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 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有所发展。许多人开始寻求国外的支持，并得到国外舆论界的同情和声援。外国专门 机关乘机插手，设法利用他们进行反苏活动。到七十年代苏联当局改变了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把其 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驱逐出国，同时放宽了出国限制。于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出国定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的重心也随着转移到了国外。一些著名作家到了西方后，在西方专门机关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安排下，创 办杂志进行反苏宣传，出版各种具有反苏内容的书籍，出版后设法偷运到苏联国内散发。有的人（例如涅 克拉索夫、沃依诺维奇、弗拉基莫夫、阿克肖诺夫等）直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专门进行对苏广播设立的 自由电台工作。总之，这些人出国后成为西方进行“冷战”的帮手。 “改革”之初，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一些被判刑的政治犯仍在服刑。 1986 年 12 月，《我的供词》一书的作者马尔钦科在狱中绝食身亡一事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促使他们着手解 决政治犯问题。戈尔巴乔夫亲自给被流放到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打电话，宣布他可以回到莫斯科来，这实 际上是为他平了反。此事成为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获释，其中包括小说家 博罗金。萨哈罗夫回莫斯科后，积极开展活动，于 1989 年 3 月当选为人民代表，成为最激进的派别的首 领之一。 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动感到突然，既无思想准备，也无组织准备，不知道如何 对待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在“改革”开始后的第三年，即 1987 年，他们还没有看清“改革”是怎 么回事，还没有决定采取什么态度。这一年的 3 月，十位流亡国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阿克肖 诺夫、布科夫斯基、季诺维耶夫夫妇、爱德华•库兹涅佐夫、柳比莫夫、马克西莫夫、涅依兹韦斯内、奥 尔洛夫和普柳希，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了由布科夫斯基执笔的题为《让戈尔巴乔夫向我们证明》的 公开信，信中说，从莫斯科涌来的大量新闻在许多人中间“引起了惊奇和困惑”，他们弄不清是“在历史 上出现了转折”，或者只是“又一次暂时的解冻”和“在下一次进攻前夕战术性的退却”。信中要求戈尔巴 乔夫实行“真正的公开性”，“改变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看法”，不要“用陈旧的理论来支撑今天的实践” 等等，同时还提出要他们“回家”的条件。（转引自《莫斯科新闻》1987 年 3 月 29 日）这封信证明，当时
他们对“改革”还有疑虑，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当“改革”的目的已清楚地暴露出来，苏联国内各种反 社会主义势力已积极行动起来，局势已开始失控时，他们这些当年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压制和惩罚的反苏 斗士们，却出人意料地没有立即回国，没有投入到埋葬他们的死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在“改革”后 期，他们曾利用参加国际会议（例如 1988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主题为“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苏联改革 中的作用和未来的前景”的讨论会、1989 年在科隆召开的主题为“今天的苏联”的讨论会等）的机会与出 席这些会议的苏联国内的自由派人士交换了看法并取得了不少共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利用各种机会到 国内探望，与各界人士交流，在媒体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直接参加已趋于白热化 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没有积极参加拆毁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而是采取旁观 者的立场。除了大洋彼岸的索尔仁尼琴于 1990 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小册子提 出了一些政治上的设想外，其余的人没有发表类似政治纲领的东西。也就是说，从表面看来，这些过去十 分关心政治、曾经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似乎对政治变得比较淡漠了。正因为他们没有积极参与，在 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后他们没有改变“在野”的地位，对新政权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外人”， 更不用说进入权力核心了。也许萨哈罗夫有可能进入，可是他在 1989 年底就去世了。索尔仁尼琴回国后， 有人建议他竞选总统，他没有同意。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支持率并不高，即使他同意了，也无当选的 可能。总而言之，在俄罗斯没有出现像捷克的哈韦尔那样的人物。许多侨居国外的人就是在苏联解体后， 也并不急于回国。索尔仁尼琴于 1994 年回国，算是回国较早的了。有的人至今仍滞留国外，例如布科夫 斯基寓居英国剑桥；有的人则采取“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基地”安排在国外，每年到国内住一段时 间。有的人甚至宣扬“四海为家”，例如阿克肖诺夫。有一位记者问他现在的住址在哪里，他半开玩笑地 回答说：“地球。”（《独立报》2002 年 9 月 21 日）现在他有三个家，一个在法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莫 斯科。现在有的人已客死异国他乡，例如马克西莫夫、西尼亚夫斯基和金兹堡先后在法国巴黎去世，科佩 列夫则死在德国科隆。 由此可见，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的持不同 政见者，在苏联社会大变动时期似乎无所作为。像布科夫斯基、金兹堡、奥西波夫那样的人活动能力很强， 当年曾被关押而始终没有回头，这时居然默默无闻，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说法 不一。有人认为他们长期远在国外，脱离了本国的生活，不了解情况，无法很快进入角色。也有人认为他 们已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于国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时代的锐气有所减退， 不容易一下子作出抉择投身到尚不完全了解的活动中去。还有人认为，他们大多是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 最关心的只是创作自由和人权是否能得到保障（他们过去起来反抗，在很大程度是由于认为两者受到侵 犯），对一般的政治活动缺乏热情。除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当中有的人由于思想观点发 生了变化，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心，不愿再参加到苏维埃制度掘墓人的行列中去。然而似乎这还 不是全部原因。 布科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在谈到自己和国外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未能大力支持国内“民主派”时说， 他在 1990 年就看到共产主义在苏联即将崩溃，想积极采取行动，可是在这决定性时刻西方“背叛了我们， 不再支持我们，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等人”，使得他弄不到钱来支持国内民主派，无法开 展活动，就这样错过了时机。他说，他在 1996 年出版的《莫斯科诉讼案》一书里对此事作了相当详细的 说明。（RG－RB282002.html）布科夫斯基的话有其可信之处，因为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直是靠西方养活 的，离开西方的支持，特别是离开西方财政上的支持，他们就寸步难行。同时，西方也可能是那样做的。 季诺维耶夫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否定知识分子的参与所起的作用，然而他 们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制度的结构使得无法从下面或从外面破坏它。早在 1978 年我就说过，苏维埃结构 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苏共中央。如果一个亲西方的人当上了总书记，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可能在几个 月内消灭掉。八十年代初，西方有人也懂得了不能依靠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不管他们怎样宣传，苏联人民 群众是不会起来造反的。那时我曾有机会参加一些内部会议，与会的有策划冷战的专家们，这些专家说： 应当把苏联‘上层’收买过来。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不久，一位与英国情报处有联系的先生神秘兮兮地对 我说：‘很快在克里姆林宫里就会有我们自己的人。’”（《独立报》2002 年 10 月 29 日）季诺维耶夫的话证 明，从八十年代起，西方已开始做收买苏联“上层”的工作，不再那么重视持不同政见者了。 与此同时，实施苏联社会制度的“改建”工程的苏共领导人，似乎也并不看重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早
就提出各种“改建”方案的帮手。这可由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证明。他在 1998 年用总结经验的口气说，要 搞掉苏维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 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消息报》1998 年 6 月 17 日）雅科夫列夫在另一个地方说，他曾同情过持不同政见者，认识其中的许多人，但是后来明 白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他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野蛮的制度只能利用其极权主义的 动力——也就是利用党，从内部来炸毁”。（《文学报》2001 年 10 月 10～16 日）这位“改革”的设计师自 然不会把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依靠力量，不会主动地联合他们来实现他的“设计方案”。另一方面，他们也 对像雅科夫列夫那样的过去压迫过他们的人心存芥蒂，不敢贸然行事。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置身于事变进程 之外，就不足为怪了。 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思想情绪与整个文学界有相似之处，总的说来，也是比较低沉的。 阿克肖诺夫曾在一次谈话里说起 1990 年的柏林和华沙之行。他说，当他见到那里发生剧变后的衰败景象， “没有感到任何喜悦，相反，有一种极度的沮丧”。（《消息报》1999 年 11 月 9 日）这样说来，一年多后当 他的祖国发生同样的变化时，他肯定也是高兴不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中的相当多的人由于历史旧账， 没有改变对苏维埃制度的看法，他们仍然持否定态度，例如沃依诺维奇等人，但是他们对新的当权者和新 的现实也并不满意。苏联解体后，不少持不同政见者对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反对派与新的当局之间的斗争 并不十分关心，有的人采取中立的态度，例如博罗金就是这样。这位过去曾两次被关押的作家认为 1993 年的“十月事件”是兄弟阋墙的继续，决定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既不站在红旗下，也不受盖达尔的征召”。 （《真理报》1994 年 10 月 12 日）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没有参加投票，因为“投现政权的票意味着赞 成延长濒死状态”，而他又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危害极大”，不能投共产党人的票。（《独立报》1997 年 6 月 20 日）许多人对俄罗斯前途并不乐观，例如格拉季林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变得更好，但不相信俄罗斯会很 快走向进步。（《劳动报》2001 年 4 月 4 日） 应当特别指出，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不乏有理想和追求的人，这些人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他们思 想比较敏锐，看问题有独到之处。过去他们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偏颇或其他原因，才走上反 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可是他们能及时进行反思，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不 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大胆承认错误，弃旧图新。季诺维耶夫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上面说过，季诺维耶夫独树一帜，既不同于西方派，又不同于俄罗斯派。他自称“理想主义的共产主 义者或心理上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学生时代仇恨斯大林以及后来揭露和讽刺苏联现实生活，都是因为他 觉得一切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的这些表现与别的人出于阶级仇恨或根据西方标准进行攻击和否 定是有原则区别的。他在一次谈话中承认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无情批判者”，他的著作曾被利用来进行 反苏宣传，但是他认为自己与索尔仁尼琴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是不同的，强调自己是“体制内的、而不是 体制外的反对派”。（《独立报》2002 年 10 月 29 日） 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后，身在异国他乡的季诺维耶夫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动向。他虽然在 上面提到过的十人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但是态度与其余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当苏联国内出现反共反社会主 义的合唱时，他不仅不参加，反而站出来为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辩护。他经过周密调查得出结论说： 历史性大背叛时代正在到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揭露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图谋，并于 1989 年发表 了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对“改革”作了全面的否定。 苏联解体使季诺维耶夫受到很大震动。他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 据马克西莫夫说，季诺维耶夫曾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宣称：“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 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写这 些书。”（转引自《真理报》1994 年 2 月 16 日）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他 肯定十月革命，多次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它为“我的革命”；他把作为十月革命产物的苏联社会 称为“我的社会”，肯定地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载入史册”。（《文学 报》1997 年 12 月 3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 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已”。（《真理报》1994 年 7 月 1 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学生时代曾试图暗杀斯大林的作家和学者，对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在多次谈话中提到斯大林。首先他作为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 所起的作用。他在研究了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 况，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苏维埃俄罗斯 报》1997 年 11 月 22 日）他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二十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 林的世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 年 9 月 16 日） 季诺维耶夫对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在的俄罗斯根本没有什么 民主可言，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民主”。他称新建立的制度是一种“仿造的制度”，其特点是“在政治 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了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 杂种”。（《明天报》1993 年第 2 期）他不同意对现在的“犯罪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而主张进 行反抗。在他看来，对付现在的当权者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人民的起义、斗争、战斗。（《真理报》1994 年 3 月 22 日）季诺维耶夫的这种表现，自然触怒了新的当权者。他早就想回国，可是有关部门迟迟不把 过去没收的房子发还给他，使得他到 1999 年才克服各种困难实现了回国的愿望。回国后，他虽已七十七 岁高龄，但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除了从事研究和写作外，还到莫斯科大学和高尔基文学院兼课。他一 如既往，对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十分关切，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国家在短期内没有复兴的希望，但表示要为 改变局势战斗到底。（《图书评论报》1999 年 8 月 30 日） 他回到国内后对俄罗斯的现状更加了解，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陈述自己的看法。他曾认为普京是接替 叶利钦的最合适的人选，表示要给以支持。他认为普京如果宣布九十年代初的私有化为非法，重新实行金 融系统和所有能源的国有化，就有可能拯救国家。但是这位新总统没有那样做，反而宣布私有化的结果不 可改变，这使季诺维耶夫深感失望。（见《共青团真理报》2003 年 3 月 11 日）季诺维耶夫对各政党的纲领 中空谈社会公平和以公平的原则安排生活十分反感，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请那些把‘和谐’、‘法律’、 ‘公平’等字眼作为‘救命稻草’抛给落水的俄罗斯人的政治精英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掠夺者和被掠夺 者之间能有和谐可言吗？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把难以置信的巨大财富据为己有合法吗？少数俄罗 斯人享受着神话般的富裕生活而多数人一贫如洗公平吗？„„”（《文学报》2002 年 2 月 20 日） 另一方面，季诺维耶夫长期居住在西方，对西方有深入的了解，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目前 西方社会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汲取了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他用“西 方主义”一词来形容它，并在《西方》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他反对所谓的“全球社会”的思想，认为这 种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 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 年 12 月 31 日）他在 回国前夕发表的题为《回家，回俄罗斯去》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得以建立一 种全球性的权力”，而“共产主义的结束也标志着民主制度的结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不仅是后共产 主义时期，而且也是后民主时期”，现在正在建立一种“民主极权制或极权民主制”。（《明天报》1999 年第 25 期）也就是说，他认为目前西方出现了极权主义的倾向。他关心中国，早在 1994 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 西方在搞垮苏联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他说：“请记住我的话：西方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它收拾 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罗斯彻底打垮后，就要搞中国了。”（《真理报》1994 年 7 月 2 日）他在另一次谈话中预 言，二十一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 年 9 月 18 日）最近他 再次提醒人们说：“根据我的预计，二十一世纪的中心事件将是打败中国，至少发动一场反对中国的战争。” （《文学报》2005 年 10 月 5～11 日）他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马克西莫夫。他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 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他的倡议下俄罗斯 流亡者成立了一个叫做“抵抗国际”的反共组织，他和布科夫斯基共同担任主席。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经 历时，对过去自己的反共言行毫不隐讳，多次自称“坚定的反共分子”。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初 期，马克西莫夫的思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混乱局面的出现，他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命 运而担忧。他思想上出现急剧的转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时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过去 知道自己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 他说：“您可以读读我的所有著作，翻阅我出版的所有书刊，您将会相信，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俄罗斯。我 反对的是思想（指共产主义思想。——引者）。我曾以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惟
Search
Read the Text Version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121
- 122
- 123
- 124
- 125
- 126
- 127
- 128
- 129
- 130
- 131
- 132
- 133
- 134
- 135
- 136
- 137
- 138
- 139
- 140
- 141
- 142
- 143
- 144
- 145
- 146
- 147
- 148
- 149
- 150
- 151
- 152
- 153
- 154
- 155
- 156
- 157
- 158
- 159
- 160
- 161
-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 170
- 171
- 172
- 173
- 174
- 175
- 176
- 177
-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 183
- 184
- 185
- 186
- 187
- 188
- 189
- 190
- 191
- 192
- 193
- 194
- 195
- 196
- 197
- 198
- 199
- 200
- 201
- 202
- 203
- 204
- 205
- 206
- 207
- 208
- 209
- 210
- 211
- 212
- 213
- 214
- 215
- 216
- 217
- 218
- 219
- 220
- 221
- 222
- 223
- 224
- 225
- 226
- 227
- 228
- 229
- 230
- 231
- 232
- 233
- 234
- 235
- 236
- 237
- 238
- 239
- 240
- 241
- 242
- 243
- 244
- 245
- 246
- 247
- 248
- 249
- 250
- 251
- 252
- 253
- 254
- 255
- 256
- 257
- 258
- 259
- 260
- 261
- 262
- 263
- 264
- 265
- 266
- 267
- 268
- 269
- 270
- 271
- 272
- 273
- 274
- 275
- 276
- 277
- 278
- 279
- 280
- 281
- 282
- 283
- 284
- 285
- 286
- 287
- 288
- 289
- 290
- 291
- 292
- 293
- 294
- 295
- 296
- 297
- 298
- 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