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st Century magazine <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取得某种物质层面的成果，而是为了赢得人们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 注释 1 参阅 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 2 Steven Lukes, Political Ritu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ociology, 9, 1975, p291. 3 关于仪式的特征请参阅（美）保罗□康纳顿着，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 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页 49-51。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2. 4 Edward L. Bernays, \"The Semantics of Symbols\", in Lyman Bryson and others (eds.)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New York: 1954), p. 233. 5 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9. 6 彭光涵：〈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都是怎样诞生的？〉，载石光树编 《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页 258。 7 周光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页 154 页。 8 同上。 9 见1949年9月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个决 议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 从这里升起》，页 505 页。 13

10 张德顺编着：《祖国在我心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页 3。 11 注：1983年8月，教育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 意见》发出通知，对进行国旗、国徽、国歌的教育提出了要求，并要求中小学建 立升旗制度。1990 年 8 月 24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 委、教育厅发出《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严格中小学升降国旗制度 的通知》对中小学升降国旗提出了具体要求。1994 年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强化了升降国旗的制度。1994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一步了强化对国旗、 国歌的社会化教育。 12 参阅魏秀堂：〈要对得起良心和人民的信任──再访李大维〉，载《中国建设》 1984 年第 5 期。 13 周克玉主编：《国旗、国徽、国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年），页 55。 14 张德顺编着：《祖国在我心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页 40。 15 同上，页 93 页。 16 参阅〈万众看升旗〉，《人民日报》2001年5月2 日第一版。 17 注：数字来源于访谈记录 20020919J。 18 注：数字统计参阅《人民日报》1991 年-2002 年的 10 月 2 日第一版关于 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报道。 19 从 1991 年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 2001 年这 10 年中，中央电视台和北 京电视台通过卫星传输，向全国及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 31 次升旗仪 式的现场直播。参阅〈天安门升旗仪式十年一亿人次观看〉，载中新网 2001 年 4月28日。 14

20 注：参阅注释 12。 21 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1998， 天津）。 22 （英）埃布尔纳□柯恩着，宋光宇译：《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台北：金枫 出版社，1987），导言页 12 页。 15

对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考察 ⊙ 刘德军 1951 年 12 月至 1952 年 10 月，中共针对干部队伍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史称「三反」运动。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这一运动的 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由来更缺乏细致的梳理。1 笔者通 过对中央文献和源文件的分析，发现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建国以来干部中日趋 严重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为线索，虽然中共对此极为重视和谨慎，也通过 法制和整风的方式处理了一大批干部，但无奈于对解决问题却无多大帮助，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另一条线是「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但与中共所发动的历次运 动不同，「增产节约运动」迟迟不能发动起来，东北局高岗的报告中认为，原因 是由于各级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本来这是两条互不交叉的线， 但由于高岗的报告将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 触动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事久为敏感的神经，于是，发动一场「三反」运动 既可以解决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又可以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毕其功 于一役，何乐而不为之！当然，在此期间，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事的认识过程也是 变动起伏的。 一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共也由农村回到城市，但同时也面临着两大问题：首先 是有许多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像过去的农民战争一样，开始严重腐化，过份 讲究生活享受，吃喝玩乐，并「改组」婚姻，弃糟糠之妻于不顾。其次是有许多 干部变得非常骄傲，不惟不知道自己必须团结，更不知道要团结党外人士，尤其 是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2 毛泽东熟读历史，自然很清楚地知道这正是李自成和 1

洪秀全进入大城市后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 翻明王朝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了一篇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说明 1644 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 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 1645 年陷于失败。3 这篇文章先在重庆 《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印本。 1944 年 4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为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指出，我党 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骄傲，「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 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 利时骄傲的错误。」4 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抚今追昔，对此记忆犹新。他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 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污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 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 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 糖弹面前要打败仗。」5 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 其宗旨也正是防止在胜 利之际，广大干部忘记谦虚谨慎的行为准则，以致公私不分而迅速走向腐化堕落。 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由河北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兴致勃勃 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 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 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 2

好成绩。」7 可见，随着中共革命的逐步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防止干部 的贪污腐化、功臣自居的情况出现，如何避免受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虽然中 共和毛泽东对此事极为重视和谨慎，但建国以来的事实却不令人感到乐观。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案件中切实感受到这一点。 1950年春，中共北京市委对干部贪污腐化和违犯政策的情形作了一次检查。 检查结果是，自 1949 年 3 月入城以来，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干部计 182 人。 182 个违犯法纪的干部中，贪污腐化者 88 人，其中单独贪污 24 人，集体贪污 6 人，敲诈性贪污 1 人；生活腐化者 57 人；贩毒、吸毒者 4 人；其它违犯政策、 纪律者 90 人。按职业区分，182 人中公安部门 73 人，财经部门 34 人，政府 部门 27 人，其它部门 48 人。8 在绥远省（1954 年 3 月撤销绥远省建制，原绥远省辖区统一由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领导），全省 1951 年上半年处理贪污渎职案件 412 起，被盗窃贪污 损失的国家财产 36．43 亿元，另有 327 件贪污渎职案的经济损失尚未计入。 已结案的 249 件，判死刑者 3 人，判徒刑者 175 人。贪污犯以财经、企业部门 为多。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占贪污渎职犯的 98%。托克县正副县长为首集体贪污 总值折合小米约 16 万斤。9 华东局各省市的贪污现象同样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至 11 月间，华东各地各级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共有 8,000 多件。在此期间，仅 华东局司法机关和监察委员会所直接处理的贪污案即有179件，在案贪污犯615 人，合计贪污金额 288 亿元。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 1950年6月至 1951 年 11 月间所处理的贪污案件中，因个人贪污而造成的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人民币 3

1,242 亿元。10 东北是解放较早的地区，但建国初期的贪污现象也十分严重。1951年3月 6 日，东北局纪委向东北局报告关于处理干部贪污的问题。报告中说，根据东北 人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该部 2,318 人的贪污案材料和纪委处理的 30 件贪污案， 以及 1950 年各省市在4至9月份对 192 个贪污干部的处理，都说明东北地区 党内党外干部中贪污腐化的现象极为严重。不仅新干部（包括留用干部）中有普 遍的贪污现象，就是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中也有贪污现象，甚至省一级的老干部中 也发现贪污现象。财政部查处的 2,318 个贪污干部共贪污 520 余亿元。11 以上所举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其实际情况则要更为严重。不仅有贪污、而 且还有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据《内部参考》报导，在河南土改中，干部官僚主 义、强迫命令作风很严重，虽经领导上一再批评，但仍未能停止。四月下旬以来 此种现象又有增多的趋势。一个多月时间中，仅打死、逼死人命案件即达三十余 起。12 类似报导，在《内部参考》中比比皆是。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警惕。邓小平于 1950年6月6日在 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会议上曾严肃指出，「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 「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13 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于 1951 年 12 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贪污行 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14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值得注意，在中共对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如此重 视和警惕的情况之下，为甚么建国之初干部队伍还会发生这么多的贪污腐化和官 僚主义呢？笔者试着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 第一，权力的集中与私营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对私营 4

工商业的加工定货、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等方式来控制私营企业，但这种控制同 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党政军干部的权力，在干部握有极大权力而无法制保护的情况 下，私营工商业者为了获得订单、原料和市场，而不得不向有关干部行贿。这种 情况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明显。但这种行贿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向新政 权的进攻」，不如说是资本家的趋利本性所致。 第二，小农意识的影响。在 1927 年到 1949 年中，中共就是一个以农民为 主体的政党，农民也一直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当然这是由特殊的环境所决 定的。在建国之初的党员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 到 1949 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 90 万 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 16,508 人，占工人的 1.8%，而在 1949 年 12 月，农 民党员有 340.1 万，占全体党员人数比重的 75.8%，文盲共 309.6 万人，占全 党党员比重的 69%。151950 年 5 月统计，苏南区计有干部 29,467 名，其中 贫农和中农就有 18,280 名，占干部总数的 62.03%。16 因此，我们可以说建 国之初的干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干部。这种情况早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引起中共中 央的重视，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在某些方面还得以为战争所掩盖。那么，当全 国革命胜利后，建设的任务落在了这些干部身上时，这种小农意识及行为就会暴 露出来。小农意识的主要表现是：忽视现代机器的价值，不爱惜工业生产数据、 任意浪费乃至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曲解党的政策，否认合法的财产权与生活资 料的私人占有，主张平均主义；轻视文化，以「大老粗」自居；不懂政策、法律， 任意地打人、骂人等。这种存在于干部身上的观念及其外化的行为，会影响到干 部的思想作风。这些小农意识的影响也成为建国后干部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一 个因素。 5

第三，中共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艰苦的农村进入繁华的城市，从被围剿的在野党到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血 风腥雨的战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因为胜利，有些人就开始骄傲自大；因 为掌权，有些人就以权谋私；因为进城，有些人就被城市的繁华所迷惑。愈来愈 多的人讲享乐、闹待遇。 中共面对着日趋严重的干部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也相当重视，并且采 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前面提到的法律手段，中共在 1949 年 11 月即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委员会，由朱德领导，加强党的纪律。随后，在工作中 处理了一批干部。二是通过中共所擅长使用的整风手段。在短段的两年时间内， 中共就发动了两次整风运动。1950年5月，中共发动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整风运 动，发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原因是，「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 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 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 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甚且有贪污腐化、政 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进 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7 这次整风到 1951 年春结束。但运动究竟取得了 多少效果，实在是令人质疑的，因为不久中共又决定在 1951 年开始发动一次整 党运动。就当时的具体案例看，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消减之势， 反而愈演愈烈。面对这种状况，中共应该怎么办？ 二 「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的含义包括增产和节约两个方面，因为这一运动与「三反」运动有 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为了探究「三反」运动的发动，就必须对「增产节约 6

运动」作一细致的梳理。 中共之所以在建国之初就发动这一运动，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 政经济困难，以及为了发展生产的需要，当然这一运动还有着历史渊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了解决延安的经济困难，一方面号召发动了「大 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则发起了精兵简政运动。1941 年 11 月，李鼎铭等在陕甘 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同年 12 月，中共发出「精兵简政」的 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 提高效率，节约人力物力。181942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 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 由此可见，在中共面临经 济困难时，采取了「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两项措施，来保证渡过经济困 难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共面对的经济形势同样是相当严峻的。1949 年12月2日，薄一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经过 精打细算之后，1950 年的财政赤字还会达到百分之十八点七。20 怎么解决问 题，除了其它办法之外，中共无疑想到了用增产节约的方法。陈云在 1949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 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政府正努力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并且决定在政府 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21 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较早使用了「增产 节约」一词的地方。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争取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7

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 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 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22 据王东等人的研究，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中 共中央正式将增产节约提到了议事日程。」23 由此可知，增产节约与为了解决建 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困难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对新中国尚未恢复的财政经济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压 力。1950 年 11 月 15 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经中央同 意，确定战争期间财政经济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它第三。15 日和 17 日，陈云在此次会议上作了〈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的报告， 指出：「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与 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 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减少。」24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国 防费激增，1950 年，国防费占财政支出的 41.1%，到 1951 年则达到 43.0%， 到 1952 年下降达到 32.8%，详见下表： 项 目 绝对数（亿元） 比重（%） 年 份 财政支出 经 济 建 国防费 财政支出 经济建设 国防费 设费 费 1950 68.1 17.36 28.01 100.0 25.4 41.1 1951 122.5 35.11 52.64 100.0 28.7 43.0 1952 176.0 73.23 57.84 100.0 41.6 32.8 表 1：1950-1952 年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第 215、220 页。 国防支出的增加使国家财政紧张起来。1951 年的财政支出概算比 1950 年 概算数字增加 50%，其中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 55%，比 1950 年增加约一倍。 25 为了解决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而增产节约无疑 会成为应急措施之一。 当然，中共对「增产节约运动」的认识和发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50 年 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会管理企业〉一文指出，「克服财政困难的主要 办法，就是节约和生产。节约是要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来帮助国家克服困难。…… 在工厂企业中，我们要努力设法节省材料，爱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低 产品成本费。生产就是说要增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26 1950年3月3日，为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公 布了陈云起草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指出，「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 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 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 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 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27 这里明确的指出了厉行节约的具体方法。 1950年6月15 日，陈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上作〈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的报告，其中指出， 「为了顺利地完成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军政公教职工，人人负 责，厉行节约，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28 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增产节约的两个特点，一是「增产节约」 9

只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二是此时的「增产节约」还没有形成运动，只是 泛泛而谈。 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种状况。据许蕾的研究，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后，报刊上就开始提倡增产节约，支持战时经济。到 1951 年上半年，增产 节约运动已经在各地初具规模。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在经济部门提倡节约资料、提 高劳动效率、革新技术等等，也就是说希望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活力。29 但此时的增产节约仍然沿着前一时期的 基本思路在发展。 1951 年 10 月 23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 在开幕词中提出，「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 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产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 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30 实际上细读这句话，可以发现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是 中国今天的中心任务，而增产节约则只是其方式之一。增产节约虽然只是一种经 济手段，但随着要求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增产节约也渐有成运动之势。 应当说，此时毛泽东的语气还较为平和，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和号召。但是，特殊 的战时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及现实的需要，使得增产节约很快就发展成为全 国性的「运动」。当鼓励变成要求后，人们的行为开始显得有些夸张，报纸上关 于某某厂保证节约多少资源、某某村保证节约多少粮食的内容愈来愈多。1951 年 11 月 26 的《内部参考》报导，「华东局已制定增产节约的具体方案，工矿、 财经部门明年共可增产节约九万余亿元」，「上海市委拟定增产节约的方针和步 骤，市财委估计明年可增产节约四千多亿元」。31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空喊口号只是造成了增产节约的气氛， 但从实质上说，这些口号的内容似乎很难贯彻执行。究其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 10

由于在增产节约中发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正是干部的贪污、浪 费和官僚主义阻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但笔者通过对资料的细致考证， 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换一个视角，以民众对增产节约运动的反应为切入点， 倒是可以看出运动迟迟不能深入的原因所在。 在福州市，有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增产节约还存在一些模糊思想。有人认 为，「我们已经很苦了，没有甚么好节约了」。有人把节约看成是「把三顿饭改为 二顿，把干饭改为稀饭」。有些工厂企业部门片面地强调节约，忽视从积极方面 增加生产。许多任务商界人士把「增产节约运动」片面地看做「就是为了捐献」， 因而情绪不高。32 在皖北，有人认为，这是「旧话重提」，与过去的精简节约运动没有差别， 只是为了克服临时困难而已。有的人看到国营公司、粮库、银行的货多、粮多、 钱多，以为国家实际上不困难，增产节约仅仅是为了保持共产党的艰苦朴素的优 良作风。有的人说，进入城市后，不比打游击时期，应该「正规化」，所以各方 面必须有个「派头」。还有人认为，节约是领导干部的事，他们说，领导干部一 批，就花许多钱，只有领导干部好好计划一下，就可以增产节约许多钱，我们反 正不能作主。还有人认为增产节约与己无关，这是生产、企业部门的事。33 在上海市，干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无产可增」、「无约可节」的思想。在 企业部门中，许多人员认为现在的产量有的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纪录，再要增产困 难很多；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般认为「增产是企业部门的事」、「节约原来已做 得差不多了」。上海海关有的工作人员说：「过去每月用电四万多度，现在只用五、 六千度，还要节约，真是贪心不足。」还有些机关工作人员认为精简节约就是「降 低待遇」，就是「裁员」，存在着个人顾虑。有些从老区来的干部说：「现在财经 11

已经好转了，本来希望一九五二年改薪金制，这样一来，薪金制又告吹了，还要 降低生活水平，真是说不过去。」34 从这些反映可以看出，广大民众对增产节约运动漠不关心，认为与己无关， 而这才是增产节约运动不能发动、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但是，当时国家的财政 经济困难又决定着中共必须发动增产节约运动，怎么办？ 三 「三反」运动的艰难发动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反对干部中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与增产节约运 动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但这两件互不相干的事又是如何联系上的呢？ 事情还要从东北局说起，根据 1951 年 5 月中央的有关要求，同年秋天，东 北局在党内布置了一个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报导，1951 年 8 月 31 日下午，东北局召集直属机关两万多名干部集会。在会上，中共东北局 书记高岗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 作风」。35 由此看出，这时的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增产节约还没有 甚么联系，前者主要是在非生产部门，特别是在党政机关进行。而后者主要是在 生产部门，特别是在工矿企业部门。 真正把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腐化的整党运动结合起来的，是在 1951 年 10 月下旬。10月22日，东北局发出了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 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 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它各部 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 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的要结合各机关开展 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 12

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36 根据许蕾的研究，认为这是目前能 看到的比较早地提出把「三反」和增产节约结合在一起的档。37 从这份档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在逐步地超出经济领域。但是，在非生 产部门执行这一运动有相当的难度。而东北局的这份报告将之与这些非生产部门 中干部的贪污腐化相联系，将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运动在特殊的机缘下联系起 来。 1951 年 11 月 1 日，高岗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开展增产 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认为，「目前运动开 展不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存在腐败行为」，「于是东北局决定开展反贪污、反 浪费运动，才慢慢使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但是，仍然不够有力。」东北局「发 现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之所以不猛烈的原因，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38 11 月 20 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高岗报告的批语，第一次 要求各地，「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 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39 这也是目前所能看 到的在中央文件中较早地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档，目前学界基本上将这一事件作为 「三反」运动的开始。 不过，毛泽东在批发高岗报告时，其思路基本上还停留在东北局报告的框架 里，也就是说这时的「三反」运动主要还是最大限度地为战时经济服务。但是， 这份报告将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一方面符合了解决当时 增产节约运动进退维谷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触动了中央和毛泽东早已对干部的贪 污腐化问题的极为敏感的神经。由此看来，「三反」运动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13

何乐而不为之！ 真正促使毛泽东思路转变的是 1951 年 11 月 29 日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详 细地汇报了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情况。就像前文论 述的那样，这正是中央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问题。30 日，毛泽东在报告中的批 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 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 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40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 的报告中批语，「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 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 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 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 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 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41 短短时间内，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两个重 大变化，一是「三反」的意义开始超越动员战时经济的范畴，而转变成纯粹的整 党行为；二是毛泽东认为，贪污浪费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造成的，其重视的程 度逐步升温。 一天后，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 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其中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42 并 且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 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 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 14

调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 公审，依法治罪。」43 这个批示仍然是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而 把「三反」运动作为发动增产节约运动的一个措施；但在这个批示中第一次对「三 反」运动进行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1951年12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委的报告中批示，「中央责成你们在接 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的所属下一 级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 在接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 44 1951 年 12 月 7 日，政务院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 由薄一波担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机构，每周开三到四次办公会议。虽然还有「节 约检查」的名义，但中节委实际成为领导「三反」运动的机构，「增产节约运动」 的中心位置逐步被「三反」所取代。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回福建省委办公厅的电报中指出，「应把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 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 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 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 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45 1951 年 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 的批语中指出，「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 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个头绪，写一 15

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 就很容易办了。」46 由此可见，虽然中央和毛泽东对运动的估计极为严重，但其对发动「三反」 运动还是相当乐观，不仅对发动运动时间之估计较短，而且始终认为「三反」运 动是实现增产节约的方法，主要是为了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且「三反」运 动还未能成为工作的中心。中共在使用政治运动方面相当得心应手，多次的政治 运动也多是依靠几个「指令」和几个「动员大会」，就能开展起来了。但用这样 的方式在发动「三反」运动上却遇到了难题，虽然各地纷纷向中央报告「三反」 运动的情况，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而言，「三反」运动的「温度」则远远不够。 那么，既然中央屡次指示要各地发动「三反」运动，为甚么运动始终不能发动起 来呢？笔者认为从各地民众对「三反」运动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在中南区展开「三反」运动初期，广大干部中存在的主要思想是，一是思想 麻痹，认为本机关贪污浪费不严重。这类思想认识较为普遍存在；二是有顾虑， 中南局统战部机关动员大会上各处长都不敢表示态度；三是各项工作较忙，领导 上不能集中力量领导这个运动。47 在北京一些干部中对「三反」运动有些不正确的认识，市人民政府系统有部 分干部认为市人民政府各机关已进行过反贪污反浪费运动，贪污问题不严重。有 些人说：「机关干部管财政，没有甚么贪污的。」有些人认为，「现在各种办公用 品和开支已够节省的了，不能再减少了。」北京市总工会、妇联、青年团、文艺 等团体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关心这一运动。市妇联一位干部说：「我一直没搞过 经济工作，那有甚么可贪污的。」一些干部认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是领 导上的事，自己想贪污、想浪费、想官僚主义却没有机会。48 16

由此看出，在中央施加的压力相对不大的情况之下，各地干部对此运动实在 是不关心，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更很少有干部主动地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自 己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也显得有些着急。为了促进运动的发动，中央和毛泽 东也只有加大运动的力度和温度，而其中的关键是打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这 从他对运动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 1951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南局决定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 入三反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指出，「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定整党学习计划，全 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 照这样做。」49 这份电报开始不提增产节约运动，而是将「三反」运动作为工作 的中心，显示了对「三反」运动的重视极大地提高了。 1951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 报的批语中指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 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 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得到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 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定。」50 同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 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中说，以上部门「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 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 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 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违纪论，须推迟时间 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51 这份指示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将矛头对准各级领导 17

干部，而且规定了时间，并且指出凡不如此作的领导不是官僚主义，就是手面不 干净，对于推动各级领导积极进行「三反」运动作用重大。 195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直属 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党委 扩大会议，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 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 日送来报 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 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 并指出部长姓名。52 结果就是他们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也在开会。很多 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53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强调，「请 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档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 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份子，就是贪污份子， 不管甚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 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54 接到这样的指示，各地领导不敢怠慢。「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 动起来。在 1 月里，各地给中央的报告明显增加了。薄一波认为，「几个大会一 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55 通过对「三反」运动发动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是中共长久以 来对干部贪污腐化的警惕，且建国后干部贪污腐化的严峻事实又日益警醒着中共 和毛泽东；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建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困境，中共开始实行「增产 节约运动」。本来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但东北局高岗的报告将二者联系了起 18

来，认为要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反对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一看法既触 动了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贪污腐化久为敏感的神经，又能促进陷入困境的「增产 节约运动」之发动。「三反」运动发动之初只是为了促进当时的「增产节约运动」 的发动，但不久，「三反」运动就得以取代「增产节约运动」而成为当时工作的 中心。同样，由于「三反」运动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所以「三反」运动的发 动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后，在中央的严厉指责和限期发动之下，「三反」 运动才得以真正发动。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高华教授的悉心指导，笔者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文 中的部分资料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江苏省档案馆，在此也一并 致谢！ 注释 1 关于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起源，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 现了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而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问题又阻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所以为了发动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反对干部 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持有这种论点的有：许蕾的《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 ─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 第4期）、程瑾、朱仁的《「三反」、「五反」决策内幕》（《山西老年》，2006 年 第 6 期）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三反」运动不仅发端于增产节约运动，而且 也有中共防止贪污腐化的考虑，张鸣的《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 五反」运动解析》（《二十一世纪》，2005 年 12 月号）、王顺生、李军的《「三反」 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等。 2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

2001），页 510。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950-951。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948。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1438。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1438-1439。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7），页 160-161。 8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 3-4。 9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 4。 10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 8。 11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 10。 12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第154号。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 158。 14 参见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页 179。 15 赵生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页 236、 243。 16 苏南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家庭出身统计表》，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 3006， 永久，案卷号 78。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2），页 217。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883。 20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895。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2），页 59。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2），页 55。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2），页 253。 23 王东、许新年：〈1949-1952 年「增产节约运动」的阶段性解读〉，《学习论 坛》，2005 年第 10 期。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页 469。 25 董志凯：〈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页 55-56。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页 132。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页 320。 29 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483。 21

31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 年 11 月 26 日，第 216 号。 32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 年 11 月 27 日，第 217 号。 33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 年 11 月 28 日，第 218 号。 34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 年 12 月 22 日，第 237 号。 35 《人民日报》，1951年9月17日。 36 《人民日报》，1951 年 11 月 5 日。 37 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38 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内部出版），页 481。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513。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528。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524。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页 482。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页 483。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524。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22

版社，1988），页 548-549。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568。 47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 年 12 月 17 日，第 232 号。 48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 年 12 月 18 日，第 233 号。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635-636。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646。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8），页 646。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9），页 12。 5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7），页 148。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89），页 12。 5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7），页 149。 刘德军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23

对中国《选举法》2004 年新修改的批评 ⊙ 周其明 * 本文研究曾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帮助，谨向中心熊景明女士 和关信基先生表示感谢。 自从人类揖别原始社会，人们就在寻找适宜的政治方式，尽管现实世界有不 同的政治生态，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希望，那就是生活在民主国度内。而最能 体现民主的关键词就是选举，从投豆到投票，不仅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体 现了人类政治的发展。可喜的是，当今中国也逐步接受了选举文化，民主政治正 在得到广泛认同，作为民主制度之一的《选举法》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并且不断 完善。2004 年，中国《选举法》又一次进行了修改，在肯定中国民主政治进步 的同时，我们也应正视其中的不足，特别是《选举法》新修改的敷衍了事。 一 为甚么要批评中国《选举法》的新修改？ 近十年来，由于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中国农村、城市小区和基层人大代表 的选举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人民渴望有一个真实而有意义的民主选 举，「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追求选举时的民主和自由、追求建立公正的选举制度 而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有的有家不能回，有的遭到了迫害，有的被无理剥夺了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1 中国立法机关理应正视老百姓对选举改革的期待，全面审 查现行《选举法》的缺陷，进行全面的修改，可是立法机关并没有响应这一渴望。 从时间上看，中国《选举法》的此次修改本来应该有较充裕的时间论证。因 为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 间的决定》，在 2006年7月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才安排本行政 区域内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也就是说，修改《选举法》 1

只须在 2006 年选举前完成即可，无须抢时间赶在 2004 年完成修改。 从立法程序上看，《选举法》的修改并没能做到《立法法》的要求 2。除了 向各地人大部门征求意见外，没有象样的论证和讨论 3。全国人大调研组早在赴 广东调研之前，就已经透露本次《选举法》修正只是一次小改 4。 从修改内容上看，现行《选举法》的五项修改基本上是敷衍了事： （1）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修改。仅仅是修改了一个语法错误，也就是原 来的规定会给人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人口超过一亿的省，代表总名额不得超 过一千名」，人口没有超过一亿的省，代表总名额反而可能超过一千名。 （2）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修改。这个被普遍称赞的预选程序，并非制度创 新，实际上是恢复 1979 年《选举法》的规定。1979 年的《选举法》就明确规 定：「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一制度设计，事实上也是当年扩大民主的一大亮点。 但 1986 年对《选举法》进行第二次修改时，删去了有关预选的规定，其理由是 一些地方集中选民较困难，预选会增加选举工作量等等。然而正是这一变动，为 一些地方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1995 年《选举法》再次修改时，在县级以上各 级人大的间接选举中又引入了预选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一制度设计。 现行《选举法》修改删除「反复酝酿」，保留了「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 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恢复规定有条件进行预选。这种立法思 路好像是既可以回避 1979 年《选举法》中预选的弊端，又可以回避现行《选举 法》不预选的弊端，调和折衷，似乎是比较可行。但是，如果说因为原《选举法》 中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程序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为甚么不干脆把这个容易 导致「暗箱操作」、不合理的程序完全删除，而要继续保留它，只在特定情况下 2

才适用预选程序呢？「讨论、协商」和「反复酝酿」有甚么不同？用甚么标准判 断是「较多数选民的意见」，是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是全体选民中的「较多 数」，还是参与提名的选民的「较多数」或者是选民小组中选民的较多数？预选 的程序是怎样的？《选举法》为甚么不规范预选程序？它与正式选举程序有甚么 不同？能不能干脆取消预选程序，直接把所有候选人纳入正式选举一次选举 5？ 《选举法》的修改没能回答这些问题，修改的结果仍然解决不了对不公正产生候 选人的质疑，也缺乏可操作性。 （3）第三十三条的修改。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 面，回答选民的问题」。这个没有约束力的修改竟然被很多人叫好，一个最基本 的强制性要求被降低为选择性的规定，既然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 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那么，选举委员会不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也无 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是代表候选人 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最基本条件，很难想象一个不愿与选民见面、不回答选民问题 的人民代表会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人大代表由选民民主选举产生， 同时受选民监督。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应该是 非常密切的。但实际上，一直以来，各地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代表候 选人多由组织推荐，选民对候选人情况不了解，候选人代表选民利益的意识不强， 人大代表被当成一种荣誉，致使其职责意识淡薄，选民也无从监督人大代表是否 履行了代表职责。 这个修改实际上还表明，中国《选举法》还不鼓励竞争选举，介绍代表候选 人的方式还非常有限，没有响应基层民主选举中出现的代表候选人、自荐人自我 3

宣传的新情况。如果今后的选举中继续出现贴海报、发传单、筹经费、组建助选 机构，选举秩序失控怎么办？这种修改无视人民民主发展的现实和要求，回避立 法难点，留下法律空白，是不负责任的。 （4）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修改。这个修改主要是针对个别地方出现新一届 代表刚选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还未召开就有选民提出罢免要求，一些人大工 作人员要求提高罢免代表的联名人数。实际上，中国选民联名要求罢免的例子还 非常少，与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就可以提名代表候选人相比，原选区三十人以上联 名已经是较多的人数。鼓励选民提出罢免应该与鼓励选民提名候选人一样，有利 于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提高本来已经很淡薄的民主意识。「深圳麻岭罢 免风波」和「株洲映峰罢免风波」起因于质疑选举的违法，原本应该提起确认选 举无效之诉讼，而不是提起罢免案。两起风波最后都因有关部门的干预，部分人 撤回签名无疾而终 6。由于没有法律依据，选民无法提起确认选举无效之诉讼， 因而提起罢免案，这本身就是《选举法》的缺陷之一，可是中国的立法机关却开 错了药方，用提高罢免的门坎来减少罢免案。本文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提高 提出罢免的门坎不如规范选举程序」7。 （5）第五十二条的修改。这个修改在法律语言表述上比原来更准确了，增 加了行政处罚的规定，把刑事处分改为刑事责任。把贿赂单列则嫌啰嗦，应当通 过法律解释解决其含义。没有改变由强调制裁到注重争议解决的思路，没有解决 《选举法》在这方面存在的根本问题。 首先，这一章的名称应当叫法律责任。它不仅包括暴力、威胁、欺骗、贿赂、 伪造选举档案、虚报选举票数、压制报复等违法行为，还应当包括选举组织、选 区划分、选民登记等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主体不仅包括选民和国 4

家工作人员，还应当包括选举组织、各政党、各社会团体等。其次，应当赋予法 院对选举是否有效的最终裁判权，并具体规范裁判的程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选举法》的新修改是不到位的，它没有响应人 民厌恶虚假选举、渴望进行真实而有意义选举的诉求，更没有把进一步扩大直接 选举、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把国家领导人选举纳入 《选举法》规范等建议列入《选举法》修改议程。 立法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立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同时，制定良法又是 立法机关的神圣义务。《选举法》修改一次不易，从立法规划的制定，到各地方 人大的建议，再到全国人大的调研，是要花去很多成本的。中国《选举法》的这 种成本开销已经很频繁，从 1979 年制定，已经经过 1982 年、1986 年、1995 年、2004 年四次修改了。修改《选举法》是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如果这 次修改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可以预见，它的修改将继续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的 立法规划。立法就像修路，不能敷衍了事，立法机关不能制造「豆腐渣」工程。 二 现行《选举法》的「豆腐渣」表现 观察一部法律是不是良法，有三个基本判断标准：法律是否合宪；法律是否 民主，包括立法内容是否体现民意，立法程序是否民主；法律内容和形式是否科 学。正是基于以上标准判断，本文认为中国现行《选举法》是「豆腐渣」工程。 （一）《选举法》的合宪性分析 从立法目的上看，现行《选举法》没有体现中国宪法保障公民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的精神。《选举法》的第一条中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个条文是有缺漏的，它没 有说明是根据《宪法》甚么，简单地说根据《宪法》没有意义，因为所有法律都 5

是根据宪法的。因此，可以说中国选举立法的目的并不明确。实际上，中国选举 立法的目的在于落实现行《宪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也就是保障公民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从而在政治和法律上实现《宪法》第二条人民主权的规定。 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抽象的目的，但在 法律的整体上它却是一个统揽整部法律的思想，一切不利于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的《选举法》原则和法律规范都应当被修改或者被摒弃。立法目的模糊 的法律好比人缺了灵魂。中国目前选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选民厌选、选区划 分的随意、「戴帽」选举、「暗箱操作」等，固然有选举法律规范不完善的原因， 但是，缺乏宪法精神，没有明确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思想的法律，怎么 可能不出现这些情况呢？《选举法》立法目的的不明确甚至于让人们误解这部法 律根本就没打算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结果显然背离了中国选举立 法的初衷。 在立法内容上，现行《选举法》歧视农民是典型的违宪条款 8。中国人在批 评《美国宪法》曾经把黑人当作 3/4 个白人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在《选举法》 中把农民当作 1/4 个市民。中国农民在法律中的不平等地位是中国「三农」问 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选举法》的民主性分析 《选举法》的民意基础，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很满意的占 17.4%，基本 满意的占 51.3%，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 21.8%，无所谓的和不表达的占 9.5%。认为选举制度有必要改革的占 66.7%9。这个调查似乎显示，多数（占 68%）对《选举法》是基本满意和很满意的，但其中显示农民对《选举法》很 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 78%，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 14%。本文怀疑这份调 6

查的客观性。从选举实践上看，目前中国普遍出现厌选情绪，组织者不愿意搞选 举，觉得费时、费力、费钱，认为是形式；选民不愿意参加选举，觉得折腾了半 天没有用 10。中国现行选举状况至少说明《选举法》的实施是失败的，如果立 法真是出自人民，符合人民的民主参政需要，那么《选举法》的实施顶多是一个 技术问题。对于选举立法的程序民主问题，本文前已述及《选举法》新修改中公 众讨论和参与的不足。 （三）《选举法》的科学性分析 从法律结构上看，现行《选举法》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存在众多问题。 1、法律原则欠缺 根据学者的一般归纳，中国现行《选举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选举权的普 遍性、选举权的平等性、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无记名投票等 11。这些归 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选举法》的真实状况。新中国自第一部《选举法》 制定五十多年来，这些选举基本原则经受了一定的考验和挑战，民主政治也有了 相当的发展，但与人民的要求和期望仍有不少距离，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完全普 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还相距甚远。 首先，《选举法》中缺乏竞争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过一 些竞选的实践，此后竞选仅限于差额和等额选举的徘徊。由于缺乏竞争，选举中 对候选人的介绍和投票也流于形式。很多人大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因为缺乏竞选 的历练，「得来全不费功夫」，造成荣誉意识有余、责任意识不足，议政质量难以 保证。目前中国出现的跑官要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歪风，症结在于《选举 法》中缺乏竞争选举原则的规定。 其次，缺乏选举公开原则。列宁曾经说过：「『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 7

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 主是很可笑的。」12 候选人提名等方面仍然公开不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暗箱操作 提供了机会。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选举公开不是技术层面做不到的事，而是 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 再次，中国长期引以为傲的选举权普遍性原则，也由于忽视数千万流动人口 的选举权而受到极大冲击。中国《选举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它被限制 人身自由的人的选举权的规定，也不尽合理 13。《选举法》中农村和城市每一代 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不平等规定，也使得选举权的平等原则让人诟病。长期以来 一些学者把无记名投票等同于秘密投票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秘密投票包括秘密写 票和投票两个方面。 2、《选举法》调整范围有限 中国选举从选举对象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国 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成员的选举。《选举法》调整范围目 前还仅限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直接选举的有限性，国家机关领 导人的选举与普通民众没有甚么关系。不同类型的选举虽然在具体操作规范上有 所差别，但在选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上应该是相同的。《选举法》调整范围 的有限，使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游离在选举的基本原则之外。 3、选举程序不完善 （1）选举组织。选举组织主持选举活动的进行，是选举过程中最重要的组 织机关，《选举法》却没有专章单列，仅在总则中用第七条一个条文规定。关于 选举组织的产生、组成、权力和义务，是否应该中立和回避等都缺乏规范。在一 些地方，选举委员会成员甚至直接当选为代表 14。 8

（2）选区划分。选区划分是选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被一般选民所忽视 的。《选举法》仅在第五章用两个条文简洁表达。现实选举中，选区划分的随意 性非常严重。在一些地方纯粹是为了保证当地领导人当选而划分选区。如在广东 南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选举的选区划分中，市委办和市纪委、监察局、档案局 四个单位划为一个选区，分了三个代表，市委正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当选。市政府 办与七个公司划为一个选区，正副市长当选。市长助理为了避免与市长同一个选 区，而分在其主管的局系统当选。其中市委办选区只有 148 名选民，选出三名 代表，另一主要为公司企业的选区 2,168 个选民，才分配代表一名，二者相差 为四十三倍 15。这远比法律规定的城镇与农村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悬 殊得多，但因为其隐蔽而没有受到重视。选区划分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选举权 平等性原则的实现。 （3）选民登记。现行《选举法》对选民登记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仅有第 六章三个条文。各地的选举实践基本上是按照该地选举委员会的「办法」来进行， 操作颇不一致。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人口变动很大，现行《选举法》规 定的选民登记方法，不仅工作量大，错登漏登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流动人口的选 民登记由于登记不便，绝大部分因此丧失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候选人提名。候选人提名目前是选民对选举意见最大的一个环节，也 是最易被暗箱操作或操纵的地方。这次《选举法》的修改回应了这一点，在直接 选举中增加了预选程序。对照修改，可以发现，候选人的产生去掉了选民最厌恶 的「反复酝酿」，保留了「讨论协商」。由于预选不是必定程序，如何确定多数选 民意见仍然是比较模糊的地方。实际上，《选举法》中候选人提名问题不止于此， 9

对于候选人的资格、候选人提名的方式等方面都还缺乏规范。 （5）竞选规则。中国《选举法》不仅未把竞争选举当作《选举法》的法律 原则，在法律规范中也回避竞争问题，无视选举实践中出现的「拉票」、有组织 的竞选、发放宣传材料、筹措选举经费等问题。和竞争略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允 许「介绍」候选人，而且介绍的范围限于「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16。 （6）投票计票。把选举程序限于投票计票是中国《选举法》的重大缺陷， 它使得一些地方把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仅仅看作是投票权。《选举法》对投 票计票的规定也十分简单，没有制度性的保证秘密写票和秘密投票。由于一些选 民对选区划分和候选人的提名有意见，投票在他们看来更多只是一个形式。在选 举实践中，大部分选民的写票都是公开的，甚至互相商量。其实，秘密投票原则 的要求并不高，就是设立一个秘密写票间。《选举法》却对此没有规定。 （7）选举争议解决。在选举过程中，及时处理争议、维护正常选举秩序， 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选举法》专章单列却只有一个条文规定「对破 坏选举的制裁」，这种立法思路更多强调的是对法律责任的追究，而不是选举问 题的解决。司法机关如何介入选举争议，没有程序性的规定。 三 中国《选举法》缺漏对民主政治的危害 《选举法》虽属部门法之一种，它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 17。《选举法》的缺 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危害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毁损人大制度的根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它政治制度都以它为基础。从 理论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非常优越的制度，它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 民代表大会，其它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 10

代表大会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受人民监督。如果从第一步开始，人民代表的选举 就受到质疑，那这种制度还有多大的可行性？《选举法》的缺漏在损害权力机关 代表性的同时，也损害其它国家机关的合法性，从而导致整个国家机构体系的紊 乱。因此，在分析中国根本问题之所在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选举法》对于中 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特别影响。中国在强调和完善人大制度的时候，撇开选举问题 另觅蹊径，让人有「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感。 （二）导致民众民主意识的淡漠 中国人的民主意识长期淡漠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做主人的机会，不是 统治者做了主人，就是为官者替民做了主。《选举法》是一部唤醒和规范民众当 家作主的法律。中国选民对选举的麻木和不断增长的厌选情绪，与其说是中国人 民主素质低，不如说是中国选民认清了现实选举虚假的本质，懒得参加投票或「用 脚投票」，这种冷漠的不合作态度实质是对虚假选举的无声抗议，意思是说「我 不玩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家反过来将这种无声抗议看作是中国人的民主素 质低，并把它当作拒绝推行人民民主的理由，混淆了一大批人的视线。 （三）造成法治之难行 当今中国已经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法治已经取得了合法性和舆论上的 优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法治被认为是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可是，事实告 诉人们，法治离中国仍然很遥远，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主的缺乏。没有民主， 何来法治？没有人民的参与，没有人民的力量，现实的法律很可能就不是人民需 要的法律，甚至可能是恶法 18。没有人民的力量，法治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就 没有办法建立或者建立了也很难实现。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需要有规范的制度设计，它之所以变成虚假或 11

者无序，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规范，无论是人民民主还是党内民主，关键都在于 民主的法律化。选举是民主的第一步和重中之重，在中国的法治之路中具有突出 位置。就中国当下的民主法治建设而言，应该抛弃其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从 小处入手，力促进行真实的选举，至少要设立一个程序严密的选举规范。 四 结 语 发展民主，进行名副其实的选举，是中国政治和法治发展的潮流所向，也是 广大人民强烈的内心呼唤。实现和保障人的权利，就要建立和完善民主的法律制 度。任何任意、专断的权力都无法控制政治活动的结果，是向民主制过渡的决定 性步骤。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利益结构分化明显，一些地 区率先出现多起民间人士自主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这些选举中出现的争议甚至 混乱，对现行《选举法》的粗略与滞后提出了强大的挑战。面对民间所蕴藏的巨 大政治能量，中国应当重视修改《选举法》及相关法律。 注释 1 参见李凡主编：《中国选举制度改革》（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页 393。 2 中国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 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3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地方组 织法修正案草案发言摘登，可参见中国人大网，2004 年 8 月 26 日；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的立法建议参见上海人大网，2004年9月29 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的立法建议参见《检察日报》，2004年9月27日。 4 广东省人大有关人士事后说，在整体改动不大的情况下，能够选用广东八条 12

建议中的两条，已经是很荣幸了。参见贾云勇等：〈深圳海报竞选推动《选举法》 小步前进〉，《南方都市报》，2004 年 11 月 8 日。 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康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认为，预 选的具体程序可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实施《选举法》的具体办法中作出 规定。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8月25 日第十四版。但是，这种把预选的具 体程序，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实施《选举法》的具体办法中规定，未必 是恰当的做法，有可能引起新的关于选举制度的规范、程序和操作的混乱。此前 的《选举法》曾经被一些地区扭曲为先预选、后等额选举的不恰当运作，那么此 次《选举法》修改之后，在违宪审查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如何保障地方的规定合 乎《选举法》修改的精神？ 6 参见陈杰人：〈株洲市选民罢免人大代表风波〉，《法律与生活》，2003 年 11 月第 21 期。 7 赵晓力：〈加强人大选举的程序建设〉，《财经》，2004 年第 10 期。 8 参见拙著〈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对农民选举权问题的分析。载《法 商研究》，2000 年第 2 期。 9 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页 520、 527。 10 蔡定剑对中国实际选举状况也作如此的评价，参见《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 页 53。一些地方的人大工作者也认为选举是劳民伤财的事，参见魏兴荣：〈民意 呼求加快代表选举的民主进程〉，载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编：《中国法学会宪法学 研究会 2003 年论文集》，上册。 13

11 萧蔚云等着：《宪法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 346 以下。 12 《列宁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页 448。 13 拙著：〈中国选举法律的修改和完善〉，载《中国选举制度改革》，页 241 以 下。 14 吉林长白县龙岗乡选举委员会九人中，七名当选为代表；四川遂宁市保石镇 选举委员会八人中，六人当选为代表。参见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 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 117。 15 参见史卫民、雷竞璇：《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页 305 以下。 16 1982 年《选举法》修改，把「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 传代表候选人」修改为「在选民小组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实际上否定 了竞选，是一个倒退。 17 参见拙著：〈中国法治与选举制度改革〉，《中国选举与治理》，2005 年第 2 期。 18 当前，中国立法中的一些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有的过份强调本部门、本地方 的利益，把立法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过多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忽视其权利 的保障；有的缺乏论证，回避难点问题。参见程湘清：〈政治文明与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 2003 年论文集》，上册。 周其明 法学博士，曾任工程师、律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主 要致力于中国宪法学研究。 14

二十世纪 50、60 年代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几次批评 ⊙ 贾艳敏 《人民日报》创刊于 1946年5月15日。最初是作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的机关报，在河北邯郸创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家 庄解放时，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联成了一片，1948年5月，两个解放区 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中共华北中央局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与原 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 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需要一张全国性的报纸，1949年8月，改中共华北局机 关报《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由边区机关报而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从创刊到全国解放， 对于发动人民，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建国后的最初几 年，《人民日报》能够紧跟政治形势，发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然而，从五 十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中央在指导方针上转向「左」倾，直到文革爆发，《人 民日报》越发跟不上形势，「大跃进」时期曾一度紧跟，放了一些粮食、钢铁「卫 星」，但当中央着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时，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在「文革」前夕一心想紧跟却不知风向，找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在哪里，最终逃脱 不了被夺权的命运，主要领导被隔离审查，《人民日报》成为文革的斗争工具。 一、1956 年一篇社论被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 1956 年国民经济各项计划划指标超过了实际可能，周恩来、刘少奇、陈云 等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多次压缩计划指标。但仍有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认识 不足，1956 年 5 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起草文件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1

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提议中宣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 写一篇社论。16 月 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 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 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2 随后中宣部起草了题为《要 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草稿，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 修改，发表于6月2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反对急躁冒进。3 这篇反 冒进的社论因不符合毛泽东「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思路，而被多次严厉批评。 1956 年 10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不平衡是绝对 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有进有退。「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 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 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 行的。」4 这其实是在非常委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6 月 20 日的社论。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是批评反冒进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发动「大跃进」 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 日的社论再次成为 毛泽东批评的靶子。毛泽东说，《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 日反冒进的社论是 非常错误的。5「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引全段话， 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6 这是一篇反「冒 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 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 看」二字，骂我的，为甚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 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 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 2

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 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7 为了彻底批判这篇社论，毛泽东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 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 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针对我的。」并且把这篇社论作 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还不惜花费时间，对社论进行逐段逐 段的批判。 毛泽东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 6 月 20 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在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 了「反冒进」的思想。毛泽东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 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 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 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 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 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念完这段话后毛泽东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他再念社论 的一段话：「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 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 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接下来，毛泽东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他说，急 3

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 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毛泽东评论说，这一段话是 尖锐地针对我的。他接着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 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 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 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 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 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他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 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 后面。 他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 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 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 进的办法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 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8 后来在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6 月 20 日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不能说这篇社论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 没有，在『但是』以后就是反『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 4

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 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际 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 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 向如何。以后不要提『反冒进』，决不要提。」9 二、1957 年初跟不上形势遭到痛骂 毛泽东在 1957 年2月27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6月19 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3月6日至13日，中共 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前者只发了一条不足两百字的消息，对 后者一点没有涉及。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4 月 10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 邓拓以及全体编委被通知到毛泽东的住处去。毛泽东对邓拓和《人民日报》进行 了痛骂：「已经发表的几篇社论没有联系最高国务会议，好像没有这回事。」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后，《人 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 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召开的，为甚么不登消息？ 最高国务会议为甚么不发社论？为甚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甚 么地方？ 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 央的方针的。你们的意见都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 多是撤职。邓拓要好好当刘备，刘备会用人。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你很像文、 5

景、哀、平。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 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让谁来开 会。10 这样劈头盖脸的痛骂把邓拓等人打蒙了，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 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批评。 在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表扬 1958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 风破浪》时，又重提 1957 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 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甚么去年就成 了死人办报？毛泽东又当众批评邓拓不宣传 1957 年初的两次会议。当邓拓一走 进会场，毛泽东当着与会者的面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2月27 日最高国 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文风不动，写一篇 社论，从恩格斯谈起。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 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11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似有理而实无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哪些 重大事情能登报，哪些不能登报，这不是总编辑邓拓所能决定的。面对严厉的批 评，邓拓说自己水平不行，不能适应要求，请求辞职。这使毛泽东更加愤怒。邓 拓主持的《人民日报》感到无所适从，毛泽东对邓拓也越来越不满意，1958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任 社长。8 月，邓拓离开《人民日报》。 三、「大跃进」中紧跟形势仍然挨批 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的空气日益浓厚，《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几篇较 6

重要的社论，如《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 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宣传紧跟「大跃进」的形势，向「左」倾斜，对「大 跃进」的发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锐曾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大跃进」的发 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的责任。12 南宁会议大反右倾，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到 5 月的 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人民日报》的宣传报导 也紧跟形势的发展。夏收之后，农业上开始放「卫星」，6 月 8 日《人民日报》 放了第一颗小麦「卫星」，接着就是「卫星」满天飞，钢铁「卫星」、煤炭「卫星」 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 限于典型报导，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13 如《人民日 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等）、放「卫星」 （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导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 大搞浮夸。因此，可以说《人民日报》不仅对「大跃进」的发动要负一半的责任， 对「大跃进」狂热的「浮夸风」也要负一半的责任。 「大跃进」的「左」倾蛮干到 1958 年底显现出了恶果。中央高层从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进行了 8 个月的纠「左」。随着 中央政策的调整，《人民日报》在 1958 年对浮夸的宣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9 年6月12日到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谈到报纸 宣传问题。他说，《人民日报》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 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14 1959年6月20 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如何转的问题。会 议结束前，毛泽东在谈到宣传问题时，批评了《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 7

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15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 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 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 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 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16 四、文革前夕对《人民日报》的批评 1964年6月21 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吴冷西说，今天 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 年 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 表同苏共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 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并指着吴冷西说，你搞中苏领导论战的文稿，一年多没 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 讲一讲。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 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 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 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17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不满，表现在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上。而江青把毛泽东的两 个批示作为尚方宝剑，开始行使她的文艺界「哨兵」的职责。1964 年底，江青 约中宣部 5 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 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这十部影片有《不夜城》、《邻家铺子》、《舞台姐妹》、 《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及《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 8

认为要慎重考虑。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它地 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 家铺子》。这期间，还开展了其它领域里的批判，如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 二而一论」、文学界批判了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历史学界批判了剪伯赞、 吴晗等人的「让步政策」等。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 1965 年 3 月初开会讨论 此事。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赶快「煞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人民日报》先 后发表评论和其它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 文学作品。《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 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焦裕禄、县委革命 化等等，都受到比较好的效果。18 然而，《人民日报》的种种努力还是没有阻挡 大批判的恶浪。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它少数省报转 载外，中央报刊和多数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没有转载。这篇文章本来是「文革」的发动者甩出 的一块「石头」，当然希望这块石头掷地有声，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尴 尬局面。11 月下旬，毛泽东看到没有多少报纸转载，就命令上海印单行本，在 全国发行。这时《人民日报》才似乎感觉到了一点姚文元文章的非凡来历，在姚 文元文章发表后 20 天，即 1965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 研究」专栏里转载，报社还是希望这是一个学术争鸣。总编辑吴冷西主持写了「编 9

者按」。编者按还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 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 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9 这样的编者按所 表明的态度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又招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1966年3月18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 上毛泽东批评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 海瑞。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胡乔 木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全面评价海瑞的文章，6 月，《人民日报》 发表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9 月发表了吴晗的《论海瑞》的长文。1960 年吴 晗写成《海瑞罢官》的剧本 (剧本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观点上是一致的。） 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 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 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而立，四 十不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 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 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 克思主义。20 从此，《人民日报》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接替邓拓任总编辑的吴冷西 一度被毛泽东看好，这时也感到摸不着风向了。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职务，一个月后，即 1965 年 12 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批判，1966 年 3 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北 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被批判，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