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st Century magazine <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二 罗隆基对中国共产问题的疑虑 如果说罗隆基这篇〈论共产主义〉文章旨在从理论上寻找避免共产主义实现 的突破口的话，那么他的〈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就是为解决共产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一些方法。他之所以反对中共革命，在他看来，中共革命是为了共产，「侵 犯人权」，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相符合。罗隆基反共产的言论间接地起到了为国民 党反共防共出谋划策的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理由 罗隆基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无产可共」的论调，他认为，共产党所主张 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财产制，中国虽穷，但中国仍然存在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制存 在一天，共产主义者就有文章可做，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有发展的可能！有生产 的工具可共，无生产的货物可分，这就是共产党可在中国发展的原因。这也可能 是中国共产党将来可以成功的理由。他认为，共产主义者革命的目标虽是经济， 但他们革命着手的步骤，则依然先在政治。共产党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就看在国 家的政治上，他们有没有切实的左证。在如今党治的招牌底下，谁能够出来否认， 国家是做了少数人的工具，谁更能出来辩正如今的国家不是保障少数者特殊权利 的威力？国家一部分人独占了政治上特殊的优越地位，使大多数的人民，在政治 上成了被治的奴隶，这样的社会，就有了阶级。这样的政治，就给阶级战争者一 个口实。共产党的革命，无产的打倒有产的，是最终的目的；无权的打倒有权的， 是着手的手段。民穷财尽的中国，或者「无产可共」，但一党专制的中国，的确 「有权可分」。所以，罗隆基指出，中国目前促成共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1） 经济上的贫穷；（2）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无产可共」，就是民不聊生；政治 上「有权可分」，就是民不安命。到了人民的生命关头，革命总是要爆发的。这 7

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很可能利用的民众心理，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可 以成功的理由 7。罗隆基这种因忌恶国民党「党治」下的社会，而来论证中国共 产党革命的存在和成功的理由，实为牵强。 （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否真正成功 罗隆基认为，在中国这种由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里，为共产主义者准备了机 会，也是共产革命有成功可能的论据。共产党是否真能利用这种环境，能否利用 这种机会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他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有：第一，共产党本身的 人才问题。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 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 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 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 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共产党本身恐怕有穷于应付 的日子了。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第 二点，中国的国际问题。共产党亦承认国家不是绝对可以独立的，所以共产党要 主张世界革命，换言之，共产在某个国家的成功，有赖于共产革命在其它各国进 展的形势。国际形势问题，在中国比从前的俄国更为繁杂。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 对象，第一步是中国的资本家，第二步是外国在华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或者可 以打倒本国的资本家，而外国在华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到了中国共产党直 接与外国资本家冲锋的时候，俄国的协助，是否足恃，英美法日的共产革命未成 功以前，他们肯否坐视中国的共产党做「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工作， 这一切都是问题。所以，罗隆基认为中共革命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中国的内部来 讲是流氓共产；在中国的外部来说是洋人共管。事实上，在罗隆基的潜意识里， 8

他是鄙视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高估他及「人权派」这班留洋的知识分子的能 力。正由于他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所以他怀疑共产党人革命的成功。 罗隆基进一步认为，假使中国共产党革命不能完全成功，到时中国的前途不 堪设想。 第一，经济上破产。罗隆基说，本来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如今的政府， 靠公债接济，典当度日；靠鸦片公卖，只能饮鸠止渴。军阀苛捐杂税，是竭泽而 渔；土匪明抢暗劫，是涸澈求泉。这一切都是国家经济破产的现象。假使共产党 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的成功，又不能立即的消灭，在国共两党军事相持的 局面下，于是私产更为破产，民生更难维持。穷，乱，乱，穷，成为绝无休止的 恶性循环，在这恶性循环中，国家经济更加每况愈下，直到真正破产而止。 第二，政治上的亡国。罗隆基认为，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定 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但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 继承国民党「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与国民党一丘之貉。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 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 今日的中国，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筹。倘不幸共 产党继续蔓延，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 亦必崩溃。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地方政治，无论在国 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政，就是流氓擅权。当然，这不是国共两党 本来的政策，然而这是他们军事相持的局面上必然的结果。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坚 持「党治」的成见，地方上一班稍有智识、稍有资望而政见与国共不同的人们， 不为资本阶级罪名的株连，就遭「土豪劣绅」招牌的诬陷，杀戮逃亡，几已近尽。 剩下一班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楚，政绩上行险侥幸。这种境况愈延长， 9

地方政治愈险恶，地方政治愈险恶，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又走入绝无休止的 恶性循环，直到真正亡国而止。 从罗隆基的思想逻辑来看，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民不聊生，在政 治上一党专制，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两党武力相争，其结果是经济上破产， 政治上亡国，更加走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鉴于此，罗隆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一旦得 势，其结果在政治上「党治」必与国民党没有两样。就此言来说，罗隆基的确具 有前瞻性，并深中肯綮。这难怪瞿秋白等中共人士为甚么痛批罗隆基反共的原因。 （三）共产主义的发生，国民党应负责任 基于「两恶相权取其轻」，罗隆基认为，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 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然而在讨论国民党剿共策略以前， 罗隆基希望国民党认清他们在如今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所负的责任，希望国民党承 认此前的错误，改弦易辙，而后在对付共产问题上，才有得到适当的策略之可能。 他指出，国民党对如今共产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 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时髦新鲜，这与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 民党领袖们的帮助有关。例如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义第一讲里，说：「我现在 就用民生两个字来讲外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 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罗隆基指出，在中山全 书里像类似这样的话，还可以发现许多。孙中山的话，直到如今，依然是天经地 义，不可指摘的圣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莫恨遍地是荆刺，只怨当年乱播种。 「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依然是今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党义，依然是考试的必 须，学校必读的课本。所以，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是与国民党的 10

误导有关。 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的党组织，他的「党治」的策 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 模仿共产党？孙中山先生看中了俄国「以党治国」的模范，于是就照样改组了国 民党，照共产党的原则，订立了建国大纲。根据总理遗教，如今又产生了「党高 于一切」和「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的政府。严格说起来，如今党的制度， 如今党治的制度，在形式上，在精神上，在运用上，与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比起来， 没有甚么不同。 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主义作宣传， 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 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际造机会。以如今的局面来说，中央政治的缺陋，远不及地 方政治的残暴。在罗隆基看来，如今的党衙门威权森严，党老爷气势煊赫。结果 是，党衙门威权愈高，党主义威权愈低，党老爷声望愈大，党主义声望愈小。天 怒人怨，众叛亲离，时日曷丧，及尔皆亡，在这分际，共产党利用人民心理，利 用国民党的弱点，乘机以进了。 总之，在他来看，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国民党有推卸不了的 责任。罗隆基有发表言论、追求言论自由的勇气，但他将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归 因于国民党的推动和引导，则是颠倒黑白。恰恰相反，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 手段，特别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却是「围剿」和消灭。 （四）根本解决中国共产问题的方法 罗隆基在指出国民党在共产革命上所负的责任后，最后开出根本解决中国共 产问题策略的药方。他认为，军事上的「围剿」，并不是根本解决中国共产的办 11

法，它只是解决问题的末，而不是它的关键。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 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国民党政府的飞机炸 弹手枪快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根本所在。所以，要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 应该从以下着手： 第一，思想的解放。在思想上，第一步，国民党要修正其党义。第二步，要 主张思想自由。他特别强调，思想是愈求统一，愈不统一的。只有公开的发挥， 比较的研究，平情的讨论，才能得到真理。压迫对方的思想，其实是代对方做宣 传；偶像本身的主义，其实是为本身造僵尸，求诸往例，无一或谬。如今中国教 育方面的情形，大约如此。他认为，世界上防止反动的方法，只有以思想代替思 想的一条路，思想的解放是防共的策略，也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罗隆 基进一步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 没有人来压迫。压迫对方思想的人，到头来将把自己的思想造成压迫，暴露自己 思想的弱点。被人压迫的思想，反而添加了刺激和得到磨练。如今的国民党还在 盲人瞎马的在做甚么思想统一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悲感无量。 第二，政制的改革。在政治上，第一步，希望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和「以 党治国」的主张。国民党要抵制共产党，又要维持党治，无疑增加了许多的障碍。 以党治国，如果真的是营救中国的办法，那么，国民党是后进，共产党成了先知 先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又在哪里？国民党倘若攻击共产党「没收私产」， 共产党亦可以攻击国民党「平均地权」。罗隆基说，我觉得我们与共产党的分歧， 就是「民治」与「党治」。国民党实行党治，国民党就取消了反共的立场，增加 了共产党的口实。尽管政府发宣言，领袖做文章，要全国人一致反共，党治下人 民的心理总觉得国是党的。国是国民党的，国是共产党的，与我们这些享不到政 12

权、问不了政治的人民没有甚么关系。这样，我们又何亲何疏，何厚何薄？这是 铲共上极大的障碍，然而这是许多小民真实的心理。罗隆基还认为，在全国国民 中，也有一些畏惧共祸的人民，但这些人在如今党治底下，没有加入铲共工作的 机会。非国民党的人民，一有组织即为反动，一有团结即成叛逆。一班国民党外 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这是解决共产问题上极大的 危险。所以，罗隆基认为，反共产的人实占多数。但由于国民党思想压迫，民情 堵滞，走投无路的人，虽有想法，但只能听天由命，结果是人们不希望共产党成 功，他们却切望国民党失败。假使能取消党治，消灭政治上的阶级，保障政治上 的平等，民情得一归宿，思想得一疏导，政府成了人民的政府，国家成了人民的 国家，不求团结，人民自团结了。到了这时解决共产问题才有可能。但如今在一 党专制底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人民没有监督指摘当局及党员的机会。 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制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 如今共产发展的机会。 罗隆基最后归纳起来，要解决今日中国共产问题，只有做到：（1）解放思 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 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假如做到了这 两点，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政治上可以上轨道，经济可 以谋发展。否则，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罗隆基为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剿共」的办法，对国 民党发出许多善意的「忠告」，然而，他说多错多，他表错了情，用错了意！由 此而言，不难理解中共方面为甚么说他是「反动」文人。而在一般人看来，他这 番向国民党的条陈，也的确具有献策献技成分，以致后来被人抓住他这个致命的 把柄，向罗隆基问罪时，他则无力声辩。 13

三 中共方面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的声讨 罗隆基这些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对中共革命的言论，自然也受到了来 自共产党方面的批评与反击。巧合的是，国民党政府当局说罗隆基「人言反动」、 「共产嫌疑」，而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评论，也认为罗隆基是「反动」。中共中央文 委成员彭康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一文中，批驳罗隆基的人权观点说，人 是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又因经济的生产关系分成为阶级的社会，因此，人属于 社会，便是他属于那个阶级。没有抽象的人，也就没有甚么抽象的人权。人性、 人权这些抽象的名字，都是「资产阶级的幌子」。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 是阶级社会的不可调和性之产物，它的作用是某一阶级用来压迫别一阶级的工 具，执行压迫阶级的命令的机关」，它的功用不在保护「人权这个抽象的东西」。 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所有关 系。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保障资产阶级的阶级权。」简单地说，「所谓人权这 一类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主要口号」， 罗隆基提出的「35」条人权内容，「是在现在的混合政权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 想完全获得政权时的对现统治阶级的抗议和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欺骗」。「人权运 动」者提出对国民私有财产的保障，当然是在替资产阶级说话。他们要求制定宪 法来保障人权，只是「徒劳无功」的事。广大工农群众要的是「自己阶级的利益 和权利，为要得到和维持这利益和权利，他们要更进一步的夺取政权」。「《新月》 先生」与工农群众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力争人权，而后者则是要获得政权。从这 一点上看，「人权运动者也是反动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原来人权运动者们 也和他们所称为反动的现统治阶级是一伙的」，「人权运动应该是政权运动」，而 14

不仅仅是「宪法运动」8。 中共中央文委负责人朱镜我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中，把「新月派的 立场」概括为「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他认为，这种思想「看不出 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 实」，却只提出造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的 幻想，实现的方法也只是「自觉的努力，不断的改革」。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 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其目的只在于「给国民党中央的青年份子一个自觉地纠正 这种反动倾向的机会」。自由主义者「虽也相对地反对现在的党国统治，然而这 与张宗昌、吴佩孚等旧军阀之反对党国，在实质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异，而在作用 上，却演着更深刻的反动的角色。」9 1931 年 11 月 10 日，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发表〈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文，该文代表中共对罗隆基人权理论及其「人权 派」最基本的态度。瞿秋白认为，「人权运动者」从 1929 年起，就搭出了「反 对政府派」的架子，但他们反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原因，「是为着国民党不会反共， 是为着国民党反共还不彻底，是为着国民党快要不能够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 统治了」。「人权派」表面上的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并不是反对甚么 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 真面目」。罗隆基因此而被捕过，胡适也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警诫」。瞿秋白指责 罗隆基的所谓人权，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罗隆基及其「人权派」只不过 是「热闹的反革命大竞赛」中的一面新鲜旗帜而已。瞿秋白还批驳了罗隆基「共 祸」蔓延是国民党联俄容共的结果的说法，指斥孙文把民生主义说成共产主义， 「这正是孙文的老奸巨猾」，这两「主义」之间「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瞿秋白 15

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这只是他们利用民众羡慕俄国无产 阶级和农民真正得到解放的心理，所以抢着说，我们国民党也学俄国办法，这是 他们欺骗民众的方法，而共产党绝对不主张以党治国。「苏维埃政府是劳动人民 选举出来的，绝对没有党的机关指定政府的事；至于罗隆基说国民党帮助共产党 的实际工作，更是不实之词。」「共产党的党员，在俄国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而 且多负很多的义务。」「多加一重党给他的责任」，每一个党员都为着全人类的利 益而工作，无产阶级是为着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相反，国民党的党员，「在中 国却是老爷，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资本家，也 可以是资本家的走狗」，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只是要保证豪绅资本家之中的某 一些集团榨取工农血汗的「特权」！他指责罗隆基用「共产嫌疑」来恐吓国民党 是不中用的。瞿秋白批评罗隆基对于工农群众争取「真正的民权」的斗争，冠以 「流氓土匪」的标志，说明「人权派」是在「忠告国民党在屠杀之后还必须实行 『民治』、『自由』的欺骗」。因此，「实行无情的反人权派的斗争，应该是中国工 农革命民众在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重要任务之一。」10 显然，瞿秋白这种对罗 隆基及其「人权派」的评价，受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激情有余客观不足， 失之片面和武断！但他这个定性结论，却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成为左右对罗 隆基人权理论评价的权威结论。 四 如何看待罗隆基的反共立场 罗隆基上述两篇质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文章，其逻辑 路径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落脚点在于反 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其要旨则在于向国民党兜售 其人权理论主张，故在他〈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中， 16

给人以条陈的色彩。我们应如何看待罗隆基这一立场？ 在「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刚回国，在思想上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了好感， 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又相当的隔膜，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了解不 多，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成见，他的文章，他对中国共产党革命 的论述，随处充满了陌生和误解，如认为共产党不要国家，共产革命的对象第一 个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等，这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政策的 表现。至于罗隆基所谓共产党下级党员不是市井的流氓就是乡村的土匪，革命就 是杀人放火，革命导致外国干涉的论点，更是没有甚么新意。 正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了解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因而他做出的判 断也是脱离实际。但是罗隆基这些言论并不是像以前我们批评的那样，在政治立 场上与国民党没有根本的区别，有的只是反共策略上的区别，认为罗隆基的反共， 主要是为了参加「反革命的大竞赛」、「为地主资本家想出路」、「赞助国民党屠杀 民众」等等，是为了取悦国民党 11，从而把他当作「人权派」反共的最主要的 理论家。显然，这一观点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左」倾教条思想的反映。罗 隆基这时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无疑的，但他只认为，他们「人权派」与共产 党的分歧，只是「民治」与「党治」。从罗隆基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所提 出的策略来看，他的基本思路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党治」，乃一 丘之貉。所以，与其国共两党相争导致国家危亡，不如两权相较取其轻，在现存 的国家体制下通过对国民党进行思想和政治上改造，使之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走 上政治正道。这种想法既体现了他的「功用」原则，也符合他人权理论中的政治 主张。需要说明的是，罗隆基这种想法绝不是想要维护现存的国民党「党治」的 国家政权，其如意算盘是通过「假躯还魂」，老树发新芽。 17

任何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都是取决于他的立场。由于罗隆基思想来源与理论基 础与共产主义理论不同，所以他的立场不同，治国的主张也不一。罗隆基留学英 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形成了他一整套关于人权理论的政治主张， 这使他看问题总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上，这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 产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在政治上反对党治、独裁，主张法治， 反对用革命手段解决中国问题，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共则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红军和苏 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无产 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罗隆基赞同保存私有制 度，要求人民拥有财政管理权，国家收支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主张发展民族资本 主义，用渐进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经济的进步；而中共则主张土地革命，铲除生产 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思想上，罗隆基反对思 想专制，崇尚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并把其视为做人和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 用他的话来讲，即言论的本身是「绝对不受法律的限制」；而中共则主张无产阶 级专政，通过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 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来否定超阶级的绝对的思想言论 自由。毫无疑问，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两者本性不一，政见各异，是 背道而驰的。因而，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罗隆基从自己的人权理论立场 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持有异议，这是其思想逻辑的必然。 总的看来，罗隆基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他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 强烈地抨击国民党「党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幻想对其加以改造，走上民主法 治国家。就此而言，我们毋须苛求罗隆基需要承担事后成败的后果，何况此时的 18

罗隆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罗隆基这种反共的思想 在后来有所变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罗隆基从反共演变到与中共合作。 对此，有人认为罗隆基是「中共的尾巴」12。其实，罗隆基与中共合作的关系 是「和而不同」。所谓「合作」，是一致为了对付国民党而言，在当时，因为无论 是中共还是中国民主同盟都是在野党派，为分权和参与政府，中共与中国民主同 盟不能不有所连手。但「合作」并不等同于「拥护」，罗隆基有自己的政治理念 和追求，无论是他的人权理论，还是他倡导的「第三条路线」，再到 1957 年罗 隆基放言「平反委员会」等诸多与中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思想和理路是相同的 并且连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谓罗隆基是「中共的尾巴」，经本人的考察， 究其实，并不是中共单纯的利用罗隆基和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和中国民主同盟 也利用中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政治策略上的权谋，不能仅从道德标准来判 断政治上的问题。从学理上来说，罗隆基也不是对国共两党有甚么个人成见，而 是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符而已。 注释 1 此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部分。 2 人权运动亦称人权论战。这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人权运动是通过人权论 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两者有少许区别，人权运动是政治上定位，人权论战则 具有学术上商榷色彩。 19

由《读书》的转型看中国学术媒体处境的尴尬 ⊙ 刘工昌 我是一个《读书》的普通读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订过几年的《读书》， 另外《随笔》《书屋》《天涯》《收获》集中起来每年订两三种，因为没甚么能力， 时间也还比较多，相应看的也就比较多，所以对这些东西也就有点发言权，近闻 《读书》说要更换主编，说是风格要变，我心里有些不安，我想在这个多变的时 代作为一份主要看读者来赢得口碑的杂志，变是应该的，但如何变我觉得却是要 格外的慎重。 我先说说对《读书》的印像。我没有在《读书》上发过文章，以我的身份和 能力今后也断难在它上面发，但我要说句实话，在我所订的杂志包括我所接触（说 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投稿吧）的学术性媒体中，《读书》给我的印像是最好的，我 这么说不是处于恭维，像我这个年龄和处境也犯不着做这样的事，只是基于最平 常的一点，那就是每次我给《读书》所发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电子邮件）中，没 一篇发了，但几乎都得到了回复，有些是大众化的公式化的，有些则是明显看过 后给的回复，我觉得对一个普通的作者来说这是最大的尊重，像我这样既无身份， 所写的又不上档次的人的东西尚且如此，我相信对对其他寂寂无名的但弄出的东 西有分量的作者也一定是如此。《读书》被视为许多读书人心中的圣殿，但在对 待普通作者的这份坦诚平等，我觉得是中国其它的学术性报刊所很难做到的。有 多少编者在抛头时挂着一副虚心纳贤的牌子，但真到把关时一看底下的落款就换 了一副面孔的了。所以不管人们对汪晖、黄平先生的离去怎么看，也不管后来者 怎么变，在他们主持时那种一视同仁民主公正的秉风都应该是《读书》最为珍贵 的遗产。 1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读书》的一点想法。我记得前些年不知哪所大学还是 哪家杂志发出「要读书不看《读书》」这样的话，引起过人们的好一阵议论，现 在据说又面临着销量的危机，各种压力使得它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读书》究 竟该往何处去，是每一个关心它的人所真正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在我们回答这个 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今天的《读书》究竟存在的是甚么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曾引《读书》主编黄平的一句话：「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 因为年龄原因而搁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不是那么好， 外文更够呛」。更多人就此发挥说是大量的欧化语言妨碍了读者的兴趣，这是《南 方周末》那篇文章里很多所谓的老《读书》人缅怀往昔《读书》岁月影指现今《读 书》的基本腔调。说实话听这样的话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搞不懂的是，我们每次 一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时总要习惯性的向过去转，并且总要把一些很复杂的社会 问题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样做往往是最容易也是最安全的。是不是把 它的作者换成为年纪大的有文言白话英语底子的人来写，问题就解决了？在现今 社会大背景下，那种刻意强调本土本宗的审美属性，总是令人可疑的。 2002 年第七期《读书》发表了〈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到了同年 第八期有一个回馈，在有读者善意的指出文中小的认识偏差后，大家几乎无一例 外的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太好了」，「说的太好了」，让这些心高气傲私下里彼此 间谁也不服谁的学人们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很不容易的，该文的作者李昌平并非职 业学人只是一乡村干部来的，他能让人这样很显然不是因为他的文言英文水平， 就是理论功底都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却赢得了真正的认同，因为他展示了一 种令这些行文行事方面都很虚的学人有些陌生的坦诚，这种坦诚是这个圈子内的 真正稀缺又带了某种令人感动的成分。同时李的身份又使他具备这些读书人所不 2

具备的对中国底层生活的熟悉，这就使他的表达既有来源于草根又有着超脱一般 草根琐屑的思索，又避免了学术界这个江湖圈子固有势力的裹胁，显示出与整个 说话越来越稳妥、行事越来越精明的学术圈所难得一见的真淳，还有某种近乎幼 稚的执拗，这是今天的《读书》所真正缺乏的，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界所最为缺乏 的。 今日《南方周末》发出〈谁的《读书》〉一文，为了表明自己的倾向请了一 些从前的名家，这中间有一位从前在这里发过 90 多篇的作者，努力给人营造这 样一个印像，由于这些名家对现行《读书》风格改变的不满意而没有为它撰稿， 从而导致《读书》读者群的流失。看到后首先感到的是悲哀，作为一份每月才出 一期的杂志，你能在上面发 90 多篇，这是一个甚么概念呢？我记得好像是陈平 原先生怀着尊崇的心情列举过曾在《读书》上发过至少两位数以上文章的名家， 我看后也有同样的疑问。当一份在知识分子心中享有圣殿地位的刊物成为一些人 的后花园，这还算一种荣耀？我们真的是这么需要这些名家吗？我同样要问的 是，这么多的作为招牌推出的名家名片，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记住的有多少？不 管人们怎么看《读书》的主编，至少在我订它的时间没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订 的其它杂志有些却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倾向。在一个特别讲究人脉讲究人情的国 度，《读书》这样做却没有赢得该有的珍重，反而景遇有些悲呛。中国的学术圈 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金字塔，身在塔尖的那些所谓的名家成了这个社会最忙碌的 人，各种赶场的场所总少不了他们，他们其实很少有工夫真正静下心来搞点学问， 而真正对社会底层比较熟悉又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思考的人却被牢牢的压在 了塔底，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对甚么都知道，却根本没有诉诸 话语的权力，像《读书》真正要开掘的是他们。在金字塔的顶端当然也有这样的 3

人，在《读书》中我觉得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温铁军先生。 〈谁的《读书〉》一文里还引用了许多老学人的说法，大致是说如今《读书》 的文章他们看不懂。言下之意是这些声明卓著的大师都看不懂，你怎么能要求普 通人能看懂进而喜欢？这也是目前对《读书》的批评声中最有群众基础的。对这 个问题我觉得要分开看。既然你承认《读书》是个公共平台，你就应该容忍有你 所看不懂的东西出现，在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代社会没有谁是真正的又全又专的 人。同时《读书》也必须要正视这些批评。《读书》中有大量的文章是关于一些 深奥的哲学或经济学著作的介绍，有一个叫春风三郎的网友说，它不像是在谈读 书这件事，而是似乎是哲学家在创造、介绍一种普通人看不明白的理论。它起码 应该做到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看得懂，会拿着它慢慢体会。相信很多人都有这 样一个感受，这里面甚么都有就是没他自己。如果你的介绍还停留在原书的深奥， 人们在中间看不到作为引进者本人适当的嵌入，也看不到这种嵌入再结合现实所 引发的有价值的思考，缺少一种由深入到浅出的过程，看的人自然没耐心再跟下 去。也许有些东西是真难做到的，那就需要引进者下大的工夫，我相信绝大多数 读者都是这样期望的，你不这样做，你就很难真正打动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是，很多作者在介绍这种书时不知不觉采用的还是一种论文式的语调，缺少特 有的一种拉近人的平易，这也使得很多读者刚一接触不自觉就避开了。这里有一 个基本问题要搞清楚，作为引进者的你读原著时抱的是研究的心态，而看的读者 首先抱的是浏览甚至可以说是消遣的心态，只有当他觉得你能足够吸引他时，他 才可能真正静下心来细心的咀嚼。深入的思考平易的关联贴近现实的的极其自然 的勾连想象，这些看似没甚么却是《读书》的作者所特别要注意的。 在说这个问题时我有另外一种担心，范用先生希望《读书》的读者对像，回 4

到「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我想范先生的初衷可能还是希望《读书》 能回到它的本初定位上，风格「尊重文人气，重视文风」，作者读者以文人或与 之走得较近的文人化的思想家为主，也就是他们那种「老式出版人的交往方式， 有亲和力、人情味的以文会友的方式」。如果单纯就风格而言，现今的《读书》 的确与它有很大的差异，基本上是以经济学或哲学理论文章为主，的确可以做这 方面的考虑，像这种说法代表了目前大多数对《读书》不满的人的想法，它实际 上是 10 多年前《读书》所走的老路子，人们怀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怀 念变成一种主要的反对声音，甚至要完全否定这 10 年来的路，重归 10 年前的 路子时，却是要警惕的。实际上目前的《随笔》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因为我在 订所以我有发言权，《随笔》里那种平易亲和某些细节的确在，某时也能闪烁出 动人的力量，但它过于琐碎纤细抒写的缺少控制，尤其是所抒写的对象过于狭窄 也妨碍了思想品位的拓展，缺少理性的深度。《随笔》这样做有它的道理，但作 为最为承载了中国知识人希望的《读书》也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悲哀。我不 是一个做学问的普通人，更准确的说，我是一个一点学问也没有的普通人，但我 就不相信真的就弄不出供做学问的普通人所喜欢的东西。 2000 年《天涯》转载了阿玛蒂尔森先生的〈论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一文， 谈论民主本是极其抽像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作者却把它说的深入浅出，实 在令人叹服，时隔这么多年仍叫人印像深刻。而同时也就这个话题发了潘维先生 的〈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一文，遭到很多人的批评，甚至后一期还 专门有一篇针对此文的批驳文。你不能怪中国的读者崇洋媚外，问题的关键也不 是谁对谁错，而在于你对你所说的那一套是不是有真正深刻令你自己信服的把 握，是不是对你依托的现实有着同样深刻并且令你自己信服的把握，如果真做到 5

这样，再把你的理论应用到现实中或从现实中再看你的理论，就不会让人感到半 点的不适或者说半点的硬意嫁接的痕迹，很显然这两篇文章就为我们提供了两个 很好的模板。所以写学理性的文章并不是不能吸引人，关键是看写作者本人对你 所写的东西和你所依托的现实有没有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把握上，如果你真能做 到这样，不愁你写不出思想深邃风格平易亲切的东西来。 《读书》的第三个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偏重一类声音、一家之言，没能兼容 并蓄，没能让读者在全面了解后自己去选择」（查建英之语），批评它失去了公共 平台的气质，成了「左派论坛」。我觉得有很多说这话的人也许是根本没怎么看 《读书》，作为一份带有强烈学理性气质的刊物，它其实是在有意无意的避开雷 区丛生的社会政治第一线的，即使出现过对郎咸平事件的讨论和邀请哈贝马斯本 人参与的座谈会，也基本上体现为纯经济和纯学术性质，基本上不涉及到政治倾 向，所以我不知道「偏重一家之言」甚至「左派论坛」从何说起。我想人们之所 以这样认为，很可能是把 90 年代以来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中国学术界的整 体走向全部算到《读书》头上来了，这一方面反映了《读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和人们对它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作为一种独立学术刊物它生存的艰难和无 奈，你让它怎么做才满意呢，你总不能让它脱离具体的国情而存在。实际上比起 同期一些其它的刊物，《读书》是温和的理性的，我们只要看看《天涯》上张承 志所直接发出的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宣言就不难明白，能看《读书》上的东西还是 幸运的。 在为《读书》的辩论中，汪晖先生的一席话很值得玩味：「如果所有最重大 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甚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 消费品吗？」很显然汪先生认为造成今天《读书》读者群的流失，是因为《读书》 6

关注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而忽视了对读者日常品位的迎合，对此我是这样看的。 我赞同《读书》持续对最重大最深刻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反对把它办成一份纯粹 文人口味的杂志，但我同时认为，《读书》读者群的流失不是因为对最重大最深 刻问题的关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对这些介入的不够全面、不够及时、不够 深入才导致现在的情况。这最近的 10 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动最剧烈也是中国 人心理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作为一份承载了知识分子最多希望的杂志，我们惊讶 的发现，我们很难窥见这些东西在它上面的印记。 如果单纯就这些东西取悦读者可以说是「媚俗」，但如果深入刨析这些东西， 有时甚至以集中的热点表现出来的，比如「入世」、「非典」、郎顾之争、国学热、 韩白文坛之争，丘成桐与北大之争，地产与股市热，新闻媒体有新闻媒体的方式， 学术媒体有学术媒体的方式。对它们的关注不是「媚俗」，却更能显现知识分子 的责任和良心，因为这些热点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对它的 深入刨析能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事实的真相，体会远远不同于书斋中所想象的中 国人心趣演变的心理轨迹。这方面《财经》和南方报业系统就做得很好，就像《收 获》的「走近鲁迅」系列也做得不错，《读书》前不久的关于贾樟柯的《三峡好 人》探讨就不错，关于它的深度品位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但也仍然只是作为一 个单纯的技术方面的探讨，而对最能引起读者反应的也是贾樟柯本人在这部电影 公影前所发起的「遍地都是黄金，哪里还见好人」的论争却没有涉及，对它的深 入挖掘实际上是对中国电影、电影观众群体心理、支配着或阻碍了中国电影前行 的真实原因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随着进程的深入参与群体的广泛，完全可以起 到查建英女士所言的「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气场」。有些也许不便全民参 与的像郎顾之争，请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讨论也没甚么新鲜的东西，分量最重的该 7

是姚洋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和汪晖的〈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可是这两篇一篇是在《读书》很不起 眼的「短长书」专栏还是小字，一篇为了避嫌放在《天涯》上，如果两篇同时出 现在《读书》上，并且还列一篇国外学者关于它的东西，效果会怎样呢？ 《读书》该向哪里去？今天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许多相关的人都明智的管 住了自己的嘴，还有更多的人在冷眼旁观，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看着它，不见有 谁上来扶一把。在这样的时刻查建英女士能够站出来说一点自己的想法无疑是需 要勇气的，有网友说，在这样的时候最能看出中国的那帮爷们的度量和胆识。和 所有对《读书》抱着善良愿望的读者一样，查女士说出的也是我们这些人所希望 的，《读书》能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公共平台。但作为一个一直在这里生活的中 国人来说，这实际上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愿望。《读书》不可能，事实上在中国 许多更有条件做成这样的包括在这次可能变动声中喊得很响的一些媒体，他们也 根本没达到这样的境界，在它们身上其实也看不到半点这样变动的痕迹。查女士 说「这 10 年的《读书》我很少看」，说明她对这 10 年的《读书》其实是陌生的， 而同样陌生的还有曾令她无比熟悉而今却已完全变了样的整个大陆学者群。 与查女士出去时相比，这是一个经济收入社会环境政治地位都已不可同日而 语的阶层，传统的一极化权力对人影响日渐式微，流行的消费主义时尚日渐清晰 的深入人们的肌体，而以所谓的名校名门名刊名师为主的学院派慢慢开始爬升， 逐渐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第二权力话语。随着一极化权力对普通人生活丧失了实际 上的号召力，以学院派为主的第二权力话语逐渐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 地位的显著改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而有知识的文化人的头衔又使他们轻而 易举的赢得公众信任，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他们实际上也取代前 8

者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借助自身知识资源优势向公众发号施令。对普通民众就是知 识人而言，已经基本上谈不上甚么信仰、精神，乃至超越于个人之外的任何带国 家或民族色彩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趋势。 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他们在权力高端缺乏独立性，为保持与主流权力的一致性， 只能选择了远离生活第一线大步向内转，致使 90 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化 领域创造的活力消失殆尽，处在话语权上端的俗称知识分子的一方，一方面在充 分享受与底层生活挂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又巧妙的利用固有的权力秩序把 自己扭结成一个封闭坚固的利益群体，拒绝开放，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形成一 个谁都明白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尚模样，这一方面极 大伤害了圈子外的人们挤进来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使这种与权力走的太近 远离公众的发号施令的权威与公正性倍受怀疑。这是目前中国学术媒体不能成为 公共平台的关键所在。 时势的变迁决定了 80 年代中国的知识媒体间那种天真又不乏热忱的论争早 已成了「温馨的回忆」，随着身份由参与者变成了主宰者，他们所能控制或施加 影响的媒体相应地也就由公共平台变成势力范围。如果稍一留心中国的这些媒 体，说甚么风格都是搬出来糊弄人的道具，说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却 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经常把那些搞着经济与权力走得很近的人称为既得利益者， 其实如果从「名」的角度讲，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同样有一个既得「名」益群体 存在。他们大多已成了新一轮话语权的发布者，他们心中是根本缺乏自由论争的 原动力的。如果有论争，多半是「核心」与非「核心」，主流与普通之争，说到 底，是新形势下权力再分配的利益之争。 还是回到《读书》，《天涯》的李少君说，《读书》无疑是国内目前最好的思 9

想文化刊物，多少号称办得好看的同类杂志，没有一本能超越它，甚至很快就垮 下去了。说到个别文章比较专业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温铁军的文章是比较 专业，但所讨论的问题非常重大，我们《天涯》也发过很多，其思想含量与学术 含量，没有多少文章可以媲美，他提出的「三农问题」等话题，甚至影响了学术 潮流和思想潮流，并成为国策依据，你说这样的文章要不要发。至于一些老读者 说看不懂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读书，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吧，要活到老学到老吧， 不能说你看不懂就不好吧。 同为学术刊物的主管，大家都能体会他说这番话的目的。但有一点他说的没 错，《读书》在今天之所以还能被人所提起，就是因为它还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 西。在具体的国情面前，像我们这把年纪的人从来不会奢望它能达到查女士所说 的那样的境界。简单的说，还是那三点：扩大作者的参与面，主要来源于对底层 生活熟悉又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适时转变语言风格，必须在不影响内容的深 邃和对现实深刻而自然的关联上；能对社会的重大事件和热点做持续深刻而理性 的关注。在基本保持自己特点的基础上，能做些力所能及的调整，就足够让人心 安了。 刘工昌 江苏省常熟市冶塘中学 10

在权力夹缝中追求人的尊严 ──当代中国大陆自由文学评述 ⊙ 张超 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宣告》 1949 年 7 月的北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次 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中共的话说，是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中 共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的「会师」。这次会议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大 陆的作家们都主动地被动地生活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了。在刺刀和坦克的护卫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党文化为主导的文学方向终于战 胜了五四以来由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学。因此，就此意义而言，这次 会议的召开和随后新中国的成立，是赵树理战胜了梁实秋，是大一统摧毁了独立 思考，是政治压倒了文学。1954 年，毛泽东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 批判，掀起了一场反对胡适「自由主义文学」的斗争。1955 年，自觉继承了鲁 迅以批判中国国民性为目的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则干脆成了「反革命集团」受到 镇压。 执政的新政权如此敌视「自由主义文学」，无孔不入的政治权力总想消灭一 切自由文学和自由艺术，从而进行意识形态下的「大会师」，确立「党文学」在 文学领域的一统地位 1。显然，这不是人类的理想生活。在这里，我们需要考察， 「大会师」的确存在，「党文学」的糟粕俯拾皆是，是否意味着中国大陆再也不 存在任何独立思考和自由文学了？如果这样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文学还存在，到底 有哪些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是否独树一帜足以成为文学的一种方向？接下 1

去，我们还要分析，区别于官方文学的自由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界所说的「民 间文学」有何区别？在解构中国的党文学体系过程中，这些作家作品又起到了多 大作用？而就另一方面而言，这些文学还存在着哪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否为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必需？面向未来，为了回归文学的主体性，当代中国的作家 需要进行哪些自觉的担当？ 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1942 年，延安整 风运动使中国有系统成理论的党文化体系正式形成。在运动中一系列的讲话和指 示中，毛泽东用反对「主观主义」摧毁了经验主义，用反对「本本主义」摧毁了 理性主义，用反对「党八股」摧毁了当时人们赖以思维和表达的语言系统。这意 味着人们一旦接受了毛泽东主义，尤其是接受了这三个「反对」，从哲学上来说， 就不可能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针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自由文学（以梁实秋等作 家为代表），毛泽东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9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中共党内文艺的最高具体负责人 用斩钉截铁、不容置喙的语气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 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 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2。」在这里，参加「大会师」的来自于 国统区的作家群体仅仅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配角和被批判者。事实上，代表国统 区作家群体的茅盾的确也是自觉将自己当成一个学习者的。此外，那些不主动屈 服于中共的自由作家群体则根本无缘参加这场中共的文艺大联欢 3。可以说，这 次大会完全预定了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政治格局，而所谓毛泽东时代文学领域比较 2

开明时期，也仅仅是没有超越这次会议规定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没几年，中共文艺政策的本质就暴露得一览无余。1954 年，毛 泽东亲自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之所以受到批判，是 因为他的研究方法来源于「五四」自由文学的开创者胡适（著名的「文学革命论」 就是他提出来的）。胡适一生主张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强调实证研究、独立思 考（即人们常常提起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经验主义是党文化、也即唯物 史观和所谓阶级斗争学说在思想上的大敌。通过对俞平伯的批判，毛泽东掀起了 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4」。很快，运动就转向了针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的有组织有计 划的全面批判。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肆虐，是从文学领域开始 的 5。接着，崇尚鲁迅式启蒙主义精神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则被作为一个「反革 命集团」受到政治上的清算。虽然我们今天很难说鲁迅和胡风的文学观是自由主 义的，但是他们这种以批判社会现实、揭示国民性根源为宗旨的人道主义文学毕 竟也算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同盟者。由于出于对人性尊严的关注，与梁实秋式文学 观一样，鲁迅式文学观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女儿。同时，伴随着文学领域党文化思 潮的一统江湖，市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张爱玲、《文学杂志》主编朱光潜这些平时 很少谈论社会变革的作家也被剥夺了平静安详的生活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巴金、 老舍、冰心、曹禺等作家的创作高峰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唯物史观所支配的战争文化引导下，主流文学不再尊重人性的多样化需 求、不再关注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既然人性本身也是阶级决定的，那么，描写 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就被阶级斗争决定论否定了。文学作品中的主人 3

公，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终于成了「高、大、全」的政治形象，著名的「八 个样板戏」乃是其典型。笔者自小打记忆起，就清楚地记得诸如《洪湖赤卫队》 《革命家庭》《苦菜花》这类文学题材。中共的这些主人公，他们政治立场坚定， 虽然长得一身帅气，但是没有爱情，也没有性欲，也很少有父母。即使有母亲， 这些母亲也是申明大义的，被反动派抓去，但决不屈服，而身为中共党员的儿子， 也绝对是为了革命而牺牲家庭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就很不错的文学剧本，也被修 改得面目全非，如曹禺的《雷雨》，本是一部浓郁的古希腊式命运悲剧情结和基 督教原罪意识笼罩下的爱情剧，也最终被迫修改成了一部工人阶级的儿子与资产 阶级的老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剧。 针对文学自由风尚进行专断控制的乃是无所不为的政治权力，文学评论家陈 思和称之「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 6」。什么样的「权威秩序统治」不受任何约 束？毫无疑问是极权主义权威的政治统治。党文学体系发展到及至，加之频繁的 政治运动，终于精心培育出了一个让知识分子群体饱受痛苦和耻辱的时代。季羡 林进了牛棚，老舍跳湖自尽，吴晗全家遇害，这种悲剧不断上演着。由于主题所 限，这种痛苦和耻辱笔者无需在这里大量叙述。问题的焦点是，在这个万马齐喑 的年代里，中国自由文学就臣服于党文学了吗？ 胡适跑到了台湾继续他的自由民主事业。胡风进行了艰难的抗争，无奈「秀 才遇到兵」失败了。的确，1949 年以后我们很难在公开场合和正式报刊上读到 自由文学家的作品了。可是，如果把「潜在写作」（或者说「地下写作」）这个概 念纳入到文学史视野中去，我们会发觉，一条若隐若现的自由主义的文学传统在 中国社会延续着，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长夜中去。 据称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在 1948 年受到了郭沫若的清 4

算：「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 7」。在政治上的各种压力之下，沈 从文离开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台，并且精神失常。1949 年，沈从文写下了〈五 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这篇接近「呓语」的散文，尖锐地批判了共产党政治的背 信弃义和惨无人道。出于政治环境的严酷，中国大陆的自由史学以潜在写作的形 式展现着。在陈思和看来，许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留下的这些私人性文字， 由于「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比起那些公开发表的文 字而言，要「更加美丽和真实」。这篇散文是中国「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8。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的方针 政策的影响下，当代文学掀起了一个试图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高潮。这里的 代表人物有青年作家王蒙（代表作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代表作 是〈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代表作是〈草木篇〉）。由于 作者认识的局限，这些作品不能被称为自由主义文学，可是这些作品都有意识地 批判了当时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对弊端给人带来的痛苦进行了辛辣的批评。也 由于这些作品触犯了当时统治者的利益，其作者很快就受到了整肃，和国内其它 55 万知识分子一起被定为「右派」。 文化大革命之前自由文学成绩最高的是张中晓和林昭。张中晓，1955 年被 打为「胡风反革命分子」，1966 年或 1967 年时病死，死时约 36 岁或 37 岁， 单身。《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在他生命最后 10 年的私人性话语，自然也不能 公开发表。在《无梦楼文史杂抄‧八十》里，他指出：「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 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 火刑，而现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到违反他的本心的话。」在这里， 张中晓成功地指出了党文化的特征正是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侵袭人类的灵魂， 5

通过损人、自损以达到其思想上的大一统，这正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 而在《狭路集．九四》里，张中晓指出，「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 为了自己的特权，当然斥责别人对人类权利的要求。或把个人特权称为人类权利， 把人类理性变为个人欲望。把权利变成了特权，或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一方 面肆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9。在这里，张中晓 直接指出了僭主政治下社会道德的败坏与崩溃。类似的话语，我们不难从著名的 哲学家汉纳‧阿伦特那里阅读到。在笔者看来，胡风最多只能说是一个人道主义 作家，而他的朋友张中晓则比之更高一个境界。 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在校园内 贴出了用诗写的《是时候了》大字报，揭开了北京大学 5.19 民主运动的序幕。 「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不要背地 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地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害怕太阳的照耀/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 「五四」！10」，可以说，以「大字报」这种特殊的载体，中国自由文学达到了 一个非常高的思想深度。当时北京大学的《广场》、《红楼》等杂志则是青年自由 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舞台，其中的编辑便有当时的「右派」张元勋、林昭、沈泽宜 等人。 1960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林昭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的几个「右派」编 辑《星火》杂志，发表〈海鸥之歌〉及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因主创人 员纷纷以「反革命小集团」名义入狱，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告夭折）。信奉基督教 的林昭一生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事业，历尽劫难，后被逮捕。1964年9月，林昭 6

的纸笔被狱方收缴，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竹签、发卡、牙刷柄（在地上磨尖） 等物戳破自己皮肉，取血书写，陆续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书写文章和诗 歌计 20 余万字。根据《寻找林昭的灵魂》所述，就我们目前所知，剥夺了笔和 纸的林昭在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和发夹，「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 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 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 《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本 身便是一个奇迹。 林昭热爱自由，她在血书《自由颂》这样歌颂自由：「生命似嘉树，爱情若 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 甘为囚。」因为热爱自由，所以林昭也就痛恨专制主义政治。林昭写道：「这怎么 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 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 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 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 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 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在当时 中国的思想界，清楚地认识到中共政权乃是一个「极权制度」的人物并不多，可 是林昭做到了。比较张中晓，林昭因此在思想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钱理群这样高度评价林昭：「林昭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这 一点可能意义更重大，就是她对自由有一个解释，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 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圆满的自由。这是在 7

中国近 50 年的历史上这样明确地对自由的一个建树：她说：除了被奴役者不得 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她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笔 者看来，鲁迅深刻剖析中国的国民性，可是由于缺乏对自身局限性的深刻反省， 鲁迅的思想价值观多少还带有仇恨哲学的味道，而林昭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 认识到了自由中国必须建立在博爱哲学基础之上。因此，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林 昭就以其诗人、作家的身份奠定了中国自由文学的核心标准。 正因为林昭精神仍在有意识无意识地支撑着中国的文学界，即使在文化大革 命阶段，中国文学仍然自觉不自觉继承了老一代作家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和自 由主义传统，以诗歌、小说等形式对专制主义暴政进行了坚决的反叛。林昭于 1968 年被害，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生活了三年，她在这一期间的创作仍可以说 是文革时期的自由文学 11。除了林昭，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黄翔 的〈野兽〉：「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 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踩在我的鼻 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梗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12 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整体上来说，中国大陆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文学、哲学和 艺术能够公开发表亮相。这是专制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那个时代，包括周扬、 丁玲、茅盾这些当年积极推动了党文化形成的作家都被迫停止了写作，可是与他 们的自甘堕落相比，中国社会的潜在写作还在继续，中国的自由文学和自由主义 文学还在继续。相对于那些屈服于专制主义或者面对专制主义保持了沉默的人， 这些自由文学家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让中国自由传统薪火相 传，历史证明了唯有他们才是中国民族最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或许，将来中国 8

宪政实现后，更多的历史档案被解封，中国社会的「黑匣子」被打开，人们能够 挖掘出更多的自由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素材，这是笔者所能谨慎乐观的。 二 后毛时代的中国自由文学 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在一起党争后被宣布结束，中国社会长期受压 抑的自由精英意识和自由文学开始走向了复苏。1978 年北京「西单民主墙」事 件后，国内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也逐步走向高涨，直到 1989 年全国性的 民主运动在冷枪和坦克履带声中结束。关于 1978 年到 1989 年这 10 余年间意 识形态领域内的发展变化状况，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13。但是，这种发展 态势毫无疑义地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文学领域的思想解放进程，从而强化了自由文 学在追求人的尊严、拓展个人自由和维护公民权利方面的本质特征。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促进了几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的诞生。就其主题和 风格而言，较早的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何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 学」，显而易见，它们都是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专制主义带给人们的痛 苦而言的。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当下中国文学的伟大程度，可能取决于它对试 图大一统局面的官方价值的反叛态度。 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首推主张建设「文革博物馆」 的巴金 14。巴金早年深受五四意识的影响，鼓吹个人觉醒，带着这种意识，写 下了《家》、《春》、《秋》等作品。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的个人意识没 有任何增强，民主度更无需赘言。是什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罪错的发 生？在巴金看来，当时中国实行的乃是奴隶主义般的统治。与那些不断害人之后 怨天尤人的人不同，在《随想录》的〈十年一梦〉中，巴金指出：「奴隶，过去 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 9

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中国是个缺乏宗教意识和忏悔意识的国 度，应该承认，巴金的忏悔是真诚的，其中的精神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魅力。 这种对权力和自我的真诚怀疑乃是后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重要基础。 毫无意义，文学不能由自由主义进行一次「大会师」，可是，文学领域一旦 失去了自由主义的参与，其思想深度、尤其是独立思考的力度就很难真正体现出 来。原因并不复杂，20 世纪后半夜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堕落和党文化的深 渊不可自拔。惟有彻底的自由主义，才能为这个被毒害的国家解毒。命运似乎注 定了没有将自由主义精神坚持到底的「五四」启蒙油灯灰飞烟灭，由于个人眼界 所限，巴金没有走得更远。 承接巴金未竟事业的是那些相对年轻的作家。八十年代由于当时思想文化领 域的空前而短暂的大解放，尤其是在「赵胡新政」的开明统治时期，年老的作家 创作激情空前勃发，年轻的作家不断涌现，文学创作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丰 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些人物中，贡献最大的数高行健、刘再复、北岛、刘宾雁、 高尔泰、王若望等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作家 15。 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刘再复高举个人主义旗帜。1986 年，他创作 了〈性格组合论〉，对当时的文学理论范畴，乃至意识形态范畴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此外，刘再复还创作了〈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设计〉等著 作。刘再复的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性格组合论乃是党文学阶级中心论的死对头， 对人性多元的认可乃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重要前提。以霍布斯为起点，近代自由主 义正是在承认人性、反对改造人性进而尊重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 「性格组合论」，刘再复便与当权的阶级斗争文学观划清了界限。 针对部分传统文学对中国国民性的毒害，刘再复指出，与被称为「天堂之门」 10

的《红楼梦》相比较，以《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三大小 说乃是中国的「地狱之门」。以《三国演义》为例，它里面没有丝毫的女性之爱， 那么多的男人各个都是权欲社会中无所不为的。《西游记》里的诸神，也是没有 感情没有性欲的。16 这些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像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分明 就是在「八个样板戏」的主人公，或者说就是中共的「战斗英雄」们。阶级斗争 文学观居然和帝制时代等级制度文学观在这里找到了足以征服乡土中国的英雄 崇拜情结，中国的秦始皇和西方的马克思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形成了当代中国 特色的现代极权主义。 刘再复的这种自由学术态度，激起了党文化作家的愤怒，《李自成》的作家 姚雪垠认为刘再复「反马克思主义」。双方在此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论战。 这次论争中，党文学体系节节败退，这种局面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文学生态， 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境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行健推出代表作《车站》后，开始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 剧作集《彼岸》在 1986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遭到禁演。1987 年，高行 健被迫流亡法国。2000 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时表彰他 1986 年被禁的小说《彼岸》对个人奋斗的描述指出「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 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由 于高行健毫不屈服的自由创作精神，他的这几部作品至今不能在中国大陆得到出 版。 在诗歌方面，声讨专制主义制度、歌颂自由民主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 1979 年，北岛公开发表了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中写成的诗篇〈回答〉：「告诉 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 11

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 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这悲壮沉重的声音是人性 尊严对专制权力的抵抗，是自由主义的坚定呼声。由于其精湛的诗艺和对于复杂 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北岛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为此，他的诗歌、散文等 文字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作者本人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 自由写作奖。 在报告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则是刘宾雁。早在五十年代刘宾雁就是中国著 名新闻记者，曾发表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揭露批判官 僚主义，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一九七八年被 平反后，刘宾雁写出了大批关心老百姓疾苦、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其中〈人 妖之间〉、〈第二种忠诚〉成为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经典，刘宾雁因此在海外 受到普遍尊敬，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一九八七年刘宾雁被再度开除党籍，受 到全国范围内的批判。 应该说，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与这些一流人格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可是，伴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严重恶化，尤其是「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之 后，大量的自由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异国。以高尔泰为例，这位国内一流的美学家 创作了不朽的文学篇章〈寻找家园》（分为〈入世〉〈韩学本〉〈老实人〉〈又到酒 泉〉〈得福〉等五篇）。可是，1989 年高尔泰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 狱，1990 年才以「结束审查」名义释放。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高行健、刘再复、 北岛、刘宾雁、高尔泰、王若望等六位一流作家竟然全部遭受如此劫难，2005 年底去世的刘宾雁甚至永远失去了回归故国的机会。 12

在接下去的九十年代，这些作家似乎就在中国大陆消失了，他们的作品很难 公开发表 17。笔者曾经翻阅一些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籍，记忆中陈思和 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相对写得胆大一些，可是，即使是这本书对于这五个 作家也仅仅是重点介绍了北岛、高行健两人而已，即使如此，他们最重要的文章 也不敢被提及。在政治给文学带来的这次大创伤之后，中华民族的一流人才纷纷 外流，另外一批一流人才则从此离开体制，加之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媒体控制 的大大加强，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犬儒风尚，主流体制的道德水平丧失得一乾二 净。 与那些流亡在海外的自由文学家相比，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可谓一度默默无 闻。这个出生于 1952 年的作家著作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 《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黑铁时代》、《地久天长》。或许是个性使 然，或许也是思维方式使然，王小波身上不再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 所具有的强烈的愤激之情，而是在个人兴趣的激发和导引下实现对黑暗社会和专 制政治的某种超越。 以其杂文而言，在一本序里他指出：「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 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 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 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 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18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 看法。针对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毒害，王小波写下了〈警惕狭隘民族 主义思潮的蛊惑〉、〈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针对乌托邦主义的种种表现，他写 了〈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理想国与哲人王〉等文 13

章。如此等等，可以说，王小波自觉打通了政治哲学与文学创作，是一个以政治 哲学高度来进行创作的自由作家。 针对当局对信息控制的鼓吹，在一篇名为〈从 Internet 说起〉的文章，王 小波诙谐地写道：「我的计算机还没连网，也想过要和 Internet 连上。据说，网 上黄毒泛滥，还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前些时候有人建 议对网络加以限制，我很赞成。说实在的，哪能容许信息自由的传播」，「文化大 革命十年，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嘛。我可不像年轻人，声、光、电、影 一样都少不了。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说来说去，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这种乌 七八糟的东西，应该首先禁掉。年轻人没有事，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既陶冶了 性情，又锻炼了身体……」19。这种充满着诙谐、幽默、讽刺的手法堪称可与 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相提并论。 由于其作品所体现的雅俗共赏的特点，王小波名声广为传播。有关他的评论、 纪念文章大量涌现，由此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1998 年年底，历史 学家朱学勤总结当年刚刚开始「公开言说」的自由主义思潮时指出，「王小波作 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被人们怀念，也不是没有理由」。原因在于，王小波远离欧 陆传统，「站在英美自由主义理念上写作」，「从低调进入，同时还能守住必要的 精神底线」。不仅如此，与那些体制内的作家相比，王小波辞职独立写作，「切断 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朱学勤分析指出：自由主义不是用来谈论的，它是用 来走路的──贴着地面步行。20 在笔者看来，朱学勤这个评价事实上为我们提 供了这么一个问题的答案，即「什么样的文学才是自由的文学和自由主义的文 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在后极权主义和商品经济条件下 一个作家如何如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所说 「生活在真实中」和过有道德、有尊严 14

的人生的可能性。 自由知识分子的大量远走异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可是，与上次文 化大革命的长期摧残没有让中国民族彻底沉沦一样，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自由 文学从此销声匿迹了。正如朱学勤所点破的， 1989 年过去仅仅第九年，自由 主义在中国大陆就重新公开言说。这次公开言说，乃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就 其思想深度而言，远远大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伴随着这个启蒙过程，大 量的青年作家在成长。朱学勤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历史学者，可是他事实上也是一 个自由主义的文学家，他的〈「娘西匹」与「省军级」──文革读书记〉、〈思想 史上的失踪者〉、〈迟到的理解〉等作品都充满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和经验理性 的坚持，读之亦发人深省。 在九十年代末期，余杰、摩罗和林贤治被人称为「文丛中三匹黑马」。北京 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余杰因「黑马文丛」推出的一部杂文集《冰与火》而成名之后， 又推出自选集《铁屋中的吶喊》、言情小说《香草山》。青年作家摩罗则出版了《耻 辱者手记》、《因幸福而哭泣》、《自由的歌谣》等书籍，在这些作品中，最让笔者 赞叹不已的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随笔「四十年无祭 四十年无思 四十年无 耻」（在网络上又名「无祭之祭」）。 历史发展到今天，似乎在命中注定中国要经过这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在这个青年自由作家凭借开放多元的网络时代竭力展现自己的思想与才华的年 代，一些知名学者也参与到自由文学的创作中来。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朱学 勤，还有写过〈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何清涟，着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 的声音〉、〈我见过美丽的景象〉的崔卫平，着有〈非常道》的余世存……此外， 成都作家冉云飞、王怡，网络作家羽戈、十年砍柴等皆在引导青年走向自由和自 15

由主义。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提到戏曲理论家章怡和。章怡和乃是「大右派」章伯 钧的女儿，1957 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究竟为何，在今日中国可能是 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往事不再如烟》（删节本，在香港为全本《最后的贵族》） 一书以及《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剪伯赞的交往》等作品里再现了那 个中国士大夫精神失落的年代，描写了章伯钧家几个朋友的悲惨身世，如主编《观 察》的储安平。《往事并不如烟》中记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母女之文题为「最后的 贵族」。「贵族」者，乃人文精神与独立品格；「最后」者，也即今日已无。经过 那场人整人的政治斗争，中国大陆的部分知识分子纷纷失去气节。正如章怡和在 答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她的「2004 年度自由写作奖」所说的：「渐 渐地，那些很有头脑和才气的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硬统摄下，经济独立不能 独立，让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个人表达的勇气和社会洞察力。如 果有人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每个人天性与自由的剥 夺。」 作为一个戏曲理论家，在迫害至深的背景下，章怡和对时代、对人性的审察， 对崇高与人间一切美德的热情讴歌的表达方式却是散文化的。可以说，文笔洗练、 情感真挚、形象生动、个性突出，是《往事不再如烟》在表达上最大的特点。散 夹杂细致的具体描写，对事件、人物、环境的摹写，都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章怡 和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冷静叙述之中，倾注自己强烈的不可压抑的感情于字里行 间。该书中涉及很多人物，其中重点描摹了史良、储安平、康同壁、罗仪凤、张 伯驹、潘素、聂绀弩、周颖、罗隆基、章伯钧、李健生，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形 象，刻画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16

章怡和的意义在于，她以文学的形式点破了广大体制内作家不愿谈及的一个 历史话题：反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流亡史。 「《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 在笔者看来，就其秉笔直书等诸多体现古代士大夫精神这个 在中国社会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而言，《论语》对《诗经》的这个赞美同样可以 适用于《往事不再如烟》。不仅如此，这部可能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当 中，章怡和笔下的这些历史人物不仅传承了古代中国士大夫精神，而且还将这种 精神在 20 世纪中国后半夜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变。这种现 代性转变乃是中华民族反抗专制暴政、追求文明复兴的基础所在。如果需要将这 个现代性转变用一句话概括出来，乃是将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近代的自由主义精神 结合起来。传统文明的这种现代性转变，如果从严复、康梁算起至今已经一百多 年，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度中断，可是由于时间的推移，早已被写入了五 千年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 三 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自由文学？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第二章「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的最 后一段总结性评论中指出：「民间的艺术模式也不仅仅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形 式』，民间艺术本身反映了劳动人民渴望追求自由的美学精神的凝聚，这样一种 生活活泼的人物对应关系和来自民间的开朗健康、爱憎分明的审美语言，产生出 这个时代所能够生存下去的艺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21」 应该说，在「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这一章的起始段中，陈思和清楚地意识到这 股「民间的艺术模式」乃发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而且也 能意识到这种文学样式的某些不足所在。可是，在这里，笔者需要表达出陈思和 所没有表达出的深刻意义，那就是：这种民间文学就其本质上究竟是离自由文学 17

近一些还是离党文学近一些？ 正如我们常常所说的，一个政权的现代性，是不是仅仅以其标榜「人民主权」 和「多数人的意志」就足够了的？同样，一种文化现象的自由性，到底应该体现 在何处，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如果内容上不是自由的，形式的这种「自由」究竟 有多大的意义？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民间的艺术模式」这种「自由」到底有多 大真实的成分？对于上述问题的追问乃是非常根本的文学理论命题，事实上这个 文学理论命题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被指明的政治哲学命题，即「自由 究竟是针对谁的自由？」。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乃是社会关系上的自由，也即那种免受外在政治权力 压制和奴役的自由。就此而言，陈思和所谓的「民间文学」本质还是党文学的组 成部分之一。文学博士代迅在〈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一文中指出：「乡 村文学压倒城市文学，大众文学压倒精英文学，工农大众压倒知识分子，是现当 代中国文艺思潮的重要特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不可 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集中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诉求」，「中国共产党 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共产主义学说与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民粹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杂糅构成了一种新民粹主义，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 要特点……」22 将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引进本文，并以此分析来对照赵树理文学， 我们更能深刻理解代迅这一说法。 民粹主义看似抬高了人民的政治价值，可是作为一种整体主义哲学，由于其 不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不尊重公民权利本身，势必导致对个人自由的肆意剥夺。 陈思和指出，赵树理「始终想绕过新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 作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 18

上起作用』」。在有意识地与新文化传统决裂之后，赵树理甚至本能地意识到，在 农村，对农民危害最大的是那些混入了党基层的领导干部与坏分子。于是，围绕 着这么一些人，为了展现小说深刻的社会冲突，赵树理势必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 对待，如金旺、小旦、小元、小昌等人。23 在赵树理的眼中，党的目标和人民 的目标本质上乃是一致的，他的文学就其目的性而言乃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党 给了据称代表了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赵树理文学以最高的荣耀「赵树理方 向」。通过小说上对政治的这种参与，「赵树理方向」与这种方向所宣称的阶级斗 争学说乃是 1949 年以后中共将继续鼓吹阶级斗争、实行专断政治的一个文化土 壤。即使意识到新生的国家种种不是之处，赵树理也仅仅将治国失误责任推卸给 地方领导人，这种做法其实与中国古代社会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 如出一辙。于是，面对新时期的贪官，小说也完全没有想到用现代社会的法治程 序来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党中央的觉悟了。由此来看，「赵树理方向」乃是民粹 主义与党文学的互相利用、有机结合。于是，文学主动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在当 局的大一统努力下，人性的多样性表现这一文学审美所在似乎也与文学无关了。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限制，赵树理终于陷入了创作绝境。平心而论，面对着同 时代的自由作家（如为自由创作而死的林昭）， 「赵树理方向」到底有多大价值 呢？ 对于持民粹主义观念的作家作品，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有过如下经典 的评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 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任何障碍； 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24，「逐 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 19

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 了」25。我们发现，由于排斥了知识分子精英，鼓吹蒙昧与落后，「赵树理方向」 所煽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和革命后新政权对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明复兴等事业 上的成就不大乃是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述遭遇的惊人再现。 当下中国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自由主义文学的盛起对其有着重要的制 约作用。可是，正如代迅所委婉批评的，那些以中国现代化为目标的自由文学（相 当程度上这些文学也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文学」）同样带有很大的民粹主义 成分 26。民粹主义者由于深刻同情下层社会的贫苦和民族的苦难，在其行动上， 尤其是在政治参与方面，常常有狂飙突进的现象出现。谈及这个问题时，历史学 家朱学勤曾经以鲁迅为例进行论证。朱学勤说：「鲁迅在个人主义的伦理方面， 跟自由主义吻合得比较多一些……但并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不然，他不会加 入左联……我觉得他对人生看透了，有一种绝望感，有存在主义倾向。」27 本来， 激进主义的民粹主义和犬儒主义色彩鲜明的虚无主义是深刻矛盾的，前者狂飙突 进，后者老气横秋，可是，在当下中国，那些激进主义者往往在理想破灭之后一 下子就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加之宗教信仰的缺乏，个体道德勇气的丧失，很容易 摇身一变成为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狂飙突进与老气横秋是个矛盾，看上去 彼此是个老对头，可是它们可以在瞬间互相转化。对此，朱学勤有深刻的认识： 「自由派多，自由主义少，就会在那些大规模社会动员来的时候，街上出现了许 多知识分子，几乎具有天然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上街……但是退潮时，能够 继续坚持政治理念，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就少，亢奋来得快，虚脱也来得快 28。 朱学勤这个说法可以为中国 1989 年前后自由作家的表现所证实。很多相当激进 的自由作家，他们在国内受尽各种打压，可是待历史发展到九十年代后，这些作 20

家或许由于个体绝望，或许由于其它原因，渐渐地与祖国大陆隔绝了，似乎他们 与我们苦难的祖国毫无关系了。只有刘宾雁等少数作家还在坚持，至于坚忍不拔 如林昭者，更是凤毛麟角，其中个体意志与行动的巨大反差，可谓发人深省。 直到当前，大陆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系里的现当代文学师生，他们眼中最伟 大的现代文学作家仍然是鲁迅，竟至有很多崇拜的成分。笔者之意不在否定鲁迅， 而是指出，「反抗绝望」的鲁迅身上带有古代中国士大夫精神，知道什么是「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可是，由于缺乏儒家精神的支配（事实上儒家精神在大陆几 乎已经消失殆尽），同时缺乏宗教信仰（如基督教信仰），鲁迅精神发作于我们身 上，却只剩下了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消极面。虚无主义是犬儒主义的孪生姐 妹，犬儒主义则是支撑今日中国极权体制苟延残喘的思想文化土壤。民粹主义、 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极权主义，以至政治哲学里的「保守主义」， 由于缺乏超越意识和宗教信仰，竟至如此一致地结合在一起，维系着我们这个民 族毫无生气、毫无人性的苦难生活。 极权主义政治著名的批评者乔治．奥威尔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语言是掩盖真实 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所批评的正是现代社会的相 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认为现代性乃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之一。在一个现代性的社 会中，奥威尔坚信自己必须拯救语言的堕落，永远保持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 担苦难的意义上的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29 奥威尔也是这么做的。在他有限的 半个世纪不到的生命历程中，参与过诸多政治革命，最后基于其对共产革命、乌 托邦迷梦的反思，写了不朽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在俄罗斯，《日瓦戈医 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阿利卢耶瓦、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构成了 一个巨大的自由作家群。阿利卢耶瓦面对着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大会一致通过」 21

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的盗窃行为表达了果敢的反对，诗人阿赫玛托娃 誓死也没有离开俄罗斯的国土，她要与她的人民坚持到苦难的祖国实现自由的那 一天。我国伟大的作家刘宾雁也是如此，他客死在美国，可是正如所希望自己的 意愿（「长眠于此的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30）， 他选择了一种有价值的道德生活。 为什么林昭必须以自由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基督信仰为其精神底线？自由 主义思想以及它背后的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在当下中国所要承担的乃是推动 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摆脱虚无、战胜恐惧的心理基础与精神支持。这些作家之所 以能够坚持下去，靠是正是其承担苦难的信念。作家的流亡有两种，一种是流亡 在自己的国土上，那是心灵的流亡，另一种是流亡在异国他乡，随时在为祖国而 奋斗。爱祖国，就要爱她的苦难，就要有面对专制政权追求自由的勇气，而不是 选择一个世俗的异国作为自己的归宿。换而言之，这些人类历史上一流的作家以 其道德勇气克服了恐惧，以其超越意识战胜了虚无，从而确立了一种积极的人生 态度。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自由文学还有一个更为深远、不幸地被今天中国学术界 所忽视的历史意义。谈到中国的历史，相当一部分国人常常误以为传统就是五年 前的专制历史。在我们狭窄的民族记忆中，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文治武功几乎化约 为秦朝的「焚书坑儒」、西汉的「罢黜百家」、唐朝的「安史之乱」、明朝的「宦 官专权」、清朝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让人伤痛不已的事变。就思想文 化而言，我们也仅仅记得主张君主专制制度的儒家和法家，我们忽视了我们祖先 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强烈的追求，譬如孔子对当时的东周政制（分封制）的捍卫就 有今天联邦主义主张的影子出现，明朝东林党人对宦官政治的反抗乃是对专制暴 22

政的一种果敢决裂。由于自身的这种局限性，我们一谈到中国的历史就习惯于说 「中国深受专制统治的毒害」（顺着这逻辑有时却是犬儒主义思维，如中国民智 未开，只适合实行专制制度），我们骨子里总是认为在中国这个国度自由性和民 族性格格不入、传统性与现代性格格不入。 不是说文化保守主义毫无道理，而是说中国的传统本身也是一个变量。1840 年中国进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这长达百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以及在 救亡图存过程之中中国仁人志士的努力，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也好，「党文化 压倒五四精神」也好，是否也构成了中国民族的传统？在笔者看来，无数仁人志 士的奋斗，哪怕胡适当年鼓吹的「全盘西化」、哪怕刘晓波所鼓吹的「再做三百 年殖民地」，都已经内化为中国民族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徐复观，还 是李慎之，都有他们内在的局限性。他们太把旧的一套东西作为真理了。哪来永 恒不变的民族传统？莫非胡适和刘晓波不是中国人？莫非有这么一个神圣的教 条规定中国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划分必须以 1840 年、1919 年为界限？所谓传 统与现代，就文明发展所经历的时间而言，由于人类历史一直在发展变化，并没 有特别明显的区分，更何况 20 世纪中国变化是如此之大。传统只是埋藏在我们 民族心灵深处的一个记忆和对这种记忆的解释而已。如果这种记忆和解释在民众 心中散发出来，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即使是「五四」对「全盘西化」 的 鼓吹，仍然可以被看作我们民族的传统之一。或者说，如果我们超越传统与现代、 激进与保守的刻意划分，我们会发觉对于中国文明的复兴而言，有一个更为广阔 的天空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天空的存在。知识分子的存 在之道不在背诵徐复观的书，也不在背诵李慎之的书。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勾勒 自身民族那些被人遗忘的伟大历史，将这些历史整理出来展现给世人，告诉世人 23

我们的先人曾经这样有尊严地活着。知识分子的价值还在于为民族立法，即使民 族没有自由的传统，也要以自身的努力勾画出民族的自由传统出来。中文系 出 身的自由作家林昭的牺牲于专制暴政之下，乃至中国自由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之 在权力夹缝中追求人的尊严，其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人的尊严、价值的实现和维护，核心途径在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实现和 维护。体现「善」和正义的政治必须以维护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为其宗旨。作为 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标准，文学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它必须 以其区别于政治、哲学等学科的表达方式展现人类生活从而满足人们的审美需 求。可是，文学又与政治息息相关，以致我们很难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与 人类社会、从而也与政治社会毫无关联的文学。即使文学丝毫不去关照政治社会， 政治权力也会以其扩张性侵袭文学的领地。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文学家，他 很难将其文学创作与公共意见做出一种泾渭分明的界限划分。 由于自由文学是一种高度具有公共关怀的文学样式，自由文学作家身上带有 某种政治参与、公共表达的本能意愿，对于自由作家来说，如何区分作为政治活 动的实践者、自由文学的创作家、世俗政治的抗议者这三个不同的身份，需要很 高的处事之道和人生修养。同样，作为自由文学的阅读者，理性区分情感的表达 与政治的操作这两个异质的过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需要宪政转型，宪政 转型过程需要自由文学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促进民众的觉醒方面，自由文学责 任重大。可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自由文学取代不了人们的生活实践，没有一 种文学、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最终独立承担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所有任务。宪政政 治本身上是程序政治、法治政治，尤其是当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型过程之中，在 基本制度的确立方面（选举制、代议制、分权制、联邦制、政党轮换制、司法独 24

立，种种过程，不一而足），需要谨慎对待的立宪过程，靠的是人们的智慧和技 艺。只有精英智慧与大众意志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宪政制度的良性运行。如上 种种问题，都不是自由文学的使命，自由作家对此必须保持专业的敬畏。 注释 1 王若水先生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的「党文化」开始兴盛起来（请参考〈整 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2001 年第 4 期，总第 75 期）。在王先生的启发下，我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乃是「党文学」。由于「党文学」和「自由文学」之间存 在一个水火不融的关系，本文必须以大量篇幅叙述党文学，从而展现自由文学的 存在境遇之恶劣和发展的伟大价值，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刘再复的「性格组合 论」等新兴观点正是以党文学体系为靶子而提出的。笔者特别指出，本文所指的 「中国」，仅仅出于表意上的方便，一般特指中国大陆，即不包括港澳台的、由 中共统治的中国地理区域。 2 「新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5 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 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79 年版，页 684。 3 请参考《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 1 版，页 16、17。 4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 社 1977 年版，页 134。 5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也是从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开始的。这 与文学的性质有关。文学是大众的精神食粮，影响很大，若要进行思想控制，文 学必然是首当其冲的。由此造成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 25

上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文学领域。 6 请参考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 9 月 第 1 版，页 197。 7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文艺运动史料选》第 5 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页 617。 8 请参考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 9 月 第 1 版，页 30。 9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初版于陈思和、李辉所策画的《火凤凰文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10 本文提及林昭而没有提供出处的引文全部出自胡杰拍摄的记录片《寻找林昭 的灵魂》。该片一直以半公开的形式在中国学术界传播，不过笔者目前还不能提 供有效稳定的网络下载地址。 11 可惜后来导致林昭被捕并秘密枪决的两首诗歌至今未能问世，林昭最后两年 牢狱生活中的作品仍旧被尘封在档案管里。 12 转引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 1 版，页 171。 13 关于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请参看吴庸的《1978 年到 1988 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较量》（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4 年第 3 期， 总第 86 期）。 14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影响大并非成绩就大，更非说文学思想深度就高。这与 当代中国的舆论状况有关。那些一流人格几乎为主流社会给消声。相反，巴金是 中共为了塑造出自己「五四之子「形象而推到前台的一个政治偶像。巴金本人是 26

否赞成这样做，笔者我从知晓。我很崇敬巴金，但相对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而 前仆后继的作家而言，这种崇敬无疑是颇为有限的。 15 需要指出，我这里说他们「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并不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这是本文立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否则恐怕这些作家本人都难以认可我对他们 的轻率结论。 16 其具体主张请参阅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 公司 1995 年出版）。 17 以高尔泰为例：2004 年 5 月，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自传式散文集《寻找 家园》；可是高尔泰这套去国之后首次在大陆出版的成套作品，内容也被删改。 18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出版，页 481。 19 同上，页 390。 20 朱学勤，「1998 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原载于1998年12月25日《南 方周末》阅读版，后结集载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 8 月第一版。 21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页 51。 22 代迅，〈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3 年 8 月 号 （ 总 第 1 7 期 ） ， 见 www.cuhk.hk/ics/21c/supplem/essay/0305062g.htm。 23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页 41。 24 （法）托克维尔，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8 月第一版，页 176。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