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st Century magazine <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被批判。从而制造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 《人民日报》更是无所适从。作为「文革」发动的重要步骤──江青主持的部队 文艺 6 月 1 日座谈会，透露其精神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 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也是在其它报纸发表后《人民日报》转载的；收录毛泽东准 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首先在《解 放军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种一心想紧跟风向，又不知风刮向 哪里的状况，直到 5 月 31 日下午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在《人民日报》「搞了个小 小的政变」，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第二天，即6月1日，杀气腾腾的《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冲锋号， 《人民日报》从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 注释 1 陈绍畴、刘崇文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1996 年，第 368 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534 页。 3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是反冒进的一篇重要社论，也 正是这篇社论后来遭到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为之作检讨。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3-314 页。 5、8、13、14、15、16、17、18、20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 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第 48 页、49-51 页、第 72 页、第 136 页、第 141-142 页、第 140-141 页、第 145 页、第 149 页、152 页。 11

6 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第 190 页。 7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第 64-65 页。 9 顾行、成美《邓拓传─一个毕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人》，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第 79-80 页。 10、11 张帆：《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 1999 年，第 256-257 页、第 260 页。 12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 1999 年，第 47 页。 19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5 页。 贾艳敏 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 史 12

关于中国 1949 年以后历史的看法 ⊙ 王申酉 编者按：王申酉 1976年9月9日被捕，1977年4月27 日被枪杀。这是 他在狱中所写的「供词」，原是给他女朋友的信的回忆。 供 词 王申酉 1976年11月18日 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看法 当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获得全国政权时，它所面临的国家是一个经历了长 期外战与内战、政治上分崩离折、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在战争中把国家搞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毁灭破败的边缘。从经济形态分析，国民党 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

展。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 10%，其余 90%以上 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区，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宗法经济的束缚中解放成为一群小私有者， 但在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因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还十 分需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扫清道路。建 国后三年（1950-1952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 当时的情况，诚如刘少奇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的时期。所有实行的资 本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都获得成功，并确实大大恢复了国民经济。镇反和肃反运 动对于肃清国民党残余破坏力量，巩固新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高、饶的党内分裂活动也没影响历史大局。 1953 年开始的互助组和 1955 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根 据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质条件的，那就是生产 数据的高度集中，生产、流通和交换、分配的高度社会化，大工业占领一切物质 生产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非要 等到最后一个小生产者被剥夺掉生产数据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无产阶级可 以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先夺取政权，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 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 发展，通过大生产表现出来的五大优越性对其他小生产者起示范的作用，从而使 广大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 生产数据、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在《法德农民问题》及其它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这个思想， 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也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作了论述。 2

刘少奇在 1954 年一个批示中曾提出当时实行合作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农 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我很难知道，合作化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否成熟，但搞 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对的。总之，党内就合作化问题是发生了争论，但意见很快就 统一了。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 是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力量发动的 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经济变革。毛主席亲自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写了许多批语，具体领导了这场有深远历史 意义的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久，民族资产阶级既然随着农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而被割断了城乡的资本主义联系、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被控制，在 1956 年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 的胜利。就在 1956 年中，召开了八大，全国一片欢腾，满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 望，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以及其它 80 多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出席了中共八大。总之，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 使以后经历了近 20 年的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 了。 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苏联实际经验 的指导和物质手段帮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发展，也使以后经历了十多年国民经济 的破环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怅惘的情感。我正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 时期开始懂事，对当时祖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多少有一点大致的感性认识。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 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 3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 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 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 极关键的一年。 1958 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在农村，经过了三、四 年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社（初级社和高级社）正在巩固之中， 在生产上实行集体协作劳动，在分配上从按土地分红过渡到按劳力分红。实在说， 由于绝大多数农民还采用原始的、简单的劳动工具进行手工劳动，而且工业还远 不能大规模地提供农业机器给农村。而农民阶级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 活惯了，无论在生产经营上、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因此， 可以想象，合作社经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真正固巩起来。列宁说 过，只有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巩固基础。在原始的镰刀铁锤上是不可能建 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在当时，应高度发展城市大工业，提供足够的农业机器， 对农村实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使农村的生产力性质真正适应合作社经济的生产关 系的性质。但是毛主席当时却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 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 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办法。从经济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 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 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算连公社 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 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家庭经济也取消，货币经济 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 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景象。 4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甚么都好办了。 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 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 1957 年的 535 万吨发展到 1958 年的 1,070 万吨，到 1959 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 1,800 万吨，但其它部 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国 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甚么呢？ 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 1959 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 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 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 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 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 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 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 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 拚着这身军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毛主 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 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改派 林彪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 去。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 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 起了浮夸风，甚么稻米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 5

事，因此不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像一匹 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 1962 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 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 1957 至 1962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 1960 年起甚至再也无 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 胀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甚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 这里要提的是 1962 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 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 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 有林彪为他说话。 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出 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 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临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 是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 经济方针，并规定 1963-1965 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 1966 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 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 顾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 总只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 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 6

一些问题。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 特别介绍了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 想，如果他在 1958 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 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 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 1957 年带上的右派 帽子。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 至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 内外民主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 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 毛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 他是仍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 误，并要各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 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这里就使人想起列宁了。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搞了很短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 措施，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受损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来，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 策来挽回局势，而且在好多中央的、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上向群众公开承担自己的 责任和错误。这不但没有损害列宁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历史学 家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内战十分激烈，搞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是 有客观的历史要求的。当时工业受到十分严重破坏，极少可能有足够的产品去与 7

农民交换粮食，为了维持战争和工业生产建设，多少要强制地采取征集制获得粮 食，因此历史会谅解列宁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 1958 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 建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 提供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 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 特别在 1959 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 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评价在 1958 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 1963 年开 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人想起苏联 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备条件进攻资本 主义。我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也不能不采取 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如「三自一包」等，这归根究底有利于资本 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一旦经济恢复过 来，搞社教运动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攻也同样正确。只是刘少奇的目的是进一 步整顿由于三年经济破坏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经济瘫痪状态，消灭城乡自发资本 主义的势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由于周恩来总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 因而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他们早晚也要打倒总理的，只是经过几次回合没有成 功，后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评《水浒》时才公开打出信号。林彪在主持了军委工作 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为未来的党内斗争作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你我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对于运动的发展 8

过程就不必多谈了，我所要着重谈的是从理论上粗浅地勾画一下这场运动的历史 背景、经济根源。既然，党内大分裂的最近渊源出在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 身上，文化革命的导火线就由江青出马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物色到姚文元在《文汇 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来。此文由毛泽东指明，好处在 点了吴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在 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此文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彭真搞了 1966 年的二月 提纲，只把这件事纳入学术范围讨论。北大文科起劲地翻阅上千万字的海瑞资料， 没有想把事情闹到政治问题上去。碰巧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无梓在 1964 年秋 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有矛盾。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 轶欧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 日贴出了《陆平、宋硕、彭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 些甚么？》的大字报，把火烧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康生 在 6 月 1 日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于是文化革命拉开了序幕。我起初对 这场斗争性质认识极模糊，以为不过是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并用它来思考事情的本质后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归根 究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争论 的问题的焦点仍在于那个老问题：甚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何种途径达 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 质区别。 毛泽东在 1965年5月7 日在写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 体、形象地描绘了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 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 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 9

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 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 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 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不过根据现时 的实际情况，这种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只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内部的生产数据与生 活数据多半是采取实物形式分配的。毛泽东在信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 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 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 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 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唯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来 源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结果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 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 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 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 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 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 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是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要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但那是要有物质 基础的。恩格斯曾指出，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 要的生活数据外只能提供微小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 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 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大事以及 10

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人之间的大分工。 恩格斯进一步补充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 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生产率中得到说 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时间来 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等等。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 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 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 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极其天才地指出， 人类的分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历史作用。他指出人类的集体劳动并不 一定会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只有借助生产工具的变革，由协作、分工、手 工业、工场手工业到利用机器的大工业，才会使生产方式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在 这时，集体力量的总和远远超过个别人单独劳动时的力量的总和。历史的辩证法 在这里也发生了伟大的作用；为着达到消灭人类的分工，刚好需要先实行最大规 模的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各种经济形态的交替刚好标志着人类分工 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过程要直到共产主义才向相反方向变化。 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分工是否要取消的问题，而在于取消分工的历史条件 问题。我想谈谈在中国现时历史条件下，是应该取消分工的时候了吗？ 恩格斯在上面的教导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自己的必要劳动」的说 法，既然「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般也以农业消费品看作为必 要的生活资料。有一个常识：中国的人口有 80%是农民，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 四个人养活五个人，或者说一个农业人口只能提供满足四分之一个人的剩余产 11

品。而再看看世界上其它国家吧，苏联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说 可以提供满足二个人的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十几，日本的粮食 自给率约 80%多，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五至六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 美国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五，可以养活全国，同时又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 大卖主，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二十多个人的剩余产品。以上的数字并不精 确，但不会有大的出入，至少对我所述及的问题足够了。 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中最基本的是农业劳 动，这是其它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最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把大批人力、物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才能大规模从事其它部门的劳动，再 能进一步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如国家管理、科学与艺术等等活动。像美国那样 的经济活动中，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可 以从事其它活动（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非物质生产活动）了，但我们从来没有看 到过有过丝毫迹象，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 相反，分工在进一步发展。更不要说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了。任何一个正视现实 的人都可以看到，随着更复杂更大型的生产工具、设备的出现，随着更大规模生 产组织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要求人类 更日益地发展着分工。甚至在非物质生产活动中，在脑力劳动中，人类的分工也 在飞快地发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可以同时成为哲学、文学、 自然科学的权威。但是现在，在无线电科学这样一个狭窄的自然科学领域里，一 个人也远不能穷尽全部知识，仅仅例如其中天线这样一个专门题目也足够一个人 耗费他毕生的精力了，甚至个别人还无法在这个专题上赶上全世界一日千里的迅 速发展。 12

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创造，是 1958 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二参一改三 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 术人员三结合。在这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是不太困难的。这里不谈了， 只是顺便提一下。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 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当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谈的看法为标准，而是 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判断，而是根据一贯的言论、著作和 实际作为。在林彪的指示下，叶群、吴法宪在江省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搞了一个 典型。（正是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蓝图的实际例子），在 1967 年中起作为样板向 全国推荐，其中特别宣传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顾阿桃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 型。 如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只限于书面的概念，不接触现实社会，那么只会变成学 究书呆子，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当时，我还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 确性，根本就不懂。但预感到叶群搞的那个样板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缩影。 为了能先接触、适应一下这种社会制度，就主动报名与班上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 起去洪泾生活了半个月，实地体验生活。现在，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回顾这 些日子的见闻，是很有启发的。那里的社员们一天到晚在搞斗私批修，无论同访 客们作的大规模讲演还是生产队会议，甚至在家庭会议上，都在搞斗私批修。所 讲内容无非是头脑里产生了私心，如何通过学习，即林彪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 了革命」后「立竿见影」，战胜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贯鼓吹精神因素 第一的政治骗子。在他看来，「一担粪，是挑在大田里，还是自留田里」，这意味 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他看来，只要在人的头脑里强制灌输某种 13

道德教条，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 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 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 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 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 任何物质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究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 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如 果说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质利益，那么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谬论 只能从原始的基督教义中寻找根源。顾阿桃是个文盲，连字也写不来，据说原先 是个充满私字的普通社员。后来在叶群等培养下，用图画来表达自己斗私批修的 情况。可见，林彪的教义只能从最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微弱的基础。而后来林 彪一倒台，顾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对于经济关系变革的观念，他在上层建筑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1968 年 1 月从上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军事专政，基本上类 似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与此相对立的是另一条路线，这就是 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的形成条件。在马克思时 代，认为像英、德、法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最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里，社会主 义革命的条件最充分。后来到了列宁时代，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只 能在资本主义环节最弱的地方即俄国发生并能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苏联社 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规律已发挥尽历史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比俄国更不成熟的条 14

件下，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尽历史作用，它一 定会以各种形态起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承认 这种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规律，引导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有益 的作用，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服务。 现在，无论甚么人，至少在口头上都承认像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 只要社会生产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规定：商品价值 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交换以等价进行。这样社会生产要得 以进行或扩大，就必然要进行价值的经济核算，生产的成功与否要以利润为标志。 在分配方面，必然要采取按劳取酬、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如果分配采取平均主 义，那么意味着劳动效率低的人剥削效率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价值规律是 充分起作用的，这样，使生产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各个资本家在生产中获得的 利润率通过价值规律的盲目作用趋向于平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限制价值 规律的作用，利润的高低不全是由经济运动自发造成的，而是通过国家对收购、 消费价格的有计划调整来趋向于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 用，减低收入的差别，但不消灭这种差别。决不应像现时我国实行的那样（如青 年工人或农场场员的收入几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 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志，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 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产数据的不断集中，生产方式的不断社会化，商品市场在全国甚至 全世界范围的扩大、分工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切生产部门包括 农业生产都采用大机器大生产、农业人口不断地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劳动人口 15

不断地相对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历 的过程，都必然应该在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发 生，而且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地发展。在中国怎么样呢？正视现实的人都 能作出令人悲观的结论。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后，迫不及待地制 定了一系列方针、制度，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 召开全国托拉斯会议准备大搞托拉斯企业等等措施，都无非为了一个目的：让价 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 历史都会作出肯定的结论。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除了采取过前面谈到过的资本主义性 质的经济措施外，还曾提出过其它一些更为教条主义者惊讶的主张。例如，西方 资本主义企业发明了泰罗（F. W. Taylor）制，通过对工人在机器操作过程中的 动作分析，建立更加严密的生产规章制度，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一方面指 出这种制度加剧了资本剥削的强度，但又提出要在苏联企业中学习其科学的因 素，为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率服务。另外，列宁甚至提出向帝国主义租让一些企业 和矿山，借助帝国主义资本来开发国内的矿山、建立企业等。至于对资产阶级学 者、专家搞高薪制问题，列宁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党纲讨论会议上，强调 了党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到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 时代，上述措施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其它不少扩大价值规律作用的措施。结果， 一切历史学家无法否认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执政下，苏联的国民经济总值 从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更巩固强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中某些固有规律从来没有停止、也将继续在苏联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 16

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产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 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 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 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规律在社会主 义社会里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正是需要这样考察的问题。我从一开始粗浅介绍 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简略介绍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 又介绍了中国历代经济形态的演变历史过程及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相应变革的 历史过程，又谈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对立派别斗争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性 的叙述虽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为了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来为考察现实服务。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 社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段 没有甚么大分歧，在 1956 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 1958 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 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 也许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甚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 达到社会主义？ 17

胡风事件五十年祭 ⊙ 周正章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 阿 垄 一 1955 年 5 月发生的胡风事件迄今己整整五十年。在历史尘埃早已落定的今 天，这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参与者和许多受难者大多己远离我们而去，而遭殃 及的健在者也都是耄耋老翁了。但是，这个事件留下哪些特别内涵值得我们长久 记忆呢？对这个悲剧本身灭难性的规模、影响、意义与走向及其前因后果，我们 能做出今天所能认识到的回答吗？我以为，我们如果把胡风（1902-1985）事 件放到涉及毛泽东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 这个事件的密码。 胡风事件所起的历史作用，较之前所发生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知识 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乃至对「高 饶反党集团」的批判，从历史链条的环节上看，都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以后 历次实际政治较量的操作中，唯有胡风事件一直被作为开展政治斗争的「惊堂木」 的警告符号，而贯穿于中国政治风暴的全过程，直至这场风暴完全平息为止。 80 年代为胡风冤案的平反，竟历经三次（1980、1986、1988）才最终彻底平 反，这也是全国所有冤、假、错案的平反中唯一的。综观全局，胡风事件的独特 意义，由此也得到了突出的显现。 1

毛泽东晚年曾高度概括自已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倒蒋介石，二是发动 「文革」打倒自己身边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毛的原话，大意是：一生做了二件事， 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 1950 年 3 月，对 于刘的不满，毛意欲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受刘的搁置时就初有端倪了。虽然毛 与刘这次政治较量声色未露，其内心郁积的愤懑，迟至 1967年4月1日，才 通过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的发 表大白于天下，但事情的发生，则早于胡风事件五年之久。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 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份子」时说：「甚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 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82 页）毛这里把无职无权的、当时连工作岗位都尚未 确定的一介文人胡风，列于一连串曾经显赫过的人物之首，绝非偶然。原因何在？ 在于毛潜意识的未来的棋盘上胡风事件还要派上更大的用处。胡风事件搞定后， 无论对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还是开展所谓「对敌斗争」，其实际的功利主义价 值，都不是这些显赫者的效应可以比拟的。 二 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建政后，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扩大了的「苏维埃」，不断 开展斗争，继续革命巩固政权，几乎已成新政权一切工作的全部目的；而斗争锋 芒在扫除了正面之敌对势力蒋介石及其残余势力之后，则愈来愈转向内部「敌对 势力」的寻找与搜索。毛亲自发动了：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继而是对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再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又是以自由主义 2

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两个由「点」到「面」的回合中， 基本上止于思想斗争，没有涉及到对具体当事人如编剧孙瑜、主演赵丹、红学家 俞平伯等的人身斗争，更不必说对鞭长莫及、远在美国的胡适了。但这些都只是 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前导，都还不具有强烈的政治警示作用；而这一具备特殊 政治指向的斗争工具，还有待于不断展开的运动的动向中去寻觅、挖掘或随机捕 捉。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 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 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一 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作出思 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 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 达到让斯文扫地，从思想到行动绝对服从中共及其最高领袖的目的，几乎到了要 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不得 不纷纷缴械投降的、以对毛顶礼膜拜为核心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共及其领袖毛 的威信与权威在全社会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被动的与主动的、真 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到了 1954 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合格检讨 书始终未到。这就是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认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年 起，就是以共产主义者的为人道德约束自已」（〈胡风致熊子民〉，《胡风全集》第 九卷第 599 页），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者，感觉没有甚么好检讨好改造并拒 绝检讨的胡风。即使 1952 年 9 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3

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 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 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 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 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都带 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了；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 汉子了（见笑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2002 年第八期）。 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抵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时任文 艺界「奴隶总管」的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主人毛也芥蒂于心呢。 1945年8月28 日，毛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胡风曾三次 见到毛：一次 9 月 4 日，由冯雪峰陪同在曾家岩五十号欢迎毛的舞会上，仅握 手略略交谈几句走了过场；一次 10月8日，是在张治中欢送毛的有五百余人参 加的大型鸡尾酒会上，似未直接接触；一次 10 月 11 日，是在欢送毛回延安的 九龙坡机场，「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 （《胡风自传》） 其实，早在1938年3月，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十期上发表过〈毛 泽东论鲁迅〉。这是毛于 1937 年 10 日 19 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的首次发表（同天，胡在武汉各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 上，被推为大会主席）。这是两人在两地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文字之交，又是共同 感兴趣的话题，本可引为谈资的；但在晤见时，经过抗战八年的烽火，似乎都淡 忘了，连一句寒暄的客套话都没有留下。这三次不冷不热的见面相识：虽然从胡 的方面说，显示其在高层社交场合多少有点腼腆、矜持的书生本色；但从毛的方 面，与其说是疏忽、不在意，不如说是有意的冷淡。因为这次会晤之前，毛对胡 4

产生的芥蒂早已深藏心底了。 但，毛这次与胡的会面，对其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他终于把久闻其名的胡风，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展露锋芒的、在鲁迅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 线问题〉中作为焦点人物出现的、与自己一同列名于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在延安 与周扬以及徐懋庸等从上海来的文化人的交谈时屡屡提及的、只是见于书面文字 或耳闻的胡风，和眼前这位零距离接触的、与自己身躯一般高大的、显得矜持而 书生气十足的胡风联系在一起。在表面冷淡的背后，毛在内心对胡却是「十分重 视」的。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与蒋结束〈双十协定〉后从重庆抵达延安，即指 派与他同机往返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第二天再飞回重庆，专程调查重庆左翼文化 界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胡风问题」；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机场看见了胡， 触动了毛的政治「灵感」也未可知。这个安排，自非寻常。胡乔木飞回重庆后， 约见胡风两次，在文艺理论上硬是谈不拢。后胡乔木又通过胡风约见舒芜，就舒 在年初由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的〈论主观〉、〈论中庸〉两文的哲学问 题，在 11 月 8 日、9 日，激烈地辩论了两个半天，胡风始终在场，未置一词。 胡乔木概括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 《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参见《百年 潮》2004 年第十一期第 41 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刚刚召开过 的中共七大，在党章中已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标，在延安所及 的范围内，包括重庆的左翼文化界，对此已是一片称颂赞扬之声，认识的统一， 已到谁都不容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地步了。而此刻的毛，通过自已的政治秘 书胡乔木，直接了解到胡风的观点与态度，如上所述，只能被认为是冥顽不化了。 5

胡在文艺理论上，与毛的文艺思想的分歧与冲突，在 1945 年后，愈来愈趋 于明朗与尖锐。远源于 40 年代初，由于胡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坚守，并因逐步形 成由自己为核心的「七月派」，及其同仁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呼应，胡愈 发不屈不挠。用鲁迅生前曾经批评胡 「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答徐懋 庸〉）的话说，是不是愈来愈「严重」了？ 1940 年 10 月，胡风在重庆发表长达五万余言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 对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民族形式」的论争，作了像别林斯基似的「鸟瞰」：对 延安与重庆两地的论争参与者，如郭沫若、潘梓年、葛一虹、光未然（张光年）、 叶以群、胡绳、罗荪、巴人、周扬、何其芳、黄芝冈、田仲济、陈伯达、艾思奇、 张庚、向林冰等，一一点名批评。用周扬后来的话说，胡把左翼作家批评尽了， 是反对民族形式的（胡风同仁在 40 年代办的好几个刊物，都承传了胡这个毫无 忌讳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的作风，被得罪的作家不在少数，这里不一一列举。 但这却也为后来的胡风事件的一哄而起，上下互动，在客观上预设了「干燥的柴 火」）。这些作家大都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要建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 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并以此为中心议题展开的。胡 的基本观点，民族形式不是民间形式，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的新文艺形式为 民族形式，因为它是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是不能也不该倒退到复古主义 的民族即民间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个理论虽然可从列宁的每个民族有两种文化的 思想找到根据，但中共高层的观点是「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 可分」（中共宣传部致电董必武），当时的中共，要宣传、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千 百万群众投身革命与战争，亟待确立以民间形式为主的民族形式以教育之，这就 6

不能不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40 年初毛关于整风运动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作为政治学习文件传到重庆左翼文化界，其反对教条主义的实 质是批倒在延安的王明的代名词，而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 陈家康等则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颇有点「离经叛道」 的观点。胡风又着文引申为反对国统区左翼文学界的教条主义，与延安反对王明 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成了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严重关切， 1943 年 11 月 22 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 〈致董必武电〉对此提出严厉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 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 XX 论民族形式，XXX 论生命力，XXX 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董必武当即按照组织原则从事，迅 速作出纠正，乔、陈当然也只得接受党内批评。乔、陈虽与胡交往不疏，或许碍 于纪律似并未将内情告之，而胡仍浑然不觉；或许胡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继 续我行我素。1944 年 7 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讲 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拘泥」地认为这只是 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自以为本于马列经典，是没有甚么错误可言的。 1945年1月，如上所述，胡在《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遭到左翼文 化界非议的舒芜的〈论主观〉，还有后来的舒芜的〈论中庸〉，引起了毛对胡的严 重关注，是顺理成章的。 胡虽然 30 年代初已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但却只心 甘情愿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还不适应时至 40 年代该以毛泽东思想即中国的 7

马克思主义这个公式为本体的事实，并认为在政治上与中共为「同路人」，在文 艺上自己可以有独立见解，这也是胡风所服膺的鲁迅的观点；在毛看来，一切问 题都从属于政治问题，并不存在甚么理论、学术、文学等可以游离于政治问题之 外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胡只是「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尚不甘心服膺于自 己理论的、时不时还要中共（通过周恩来）提供办刊物经费或道义支持的一介文 人而已。不屑还来不及，热情更谈不上了。 这次毛泽东与胡风见面后，毛很快从军事上、政治上，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 与国民党的最后决战。处于日理万机状态的毛，不可能对胡的文学活动多所关注， 但反映到中枢的几件事，则很可能进入了毛的思维之中： 一、1948 年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发表了党员作家邵荃 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讲话〉的对 立。这显然是一次中共组织的、清算国统区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犯了右的错误， 强调了民族团结，放弃了阶级斗争，以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举措，当然也是藉 以进行政策调整的举措之一。胡风则以长达十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 批评； 二、1949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出席了大会。7 月 3 日，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有句「只准自己批 评任何人，不准任何人批评自己的歪风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应该为我们有思 想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不取」。7 月 4 日，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 的革命文艺〉报告，其中有「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 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这一部分，是对胡不点名的批评。胡是茅盾报告起 草人之一，因有异议而未参加，这符合胡的性格。茅在报告后的《附言》中注明 8

「胡风先生坚辞」，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因故」或「因事」之类的托词，其不合 作的态度显得很触目。7月6日，毛「突然」亲临大会，发表简短的「欢迎你们」 的讲话即退场而去。郭、茅的报告，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各路英雄 好汉团结会师的一片欢庆声中，夹杂这「不谐」之音，恐非毛过目不可，而胡的 「表现」毛当了然； 三、虽然 1951 年 1 月胡乔木约见胡、12 月周恩来约见胡，1952 年 4 月 周扬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胡 30 年代左联盟友，后被胡 案株连）陪同下访见胡，周恩来、胡乔木、周扬这三位毛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 对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党」提出批评，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 四、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 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 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 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 216 页）。 如果说胡在毛的心目中，1949 年前还只是芥蒂，1949 年后那就是桀骜不 驯了。 1954年7月，胡的检讨书没有等到，胡的〈三十万言书〉则到了主人的手 中。 三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对于胡而言，是不愉快的。但是接踵而至的不愉快， 则使胡一步步陷入层层迭迭的痛苦郁闷之中。但胡也是坚强的、豪迈的、欢快的， 以诗人的气质憧憬未来是美好的。在 1949 年开国大典后，他即天才地写下了「时 间开始了」五个大字。这个绝妙好词，无疑气势澎湃地呼唤着一个「新」的时代 9

的开始，这首长诗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激动了那 个时期的许多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胡风说：「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当然，不 包括大量仍存在着的、处于中间状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甚么「时 间开始了」呢？历史的实际走向，与胡缺乏深厚历史感的预期是大相径庭的。不 是历经无数苦难后的中国，走向科学、民主、繁荣、昌盛的「时间」开始了，而 是十月革命后在苏俄曾经经历的、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继续革命」将在中国 展开的「时间」开始了。鲁迅在〈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醉眼」 中的朦胧〉，乃至〈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屡屡从呵护文学家的角度早 已点明了这一点（见拙作〈鲁迅话说：「假如活着会如何？」〉，《南京作家》2003 年第四期）但「世故老人」鲁在 1934年4月30 日给曹聚仁信中说过：「倘当 （旧政权）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鲁还对冯雪峰说 过：「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则以「那弗会， 那弗会！」答之（见李霁野〈忆鲁迅先生〉，鲁对李转述这话的时间是 1936 年 4 月 22 日或 24 日。笔者按）。不过当时，鲁可能没有亲口对激进情绪较曹、李要 浓得多的胡风说过。或许鲁对胡说过，而胡恐怕也会像冯雪峰一样认为：「那弗 会，那弗会！」 此刻的胡存在着好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1949 年开国大典后，11 月 20 日，诗人胡风在8月1日刚定 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乐 颂〉，对毛的礼赞应该说是真诚的，邵燕祥对此解释「诗难作伪」。长诗近五百行， 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对此并不领情。因为有 个显著的事实，似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紧接着的长诗第二乐章〈光荣赞〉就不 10

能继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被挤到《天津日报》上去了。接下来合计长达 四千五百行长诗的五个乐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 颂〉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只得先后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出版公司两家 私营出版社出版，几乎都是胡自已操办，「组织」并不沾边；批评长诗的文字却 接踵而至，搞得书店积压卖不出去。照说歌颂中共及其领袖、革命及其历史、人 民及其英烈的作品，在这举国欢腾之际，按照常理是没有人敢从中作梗的，也不 应该发生这样的事，但毕竟还是发生了。解开这个误区之谜，还是鲁迅这句话说 得透彻：「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 『思不出其位』。」（《膈膜》）而一介文人的胡，却以为自己是政协委员，成了人 民的代言人，真的当家做主人了；其实，在主人看来还是身属「奴隶」的「另册」。 言议固然是「违抗」，妄自颂扬也是「迕逆」。胡投入这么巨大的创作热情，碰壁 多多而不屈不挠，就是要赢得读者，获得成功。从胡来说，似乎要以创作实践来 表明，自己并不存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的「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 就要拗这股劲，不是理论的理论。在主人看来，任何没有「思想改造」好的作家， 都必定有一个「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胡风，还有路翎后来的再好的创作 都必须打下去，表现得再顽强，获得读者再多，主人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饭桌上 也不缺这盘菜，也要拗这股劲，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据 1949 年 12 月 14 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 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谁是胳膊谁是大腿，较量的结果，当不言 而喻。 误区之二：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周扬的一手遮天。1953年1月、2月，《文 艺报》连续发表代表主人观点的党员作家：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 11

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前者由《人民 日报》转载）两篇来势凶猛的文章。面对迎面而来的还有背后杀出的舒芜反戈（这 个舒的反水，将在第四节具体论述，此处恕不枝蔓）的强大压力，胡不仅没有任 何讨检，也毫无妥协之意。胡始终认为，是周为了 30 年代文艺理论论争与「两 个口号」论争的恩恩怨怨，而对自已泄私愤图报复，甚至相当主观地认为，机械 论统治中国文坛二十年的局面都是由周扬造成的，这未免过高估计其能量，忽视 了对本质的思考，并未真正认识清楚毛与周的主仆关系。或者说有时清、有时欠 清、有时不清，总的来说还是模糊的。作为主人的「文艺奴隶总管」周扬的恶劣 的因素当然不能排除，必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文章都搞到《人民日报》 上了，其中有多少是主人的意图更不可忽视；主人对待〈讲话〉不容任何人置喙 到了甚么程度，对胡而言也是个未知数。周在执行毛的文艺方针时，不可避免地 挟带「私货」：一般不可能是公开的，而只能是隐秘的；一般不可能是全面的、 根本的，而只能是有限的、非本质的。尤其是毛处在上升时更是如此。胡虽然被 誉为「中国的别林斯基」，对俄国与苏联文学颇有研究，但对苏俄为了配合政治 而贯彻其文艺政策，整肃诗人与文艺家的历史似欠缺关注。虽然他也时时感慨「我 们这个社会太老了」，但对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兴文字狱的历史缺乏研究。鲁迅 有不保存书信的警觉，而胡风就没有。胡曾说：「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 就早晓得要下雨的」的口吻虽然酷似鲁迅，但对鲁迅关于古今中外历史的深刻洞 察与理性洞穿，则缺乏领悟。故，胡以书生意气率性而为，挑战高层当局，宁为 玉碎，不为瓦全。勇气固可嘉，精神固可佩，然以卵击石，实可叹也！ 误区之三：1954年2月，真是无巧不成书。此刻万般无奈而又郁闷的胡风， 读了报纸上公布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实这是中 12

共解决了「高饶集团」并未点名批判高饶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在全会上不点名 严厉指责高饶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 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 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里所指「把自己所领导的地 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的措词，原指高饶，当然也带有普遍性， 而胡联系到自己总是受周扬挤压的实际，把周扬拿来对号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 扬；以为是解决自已与周扬矛盾的最好时机来了。胡风遂于 1954 年 3 月至 7 月，并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协助下，三个月足不出户，全力以赴地 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7月22 日，通过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递。在这份〈三十万 言书〉中，以天下为已任的胡风，对林文、何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反驳，并把矛 头直指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还对文艺工作如何运作，踌躇满志地发表了意见。当 次年1月14 日胡向周扬提出，不要公开发表〈三十万言书〉还要修改时，己经 由不得他了。这正应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何况三十万言呢！ 文人通常容易犯的望文生义的、十足「书呆气」的低级错误，得到的却将是几乎 要被「杀头」的罪名；胡周围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竟也无人识破或点 破〈决议〉的真实内涵。连这样大路货的「机密」都无从知晓，足见其对情报工 作的闭塞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文人凭借并不高明的政治直觉而错误判断罢了，哪 能扯得上甚么「美蒋特务」呢！可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里却一再宣 称甚么「窃取党内机密文件」云云，那只不过是为了「做一点文章进去」的「文 章」罢了。 误区之四：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 13

写信，严厉批评「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 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并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质 问《文艺报》编者〉，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时，政治上幼稚而又主 观与过敏的胡风，以为是自已的〈三十万言书〉中有对《文艺报》的批评发挥了 作用；况且胡在此之前早就称，阿垄、路翎是受《文艺报》压制的「小人物」， 其措词与毛不谋而合，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呢。于是在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8 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胡风两 次发言，把受《文艺报》压制的路翎、阿垄和受《文艺报》压制的李希凡、蓝翎， 都作为「小人物」的新生力量联系起来，向主人当时还认可的论敌、《文艺报》 的上级主管人周扬猛烈开炮！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的、周扬 在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 间的分歧」，把批判重点转向胡风！！胡到这时才提起笔来写〈我的自我批判〉， 但己经迟了；主人已被激怒，也是可以理解的。1955 年 1 月 24 日，由毛签发 的〈关于组织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已 决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己告一段落，对胡风派思想的 批判己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万同林着：《殉 道者》第 308 页）。 误区之五：胡三、四十年代在武汉与重庆先后办《七月》与《希望》杂志， 周恩来在道义与经费上都曾给予支持，甚至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其安排工作， 帮助解决生活待遇问题；即使 1949 年后，也还保持着与周的通话渠道。按理说， 在民主程序健全的情况下，位居第三位的周在中枢是有相当发言权的。其实，据 有关历史资料，在延安整风后，确立了毛的绝对领袖地位，红太阳已经升起，周 14

经过批判其「经验主义」好不容易才让其过关，周对毛早已只有臣服的份儿，失 去了共事的「同志」关系。胡对毛、周的实际关系的了解并不真切。周对胡保护、 支持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已与重庆独当一面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周虽然对 胡多次说过，有甚么意见，可以写给中央参考的话，也只是一般反映情况之类的 意思；周同时也多次告诫胡：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这来自周 亲身体验的话胡竟听不进去。而胡可能觉得中枢内有所依仗，竟一出手抛出这么 尖锐的、要根本改变整个文艺界现状的 「三十万言书」，这恐怕连周都会感到意 外，很可能还未遇过呢。而主人的底牌，似未必透露给曾领导过胡的周公。一个 明显的例子，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 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当天，周接到胡 风电话，胡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 三稿，「这里面肯定有鬼！」胡的稿子原是交《文艺报》发表的。周马上打了两个 电话，先给管《文艺报》的周扬、后给管《人民日报》的邓拓，核实清楚后，指 示《人民日报》既然搞错了，要发篇检讨。邓拓决定照周恩来的指示办，并责成 经手人袁水拍起草检讨稿。袁求救于周扬，周将袁水拍、林默涵、康濯邀至家中 商讨对策，感到棘手。结果，周扬决定绕过周恩来，直接去请示毛。周扬领了最 高指示回来后，即向在周家中等候消息的袁、林、康宣布：「主席说，甚么二稿 三稿，胡风都成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 民日报》的重排。」周扬还向《文艺报》的康濯透露一个「秘密」：「主席讲，胡 风是要逮捕的。」（见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 年 11 月 4 日、18 日《文艺报》）周扬轻而易举地把周恩来的「指示」给予纠正，恐怕连给周恩来 的招呼都可打可不打了。打招呼者，毛也。而周恩来对胡风三天后的5月16日 15

深夜，即 17 日凌晨，将被逮捕的「机密」还不知情。否则，他去发那个要《人 民日报》检讨的指示有甚么必要呢？这绝不是这位以干练称着的政治家所为。据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 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此刻的胡风，己经在几小时之前，进了班 房了。 误区之六：胡在重庆文坛上声誉颇隆，己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 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着《胡风传》），这些桂冠对胡而 言是荣耀的，也是胡在中国文坛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积十多年辛劳与奋斗的结果； 然而，也是以胡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得罪许多作家为代价的。在民主健全的国 度，这是不可能成为文艺范畴之外的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尤其是 「鲁迅传人」的称号，负面效应可能更大，虽然胡一般并不以此自称，但一旦较 量起文艺论争，他都难免表现出浓厚的「鲁迅情结」。胡风的悲剧，就在于他只 关注前台的「奴隶总管」，误认为并非是其背后主人的意图，而对「总管」与主 人的关系以及主人的意图、意愿、意志则缺乏清醒的认识与了解。甚至当胡认为 「董事会」即中共政治局内对文艺问题不懂都是外行时，其实，他自己却也并不 懂「董事会」对文艺问题的运作与判断，将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 经验，并根据巩固政权的「利与害」的需要作出政治功利主义的决断，是不可能 着眼于文学理论的「是与非」与艺术问题的「美与丑」的。主人对这个政治功利 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是绝不容许任何人插嘴的，包括周扬；苏俄搞了一 个高尔基，中共搞了一个鲁迅，这两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尊崇得好像「圣人」 似的，难道他们从文学艺术规律出发的文艺思想真的为主人接受了吗？其实，鲁 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得很分明：「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 16

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从前文艺家的话，革命政治 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 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这位「圣人」之言，好像没有多少人真正 领会过。我注意到第一次文代纪念文集的扉页上，有个毛、鲁侧面头像向左重迭 的文代会的「会徽」，在胡及许多文化人看来，鲁独尊于文艺乃至文化界是毫无 疑问的；但他们一般容易忽略，这个被独尊的「鲁」也将是按毛的为了巩固政权、 继续革命、不容「破坏统一」的需要而被「改造」的「鲁」。否则，怎么可能会 发生上述江青与胡风关于文艺指导思想之争呢？因此，彻底剥夺作为「鲁迅传人」 身份的胡风对鲁迅的诠释权（还有另几位「鲁迅传人」对鲁迅的诠释权也被剥夺： 一位是萧军，已于 1948 年在东北被批判打倒；一位是冯雪峰，将于 1957 年被 打成右派。胡乔木在他的毛泽东回忆录中说，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主要是围 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何况以文艺理论见长的胡风呢？胡与萧 都是著名的鲁迅葬礼上棺柩抬棺人。实践证明：他们关于鲁迅的言论，无一不遭 到严厉的批判），无疑是批判胡风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毛早已把马、恩、列、 斯的诠释权垄断了，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范畴内无小事，在这里是决不容忍任何 人置喙的；毛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完全驾驭对鲁迅的诠释权，决意摘 掉胡这顶十分令人注目的「鲁迅传人」的桂冠，是迟早的事。 由此，冲突趋于白炽化，但事情犹如风之起于青萍之末。 此时，看到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公报的、处于兴奋状态中的胡风，完全忘记了 自已还是个思想没有被「改造」好并不被主人认可的人，完全忘记了对这十多年 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不愉快」的根由的深层思考，他也完全忘记了颇有行政经验 的彭柏山的忠告：「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 17

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他也完全忘记了对鲁迅有独到见解的贾植芳的 提醒：「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懂。」其实，当年胡风在 鲁迅身边时，对鲁迅 1934 年发表的的那篇〈隔膜〉确实没有完全读懂，或许没 有在意。鲁迅说得很分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 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 『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已的胡涂。」 胡风的「胡涂」，是一个性情中人的「胡涂」，也是耿介文人的「通病」。用 鲁迅的话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 泥的倾向」。这里借用王元化的一句话，似乎可说得更清楚些：「近读朱一新《无 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 是并行不悖的。又说『已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王元化：《记任铭 善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2月4日）这是个很高的道德规范，王先生 是用来分析一生坎坷的他的老师任铭善的。其实，移用于胡风，我以为也未尝不 可。 四 毛之所以高度重视胡风一案，不在于胡的地位高低，当时胡只是拥有全国文 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代表等几个虚衔，连具体的工作岗位 都没有确定，充其量是个作协驻会作家；而在于他讨厌胡对马克思主义词汇的「班 门弄斧」，且在文学界又有一定影响力。毛就要把胡认定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 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了这只大口袋，不愁今后还会有地位更高、影响 更大、人数更多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有甚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反 革命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18

的当权派」等等，都要陆陆续续装进这个口袋里的；因为，这个从内部挖掘政治 上敌对者的资源，反过来说陆续给敌对者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以置于死地， 将成为今后继续革命的主要方略与基本走向。从这个角度理解，胡案之所以被毛 捕捉，而亲自挥毫动笔，并居于第一线位置直接部署指挥不是偶然的，但必然性 往往寓于随机性之中。 「后院失火」是胡风事件发生了第一个转折。舒芜是胡风 40 年代在重庆办 《希望》杂志时重要撰稿人，曾因发表被延安认为是和整风运动反主观主义相对 抗的〈论主观〉、〈论中庸〉，招致延安不满，搞得满城风雨。1949 年后，舒芜 不甘心于广西南宁当中学校长的工作，这种不安于边陲而想有所作为的愿望，本 无可厚非，只要门路正未尝不可；他曾请托胡风帮助调动工作，胡经努力未果。 舒芜在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这篇顺应思想改造潮流的文章，很快引起北京重视，即由《人民日 报》于 6 月 8 日转载并加编者按。舒芜从胡乔木执笔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 出的：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严厉措词中，看出了自已 可能上调北京的价值所在。不久果然调北京工作，如愿以偿；从另方面说，则是 北京对久久不降服的胡派一次成功的分化。同年 8 月中旬，舒应邀往北京参加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途经武汉时曾踌躇满志地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 法，要我去开刀。」同年9月25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 《文艺报》在该文编者按中进一步指出：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 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其实，路翎这几年 创作了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在读者 中口碑颇好，却因是胡风同仁的关系亦时时受压。但这封公开信把矛头指向路翎， 19

则是被用来对胡的「敲山震虎」。 1955 年春天，舒芜交出了一批胡风给他的信件，胡风事件发生第二个转折。 对胡风来说，形势急转直下，已完全不可收拾。随着《人民日报》公布由毛亲自 撰写按语的三批材料（5 月 13 日、5 月 24 日、6 月 10 日）的公布，由对「胡 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成「胡风反党集团」，再由「胡风反党集团」而成 「胡风反革命集团」（笔者按：「反党集团」一词，无论从苏共党史还是从中共党 史上看，从来都是指党内高层反对派而言，从无例外，这是常识。但这次主人亲 自动手，竟疏忽胡并非中共党员，从「反马克思主义」滑到「反党」，忙中犯了 一个常识性错误。但主人是不可能有错的，因此只得由他自己将错就错，而以「反 革命集团」代替之，再顺势而为，加重筹码罢了。当然，如果说，从这里也可探 出一点，──胡风事件是中共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的信息，也未尝不可）。 毛在批阅舒芜上缴的胡风信件即第一批材料时，窥视到胡充其量只是冷淡、并不 尊崇〈讲话〉的「私房话」，其龙颜大怒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胡的弥天大罪， 遑论其它！在胡私下无所顾忌的、富有感情化色彩的语言基础上，毛在「按语」 中表现的语言感情化则己到了燃烧的程度。1954 年刚刚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有关私人信件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侵犯的条款的庄严承诺，早已置之脑后。 关键性的第三个转折是毛于6月8 日决定：「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 文章进去。」（《致陆定一、周扬》）6 月 10 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布的〈编者按〉 中，「借此机会」的「文章」是这样「做」的：「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 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份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 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 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这就把第一、二批材料中「反党」性质的胡风问 20

题，向政治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 的深渊以坐实，胡风一案则被「做」成了冤案；从而在这个冤案的基础上，把「文 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 事件成了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这里不需要任何行为事实，因为在毛的逻辑中 「反动言论」就是行为事实；这也成了毛今后整肃政治对手的主要手段。只要凭 借收缴胡风及其友人的大量信件，对之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罗织罪 名，就可以从文字所反映的所谓「行为」其实是思想来治罪了。毛对桀骜不驯的、 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派的斗争，断断续续较量十多年，用毛在〈序言〉中的 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 已有多次了」。在毛看来文艺理论没有甚么好争论的，〈讲话〉已经指出，「文艺 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经典，问题早己解决，不必与之再纠缠了。 毛认为，胡反周扬反〈讲话〉，实质就是反毛本人；反毛不是反革命又能是甚么 呢？其实，胡并无从政治上直接反毛的言论。或许有鉴于此，感到仅此尚嫌分量 不足，还要借重「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来堵天下人之口。虽然当时没 有以言治罪的条文，况且《宪法》刚刚颁布，但只要胡案一旦做成，这个「御批」 的不成文的「条文」也就成立了（后来文革中有个「公安六条」，其中是有管治 「反动言论反动思想」罪的）；这也为后来搞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立下了一个 可以援引的案例。至于法律意义上的「反」，是指「行为」而非「思想言论」，普 天之下谁问得了谁又敢问呢？！「以言治罪」而不仅仅「以行治罪」的概念，反 正老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历来如此，反正在中国主要以农民为主体的、绝大多数缺 乏民主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平头百姓早就习惯成自然了。笔墨官司没完没了，耗费 的时间比打三大战役还长，仅思想改造是不够的，用专政手段来解决，收效当更 21

大更快。 毛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甚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 魄（笔者按：既无枪炮子弹，又无飞机坦克，何必故作此惊人之笔呢！翻阅当年 的那像煞有介事的幅幅漫画，还有那铺天盖地的刀光剑影的文字，胜似当今的武 侠大片，化笔为枪确有其刺激强烈的宣传效果，盖源于这「惊心动魄」四字也！） 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份子镇压 下去」。「镇压」，「镇」而「压」之，「围」而「歼」之，一项填补清王朝覆灭后 空白的、以「文字狱」为手段的、围歼「文人集团」的果实尽入囊中；普天之下 一心想过太平日子的老百姓，一个个被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阵势，吓得目瞪 口呆！作为以功利主义为宗旨的大政治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胡风不过是其唾 手而得的政治道具罢了。毛这个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的调整，是 1949 年后抓 了六年意识形态里几场斗争才收获的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成果。它固然是五四运 动的科学与民主宣传了三十多年后，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兴文字狱」的祖宗之法 的倾斜与回归，但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汲取了政治资源而涂上了 新的色泽。在毛煽情的鼓动文字面前，很多颇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刺激性 而眼花缭乱。用毛自己的话说，这就叫「马克思加秦始皇」。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仅毛亲自撰写〈序言〉 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册子，全国就 印刷了七百多万册；那本以妖魔化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估计不下千万册之数。 我记得，这本连环漫画小人书，当时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户散发的。当时，迅速 出版投入运动的书籍还有：《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 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 22

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 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 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它》（王若望着，新文艺出版社）、《讨论胡风文艺 思想参考数据》第一至第五辑、《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及其《续编》（作协上海 分会）、《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一至六集（作家出版社）、《坚决彻底粉 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数据索引》（山东图书馆）。这里所以存录书名，恐怕现 在许多大图书馆、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而成了稀世文物与古董了；其 内容与印数就不必去说它了。但当时的阵势，则由此可见一斑（除华王外，均无 个人具名）。 在这二十多本出版物和全国的报刊还有电台上，争先恐后的表态、划清界线 的洗刷、批判词汇的竞争铺天盖地而来，其言词凶狠严厉的极端性，真正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十年浩劫，也很难再「创造」甚么了， 大概只有复制或抄袭的份儿了。无论是在传媒上各界头面人物的抛头露面与声嘶 力竭者，还是在党政军机关、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医务机构、科研机构等基层 单位的口诛笔伐者，甚至在中枢围绕毛处理胡风事件的日夜奔波忙碌者（据《周 恩来年谱》，1955 年 5 月 23 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 题。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端卿、陆定一、周扬、谭震林。」〔转引 万着第229页〕毛6月8 日给陆定一、周扬批示：「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 改了一点，增加几段，请你们俩位或再商请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 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 章进去。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 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 23

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笔者按：估计胡在政界并无太多影响，只是 位作家而已，高层在通过此事时，阻力不可能太大）。无论谁有多么丰富的想象 力，谁都无法会想象到两年、四年或十年后，他们帮忙或帮办了这种对胡以「无 限上纲」的整肃方式的差事，却也在为自己将被施与同样的整肃方式作了准备， 或早或迟等待他们的将是与胡风及其友人同样的命运与下场。就连在批胡运动中 立下头功的舒芜，也难逃两年后右派的命运。有人联系到自己从天而降的灾难， 愤恨地将舒芜称之：「胡风余孽，人人得而杀之！」 毛这个得意之笔一旦「成功」，实际上已「大获成功」，第二篇大文章的「章 法」也就全有了，举国上下无人可以阻挡其再挥毫成文的，这是中国的宿命；而 胡风则成了这个向内部搜索「敌对势力」的、被革命将要一口口吞吃掉自已儿女 的历史性转折的悲剧人物。 五 毛泽东要逮捕胡风的决定，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可能永远是个谜。 毛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语》的结束语，明明 写着：「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 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 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篇文字当写于5月13 日之前夕，不会很久， 这里还有「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句话。 这意思分明说胡风及其同仁是有「出路」的「人」，还不是「无出路」的「鬼」。 13 日上午，即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当天上午，周扬跑到毛泽东面前状告周恩来插 手胡风一案，如上第三节「误区之五」所述，周恩来要《人民日报》就登错胡风 稿而做检讨一事，是不是毛听了勃然大怒，对周恩来的庇护胡风感到恼火，遂要 24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警告周恩来插手太多，遂执意让胡风由「人」变成「鬼」 呢？6 月 10 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二条，「1952年5月7 日芦甸给胡 风信（自天津）」有句：「希望你早点写信给周，表示要来北京，要工作；他迟不 回信，又写信催；他再不回信，就来京找他。」「材料」注：「﹝周﹞指周恩来同 志」。毛的「按」对这句话分析批判道：「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 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 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 争看得太简单了。」这里有没有给周「上课」：要「懂得」他们这一套，「切不可 书生气十足」，「 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的意思？在向全国公开的文 字里，对其批评的笔调大概只能点到如此委婉的地步了。是耶非耶？这就有待于 档案数据的进一步证实了。 「有人还听到胡乔木说：周总理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后说过： 『阿垄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 个问题。』」（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 年第 二期）作为总理的周的这个重要证词，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对诗人阿垄的被逮捕、 判刑，乃至瘐死狱中却毫无解救作用；即使不到一年时间查清这个证词，确凿无 疑，但因「钦定」谁也奈何不得（阿垄送军事情报具体情况，见王增锋发表于《新 文学史料》2001 年第二期的《还阿垄以真实面目》：其一，通过上海胡风转送 军事情报，由胡风、廖梦醒、张执一证明，并「从中央有关部门历史档案查出： 1947 年 6 月 24 日上海我党一秘密电台所发出的一份《蒋进攻沂蒙山区计划》 的情报，与阿垄、胡风、廖梦醒、张执一等人所谈相符。」其二，是通过南京郑 瑛供给军事情报，1948 年 11 月 12 日、13 日、18 日，12 月 12 日、29 日共 25

五次。这份时间留底存天津市公安局。由郑瑛、张棣华证明。其三，是通过杭行 在胡风家中给上海地下党送了三批情报，由杭行、蔡炽甫证明。其四，是通过方 然为浙江游击队送军事地图，由方然、蔡炽甫证明。由于阿垄提供的情报在质与 量方面均属上乘，故为周恩来所熟知。否则，周见第三批材料时，不可能脱口而 出：「阿垄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毛一旦决定，就要付诸行动。不过，毛在5月13 日上午还可嗅到，印有要 胡风「做个真正的人」的报纸尚未散尽油墨味；转瞬之间，逮捕胡风的主意又上 心头。不过，还得等一等才能办到，此刻毕竟不在山沟里，也非窑洞时光了。因 胡风是刚刚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还要人大常委会办理一下批准的「手续」。 1955年5月13 日上午，毛亲口对周扬说「胡风是要逮捕」之后就作了布 置：「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周扬当即又对康濯做了如何「稳 定」胡的具体安排。这天，《胡风日记》：上午「区政府及军委工作组来量房子， 要征用」，下午「听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晚「康濯和严文井 来」。胡对此浑然不觉，天天依然练拳不断，对这一批又一批前来家中看屋、看 望的「客人」仍以礼相待，蒙在鼓中，被「稳定」 得很好。 5 月 16 日晚饭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 查。至 17 日凌晨 1 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 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 据上述《周恩来年谱》：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 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现在未见当时会议纪要的档案资料， 这次高层专题会议，对逮捕胡风以及胡风问题，究竟是如何决策的，无从知晓； 但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胡风被逮捕之后几个小时，是可以肯定的。而会议的大致 26

情况，似乎从下列两位知情人的文章中，可略知一二。 胡风事件见证人之一的黎之，在〈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当时是否 逮捕胡风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 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 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不是革命作家就可逮捕了吗？这是甚么荒唐的逻辑？！ 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的、与胡风 1949 年之前之后有多次直 接接触与交往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 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 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 胡乔木的 这个说法是有左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 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 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 革命』。」（陈清泉、宋广渭着：《陆定一传》第 399 页，1999 年 12 月，中共党 史出版社）当年由中宣部派出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时任肃反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的王康也证实了胡乔木的说法：「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 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王康当时对胡风案稍有不同意见， 立刻受到罗瑞卿的呵斥：「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王康：〈我参加审查 胡风案的经历〉，《百年潮》1999 年第十二期） 5 月 18 日召开人大常委会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的会议，是在胡逮捕后一 天。对于这个时间表，用胡风夫人梅志的话说：「在当时，这拘捕是否违反宪法， 是完全无所谓的。」 27

这就是说当时建立的体制是，因个人崇拜而导致的领袖一人拍板的「民主集 中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好，乃至宪法，在毛 时代，形同虚设耳。 在随后的 5 月至 6 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各地的搜捕大批知识分 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还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 鲁煤、杜谷、闫望、于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山、王 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 史华、罗飞、张禹、默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 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钿……，陕西的 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 辽宁的晋驼、侯唯动……，重庆的何剑熏、冯异……。能迅速提供这么一份全国 各地胡风份子的名单，当非周扬莫属也。这些文坛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文艺 理论家、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还有高等学府及文化研究机构风华正 茂的教授、专家、学者，都以他们的作品、著作及文化、教育业绩，昭然地向世 人表明他们作为文化人的身份，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者，也不乏其人；由 本文文末附录当时被查禁的百部著作书目也可见一斑。可是在毛的笔下，这群文 弱书生则成了：「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 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 斯基份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 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其中，被正式判刑的只有三 人：拖到 1965 年 11 月，胡风在北京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 （1969 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1966年2月，阿垄在天津被判有期徒 28

刑十二年。3 月，贾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随即在7月28日，中央宣传部查禁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达全国。正 如谢泳所言：从〈通知〉「开列的查封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歌颂 新中国和抗美援朝的，译作也都是马列著作和革命文学，还有梅志的儿童文学。」 〈通知〉全文，见文末附件（转自谢泳：《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黄河》 2003 年第一期）。「焚」了书又「坑」儒，所以毛直言不讳自比秦始皇；不过这 里只是为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做成了一个二十世纪的样板。 当时，胡风事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并震惊中外的「运动」，究竟株连、触 动了多少人呢？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 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到 1956 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 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的 78 人（内有党员 32 人），其中划为骨干份 子的 23 人。到 1958 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 62 人。」许多胡风研 究专家，如万同林、戴光中等都认为，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并指出：胡风家 乡湖北蕲春县中小学所有语文教师，就因交待胡风问题被停职审查了一年，而其 中只有一个张恩是胡风的侄儿；其实，除此之外，没有一位教师与胡风有任何关 系。 其实，就在这年秋天，公安部经过调查，上述那些构陷已完全澄清，汇报到 中央领导 「肃反」的「十人小组」。经研究，小组成员公安部长罗端卿、中宣部 长陆定一决定：将此事压下，不上报毛泽东。倘若上报给一意孤行的毛，不仅难 以改变既定之局，还怕有违毛的「战略」部署，自找麻烦讨苦吃。即使如此百般 29

逢迎，他们两位也还是在劫难逃，十年后步胡风后尘，也被关进了曾经关押过胡 风的秦城监狱。 最近，《随笔》2004 第六期上刚披露的，诗人贺敬之当年因胡风问题被隔 离审查半年，「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 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 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 （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在此之前，外界无人知晓。这是党纪处分的 例子，恐怕不属《复查报告》所指的范围之内。 据贾植芳指出：「关于我的问题，甚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五七年也 成为是『反右』的一项内容，不仅有一批声张正义的教授们为此落马，连一些平 时与我接近的学生也没有逃过。在五四（笔者按：『四』字应为『五』字之误） 年我出事以后，我教过的五四、五五两个班学生也成了清查对象。」（贾植芳：《狱 里狱外》第 155 页） 幸好，毛鉴于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在 1955年6月3 日，由陆定一 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中，特别交代了：「在中 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否则，其株连数目更难以想象。 与胡风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一起「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 冤案。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江苏宜兴人；往北京开会期间，于 1955 年 4 月 3 日夜晚在所下榻的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连市长陈毅都不知情。与潘汉年 有兄弟关系的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武汉的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潘梓年一度遭株 连。一时间，弟兄三个「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汉三个长江重镇「窃据」 高位的传闻，沸沸扬扬！ 30

正如毛在６月１５日的胡风材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胡风事件， 「各种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1955年5月， 中共中央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组。7 月，处理「胡风反革命案」 的五人小组，又发展扩大为中央「肃反」十人小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胡 风事件转入了「肃反」运动，整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主要以包括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在内的各类知识分子，作为对象而展开。至 1956 年底，「肃反」运动： 一共查出 8.1 万多名「反革命份子」，有 130 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 《人 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8 日，转引自万着第 321 页）。由此可见，胡风事件演 变为政治事件后，具有前此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所不可替代的的独特性，对于此后 的历次政治运动，客观上所起的负面的「推波助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六 历史怎能这样任意涂写？ 其实，在胡风事件发生后，中国并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无声的中国」， 在 当时就有人发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声音。敢说「不」字者，除高层有过那 异见的声音之外，中层和一般知识分子曾经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声音，意义重大。 虽然微弱，但这不屈的声音的存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不屈的声音 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正义的，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属于历史的；任何悠长的 岁月都改变不了人民和历史的法则。 胡风长子张晓谷在〈没有忘却的记忆〉中 曾提供一个情况：「父亲还没有平反时，大概是 1979 年初，我所在单位一个原 来军宣队的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战友 1955 年在公安部工作，参与『胡风集 团』案调查，没过多久就得出结论：证据不足，不能定为反革命。报告送上去， 最终的批示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此人也就调离了公安部门。」 这里所说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