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st Century magazine <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的「送上去」，大概也止于中央十人小组，与上说恰好吻合。 1955年5月25 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七百多人参加的斗 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 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给扯下了台。 此事，经毛在按语中点名，故很闻名；但绝非「六亿一人」。 几乎同时，即第二批材料公布后，钱锺书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 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见《随笔》2005 年第一期第 43 页， 原载高教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 第52页） 当时一个名为何国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编了一个资 料。该材料指出：「在普通知识分子中，还有少数人公开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 对的，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份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孔另境在讨论会 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 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田 地说：『我过去对胡风派的诗很感兴趣，现在也还看不出甚么问题来，如有人能 写出文章批倒胡风文艺理论，有创作出来的诗那我就服了。』」「有些大学教授口 头上说胡风思想不值得批判，实际上有对立情绪。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讲师说： 『这样一来反而抬高了胡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可是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思 想。』该校外国语文系教授全增嘏（原文误为「暇」字。笔者按）说：『胡风思想 很混乱，没有甚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国语文系林同济教授说：『胡风思想只 能影响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们从封建社会来的有抗毒素。』」（ 见《内部参考》 1955 年 102 期第 49 页，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转转引自谢泳： 32

〈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黄 河》2003 年第一期） 仅以上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当时敢于在不同场合表示异见者，不认同胡风是 「反革命份子」者，应该说还是大有人在的。不只是胡乔木、王康，至少还有这 位公安干部、吕荧、钱锺书、孔另境、田地、全增嘏、林同济数人，否则，胡案 的平反便失却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了。 1955 年肃反和 1957 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 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绝不是偶然的。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辑的 《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辑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 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 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 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 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 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 s. c，北京纲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 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 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转见万同林着： 《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 302 页）。 复旦大学王恒守教授在「肃反」时提出：「我过去以为胡风是党员，共产党 分两派，两派争权，胡风不得势，后来探知胡风不是党员，我想共产党好比是和 尚，胡风好比是居士，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张孟闻教授：「贾 植芳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虽然，我对贾植芳不认识，但可以 33

肯定，他不是政治问题。尽管你们这样说，我不这样看的。」（转引自贾植芳：《狱 里狱外》第 154 页） 这自然是很零星的记载。据我所知：鲁研专家闵抗生教授当年是南京师范学 院中文系学生，也因胡风问题在一次鸣放会议上作了公正而客观的讲话，就被作 为「右派份子」处理了。吴奔星因《茅盾小说讲话》由泥土社出版，而软禁两星 期。这就无须再一一列举了。 当时中国有五百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达五十五万。当然，包括 这些未出校门而因胡风问题殃及的莘莘学子，还有许多这里列名与没有列名的、 敢于仗义执言的大学教授们。 其中林希翎为胡风辩护的「右派言论」具有代表性。她说：「胡风如果是反 革命，那为甚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 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甚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 「总之从三批材料看，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 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 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份子，而 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这个认识，与 1980年7月21 日《公安部、最高人民 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结 论，完全一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 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 是反革命份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 属错案错判。」不幸的是，这个右派林希翎的「反动言论」，比「复查结论」早了 二十三年。9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 34

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 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份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 平反。」 但是，好在历史的结论，还得由人民来书写；这不是任何违背人民的意志所 能决定得了的！ 七 胡风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排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外的）主流社会的人 们对社会认识的分歧而产生的冲突。毛认为：1949 年之后的中国应是以瑞金- 延安-北京为轴心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延伸，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必须与之一以贯之。我们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苏维埃」式的 经济，其政治、军事、文化，也必须是「苏维埃」式的。因此，这就使整个社会 继续处岘「苏维埃」式的自我锁国与外部封锁的状态，于是只能无奈地以自力更 生作为一条狭窄的出路。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则认为：1949 年 之后的中国应告别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应是向全新的人民共和国迈进的开始，因 施政对象已扩大到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全体人民，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应与「苏维埃」有所不同。何况，国家已经正名为「人民」共和国，毕竟 已不是「苏维埃」共和国了呢。所以，必须努力打开闭关锁国的状态，以合世界 潮流才是康庄之路。因此，这「名实不符」与「名实相符」的矛盾与分岐，这两 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分岐的客观情势，就造成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 两种不同观点的不可避免的碰撞、震荡与冲突。 如果说批倒刘少奇、彭德怀、孙冶方，分别是属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标志 性事件，那么胡风冤案便是文化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为所有这些事件的前导。 35

他们都是毛泽东要把整个中国从正常化、正规化的发展道路上，拉回到已无法回 去的「苏维埃」老路上的障碍物和牺牲品，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中国毕竟是个泱 泱大国，毛一心想反掉这个潮流，却也十分了得。 《清宫秘史》，在今天看来是一部很平常的影片，当年为甚么被提升到「爱 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么吓人的政治高度呢？「文革」期间花费了那么大力气 也没有把如何「爱」如何「卖」说清楚，即使今天人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其真实 内涵。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上述两种分歧的治国理念上来理解，是 不难寻找到应有的答案的。 这里就文化而言，毛建筑在固有的「苏维埃」的治国理念的基础上，对于文 学乃至文化的思路，就必须坚持〈讲话〉的原则决不动摇，因为它体现了「苏维 埃」 的精神实质。而胡风原先认为在重庆与延安对待〈讲话〉应有所不同，不 能以教条主义对待之；后又认为 1949 年后的北京，应与 1949 年之前的延安有 所不同，〈讲话〉已不能适应新情况，也不能以教条主义对待之。这是胡风在文 学乃至文化上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贡献。正如邵燕祥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反 对教条主义』，在王明倒台之后，这个口号也就收了起来，时过境迁，竟成禁忌， 历史证明，在毛泽东时代教条主义大行其道，那教条却已不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了。」（见邵燕祥：〈愧对马克思〉，《随笔》2004 年第六期）因此，这在文化上 的反复较量，几乎充满了整个毛的时代；这也是文艺界屡屡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 区的缘由。较量的结果，终于在邓小平时代，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口号。这也是包括胡风派在内，许许多多中共党内与党外文艺乃至文 化工作者，以无数的牺牲和鲜血换来的成果。 胡风事件，本质上是文学与政治的冲突，是置身中国主流社会的、直道而行 36

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继续坚持「苏维埃」的政治原则的政治家的冲突。这 个运用专政方式处理文艺理论是非及其诗人与作家的举措，是延安时期整肃王实 味的继续。对于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虽然有如快刀斩乱麻，可以收效于一时， 然而，其手段无疑是卑劣而恐怖的，其代价无疑是巨大而惨烈的，其后果无疑是 严重而久远的，其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无法挽回的。而这些胡风事件的负面效应， 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言：「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 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 这后果，却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以一代人的时间来默默地、长远地、痛苦地 承受了。 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具有戏剧性的、像三级跳一样的「急 骤演变」，从以上接触的数据看，并非中共高层充分酝酿、反复讨论、集体研究 「按部就班」推进的；而带有很显著的随机性。或者说，原先有个类似延安文艺 座谈会的「治病救人」的解决方案，像对待当年的萧军那样；结果却完全走了样。 从中国对内对外的政治走向上观照，这个事件的发生，把 1954 年 9 月一届人大 制定国家《宪法》，1955 年 4 月中国参加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与会的万隆会议， 中国有可能对内走上民主建国、对外和平外交的顺利发展的现代化的进程阻断 了。从 1949 年起的中国，不断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逆离境出国潮从海外归来， 著名的如冰心、吴文藻、红线女、马师曾、老舍、萧干、邓稼先、钱学森等等， 投身祖国建设；在这期间，东南亚各国归国学习、工作的华侨学生亦络绎不绝。 但在 1955 年发生震惊中外的胡风事件之后，这个方兴未艾的、来往自由的、利 国利民的、正常进步与发展的势头已不复存在了；从此中国即毫不徘徊而彻底地 向闭关锁国的「苏维埃」的回头路走去，与二战后蓬蓬勃勃发展的世界南辕北辙， 37

而且这个逆向势头不恶化到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撞到南墙上是不会回头 的。而此刻，包括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的「天下之士」，都只能「倾耳而听，重足 而立，钳口而不言」（〈过秦论〉）也。因此，反复较量的结果，终于在邓小平时 代，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口号，中国正常化、正规化，乃至现代化的 进程的「时间」才真的开始了；这历史的答案，顺应了人民的、也是世界的潮流。 胡风事件虽发端于文学，但它在被提升到政治上之后具有的转折意义，及其 波动全局几十年的教训，无疑是极其深刻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差之毫厘， 失之何止万里耶！ 2005年2月25 日于南京寓所 主要参考数据：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3．《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 年。 4．《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5．《我与胡风》，主编：晓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6．《殉道者》，作者：万同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年。 7．《文坛悲歌》，作者：李辉，花城出版社，1998 年。 8．《胡风传》，作者：戴光中，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年。 【附件】 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份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 （1955年7月28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内蒙古、新疆自治区委、西藏工委宣传部；文化部、高 38

等教育部、教育部各党组： 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份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经请示中央暂作如下处 理，望即执行：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份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一律停止出售和 再版；其中翻译部份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 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图书馆及文化馆站中所存胡风及胡风集团 骨干份子的书籍，一律不得公开借阅，但可列入参考书目，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 行拟定。 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负责清查在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中所采用过的胡风 及胡风集团骨干份子著作的情况，并根据上述原则迅速提出处理办法。 附来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份子的书籍目录。这个目录是不完 全的，在执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补充。 附件： 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份子的书籍目录 1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密云风习小记》、《光荣赞》（以上是海燕书 店出版）、《欢乐颂》（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为了朝鲜，为了人类》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人环二记》、《剑、文艺、人民》、《论 现实主义的路》《棉花》（须井一郎着）、《文艺笔谈》、《人与文学》（高尔基着） （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安魂曲》（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从源头到洪流》、《和 新人物在一起》（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山灵》（张赫宙等着）（文化生活 出版社出版）、《在混乱里面》、《为了明天》（以上是作家书屋出版）、《逆流的日 子》（希望社出版）、《美国鬼子在苏联》（吉姆．朵尔着，泥土社出版）。 39

2 刘雪苇：《论文一集》（另名《过去集》）、《两间集》、《论文二集》（以上 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鲁迅散论》（华东人民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论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新文艺出版社、海燕书店出版）。 3 阿垄（亦门）：《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创造》、《诗是甚么》（以上是新文艺出 版社出版）、《诗与现实》（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中朝友谊海样深》（淅江人民 出版社出版）。 4 绿原：《集合》、《大虎和二虎》（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又是一个起点》（海 燕书店出版）、《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黎明》（梵尔哈伦着、 新文艺出版社、海燕书店出版）、《文学与人民》（乔瑞里等着，武汉通俗图书出 版社出版）、《苏联作家谈创作》（薇拉．潘诺娃等着，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 出版）。 5 鲁藜：《李村沟的故事》、《时间的歌》、《星的歌》、《枪》（以上是新文艺 出版社出版）、《锻炼》（海燕书店出版）、《红旗手》（作家出版社出版）、《未来的 勇士》（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6 芦甸：《我们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出版）、《浪涛中的人们》（作家出版 社出版）、《第二个春天》（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7 路翎：《朱桂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知识书店出版）、《英雄母亲》、《祖 国在前进》（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在锻炼中》、《求爱》（以上是海燕书店出 版）、《板门店前线散记》（人民文学出版出版）、《平原》（作家书屋出版）、《迎着 明天》、（天下出版社出版）、《财主的儿女们》（希望社出版）。 8 冀坊：《桥和墙》、《喜日》、《这里没有冬天》（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翅膀的》（泥土社出版）。 40

9 梅志：《小红帽脱险记》、《小面人求仙记》（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青蛙苦斗记》（天下出版社出版）、《小红帽》（梅志原著，刘思平改编，文化 供应出版社出版）。 10 罗洛：《春天来了》、《技巧和诗的构思》（那蔡伦柯着）（以上是新文艺 出版社出版）、《人与生活》（泥土社出版）。 11 方典：《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2 张禹：《我们的台湾》（新知识出版出版）、《文学的任务及其它》（泥土 社出版）。 13 耿庸：《从糖业看台湾》、《论战争贩子》、《〈阿 Q 正传〉研究》（以上是 泥土社出版）、《他就是你的仇人》（文化工作社出版）。 14 牛汉：《祖国》（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彩色的生活》（泥土社出版）、 《在祖国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出版）、《爱与歌》（作家出版社出版）。 15 化铁：《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泥土社出版）。 16 贾植芳：《住宅问题》（恩格斯着）、《论报告文学》（基希着）、《俄国文 学研究》（谢尔宾娜等着）（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契呵夫戏剧艺术》（巴鲁哈蒂 着）、《契呵夫手记》（契呵夫着）（以上是文化工作社出版）、《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棠棣出版社出版）。 17 满涛：《樱桃园》（契呵夫着）、《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里着）（以上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契呵夫与艺术剧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着）、《别林斯 基选集》（第一卷、第二卷）（以上是时代出版社出版）、《别林斯基美学中的典型 问题》（安德莫夫着）、《文学的战斗传统》（果戈里着）（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 版）。 41

18 吕荧：《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仲夏 夜之梦》（莎士比亚着，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宁论作家》、《关于工人文艺》（以 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 徐放：《赶路集》（作家出版社出版）、《野狼湾》（五十年代出版出版）。 以下邵燕祥、张晓风、贾植芳、孔海珠、邵建、洪桥阅拙文后的回复意见， 仅供参考。 周正章 2005.3.25 1．邵燕祥回言： 正章先生：您好！ 大作拜读，是我近年所读到的，于林贤治文之后，关于胡风案件最见功力的 文章，对材料钻研消化深透，乃有具穿透力的新见。……原稿璧还供参考，如能 再寄我一份则幸甚。 邵燕祥 2005．3．14． 2．张晓风回言： 周正章先生：稿子大略翻阅了一下，内容很详尽且观点尖锐深刻。只是，有 些地方还得再斟酌：如第 2 页中说「胡风认为毛讲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 ABC」， 这是舒芜的挑拨话，胡风从未这样认为过。以他对毛泽东的尊重，是不可能这样 说的，虽然他也认为讲话说的不够。（笔者按：为尊重胡风之女张晓风的意见， 将「ABC」一句无关宏旨的话已于文中删去。） 3．贾植芳回言： 42

周正章先生，我已经与贾植芳先生联络过了，他说，文章很好，今天他又在 看。（孔海珠转告） 4．孔海珠回言： 文章很长，原想先浏览一点再看，结果停不下来，一口气把文章全部读完， 感觉写得很好。 5．邵建回言： 文章写得很好看，原先对胡风一案所知只是一个大概，现在通过这篇文章算 是清楚了。 6．洪桥回言： 只要是关于胡案的文章，我几乎都看。但从这篇文章中，还是知道了许多过 去不知道的东西。文章虽然较长，但读起来并不感觉长。 周正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 43

理性的声音 ──汪小川《二铺调查》四十五周年祭 ⊙ 杜应国 一、历史的「误读」 原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搞过一 个闻名全省的「二铺调查」。之所以闻名全省，是因为文革初起，「二铺调查」就 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汪先生是贵州第一个被抛出来的党内人物，是文革红色 祭坛上最早倒下的一批牺牲品之一，所以省内报刊上全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 诸如「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反动本质」等等。其中，「二铺调查」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自然是批判的重点，说他「鼓吹包产到户」，「鼓吹单干」，鼓吹「走资本主义道 路」云云。八十年代初，当包产到户再度浮出水面并取得合法化身份，成为农村 改革的突破口，进而更成为举国上下奉行不怠的基本国策时，我不由想起了汪小 川，想起了他的「二铺调查」，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远见卓识，深为我省贵州能有 这样头脑敏锐，思想开放且言说大胆的官员而欣慰。前几年，有朋友接了个农村 研究的课题，我还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应对贵州数十年来的农村研究及其学术 成果作一番梳理，尤其要给「二铺调查」写上浓重一笔。但朋友最终未能找到「二 铺调查」，还抱怨说到处都查不到这份东西，结题报告中只好一语带过。我不免 感到奇怪，这才想起自己对这份十分耳熟的材料，似乎也只是仅闻其名而未见其 文，心中自不免有几分好笑。于是开始四下留心打问，但几乎问遍了身边认识的 人，都没有谁见过这份材料。这倒奇了，一份被示众多年的东西，居然无人真正 知道它的本来面目，岂非笑话？直到后来读到一篇介绍「二铺调查」的文章，方 1

知这是一份从来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材料，当年仅打印了几份供省委领导参考， 无怪一般人皆不知其庐山真面了。最后，误打误撞，竟阴差阳错地撞到刘学洙先 生面下，承他美意，迅速为我复印了一份「二铺调查」并其它相关资料寄来，如 此方得一睹为快。学洙先生是汪小川的老部下，退休前为《贵州日报》总编，恰 是当年汪兼任的职务，有关汪的情况和材料自是了解多多。正所谓「踏破铁靴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幸甚。 不过，认真读完这份想望已久的材料，我却有些失望甚至失落。材料名称为 《安顺二铺的调查材料》（以下简称《二铺调查》），共包括七份档，依次为（一） 前言：如何扭转单干倾向；（二）从中所看干土分到户（缺）；（三）石龙大队座 谈会纪要；（四）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五）二铺区 农村市场的几点情况；（六）对某些经济政策的一些反映；（七）附：关于经济领 导工作的几点意见。全部材料合共约一万五千余字。其主体部分（即真正的「调 查」部分）实为随行人员执笔整理，仅「前言」和附录为汪小川所拟。而恰恰是 这最能反映他意见的部分让我大失所望，其内容已如标题所示「如何扭转单干倾 向」，意在纠偏，即纠正包产到户，而不是像原先的批判所说「主张包产到户」！ 这一出乎意外的发现一时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没想到当年的大批判竟给我留 下了这样一个延续多年的「误读」（也可见当年的批判者们为了罗织罪名可以荒 唐到何等地步），心中那个「贵州包产到户的思想先驱、代表人物」的形象，一 下就被颠覆了，原打算想为他写点甚么的冲动也几乎因此而废止──我无论如何 也落不下笔去。 平心而论，《二铺调查》也并非就因此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譬如文中照录 下来的那些反映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声音──「就是拿机枪抵在肚皮上也不 2

愿收归集体」、「集体生产能搞好我愿砍头」等等，今天读来犹觉震撼人心；而汪 小川在「前言」中所表达的某些意见──譬如他一再强调农民受到挫伤的积极性， 强调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的信心，提出采用经济方法而不用行政手段纠正「单干」 等，放到几十年前那个特定的背景下，也自有其可贵之处。但主张扭转「单干」 和主张包产到户毕竟是完全对立的两面，而今的研究者又将如何来面对这个真实 的汪小川，如何来解读这明显的矛盾呢？更让人困惑的是，意在纠偏的调查，为 何还敢把那么多出自农民之口、强烈主张包产到户的话全都记录下来？这意味着 甚么，又将会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他难道不知道？在真实反应农民要求和委婉纠偏 之间，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链接？换言之，其外显的矛盾与内隐的心曲究竟存在 着一种怎样的关联呢？数月来，我沉缅于各种资料的翻查中，反复阅读着刘学洙 先生寄来的那些相关资料，包括《冲出绝境》、《我目击下的贵州大四清》、以及 新出的《历史小故事》等，企望能从中找到点有价值的线索，以助我解开心头的 谜团，走近那个真实的汪小川和他真实的思考。直到读完他那曾备受批判的「九 篇历史小故事」之后，我方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我注意到，「九篇历史小故事」的写作时间与二铺调查的时间十分接近。二 铺调查始于 1962年4月初，「九篇历史小故事」的写作则始于同年 6 月，其开 篇之作〈李世民怀中的死鹞子〉，借唐太宗与他所敬畏的谏臣魏征说事，强调听 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仅此一语，一下竟将我点透， 忽而就觉得隐约摸到了汪小川及其「二铺调查」的某种内在理路。不敢说发现了 甚么微言大义，但若由此切入，不惟那表面的矛盾和内隐的心曲能够理解，而且 更可从中窥见在复杂的党内斗争环境下，相当一批高、中级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 动向，进而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党内纷争及后来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3

从这个角度看，汪小川的《二铺调查》倒成了一份难得的历史文本，内中包含着 不少有价值的信息，隐秘地传递出大跃进以后党内斗争与党内分歧的某种深层背 景和复杂原因。 为此，我们就需要返回当年的语境，弄清一些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此 方能正确地解读《二铺调查》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并客观地估量其文本价值。 二、背景之一：毛泽东大倡调查研究 1962 年春，汪小川率队来到当时的安顺县二铺区搞调查，此举并非突发奇 想，空穴来风，而是直接源自毛泽东的大力倡导。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其恶果在 1959 年就已经显现。大跃进中出现的浮 夸风、共产风、主观主义、强迫命令、急躁蛮干等一系列过激、过左的做法，给 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带来了极大损害。所以，从 1958 年 11 月起，在连续 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如第一、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八届六中、 七中全会等），亲手发动了大跃进的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着手纠左。他在各种会 议上侃侃而谈，大讲「压缩空气」，大讲「客观规律」，反对共产风；还要人们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注重「商品交换」，注重「价值法则」等等。他不相 信自己的得意之笔已经闯下大祸，引发成了一场巨大的全民性灾难，还想不动声 色地纠正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但对于一架已经发烧至高热的机器来说，这种轻描 淡写的降温显然是不可能使之迅速冷却的。到准备继续纠左的庐山会议召开时， 国内的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部分农村地区的缺粮现象已经出现。一些了解情况 的领导人如彭德怀等，忧心忡忡，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庐山，而毛泽东则仍沉浸 在他的政治浪漫主义所幻化出来的诗情画意里，所以他把这次会议称作「神仙 会」，与几位元老酬诗唱和，一派轻松，真有几分飘飘欲仙的架势。却不料会议 4

进程中，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霹雳震怒，会议急剧转向，揭开了反右倾的大幕， 经济调整由此错失良机。彷佛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与决心，毛不仅在一封信中 豪迈地宣称：「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 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 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 而且，更在会后发 出了继续跃进、更大跃进的号召，致使已经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几乎完全脱榫， 濒临崩溃的边缘。到了 1960 年，一个农业大国最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就是 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粮食供应全面告急。6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为京、津、 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 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 7 天，天津只能销 10 天，上海已经几乎 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 8、9 天。2 当时的周恩来日夜焦虑，亲自 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总指挥」。但连续两年的高指标已经征购了太 多的过头粮，许多地方已是无粮可调，经过大跃进的洗涤，有的农民已是家徒四 壁。农村大面积的死亡、浮肿和外出逃荒现象正在四处蔓延，形势已十分危急。 只是各地都在拼命封锁、掩盖，不敢如实上报，以至同年四月，分管农业的中央 书记谭震林还在向毛泽东汇报： 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 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 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 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底，实际上并不是甚么每天八两、十二 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3 然而，大面积的死人事件所酿成的巨大惨祸还是隐瞒不住地被揭开了。1960 5

年 10 月，令人发指的信阳事件终于东窗事发，数十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4 不能不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据当时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讲：「我到光 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 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甚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5 同 时，引起毛注意的，还有一份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刮共产 风的情况汇报，其中写道： 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 一直刮到工作队进村的时候──9月4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 留地；……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 壶，甚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 349 个，土地 8020 亩，房 屋 1512 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 万元，粮食 53 万斤，家俱 35040 件，耕牛 84 头，木料等 84 万斤，砖瓦 147 万块，家具 24906 件。6 对于当时出现的全国性大饥荒，毛泽东并非毫不知情，有报导说，毛在这一 年有七个月没有吃肉，原因是他知道全国人民在挨饿，自己心里不好受，也要跟 着受苦云云。但毛恐怕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错，是大跃进的错，他似乎更倾向于 认为，这是因为下面的干部胡作非为，欺下瞒上，导致上面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 况，使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的缘故。所以，就在这一年的年尾，毛突然下定决心， 要搞调查研究！他不仅让自己身边的卫士下去调查，而且更在同年底召开的中央 工作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公开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 「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年」。会后，根据毛的这一提议，几位中央高层领导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各自纷纷下到农村搞调查。刘少奇到 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回到四川老家，邓小平与彭真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和 6

怀柔。同时，毛泽东还指派自己的三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自带队， 组成中央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淅江三地进行调查。这一年五月，毛作出解 散公共食堂的决定，就与胡乔木调查反映的情况直接有关。不仅如此，包括团中 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内的中央各部委的头头们，也都纷纷组成了自己的调查组， 有的还由一把手带队前往农村。一时之间，调查成风，各中央局，各省市也都纷 起效法。──这就是汪小川「二铺调查」的来源。顺便说说，汪的调查并不止此 一桩，他还搞过「平坝调查」、「铜仁罗江调查」、「江口闵孝调查」等等。 三、背景之二：七千人大会 1962 年元月 11 日至2月7 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 大会，是令许多亲历者事后谈起来仍然激动不已的一次会议。大体说来，这次会 议有三大亮点：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口头报告（另有书面报告），前所未有 地指出了指导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二是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对前一段反右倾中 受到错误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平反，一风吹，当然不包括「彭、黄、张、周」诸人； 三是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带 头表示对前一段的工作失误承担责任；周恩来、邓小平等亦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检 讨，分担责任；随之各省各部的负责人也纷纷检讨，承认错误。据说此举给与会 者极大的鼓舞，基层干部的满腹怨气涣然冰释，化作了欢欣鼓舞与心情舒畅。 此次会议，其直接起因是中央调拔粮食已愈来愈困难，各地方当局──鉴于 自 1960 年以来出现的大面积粮荒和信阳事件的严重影响，已开始有了一定的自 保意识，恰如李先念所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邓小平也批评 一些地方「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现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讲的数字不真实， 困难也不真实。」7 所以会议原定是要解决分散主义问题，总结经验，统一思想， 7

加强全局观念，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但事实上，粮食调拔困难固有一定的地方因 素影响，但更深沉的原因还是大跃进竭泽而渔的做法，加上连续几年的歉收，农 民连果腹都已成了问题，哪里还有粮食可征、可调？此外，在共产主义指日可待 的高调跃进之后突如其来的大饥荒，也使不少人疑窦丛生，满腹的困惑和迷茫， 思想混乱，情绪低落，正如毛泽东的诗句：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曾几何 时到处都是丰收的喜讯，粮食多到吃不完的地步，有的甚至提出吃饭不要钱，为 甚么一夜之间却处处粮荒，满目萧然？那么多的粮食到哪里去了？曾几何时高喊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两三年就能实现的天堂日子何以会变成眼前这般的「凄凄惨 惨戚戚」？面对残酷的事实，人们不能不置疑，不能不追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 造成的？大跃进对不对？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谁该对此负责？这是天灾还 是人祸？中央有没有责任？8 一句话，人民满腹怨气，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则 忧心忡忡，一片茫然，既不知前路何在，又担心犯下错误，被扣上「右倾」、「保 守」的帽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 年 11 月 10 日，由刘、邓主持召开 了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和上调问题。不想， 会议一开场就陷于僵局，各方大员面对中央要求皆有难色，嗫嚅其词，既不能推 诿，又难于应承。无奈之下，陶铸提议不如召开一次地级以上会议，以打通思想， 完成必需的征调任务。此议立即得到邓小平的赞同，事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亦 感觉不错，是个办法，大笔一挥，决定将会议扩大到县委一级，并要求相关的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也参加，由此定下了七千人大会的规模与格局。 七千人大会最具冲击力的，是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口头报告。本来，按照事先 安排，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是书面报告，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陈伯达牵头负 责的起草班子，参加的人有田家英、胡绳、吴冷西等。按常规，报告起草后，经 8

刘、邓审阅，再转呈毛，毛阅后再批转政治局审议通过，即可作为正式报告。但 这一次，常规却被罕有例外地打破了。由于时间紧，刘少奇的书面报告采取分段 送审的方式，完成一部分便送一部分到毛处。第一、二部分毛很快地就看完了， 唯独第三部分却迟迟没有看完，乃至要刘推迟三天再作书面报告，继而又改变主 意，决定书面报告不作，也无须再经政治局讨论，而是将之作为会议材料先印发 与会者讨论，另由刘少奇再作一个口头报告。这一反常之举实在耐人寻味，以至 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场面：刘于当晚连夜赶写出的口头报告提纲，因无法及时送 毛阅看，只好借第二天开会前在休息室的短暂时间请毛审阅，毛看完一页，递一 页给其它中央常委传看。虽说口头报告是临时动议，但刘少奇对所谈的问题早已 烂熟于胸，他滔滔不绝，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他的坦诚，他的清醒，他的敢于 直面困难，直面缺点和错误的勇气，一再激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当讲到「三 分天灾，七分人祸」一语时，据说全场爆发的掌声长达数分钟之久。9 应该说， 这是刘少奇少有的几次有意摆脱毛的定音调而作出的一次精彩演出，对他而言─ ─至少在文革前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演出是不多的。不过，也正如今天的一些 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少奇在报告中谈到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以及「三 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的说法，已经大大突破了毛的「错误难免论」和「一个 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例框架，由此招来大忌，为尔后的悲剧埋下了伏根。此说 虽不无道理，但属后话。就当时来说，除了毛，恐怕不会有人想到这是毛、刘分 歧的表现。因此，不难想象，当代表们离开北京，回到各地，将有关承认缺点错 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毛在「出气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等等 的大会精神传达开来时，像汪小川这样敏感而又多思的领导干部，会受到怎样的 鼓舞，又会采取甚么样的积极姿态来予以响应了。 9

四、背景之三：包产到户的争论 发轫于 1956 年合作化运动中的包产到户，从一诞生起，就是针对着集体化 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一窝风、平均主义、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等各种问题和弊端而 由农民们自发创造出来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其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包」字。 当时的不少地方如四川的江津、广东的顺德，安徽的芜湖，江苏的盐城，淅江的 永嘉等等，都出现了在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生产任务的基础上，又向生产组和个 人实行包工包产的现象，称之为「两级承包制」；有的地方因只将田间管理承包 到户，又叫「分户田间管理责任制」。由于它简便易行，职责明确而富有效益， 符合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深受广大农民欢迎，所以 1957 年即迅速蔓延到很多 地方。但也正因它以户为主，分散易行的特点，与集体生产、集体劳动、集体分 配的合作社理想总似乎不那么合拍，因此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褒 之者将之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贬之者则将之视为集体化的倒退，是单干， 是资本主义倾向等。在集体化等于社会主义，个体等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包产 到户很容易与资本主义挂上钩，所以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立即遭到了批判和否 定。从此，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包产到户=单干= 走资本主义。 但与这种僵固的思维模式相反，中国农民似乎铁定了要走这条路的决心。于 是出现了包产到户屡禁不绝，屡禁不止乃至屡仆屡起的奇怪现象。经过 1958 年 的大折腾之后，1959 年各地为了应对春荒又悄悄冒头的包产到户，虽经庐山会 议的严厉打压又缩了回去，但随之又在大饥荒的 1961 年卷土重来，并迅速蔓延， 安徽、河北、河南、湖南、淅江、广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包产到户不胫 10

而走。尽管它仍然没有合法化，不少地方还在沿袭着以往一套左的做法严加禁止， 但面对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无数非正常死亡的阴影，地方干部们此时已是焦头烂 额，束手无策，而况事实证明，包产到户确实是最有效也最受广大农民欢迎的自 救之策，因此，许多中下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大多对之采取了睁眼闭眼的默 许态度。到 1962 年上半年，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之风可谓强劲吹拂，愈演愈烈， 形成了后来被毛泽东严加指责的所谓「单干风」。 就贵州而言，大约自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纠正包产到户了。七千 人大会虽未将包产到户列为议题，但会议进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却向各地传递出 一个不祥的信息，这就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突遭解职。曾希圣被撤 职的原因是所谓「五风」问题（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 部特殊化风），直接来自会议期间安徽省干部对他的不满和揭发，主要是说他作 风粗暴，不民主，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等等。当然，还有一项罪名，虽未 作为重点，却极具震慑，这就是他曾在安徽大力推行的「责任田」（实为包产到 户的又一别名）。谁都知道，曾希圣在大跃进中也同样头脑发热，跟着办了不少 蠢事，致使安徽受害不浅，饿死了不少人，及至事后清醒，方知局势严峻，心中 自是十分懊悔。为了帮助农民度过饥荒，他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乃四下鼓吹， 并多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终于得到毛的首肯，同意他进行试验。曾氏欣喜异常， 告诉属下「已经通天了」，要大家放手试验。一时之间，安徽的「责任田」声名 鹊起，被老百姓称之为「救命田」而广为传颂。曾希圣一向深得毛泽东信任， 1961 年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撤职，曾氏被指为代理，以一省之方面大员而 兼任两省的第一书记，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往后都极其罕见，所以有「大红人」 之称。孰料翻云覆雨之间，「大红人」一变而为「大霉人」，谁不为之心悸胆寒？ 11

大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便有了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黔南来信」， 要求省委着手纠正包产到户。紧接着，1962年4月8 日──也就是汪小川的二 铺调查刚一结束，中共安顺市委就发出了《关于纠正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这 就是说，至少在当时的贵州，纠正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了。 五、《二铺调查》的文本意蕴 汪小川一行于 1962年3月31 日到达安顺，4 月 1 日即前往当时的二铺区， 在听过区委负责人的介绍之后，确定了三个调查点，一是二铺公社的石龙大队， 二是云峰公社的小山大队，三是马场公社的中所大队。历时约八天左右。调查方 式多以座谈为主。顺便说说，二铺区即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屯堡区之一，云峰公 社也即而今有名的屯堡景区云峰八寨。汪小川选中这一带搞调查，会不会与屯堡 人善经商的传统有关？在那个年代，经商就是「投机倒把」，就是「市场经济」， 而「市场」不正是农村经济状况一个最好的窥视孔吗？从材料中专门有一份二铺 区农村市场情况的调查看，作此推测似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由于《二铺调查》并非完全出自汪小川的手笔，更由于由他亲自撰写的「前 言」和「附录」应当是更能反映他的认识和看法的直接文本，所以，今天来考虑 《二铺调查》的意义或价值，就有必要对之作出适当的区别。下面先来看看那部 分属于座谈整理的调查材料。 今天来看，这部分材料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真实记录和传达了广大农民强烈 要求包产到户的心声，因此，材料中有许多直言不讳的语言，表达了农民们对纠 正包产到户做法的严重不满，严重抵触。如： 在这几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饭也饿够了，认为「只有各干各，不 然还要饿饭」。现在社员大多数都主张单干，全队已有十多户公开提出要求田、 12

土到户。（《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 我们去的那天，公社正在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纠正包产到户。到会的 干部认为：现在无法纠正，据说有的群众讲「就是把机枪抵在肚皮上，也是不愿 收归集体」。「要叫我们饿饭，就把土地拿回去，要叫吃饱，就让我们这样做年把 看」。「要让土里长草喂老蛇，就收回去」，你们是「可丢不可修」。（同上） 从调查组在云峰公社参加的一次党内会议看，会上主张包产到户的倾向简直 令人吃惊。 云峰公社最近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支书、支委和团支 部书记一共三十五人，从会上暴露的思想来看，有三十二人认为集体生产不好， 主张田土下放，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并且他们已采取各种形式下放了土 地。据会上的统计，田土全部下放实行单干的有二百四十亩；田集体土分到户的 一百四十五亩；小季包产到户四百一十五亩（有少部分没有包产任务谁种谁收）； 分集体田土给社员种洋芋五百二十三亩；扩大自留地三百二十七亩（不包括个人 开荒），共计一千三百七十六亩，占全社耕种面积七千四百二十八亩的百分之二 十。上述各种形式在十二个大队七十三个生产队中均有发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 除此之外，材料中还透露出农民们对几年大跃进、对人民公社运动等等的不 满。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集体生产的不满。 「能不能把集体生产搞好？」他们认为不可能。 小山大队支书雷仲和，列举办人民公社以来，生产连年下降的事实，来证明 这一点。小山大队历来的粮食产量为一九五七年二十八万斤，一九五八年二十六 13

万斤，一九五九年二 十四万斤， 一九六 0 年二十万斤， 一九六一年十二万斤。 他从减产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如果说集体生产能搞好，我愿砍头」。（同上） 农民不比工人，工人非搞集体不可，农民就不行。为甚么，吴屯大队支书徐 起伯说：「人多人懒，狗多狗馋」，你出工早，我出工晚，有的做活快，有的做活 慢。农民习惯单家独户的生产，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一家三哥四弟都要分家，何 况几十个人在一起生产。徐说去年吴屯下放土地，秋收进度很快，板田全部种完， 烂田也打好了，出工不用喊。上面叫搞集体生产，社员就灰心了，生产也受损失。 他们认为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各干各的，集体干活就是不如个人干活。（同 上） 本寨大队长李成儒（党员）说：「包产到户的地方是我们的方向」。（同上 ） 其次是对集体分配方式不满。 在座谈中，大家对粮食分配问题，都不同意人劳结合，对半分成（地委曾规 定最低的人劳结合比例为对半），认为从「干不干，两罐饭」和去年的人七劳三， 到今年的对半分，好是好了点，但还有平均主义。他们主张全部按劳分配，只照 顾五保户和遇到天灾横祸的真正困难户。（《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 社员干活不起劲，是因为不按劳分配，多做不能多吃，少做也不少吃，每个 都有基本口粮。去年实行「人七劳三」分配方法，社员很有意见。（《云峰公社支 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 对于口粮分配，各地提的意见最多，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人劳结合，而要求 实行按劳分配，有的社员说：「六十条上明明规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 者不得食，公社偏要人七劳三，把按劳分配又取消了」。认为「人劳结合还是平 均主义」，这种粮食上的平均分配， 不利于巩固集体……有的群众说，这是「猪 14

羊同圈，黑白不分」，只能把「勤人拖懒，懒人更懒」，是养长毛和尚的政策。（《对 某些经济政策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中还反映了几年大跃进给农村和农业造下的恶果，以及 令人深恶痛绝的高指标、高征购给农民们带来的巨大伤害，谓之触目惊心，一点 也不为过。如： 他们说，这个大队一九五四年是一个初级社，一九五六年和汤官屯办成一个 高级社，粮食是连年增产的。到一九五七年曾收过八百多石谷（每石四百斤）， 这几年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一九六一年只收粮食三百多 石，每人口粮只七十至一百二十斤，大队长汪荣武说：「一日无粮千兵散」，社员 口粮少了，牛饲料也没有了。「没有饭吃，人心不齐，社员思想落后，不听话了。」 社员们说，办这几年公社，「对集体生产灰心完了」。（《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 耕牛和农具减少了，高级社时期有耕牛七十五头，现在只有二十二头，死亡 率达百分之七十，现每头耕牛平均负担耕地达三十亩。高级社有水车七十多架， 现在只有十架了，过去一家一张挞斗，现在只有四张了。生猪也由过去的八十多 头减少到只有三头了。（《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 公社虚报浮夸，不实事求是，购了过头粮。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为二十四万 斤，征购任务七万斤。完成了征购任务之后，又来了一个「光荣粮」多卖了四万 多斤。去年只收入十二万斤粮食，征购任务仍是六万多斤。完成公余粮后，全队 每人平均不到一百斤口粮，挫伤了生产积极性。（同上） 旧州区去年有二十二个队购了过头粮。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三百万斤，每人 合一千斤， 商品粮为四百斤，口粮约六百斤左右，到一九六一年减产为一千四 百八十万斤，征购九百二十万斤贸易粮，每人平均只留粮一百八十五斤。因此群 15

众说：这几年把基础搞垮了，这几年是死任务，活口粮。口粮减得多，任务减得 少。「除了锅巴没有饭」。该区黄腊公社也是个产粮地区，一九五八年前每人平均 的实际口粮，都在六百斤以上。近来连续四年减产很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与一九五七年比较，人口少二千多，牛死百分之六十，农具损失更大。但粮食任 务仍未减轻，年年购过头粮，年年又供应。去年产粮二百八十万斤，征购一百八 十二万斤。大部分队每人平均只有几十斤口粮。现在群众生产积极性非常低落， 十五个大队中有九个大队，生产根本不动。（《对某些经济政策的一些反映》） 请原谅这些大段大段的摘引吧。作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我本人对那 段日子也有不少刻骨铭心的记忆，但作为一个城市中人，我至今仍无法想象当时 农村的可怕情景。试想一个公社的人均存粮不到两百斤，有的甚至才几十斤── 而且是毛谷，这意味着甚么呢？除了饥饿和死亡难道还可能有别的出路吗？我注 意到，材料中似非无意地透露了黄腊公社几年「减少」（实际就是饿死）两千多 人口的事实。10 全国有多少公社？1958 年的数字是二万六千多个，每个公社 只算死 1000 人，就是二千六百多万！实际数字当然远不止此，今天的研究者估 计多在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11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八年抗战，整个中 国的死亡人口最高估计也只是三千多万。中国农民在三年大饥荒中所承受的苦 难，所作出的牺牲，至今在许多官书官史中仍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与合法的交待。 老实讲，时隔四十五年来读这些资料，心中感到的仍是沉重、压抑和悲凉。 那些从农民心底迸发出来的话，无所顾忌，痛快淋漓，今天读来犹有惊心动魄之 感。「集体生产能搞好，我愿砍头」、「就是把机枪抵在肚皮上也不愿收归集体」、 「包产到户的地方是我们的方向」等等，这些出自底层民间，出自草根老农的「真 声音」，这些在当年极为犯忌，随时有可能遭来大祸的话，说者固属不易，但将 16

之忠实地记录下来，转达出去，则恐怕要冒的风险会更大，也更需要勇气。汪小 川后来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不能不感谢汪小川和他的调查组，没有他们 的实事求是精神，没有他们的悲悯情怀和无畏担当，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听到这些 元气淋漓的话，这些「原生态」的民间记录。这是农民们对自身权利的愤怒呼唤， 也是对人祸横行的悲切控诉。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历史车轮的隐隐滚动声， 而且可以看到来自地层深处并最终导致未来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那条伏线，其逻 辑指向就是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包产到户的全面推行。笔者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 在这里大段抄录，就是希望这些饱含着苦难与血泪的「真声音」，能够穿透尘封 的岁月，闪放出它应有的光亮，而不至被时代的阻隔所遮蔽，所湮灭。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这两句诗，当可作为汪小 川及其调查组成员的真正写照。 所以，我以为，《二铺调查》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史资料，不仅在贵州 的学术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文本系列中，也该 据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仅就包产到户问题而言，《二铺调查》真实地记录下来 的那些农民话语、农民心声，既是代民立言，更是对另一些出自领导干部或知识 分子之手的、呼吁包产到户的历史文本的丰富和补充，故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 价值。就中自不难明白，二十年之后兴起的包产到户浪潮，确是顺乎民心，合乎 民意的历史必然，是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惜乎这样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在后来编辑出版的许多有关包产到户的资料集中都不见踪影，这实在是贵州学术 思想界的一大遗憾。此外，《二铺调查》作为贵州三农问题研究史上的一份重要 材料，它对计划体制或公社体制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的分析与揭露，以及它 那种面对现实，客观、负责、认真、求实的态度，即使在今天的三农问题研究中， 17

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总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背景下，《二铺调查》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贵州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勇气和探索精神，而且更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贵州思想界不凡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确实不愧为贵州思想史上 一份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 六、外显的矛盾和内隐的心曲 《二铺调查》的目的，从汪小川当时亲笔撰写的〈前言：如何扭转单干倾向〉 一文看，显然是为了纠正包产到户，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无论从其文字和精 神看，我都不是主张包产到户，说实话，我当时没有这种觉悟水平。」12 这话 说在包产到户已经「正名」，且重显辉煌的八十年代，应该是可信的。那么，「不 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汪小川，为甚么要在调查中真实反映农民包产到户的呼声？ 意在纠偏的《二铺调查》，为甚么要忠实地记录下那么多农民的心里话和农村的 真实情况呢？换言之，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明显的矛盾？这其中究竟存在着一种 怎样的内在关联？又隐含着一种怎样的苦衷和心曲呢？ 为此，就需要对汪氏的这篇「前言」再作些适当的分析。 首先，即使是从纠正包产到户（也即文中所说的「单干倾向」）着眼，汪小 川在文中所作的分析和所流露的不少想法，都可见他确有不少异于常人处的思 考。 例如，在分析包产到户发生的原因时，汪小川并不像一般人通常所喜欢做的 那样，只会一味地指责农民思想落后，走资本主义之类；而是面对现实，实事求 是地指出了农民以「吃不饱」为由而搞包产到户的基本事实。「吃不饱」──这 是三年大饥荒中中国农民最大、也最紧迫的现实，也是包产到户在 1959 年遭到 严厉批判之后又重新卷土而来，暗潮汹涌的根本原因。可以说，1962 年出现的 18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为了战胜饥饿与死亡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农民们在走投无 路的情况下唯一可依恃的一条破困突围的自救良策。这一点，甚至包括当时的许 多高层领导心里都很清楚，基层干部们更是心知肚明，所以，大多对之采取了睁 眼闭眼的默许态度。那么，为甚么「吃不饱」？为甚么会发生大饥荒？只要稍加 追问，就会追到大跃进的头上。汪小川抓住「吃不饱」的现状，引用农民的话， 「所谓『一日无粮千兵散』，所谓『要想吃饱饭，只有搞单干』」等等，是否隐示 着他对大跃进的某种不满与怀疑？他在文中一再借农民之口，拿 1957 年前作比 较，说「干部们所最感苦恼的是群众不『信话』了，不像一九五七年前那样『信 话』了」，而群众的反应则是：「一九五七年前人心齐，就因为那时候都在说，快 有拖拉机，快有电灯电话，谁不指望很快过好日子？！现在甚么都落空了。」「一 九五七年前」还没有大跃进，没有人民公社，可见农民们不满何在，怨气何来。 他显然深知这其中的根由，直言不讳地分析道：「现在和那时候所不同的地方在 哪里？农民经过这几年农业生产上的挫折，照他们的话说『灰心完了』。这就是 说农民对集体化的信心有所动摇。」──对集体化亦即对人民公社的不满，这才 是促使农民们搞「单干」、搞包产到户的真正的理由，也即汪小川说的藏在「吃 不饱」背后的那个「隐蔽的理由」。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分析道：「集体生产因为 人心不齐，活路保不住质量，你等我等，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季节。也就是说， 集体做的活路不细、工效不高，因而不能增产。」针对此他提出：「要在当前情况 下，找到吸引住农民在集体里生产的恰当办法」，「认真考虑怎样发挥集体生产的 优越性」。尽管这在当时的公社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样的思考方向 ──即把问题主要归结于体制，归结于政策，而不仅仅只是归咎于农民，至少证 明了他对农村状况和农民实际的了解与同情。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和思考，实 19

际指向的是人民公社最为人所诟病的两大痼疾──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 的平均主义。尤其是平均主义，对农民积极性伤害尤大，对农业生产影响尤深。 所以汪小川对之亦倍表关切。 「农民最敏感的就是粮食问题。在农民的直感上，粮食怎么分配，怎么征购， 怎么供应，就测量着党的政策是否兑现了。」针对此，文中列举了不少农民的意 见，如「养懒汉政策」，征购上「鞭打快牛」，「哪里生产搞得好，哪里粮食增产 多，哪里就征购的多」，以及「人劳结合」上的缺陷，「回销粮」供应上的不合理 等，认为按劳分配搞不好，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自愿互利（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之 一）。所以他说：「现在农村基层干部是不大敢向群众讲『自愿互利』这句话的， 他们怕一讲『自愿互利』农民就会更多地散伙了。」这里已经涉及到了人民公社 运动中的「一窝风」及强迫命令问题。显然，如果完全靠自愿互利，就不可能有 人民公社运动。倘再深挖下去，就会触及到公社体制的一个深层矛盾，即在脱离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与分散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之间的尖锐矛盾，根本矛盾。只不知汪小川心里是否明白，这样的矛盾，在原有 的公社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所以，在后来包产到户势如破竹的八十 年代，才会有公社体制的全面解体。当然，这一天是汪小川所无法预见的。他的 难能可贵之处，是正视现实，正视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包括政策上的错误， 直言包产到户所以「猖獗起来，就说明我们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还有问题。」 用语虽极谨慎、委婉，却也隐隐透出他的某种焦虑与不安，所以，他极力主张从 经济上而不要从行政上去纠所谓的「单干倾向」，很显然，他是担心使用行政手 段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氛围，以及他个人的身 份与角度，他当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怀疑与不满都说出来，而只能将之深深地压在 20

心头；但面对现实，面对农民们的悲惨境遇和农村实际，他又不可能违背良心， 违背事实地瞎说一通。如此，内隐的心曲转化为的外显的矛盾──即纠正包产到 户和真实反映农民心声的矛盾。可以说，没有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怀疑与不 满，就不会有这样的矛盾，就不会有那些震撼人心的忠实记录，自然，也不会再 有那些婉约其词，用心良苦的分析了。亦如他后来所言：「我之所以搞出这个调 查，无非是遵循党的一贯教导，我们应该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 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和呼声全然不对，也应参照考虑改进我们的工作。」13 他 既非中枢高官，亦非方面大员，他的调查，无非是为某一个省的党政首脑提供建 言或参考罢了。从他那些迂回曲折，委婉含蓄的分析中，我彷佛看到他深切的忧 虑和从那忧虑中传出的一声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泣兮，哀民生之多艰。 那么，仅仅根据上面的分析就断定汪小川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心有不满， 是否有武断之嫌？对此，笔者虽无法再提供甚么更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材料也 还是有一些。如他发表在 1959 年《团结》上的几篇文章〈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 主义服务〉、〈「夸大」和「夸小」〉等，就对当时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提出 了严肃的批评。在〈提「口号」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口号决不可以轻率提 出」，「每一个口号的提出，都应该经过缜密的研究，要充分估计到能否以及如何 实现它的一切条件。」这显然是针对大跃进中乱提口号的现象有感而发的。另据 作家戴明贤回忆，1961 年，他随宣传口组成的工作组下乡反「五风一化」，回 省后组织整风学习，「汪老以『端正学风』的题目，把几份在『大跃进』中忘却 一切客观规律，大话说到荒谬程度的绝密档，发到组里让我们这些小公务员学习。 这种胆识和气魄，当时令我们有点瞠目结舌。」14 此外，汪小川写于同一时期 的「九篇历史小故事」似也可作为重要的左证。其中，〈李世民怀中的死鹞子〉 21

已如上述，是讲要敢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另有〈重耳用头须御车游街〉、 〈投鞭未能断流〉则是讲重然诺，讲信义的重要，以及说大话、空话的害处；〈刘 邦倒履迎郦生〉是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它如〈汉理财能臣桑弘羊〉、〈陶朱 公──范蠡〉、〈会做生意又会办外交的子贡〉等，都是宣扬和强调懂经济，善理 财的人才，显系有感而发。这些故事，说的虽是历史，但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 却可谓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作者相当的勇气和胆识。不难 想象，要不是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在那个年代谁还敢冒着「借古讽今」，「含沙 射影」的风险去拿古人来说事？ 不过，笔者仍要指出，这里一再强调汪小川心中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怀 疑与不满，并非仅是为了正确解读《二铺调查》的需要，而实在是想藉以证明， 至少在 1962 年──或者准确地说，至少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前，像汪小川这 样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深表担忧，心有疑虑的思想状况，绝非个别和偶然，而是 当时一大批高中低级干部所共有的心态，并且已在党内形成了一股激荡的思潮。 尤其是经过三年大饥荒之后，这股思潮，上承彭德怀 1959 年的理性之吼，下接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痛切陈辞，要求对过去几年实施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反 思、检讨，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尽快扭转国民经济的危险局面，尽快改 善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如前所述，正是这样的冲动与诉求，构成了七千人大会 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汪小川和他的《二铺调查》，或者说，汪小川在《二 铺调查》中曲折表达出来的那些思想倾向，在一大批敢怒而不敢言的高、中级干 部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因而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当时及以后的党内斗争、党内分 歧和党内思想状况，都是颇有裨益的。 七、理性的声音 22

大约从 1956 年起，伴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中共党内就出现了 一股与之相对立的，以理性、务实为特征的思想倾向，这里姑且将之称为「理性 的声音」。在此后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中，这一思想倾向时强时弱，时隐时现， 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并时有精彩的表现。如果以 1956 年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 冒进为发端，15 那么，1959 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发难和张闻天的呼应就可 说是达到了高潮，后来在毛泽东的强力打压下虽然偃旗息鼓，但其思想基础并未 瓦解，经过大跃进，经过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大溃退之后，又在 1962 年重新集 结，日趋活跃，由此形成了一股激荡在党内的思想潮流。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要求对大跃进以来的政策包括缺点和错误进行必要的反思、检省，这既是七千人 大会得以召开的思想基础，也是将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推向高潮的汹涌之波。 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已作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 但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西楼会议）上，他却意外发现 1961 年 竟有 30 亿元的财政赤字，不仅如此，经向财政部门查询，方知自 1958 年以来， 年年都有不小的赤字，只是财政部门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敢上报而已。这一发现 使刘少奇对局势的估计再次发生了变化，认为经济形势恐怕将进一步恶化，他大 声疾呼现在是「非常时期」，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 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甚么？」16 自此，他对形势的判 断渐趋严重，对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未能及时纠左一直耿耿于怀，多次提到关键 是庐山会议。17 他曾疾言厉色地说：「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 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18 甚至说过这样的重话：「照这个趋 势，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拖下去要灭亡。」19 以至在同年六月底，当田家英在 外搞完调查，返京向他汇报包产到户可行时，刘不但当即表态「现在情况已经明 23

了」，随之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还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 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20 可见刘对形势的估计已经紧张到了何等地步。所 以，当毛泽东于七月上旬结束在外巡视返京召见刘，责备他「你急甚么？压不住 阵脚了？为甚么不顶住？」时，一向恭谨从命的刘少奇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激动， 抗声道：「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1 事实上，不只是刘少奇，此时处于所谓中央一线的其它人如周恩来、邓小平、 李富春、陈云、彭真等，哪一个不是忧心忡忡，面对危局。所以，在西楼会议上， 刘少奇力邀陈云出山，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并听从陈云建议，在五月的中央 工作会上，作出壮士断臂，「伤筋动骨」的悲壮之举，大规模降低工业指标，压 缩基建投资，企业关停并转，减少一千万城市人口，将调整进行到底，避免了国 民经济的大崩溃。而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一向受到非议的包产到户，作为 缓解困难的自救良策，再度引起了许多高层人物的关注和兴趣。 首先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原先并不赞同包产到户，他是奉毛指派率队 到韶山搞调查后才开始改变态度的。1962 年 6 月底，田家英奉召返京，由于毛 此时尚未回京，便迫不及待地抽空先后向刘、邓等人作了汇报，力主实施包产到 户，得到刘、邓的明确支持。于是在毛返京后召见他时，乃向毛提出包产到户的 主张。毛未置可否，却出人意料地问田，你是主张以集体为主还是以个体为主？ 并问田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 田见势头不妙，只好说是自己的主张， 未敢再提刘、邓等人的看法，事后却几次受到毛的点名批评。这之后再触霉头的 是陈云。这位自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不依不饶的批评而变得十分谨慎的经济专 家，就连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盛情邀请都未能使之开口发言，此时却按捺不 住，主动求见，当面向毛提出重新分田到户，以激发农民积极性的主张。毛听后 24

未表示意见，第二天却传来毛为之十分生气的消息。22 对包产到户情有独锺的 邓子恢，更是不遗余力，从 1962年5月到7月，先后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作报告，系统地介绍包产到户，并在得知毛泽东对 包产到户已明确表态之后，还向毛当面陈情，大谈「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的种 种好处，引起毛的极度不满；事后在北戴河会议上被作为「单干风」的代表而受 到严厉批判，最后索性连农村工作部和他所担任的部长职务也一并撤掉了。 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之外，还有许多为包产到户而吶喊，而呼号的有 识之士乃至于小人物。如时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 就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张实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因向毛泽东写信「保荐责 任田」而大名鼎鼎、也被当作「单干风」代表大批特批的陈让能，却不过是安徽 省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小干部。至于被毛泽东指斥为「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 论家」的杨木水、冯志、陈新宇等三个年轻人，更是几个位处最下层的小人物。 不过，笔者这里最想介绍的，是陕西省户县三位农民党员于 1962 年 5 月联名发 出的一封题为〈当前形势怀感〉的信。这封因毛泽东引用「一叶知秋」而轰动全 党的信，23 其真正的执笔者名杨伟名，时年四十岁。据撰文介绍此信的卢跃刚 先生称，信中「陈述之坦率，行文之从容，语调之平实，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 动，观察之细腻，态度之理性，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判断之准确，思想之 深刻，让我大为震惊。综观 20 世纪 50、60、70 年代党内和民间万言书，以思 想水平衡量，《当前形势怀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4 下面的相关信息 即采自卢文。 首先，对于当时人人讳言的形势，信中直言无忌的描述就显得不同凡响。 25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 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 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 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针对逼人的形势，作者希望能够拿出「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来应 对形势，放开严格控制的物资流通和自由市场，对中、小型的工商业改用「节制」 之策以代替「改造」之法，农业方面则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方针 等等，要求「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作『全面彻底』地『调整』。」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当时已显得颇为敏感的民主集中制发表了大胆的意见，他打 了个「双程轨道」的比方，希望「民主」与「集中」能够各行其道，畅通无阻， 最终实现在广开言路的基础上，广泛集中群众意志形成正确决策的理想目标。如 此等等，皆可称切中时弊之言。 自不待言，笔者引用这封出自农村基层党员之手的信的目的，除了藉以向这 些中国民间思想的先驱表示我心中的敬仰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证明，前述那股起 伏跌宕的理性思潮，在中共党内有着何等深厚的基础。但由于民主机制的缺失， 更由于长期来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干纲独断，一个人说了算的极不正常的局面，这 一波起势不小的思潮还是在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下很快瓦解，烟消云散了。7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刘、邓、陈、田等开会，正式就包产到户问题表明了他的态度， 刘周邓等不得不跟着转向。7 月 18 日，中共中央紧急下达了《关于不要在报纸 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 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点名批 评了主张搞包产到户的田家英、邓子恢等。至此，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戛然而止。 26

毛泽东力挽狂澜，一顿暴脾气，就将这股汹涌激荡的党内思潮压了下去。至此， 1962 年成了继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由七千人大会开 启的沿着正确轨道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理性声音，在北戴河会议（以及八届十中 全会）上被打断，被终结，中国的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只不过，由于担心重 演庐山会议因反右而停止纠左的严重后果，毛投鼠忌器，勉强同意了刘少奇在会 上的提议，不将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精神传达至县以下，从而使这次转向显得不 那么的急剧和猛烈；同时也使后来中国的社会走向，暂时出现了政治、经济双行 线互相矛盾、发展的奇特局面。一方面是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愈刮愈紧，不 断地反帝反修反资反右；另一方面则是经济领域的继续纠左、继续调整。最后， 在毛泽东左倾政治思维的主导下，两者终于不可避免地由对撞而断裂，于是， 1962 年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四清而导向了文革。 这里，还需提及七千人大会期间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会上为修改刘少奇的书 面报告，曾组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周、邓、陈、 李、彭、薄等一干重量级人物。在一次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上，当谈到该怎样承 担错误时，彭真语出惊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 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 席也不是甚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25 像 这样公开地明确讲毛有错误，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此后的十数年间也仅见此一例！ 可以说，这是 1962 年那股要求反思大跃进错误的理性思潮所达到的最高点，也 是其最精彩的一次演出。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太稀有了，与毛此时已形成 的说一不二的巨大权威相比，彭真的话只会招来大祸，他后来果然在文革中成了 继「三家村」之后第一批倒下去的党内高干。 27

当然，似也不该就此以为，这一股以理性、务实为特征的党内思潮，从此就 灰飞烟灭， 杳无踪痕了。事实上，它并没有被完全的打散、消解，更遑论彻底 消失，而是隐沉下去，转化为一股不动声色的潜流，继续积蓄着它的能量。文革 期间，随着一大批党内干部被打倒，许多人因此而堕入底层，走向民间，也因此 得以了解到更多的现实，更多的民生疾苦，从而能够与文革后期崛起的那股以反 「四人帮」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民间思潮结合在一起，其思想认识有了全所未有的 升华与提高，故而方能共同演绎出威武雄壮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四人帮」 的覆灭奠定基础，并最终导致了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如此才有了 后来的拨乱反正，才有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包产到户，以及改革开放等等一系 列翻天覆地的重大举措。时至而今，这股理性思潮仍然活跃在中共党内，并不时 有所表现。至于它在往后会不会又出现甚么惊人之举，那就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了。 八、结束语 最后，还应该说说，对于本文中提到的那一股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相对 立的理性思潮，究竟该如何命名，又该如何去描述、刻划，方能准确地概括或表 达其特征？这在本文的写作中，也曾是一个令人困扰，让我大费踌躇的问题。照 我原先的想法，曾在某些官方文本中出现过的「党内健康力量」一语本可作为成 例沿用，但仔细想想，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下，许多身居高位的 领导人对毛都是唯唯诺喏，屈意附和，纵有异议亦不敢吐露心扉，道出真言，更 遑论一般的党内干部了，既如此，所谓的「力量」云云又从何谈起？再说，我想 刻划和描述的，主要是一种思想现象或者说思想倾向，它的构成很复杂也很模糊， 它不是一个稳定、成型的东西，由一批相对稳定的人组成，恰恰相反，它是聚散 无常，流变不定的，又具有因时因事因人而异的极端复杂性；成形时，它能呼风 28

唤雨，翻天覆地；溃散时，它销声匿迹，遁之无形；最易聚合又最易消散，谓之 「力量」，难免有将其固定化之虞。当然，除此之外也不是没有现成话可用，譬 如毛泽东说过的「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一语。说实话，如果要借用，我还 真更倾心于这个「反对派」或「怀疑派」的称谓。想想每每在重要关口，都会有 隶属于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站出来冒险发难，作狮子吼，其影响所及，难道还不 足以成「派」么？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些犯难和犹豫。代表人物不断涌 现固是好事，但代表人物同时也常常变来变去，此时一个样，彼时又一个样，忽 左忽右，忽对忽错。即如人所敬仰的彭德怀，在其主持军内事务期间，不也曾有 过批萧克、批粟裕等过左的表现与作派么？似这样来划「派」，岂不是反让人更 觉得不可捉摸，变化无常吗？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使用「思想倾向」一词，或 更模糊一些，叫做「理性的声音」，虽稍嫌抽象、笼统，却也有更具弹性和包容 性的好处。按照这一概括，不管那发出「声音」的人如何变化，这「声音」总代 表着一种与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相对立、相抗衡的思想存在或历史事实，而且它从 未间断，从未止息。 那么，按照这里所说，将汪小川和他的《二铺调查》放到这样的背景之下， 具体地说，纳入到这一思潮之中进行考察和评估又是否合适呢？ 确实，如果是仅就包产到户而言，无论是汪小川其人还是他的《二铺调查》， 都无法与那些奋不顾身，敢为包产到户挺身而鸣，甚至因此而遭来横祸的人相比； 若是就文本价值而言，《二铺调查》无论是就影响还是就旗帜鲜明地为包产到户 鼓与呼的勇气，都难以同陈让能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胡开明的《关 于推行三包到组的责任制的建议》、以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等相比。但 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像李云河、陈让能、杨伟名等这样披肝沥胆的悲情英雄毕竟 29

只是少数，是凤毛麟角；从当时整个党内的思想状况看，客观地说，更多的人恐 怕还是像汪小川这样，在清醒、理智的认识中，更愿意采取一种平和、徐缓，甚 至是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的巨 大身影笼罩着全党，支配着全党的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现象。从这一点看，《二 铺调查》所反映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也是一 份不可多得的党内思想史数据。这大约就是汪小川和他的《二铺调查》的意义所 在，价值所在罢。 2007 年元月 4 日─元月 19 日 初稿 元月 20 日─31 日 改毕 注释 1 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992 页。 2 转引自萧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第 626 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069 页。另按：这 里说的「八两」、「十二两」云云，是指改制前使用的老秤，16 两为一斤，合今 之十两；八两为半斤，合今之五两。 4 有关信阳事件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个谜，有研究者指出，根据当年各县上 报的死亡人数统计，整个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五六十万之多，更有的 估计接近或超过百万。 5 见张素华着《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30

页。 6 转引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第 690 页。 7 见张素华着《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 页、15 页。 8 参见同上，第 16 页。 9 参见同上，第 132 页。 10 在贵州，「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还不是安顺地区。据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 中央的报告，最严重的是遵义、湄潭、金沙三县。按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 的背后〉一文披露，其中金沙县的「非正常死亡」为 5.5 万人，贵州全省为 174.6 万人。见《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6 年五月号总第 50 期。 11 如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推算，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 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见该书 279 页）；而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 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中，也提到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得出 的结论是，「低限值也在 4000 万人」；另有林毅夫的研究数字，死亡人数为 3000 万，减少的出生人数为 3300 万。（见凌书 81-82 页）。 12 汪小川《我目击下的贵州「大四清」》，1983 年未刊稿第 13 页。 13 同上。 14 戴明贤〈嶙峋风骨刚毅声〉，载《贵州日报》2006年2月24日。 15 本文所考察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指与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相对立的那一股理 性思潮，而 1956 年由毛所发动的合作化高潮，正是毛泽东左倾思想的发端，故 凡属 1956 年以前发生的与毛泽东的思想纷争和意见分歧，即使事关重大或表现 尖锐，都不在考察之列。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1052 31

页。 17 参见萧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 802 页。 18 同上，第 754 页。 19 同上，第 796 页。 2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229 页。 21 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版第 90 页。 22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 1086 页。 23 毛引述的话如下：「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 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 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 （下），第 1243 页。 24 卢跃刚〈一篇文章与一个农民〉，见山东画报社编《老照片》2003 年第 27 辑。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机构与事件的回顾》（下），第 1026 页。 杜应国 笔名篮子。着有散文随笔集《山崖上的守望》。现居安顺。 32

罗隆基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 刘志强 在二十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作为「人权 论战」的主将 2，不仅是发动和参与「人权运动」者之一，而且在「人权运动」 中建构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他的人权理论代表了「人权派」的人权思想，因而 其人权理论具有非常的典型性。就其人权理论而言，罗隆基人权理论的阐发不仅 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共革 命。罗隆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是其人权理论体系一个重要内 容，与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等内容一起统制于 其人权理论体系。罗隆基提倡人权，反对党治，不仅仅局限于对国民党而言；在 他看来，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故也必须反对。由 于中共革命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所以，罗隆基分别在1930 年 3 月《新月》3 卷 1 期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 和在1931年7月《新月》3 卷 10 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 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其意在指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诸端不足之处，目的在于否 定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 本文择取罗隆基在「人权运动」期间发表的有关反对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 命的论述，来解读罗隆基人权理论另一方面重要内容，以期全面理解他的人权理 论。 一 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 罗隆基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从理论上入手， 1

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 （一）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罗隆基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二十世纪的新思想」，「亦不是十九世纪马克思 的新发明」，他说，早在马克思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大谈共产主义，但马克思 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所讲的「共产主义」又有不同。罗隆基认为，「马克 思主义的物质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他也不同意「经济条件支 配思想」的说法。他认为，经济条件可以影响思想，但思想也可以影响思想，甚 至先有思想的变迁，而后发生经济现象的改换，所以绝对的唯物史观是讲不通的， 绝对的经济史观更讲不通 3。罗隆基在此层面上指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除了物 质影响思想外，思想对思想也有影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论证则不足 以反证自己的观点，他这种观点是倒果为因，用所谓「思想影响思想」来否定物 质决定意识，根本说不通。 （二）指出辩证法的矛盾 在罗隆基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辩证 法，社会的物质是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脱化的程序中，社会的思想亦在永远不断的 新旧脱化的程序中。任何物质，任何思想，他们的本体，就有「正」「反」两面。 根据这个说法，没有封建的社会，就不能产生现在的资本主义，没有现在的资本 主义，就不能形成将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崩溃的成分，孕育在资本主义的本 身。无产阶级有必然的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有必然失败的缘因。这是辩证法， 这又是阶级战争的轨道。若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辩证的观点，共产的反 面当然要应运而生，新兴的阶级当然要应运而起，否则，社会有「不动」「不变」 的时间了，不动不变，马克思的有机社会说就不能成立，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不算 2

彻底。果「动」果「变」，马克思的共产社会就不算止境，马克思的阶级战争， 将永无已时。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上的弱点 4。马 克思的辩证法在此问题上的论述，的确不够严谨，罗隆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罗隆基抓住这一矛盾，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产生和分化新兴的 阶级，产生新的矛盾，共产主义最高境界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过去遵循马 克思主义的说教，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极，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 不会再有发展了，的确是理想化的一种愿望，与事实有距离。就这点而言，罗隆 基对辩证法的理解的确有他的合理性和启导性。 （三）对经济理论的质疑 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罗隆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有缺点，马克思以各商品所包含的「劳力」为比例，说明商品交换价 值的关系。假如有一百双靴，买靴的人只有二十；有二十件衣，买衣的人有一百。 这种供过于求与求过于供的事实，也影响靴与衣的交换价值。对于马克思说劳力 计算是以「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为单位，罗隆基认为，「社会必须的」又怎样 测量呢？马克思说在各商品互相交换的过程中自然可以寻得出他们的比例式来。 罗隆基说，我们不知道一件衣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是多少，等到一 件衣换了三双靴，衣靴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就找出来了。这不啻说 交换价值决定交换价值。这又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矛盾。就此而论，显示出罗 隆基不是很懂经济学。其实，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就是基于商品供求关系而得出的。 对商品的价值究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交换价值」决定的，罗隆基只 看到了商品价值由「交换价值」表现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商品的价值由一般「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的根本问题。 3

在剩余价值方面，罗隆基认为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他指出，根据马克思 价值说，只有变的资本可以产生价值，如果这样，在工业组织上，剩余价值的增 减，当然随「变的资本」为转移，「定的资本」愈少，「变的资本」愈多，剩余价 值愈大；反之，「定的资本」愈大，「变的资本」愈小，剩余价值愈少，然而事实 又确与此相反。再次，即使说劳力价值论是真理，商品的交换价值，绝对不能认 为是某劳工的单独的产物。商品应该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其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是 社会合作的产物。共产学者认为衣服公司的掌柜赚了钱，这利息是剥削裁缝的剩 余价值，这是把一个有连贯性的社会勉强砌成片断来看。从整个的社会看起来， 把商品认作社会合作的产物，那么剥削剩余价值的责任又在谁呢？他同时认为， 既然劳工的劳力是商品，经理人的心思才力，何常不是劳力？何常不是商品？工 人的劳力有交换价值，经理人的劳力，何常没有交换价值？所以，罗隆基认为， 应该把经理人的时间精力、心思才力也计算在内。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罗隆基认为，马克思根据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资本的集中将导致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引发阶级战争的预言是不可避免。他举例反驳说，这 与美国「贫者变富、富者愈富」的现实并不相符合。 罗隆基对这些论点质疑，是有道理的。一个商品的剩余价值乃至社会的财富 的增加，是社会合作的产物，马克思从资本入手，界定剩余价值来源于「变的资 本」的人的因素，有合理性一面，但正如罗隆基所言，把一个社会化大合作砌成 一个片段，而忽视了社会的整体连带合作，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商品中 「不变的资本」和交换过程中的二次分配都是利润的来源，否则，很难理解像罗 隆基所说的经理人的劳力的价值又如何体现？但对于罗隆基举美国「贫者变富、 富者愈富」的现实例子来求证，则有点牵强附会，因为他们两者的立意不同，马 4

克思是就一般规律来说的，而罗隆基是就特殊社会而言的，所以罗隆基用美国的 实例，不足以反驳马克思一般性论述，何况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和 不同的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四）反对共产主义 对于马克思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策略方法，罗隆基说，物质条件 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经济上共产政策的实现， 不是用恐怖行为可以为力的，因此，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 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暂时变换了 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 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靠的方 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 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甚么？马克思认为，一是消灭阶级；二是将来的经济 组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关于前者，罗隆基十分不解，感到莫名其妙。 他批驳说，资本阶级，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得到最后胜利，这点我们姑不加以 怀疑，同时亦可以说是我们的希望。不过从有阶级的社会转变到无阶级的社会， 这狸猫换太子的戏法，我们真莫名其妙了。罗隆基指出，马克思用他的辩证法， 证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到了社会进化的绝顶。动的社会，忽然不动，变的社会，忽 然不变，是自相矛盾的。罗隆基认为，到了无阶级的社会，阶级自然会生出来。 资本阶级打倒的时候，就是无产阶级起首分化的时候，这就是社会演化上的自然 结果。这又是无阶级社会不能实现的证据。至于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 所需」的分配原则，罗隆基认为，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承认「各有所能」，但 我们不能担保「各尽所能」。他认为，共产党人那套人人可以变成「完人」，「各 5

尽所能」的是过滤的说法，是在宣传上的欺骗。罗隆基进一步从人性上分析，说 物质条件支配人的思想，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哲学。共产党的魔术在哪里，可以 使人人都成绝对没有自私观念的完人？至于「各取所需」，罗隆基认为，问题更 为繁杂了。既能「各取所需」，就可要索无厌，到这地步，共产党人一定要说「各 取所需」自有限制。试问，限制的标准又在哪里？共产主义者说，理想社会里， 谁要甚么，谁取甚么，无标准就是标准，无限制就是限制。这无疑回到大自然的 境域里去了，结果，这当然是绝对放任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天演社会。这是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吗？这是共产主义者革命的目的吗？罗隆基批驳马克思把暴 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策略方法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观点， 其目的在于反对中共暴力革命的理论来源，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证明别的方法 可以得到共产党所要的目的」5 就可以。 其实，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多少新奇的论点，只是把西方学 者的一些观点集中起来，加上一些中国的材料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对 共产主义，提出了许多怀疑点，这些不是我的创见，其实许多都是欧西学者已经 说过了的。」从罗隆基的行文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在借用以费边社会主义者 的论点，来批驳中国共产主义理论。罗隆基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大段的引用费边社 的萧伯纳、拉斯基（Harold J. Laski）以及弗布（即 Webb，今译韦伯）夫妇 等人对共产主义的评论，作为他自己的观点或者证据。拉斯基曾着《共产主义论》 一书，书中主要章节的标题即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共产主义 的国家论」、「共产主义的战略」6，罗隆基〈论共产主义〉一文的结构和主要论 点受此书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所以罗隆基反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来自此书。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