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st Century magazine <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原则之思考 ⊙ 郭培清 中非合作已进入历史上罕见的蜜月期，令欧美国家和日印韩等国艳羡不已。 在涉及中国对非政策上，无论是中国政界，还是媒体或者学界，无不反复强调中 国对非援助投资的「无附加」原则，即「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政府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不参与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寻求向非洲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毫无疑问，这种「无附加」原则在政治层面是十分有效的，在非洲民间也有相当 程度的认可和赞赏，不少非洲政要称赞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 深入思考这一原则，它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不争而善胜」、「胜于无形」 等战略思想有暗合之妙，是春秋战国时代外交智慧的发扬光大。西方国家从 15 世纪末起开始劫掠非洲，但历经 400 多年血与火的征服，以及大棒加胡萝卜式 的「综合治理」，都无法赢得非洲的「民心」，最终不得不承认非洲政策的失败， 哀叹非洲是「没有希望的大陆」；而中国只用了半个世纪就把非洲揽入怀中，这 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外交的「无附加」原则，无为方能无不为；不争者，天下莫能 与之争。该原则体现出的辩证战略思维，与以征服自然和征服他者为追求的西方 刚性战略文化相比较，凸显了中国战略文化震烁古今的生命力。 但近年来，从东非国家肯尼亚到西非石油大国尼日利亚，再到中国工人 4 月份罹难的埃塞俄比亚，2007年以来针对中资机构人员接连不断的袭击和绑架， 说明几十年来中国人在当地的安全形势从未如此严峻。这一状况引发了人们对 「无附加」原则的思考──中国依然可以对此「不干涉」吗？显然，中国外交面 临着崭新的考验，现实提醒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思维方式，以应对新挑战。

一 干预的必要性分析 今天，中非关系之密切，以及对中国之重要尽人皆知。中非合作不单是经贸 合作，而是涉及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和平发 展战略已经同非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非洲已经距我们「很近」，发生在非洲 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都可能与中国有关。2007 年头 4 个月里非洲连续发生了五 起袭击中国工人的暴力活动，仅在尼日利亚就连续发生了三起袭击中国工人的事 件，前后共有 16 名石油和电信工人被绑架，而埃塞俄比亚的袭击事件更导致 9 死 1 伤 7 绑架的惨剧。这一系列的暴力行为让中国的非洲经济活动付出了高昂 的人力代价和政治成本。 就目前看，这些事件的起因，都不是专门指向中国，因为在这些地区从事经 济活动的任何外国人都是袭击者的目标，意大利人、英国人等等早就「享受」到 了这些「待遇」。袭击中国工人事件的发生主要源自非洲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治安 的恶劣。上世纪 70-80 年代非洲的经济长期停滞，冷战结束后的 90 年代又经 历了「民主化」和「私有化」运动，种族部族冲突、边界纠纷、宗教矛盾、党派 斗争、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得到了恣意释放，经过十多年的震荡，虽然从 2005 年起非洲展现出全面发展的乐观局面，大部分国家向好的方向转化，但在个别国 家和地区不利于稳定的因素并未消失。随着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扩展，这些不稳定 因素构成了对中国非洲战略的严峻挑战。 中国企业所处的一些非洲国家大多都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很多政府跟 反对派本来就有武装冲突，中国在加大与各国政府合作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有可 能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者。当地反政府组织在没有力量抗衡政府的时候，往往就 2

采取暴力手段，袭击或者绑架人质向政府施压。中国员工没有受到充分的保护， 很容易成为当地反政府组织袭击的对象。昔日中国在这些国家没有多少经贸和能 源利益，所以完全可以保持超脱；但现在已日益变得不可能，传统上那种认为「生 意就是生意」，「努力把政治与生意分开」的思想已经滞后于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 愈演愈烈的袭击事件完全颠覆了中方的一厢情愿──中国已无法继续置身事外， 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2007 年 4 月中国石油设施被袭击之后，埃塞俄比亚 反政府武装分子声称，他们之所以要发动袭击，是因为中国与埃国政府连手，在 属于他们的土地上「非法」开采石油。虽然中国政府历来非常谨慎，力图避免介 入该国政府与反叛武装之间的争端，但结果还是变成了他们国内冲突的受害者。 在非洲，此类非传统威胁不只在一个国家存在。这就说明，非洲国家内部的矛盾 已经成为中国实施非洲战略的重大障碍。如果旁观事态继续发展，最终受害的将 是中国自身的利益。苏丹达尔富尔冲突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苏丹是到目前中国在非洲石油投资力度最大的国家。2003 年苏丹西南部的 达尔富尔地区因为当地阿拉伯人同黑人之间争夺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爆发了大 规模冲突，已经导致 20 万多人死亡，200 多万人沦为难民，造成了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 1。达尔富尔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联大多次提出制裁苏丹，但遭到中国的反对。 今天中石油成为苏丹境内最大的外国投资商，在苏丹国际石油财团中拥有 41%的股份，已铺设了 1506 公里的大口径石油管道，并与苏丹政府合资建立 了 250 万吨年加工能力的喀土穆炼油厂。中石油的开发，让苏丹从一个石油纯 进口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成为苏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数年来， 中石油在当地无偿援助建设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累积投入达 2000 万美元， 3

但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没有进行有效干预。出于现实考虑，中国难以站在西 方国家同一阵线向苏丹施压，因为实施制裁就必须撤离正在投产的油田。 中国政府在苏丹面临的困境在于：其一，如果中方继续坚持只与北部的苏丹 政府打交道，漠视苏丹南部的政治动乱，就会存在到 2011 年前后中资石油企业 被迫从苏丹撤出的风险。中石油的开采地处在苏丹南部以穆格莱德为中心的地 区。这些地区的宗教和政界人士对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项目颇有微词 2。根据 2005年1月9 日苏丹南北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内战正式停火后，苏丹将经历 为时 6 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苏丹南部省份将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决。 届时一旦苏丹南部山河易主，中石油的开采合同和投资将面临何种情形？如果届 时苏丹南部走向独立，而北部中央政府不予承认的话，苏丹南部已经熄灭了的战 火必定重燃，将出现一个比达尔富尔更大的危机地区，中石油纵使坚守不撤，但 必然深陷战火之中，又如何谈发展？ 其二，达尔富尔危机若持续恶化的另一后果是导致该问题的国际化，甚至可 能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行干涉。2007 年 2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等非洲国 家期间，美国宣布设立非洲司令部。美国名义上打算通过设立非洲司令部打击恐 怖主义势力，防止非洲大陆极端恐怖主义思潮的蔓延，但其战略上的考虑并不止 于此，那就是以反恐的名义完善其全球战略部署，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就非洲 而言，则是利用其「硬实力」维护其在非洲的能源安全。根据美国政府有关数据 显示，2006 年美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量已超过了中东，达到 223 万桶。此外， 非洲石油在美国市场所占比例也已达到 22%，为过去二十五年之最。有预测说， 未来十年内美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将会增加到 25%左右 3。 同为非洲内战，如刚果（金）内战造成了 200 万至 470 万人丧生，却不见 4

美国关注。理由很简单，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并不具有相当 的战略意义，苏丹则不同。随着非洲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地位的上升，美国不可能 长久对达尔富尔的动荡视而不见，这是介入非洲事务的一个「很好」机会。非洲 司令部建立之初，美方就规定职责之一是「先发制人地减少冲突」。就在苏丹已 经答应联合国部队进入后，美国却在 2007年6月1 日仍宣布制裁苏丹，这是 一个不太寻常的信号。从局部看，苏丹问题国际化的后果将损害中国的海外石油 战略和经济安全。中国在苏丹拥有目前海外最大规模的石油投资，这些投资不仅 对中国开发苏丹的石油资源必不可少，而且是将来开发整个非洲石油的立足点； 更深远而论，它将是威胁中国海外利益的一个糟糕先例，从而撕开中国海外利益 的缺口。此恶例一开，今后中国对自己的投资区域或者任何一个经营己久的地区， 都可能因压制不住的「内政问题」，最终演变成国际问题而逐渐丧失控制。所以， 诸如苏丹国内稳定之类的内政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无法同非洲长期合作，也就是 说，中国在非洲同西方竞争中就很可能很快败下阵来。那时，中国的任何无私援 助的宣示就会站不住脚，而中国自己就有可能被挤出非洲。 其三，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的另一个体现是，它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 象，并进而损害中国的整体国家战略，这尤其表现在该问题牵扯到 2008 年奥运 会。从 2005 年起，国际社会就涌动着一股抵制 2008 北京奥运会的潮流，原因 是欧美舆论抨击中国在非洲采取所谓不干涉、不附加条件的态度是罔顾国际正 义。西方认为，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灾难问题上，中国没有向苏丹施加足够的 压力，迫使其走上联合国决议的轨道。在表决 1706 号决议时，中国不赞成联合 国维和部队的进入，已经让中国背上为了一己石油之私利，不惜纵容暴力之恶名。 米娅‧法罗（美国影星）、斯皮尔伯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艺术顾问）等 5

西方精英人物的言论尽管我们不喜欢，却无法否认其巨大煽动性。毕竟，当今世 界的政治秩序的主导者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尚无法 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 2007 年之前，中国坚持对苏丹内政「不干涉」的立场，一直提倡政治解决， 反对制裁苏丹，甚至因 1706 号决议投弃权票而遭国际诟病，表现了明显善意， 但中方的善意表达是否会得到善意回报呢？这是任何人也不敢断言的，因为殷鉴 在前。2002 年 10 月，加拿大塔利斯曼公司拟出售其在大尼罗石油作业有限责 任公司（GNPOC──中国、加拿大、马来西亚、苏丹四方联合体）所持的 25% 股份，中石油希望购进，但遭到了苏丹政府的反对，最终中石油竞购失败，塔利 斯曼 25%的股份最后落入印度石油公司之手 4。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一过程中， 苏丹政府希望用印度平衡中国的影响，中石油的市场主导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尊 重。过去如此，未来中方也没有理由指望苏丹政府或其它非洲国家会因为中国反 对在联合国机制下实施制裁，而回报中国在其境内资源开发的特殊利益。 世易时移，中国的非洲战略也应与时俱进。时代要求重新评估「无附加」原 则，突破传统的外交思维，不拘一格地开辟新的外交战略。在战略层次上坚持「不 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同时，战术上则以变应变。在适当条件下， 积极研究、参与所在国事务，推动非洲国家政治迈向稳定、和谐。惟其如此，才 能切实保护中国的非洲利益和发展战略。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已开始在非洲内政 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了。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苏丹时与苏丹总统 巴希尔会晤，提出了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四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定 认可。这是继 2006 年 11 月中非北京论坛上，胡锦涛主席与巴希尔总统会晤之 后的第二次会见。4 月，苏丹政府同意让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以阻止达尔富尔地 6

区的暴力冲突。有分析称，这是因为中国发挥了重要影响，苏丹方面才原则上接 受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和平方案，就在该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 第二次访问了苏丹，并前往达尔富尔地区实地考察了当地形势。 2007年5月，中国政府任命刘贵今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近期主 要工作将重点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中国还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 275 人组成的工兵分队，参与执行联合国安南方案第二阶段计划。安南方案第二阶段 计划旨在由联合国向非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行动提供支持。中国此举必将有 效缓和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政府已经改变此前坚决反对联合国进驻苏 丹的态度，同意派遣 3000 名联合国维和士兵。中国的努力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喝 彩。美国总统任命的苏丹事务特使纳齐奥斯称赞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指出 中国的「含蓄外交」是对制裁政策的重要补充。英国外相贝克特认为「中国政府 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5 2007年6月1 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高度赞扬 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发挥的有益作用，并反对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 运会挂钩 6。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是作为新兴大国外交成熟、责任感增强、 对自己战略利益更善于保护的一种进步表现。 二 干预策略讨论 中国非洲政策的调整可以考虑从以下角度展开： 首先，调整对非交往只限于同合法政府打交道的传统，开辟高层交往之外的 其它管道，积极与非洲国家不同利益派别接触。通过深入了解非洲社会矛盾的内 部肌理，采取建设性态度，灵活稳健地参与非洲内部事务。近年来中非之间的首 脑外交十分活跃，但因为非洲特殊的形势使然，中国企业目前遇到的挑战主要来 自非政府层面。尤其是发生动乱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是「非常态」甚至「严重非 7

常态」的无政府状态，局势十分动荡。在这样的地区，政府权威几近于无，一些 非政府利益集团，诸如分裂主义分子和反叛武装分子，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 认，但它们对地区局势发挥着重要影响，有的甚至扮演了类政府的主导角色。另 外，非洲的人权活动分子、反对党以及其它政治势力等也对中国形成了挑战。例 如，非洲的工会组织大多十分激进，有些工会虽然只由几个人组成，但能量却不 小，且喜欢「为民请愿」，常常把政府搞得很狼狈。有鉴于此，「只同合法政府打 交道」已无法解患纾祸。对于能够掀起风浪的利益集团或者部族势力理应认真对 待，积极接触，而不加丝毫干涉只会养痈成患，酿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 危机。 其次，既然我们无法拒绝干预，就更须讲究干预的策略和技巧。很多情况下， 干预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干预得当，将威信倍增；干预失策，就会自取其辱， 因此背上沉重负担，承担严重后果。现阶段而言，假非盟等国际组织之手，实施 干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式。非洲社会经过殖民化和西化的演进，为人道主义干 预提供了天然条件。近年来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较快，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 发展很快。无论在政府档，还是在老百姓的日常交谈中，民主、人权这些词语经 常出现。非洲早在 1988 年就成立了全非洲「人权委员会」，旨在推进非洲人权 事业的发展。「互查机制」、「非漠视原则」等认同跨国干涉的理念已经深入非洲 人心。约有近一半非洲国家加入的「非洲互查机制」，要求加入国必须将其政府 管理、经济政策，以及人权等方面的情况公开，接受其它成员国按照既定标准进 行检查和评估。如果成员国出现诸如「战争罪行、种族屠杀、反人类罪以及对合 法秩序的严重威胁」等事件，《非盟宪章》中的「非漠视原则」规定，「非洲联盟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可对有关国家进行军事干预，也可在成员国之间发生武装冲 8

突时派出维和部队，制止战争，维护和平。 非洲国家对国际干预、「主权至上」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与我们的立场 有所不同。甚至一些非洲人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反而有些不理解 7。可见， 非洲大多数国家不管是思维方式上还是具体执行中，都对「干预」持相当程度的 认可。非洲不少国家虽然徘徊于专制与民主之间，但总体来看，当前非洲人对西 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远远超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非洲大陆更靠近民主 8。即使在一些高度集权的国家，公民社会业已相当强大，民主思想在百姓中有 相当深远的影响力，政府对社会、对言论的控制很难达到东方儒家国度的程度。 非洲国家的这种传统，就为中国依靠「非盟」等国际组织来抑制动乱地区事态恶 化、稳定秩序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强大资源。 第三，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协调，东西方「齐抓共管」。现今的国际秩序虽然 由西方主导，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增，中国成为现有 国际经济秩序的获益者，现阶段也应该担负起现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一部分责 任。鉴于这一变化，中国同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利益有很大程度的趋同。美国前副 国务卿、现任纽约高盛投资公司副总裁佐利克提出，今天美中在非洲有共同的利 益。从长远角度讲，非洲的稳定发展不但有利于中国，欧美也是受益者。美国国 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恩伯格 2005年7月28 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 委员会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上表示，基于我们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共同依赖和对中 东以外的多样化资源的共同追求，中国在非洲会有许多与美国相同的利益。中国 在非洲影响的日益增长可以作为建立更广泛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的一项内容 9。中 国可以跟欧美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劝诱非洲国家的政府加大力度进行国内 政治改革，提高政治稳定度，以有效防控各种安全风险。 9

同样是干预，因干预的主体不同，干预的结果也会因「国」而异。中国的出 发点不同于西方，加之半个世纪培育起来的友好关系，只要策略方法得当，中国 的干预是可以做到春风化雨，为广大的非洲国家所接受的。事实上，中非交往并 非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至少中国的设限──与大陆交往者不得同台湾保持任何 官方联系，就得到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认可。现在中国提出的通过解决贫困问 题作为缓和与化解非洲动荡的切入点，可谓把准了非洲的脉搏。非洲的问题虽然 最终需要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才能臻于至善，但在种族、部族等矛盾 不能短时间化解的今天，将贫困问题作为突破口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应急药方。 过去，西方国家改革非洲的方式是意识形态挂帅，把突破点和重点放在推行 大规模激进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所谓「华盛顿共识」），而很少顾及一个地方的具 体情况。这种模式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 社会。它在非洲社会安全网建立之前就实行自由化；在社会管理制度形成之前就 实现私有化；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最后结果 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他们的头等任务是消 除贫困，贫困是造成冲突和各种形式极端主义的直接根源。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 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消除贫困，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的政府。 上述所论是在战术层面上的调整，但现阶段在战略层面和舆论宣传上理应继 续坚持「不干涉」与「无附加」原则（这是中国在非洲致胜的法宝）。中国对非 政策既应有所「变」，亦应有所「不变」。中国派出的工兵不参加军事行动，可视 之为中国「不干涉」政策的坚持。中非作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展的是全方位的合 作，这自然就创造了大量双方互相接触和影响的机会，亲其人方信其道，中国完 10

全可以发挥西方国家和日韩印等国无法企及的影响，引导非洲国家走向稳定和发 展。 三 关于外交思维的转换 中国非洲战略调整的意义不会仅限于非洲。中国目前与世界关系所处的阶 段，与美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代极为相似。当时的美国社会在完成工 业化之后，国力日渐提升，在国际关系领域已经无法悄居一隅，如何确定本国与 世界的关系，成为美国外交急需解决的问题 10。政治精英们经过辩论与实践， 选择了国际主义作为外交哲学的指南，逐步淡化孤立主义，摆脱帝国主义。外交 哲学中的国际主义不同于上世纪 60、70 年代中国支持亚非拉革命运动的「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属于「革命外交」），是指围绕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开展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活动。当前，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从 60、70 年代的「斗 争哲学」转变为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理想主义 11。外交活动中 打出的「和谐世界」旗帜在化解「中国威胁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消极 作用也日益凸现，对「互利共赢」、「平等互信」的过分强调导致中国在国际问题， 尤其是非洲问题上屡屡被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声望受到极大损害。经过西 方国家舆论的鼓荡，主张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中国，已被刻画成了一个只顾赚 钱、罔顾国际正义的国家。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质疑中国搞「新殖民主义」 的声音。对非外交中美好理想的实践没有结出中方希望的果实。 此外，中国外交理想主义哲学还有另一种表现形态──「天朝大国」式外交 思维。这种思维源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古代中国以大国自居、以恩赏 小国来体现天朝气派，那种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美好回忆潜化为中国外交文化 的基因，流弊至深。它实际上是将中国的人际关系原则泛用于国际关系，不符合 11

现代政治学逻辑。在中国外交战略大调整的时代，确有必要予以深刻反思。对外 援助，包括对非援助只能是中国非洲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一种途径、 步骤。认为付出援助别人会因此感激不尽，以及冀图以无条件援助来建立牢固同 盟，只能是一厢情愿，「鲜血凝成的友谊」尚且不可靠，何况是金钱援助呢？只 有将援助置于中国非洲整体战略考虑中，赋予商业互惠精神和国际贸易内涵，中 非关系才能因援助而得到巩固和加深。 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归位于「理想主义 + 现实主义」。实际上，任何 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体。纵观各国的外交哲学，虽然 各国几乎都把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与一定的道义原则联系起来，以表明自己国家 奉行的外交政策是高尚的，但最终都要在道义原则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 衡，国家利益往往成为影响外交方向的重要乃至主要的因素。今天对非政策的调 整，只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章节而已。在这个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 的时代，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是单纯经济性质的经济问题，任何经济交往的背 后，都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必须贯彻大外交的理念，统一国内企业界、政府部门、 新闻机构、文教部门的行动，协调与国际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部门的关系，以 实现「组合式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非政策调整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可以预期，这一种 转变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决不会局限于达尔富尔一地、苏丹一国、甚至非洲一 隅，中国可能在更多热点地区、更多国际关注问题上展示出越来越主动、越来越 自信的姿态。 事实上，从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朝鲜六方会谈、伊朗核谈判、 中东问题）上较以往更活跃、更积极的作为，以及中方政要屡屡发出的愿意承担 12

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声音，都可看出新形势下中国正开始审慎地重新思 考自身外交战略。近来中国多次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决心承担 更多应尽的国际义务。随着非洲在中国战略格局中重要性日益显著，非洲各国的 稳定、和平也越来越成为与中国战略利益攸关的事件，创造、维护这种稳定、和 平，也成为维护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中国对传统外交政策和习惯做法的反 思、修正，正是在新形势下深思熟虑，所作出的应时之变。中国的转变不是「被 迫而为」，而主要是出于自身考虑的主动选择；促成这一转变的的确是利益，却 是远比苏丹石油安全更重大的利益考虑 12。伴随着这一转变，中国外交将走向 专业和理性决策，向更加契合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现代外交发展。 注释 1 数据来自联合国中文网站，〈特派团：达尔富尔又发生数起攻击事件〉，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6532 2 贺文萍：〈关于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的若干思考〉，《西亚非洲》，2006 年第 8 期，页 23。 3 王 震 ： 〈 岂 能 拿 中 国 说 事 ？ 〉 ， 载 http://www.sass.org.cn/ggl.jsp?sortid=1199&artid=17335，2007 年 4 月24日。 4 Anonymous, \"Talisman Marks End of Era with Completion of Sudan Sale\", Oil and Gas Journal (7 April 2003): 36；亢升：〈印度投资苏丹石油 业简析〉，《西亚非洲》，2003 年第 6 期，页 52。 5 〈苏丹危机使中国陷入困境〉 ，星岛环球网， 13

http://www.singtaonet.com/ed_china/200705/t20070525_544029.ht ml，2007年5月25日。 6 〈潘基文赞扬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有益作用〉，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02/content_6188224.ht m，2007年6月2日。 7 贺文萍：前引文，页 24。 8 陆庭恩：〈以新思路推动中非合作新发展〉，《瞭望新闻周刊》，2000 年 10 月 第 42 期，页 57。 9 《美国参考》刊文：中美在非洲共同利益多，《环球时报》，2005 年 8 月 3 日第 6 版。 10 代兵：〈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二十一世纪》，2007 年 2 月号，页 89。 11 张睿壮：〈中国当代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二十一世纪》，2007 年 2 月号，页 82。 12 陶短房：〈达尔富尔：让步还是进步？〉，《纵横周刊》，2007 年第 15 期， 页 10-11。 郭培清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14

从「铁姑娘」到「超女」： 两个「革时代」图像中的身体隐喻与政治修辞── 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 鲁明军 历史总显得那么谲诡而不可知。然而，它嬗变的表象却始终遮蔽着一条铁律： 历史无法回避反复与重演。 1966 年夏天，中国上演了一幕后来长达十年的「文革大剧」，全能主义政 治背景下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一时成了这个时代生产运动和工业 革命的象征和标志；近四十年后的 2005 年夏天，湖南卫视发起的「超女运动」 在还处于政治改革转型期的中国掀起了一股集体的消费狂欢和民主浪潮，这种民 间性的、非官方的民主自觉为当下中国民主化及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无疑注入了一 丝新血液和强醒剂。不能说「超女」是文革的重演，但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 其能指、甚至所指的层面上，还是存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从「革命时代」的「人民文化」到「改革时代」的「大众文化」，「铁姑娘」 和「超女」都属于「革时代」的集体或社群文化，且都具有相似的中性形象。尽 管我们的解读只停留在图像的层面，但是不管是从潘诺夫斯基（Panofsky），还 是从贡布里希（Gombrich）的理论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图像与文化、社会、政 治之间的象征关系。甚至与其说图像是绝对意义上被「创造」（形式主义和表现 主义的观点）出来的，不如说是「制造」出来的。所以，图像学家们也用「制造」 一词来说明对图像的生产和运用。（杨小彦，2005：1）由此可见，图像中的形 象并非是艺术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有现实社会依据的，不管这个依据是显在 的还是隐蔽的，作为图像与其说是艺术家的产物，毋宁说是艺术家所处时代的产 物。如果说「铁姑娘」是革命的产物，那么，「超女」就是改革的产物。由此可 1

见，她们都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而事实上，政治本身作为主导 力量，自然与社会、文化及身体有着不可避免的纠缠甚至支配关系。反过来说， 文化与身体的时代嬗变也同样成为政治变革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 从「革命」到「改革」 时代决定了女性的身体特征及其隐喻。革命时代的图像是革命的，革命图像 中的「铁姑娘」就是革命的；改革时代图像中的「超女」就是改革的。当然，反 革命、反改革也含括在革命和改革当中。也就是说，「铁姑娘」和「超女」还分 别潜在着「反革命」的批判和对现实改革的质疑。只是，这并非是图像中的主体 形象所赋予的，而常常是由图像本身、图像的创造者以及图像的解读者所赋予的。 在讨论图像之前，有必要先弄清「革命」和「改革」两个语词的不同含义及 其现实关联。 根据《布莱克维尤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现代社会科学家往往把革命这 一术语用来专指期间发生了政权更替并伴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大规模重建 的历史时期。（戴维‧米勒，2002：705-707）杨小彦则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 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学教授彼得‧卡尔佛特(Peter Calvert)在《革命与反革命》 中的阐述对「革命」做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梳理。关于「革命」，杨小彦参考了卡 尔佛特引述的《企鹅政治学辞典》中的定义，这条定义说：「我们所称谓的革命， 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 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这与《布莱克维尤政治学百科全书》 中的解释似乎并无二致。他接着指出，符合这个定义的人类革命有三场，它们分 别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接着，卡尔佛特对三场革命的特征进行了 一些必要的分析。之后，他指出：「所有观察者们会一致同意的一点是，『革命』 2

是一个指一种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术语。」在「革命模型」一章中，作者进一 步给出了更为具体的定义：「首先，革命是突发的。」「其次，革命是暴力性质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演替。」「第四，革命是变革。」「可见，革命是一个复杂的术 语，至少包含四个方面。首先，它指一个过程：一些重要的集团不再留恋既有的 政权，并转向反对这一政权的过程。其次，它指一个事件，一个政府被武力或威 胁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个计划，新成立的政府试图改变它所要 负责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计划。最后一个但并非最终一个方面，它指一个政治神 话，讨论的更多的是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杨小彦，2005：1-2） 作为「革命」的产物，「革命图像」及其中的「铁姑娘形象」某种意义上它意在 讨论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是什么。显然，这样的命题本身就具有政治支配的涵 义。 什么是「改革」呢？《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把事物中不合理的部 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吕叔湘、丁树声，1998：402）可见，相对 「革命」，改革首先不是突发的，而往往是缓进的；其次，改革不具有暴力性质， 它往往建立在一种自觉的实践层面；最后，改革不一定是彻底的政治演替，它常 常是局部的修正、补充和完善。当然，二者都具有变革的性质。也就是说，不管 是「铁姑娘」，还是「超女」，它都是源自政治的变革、转型期。问题就在于，这 一建基于变革层面之上的「图像」到底产生于什么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呢？而 这亦正是「革命」与「改革」的区分所在。 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历来是国内知识界的禁区。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 的不断推进，官方对此似乎有所意识并逐渐自觉解禁，知识界慢慢地多了类似的 历史性反思与批判。换言之，处于文革时代的主体似乎并不自觉（或不能自觉、 3

不敢自觉）革命本身对自身身体形成的异化与规约，而只有通过后文革时代的反 思才可能意识到自身被压抑的事实。也就是说，文革时代的「革命艺术」充当着 革命工具或政治符号，革命的角色对自身是否主体、是否自由并不自觉。不同于 革命时代的是，改革时代的图像制造是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实现的。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行动的自由就意味着政治的自由，因此改革时代的艺术家常常以自 身有限的艺术行动自由用以批判当下政治社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包括诸多政治 的不自由以及在政治改革中及其常见的非正当、非合法的现象和趋势。可见，改 革时代的「改革图像」因为其自觉性，反而形成了对改革本身有效的回应和批判。 二 从「人民文化」到「大众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范式，文革时代的「铁姑娘」文化常常被冠以「人民文 化」，改革时代的「超女」文化则被称为「大众文化」。二者都是建基于一定群众 基础的集体或社群文化。 自韦伯以来，个人魅力这个概念就不加区分地用来描述受人爱戴的出现。在 一个个人魅力型领导的重视追随者眼里，领袖说什么就是什么，目标由领袖确定， 手段由领袖选择。然而恩格斯则认为，任何涉及大多数人的运动都不应看作「单 个人的活动」，而应理解为是「全民需求和必然性的、自发的、不可遏制的表现」。 （王绍光，1993：3-8）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文革时期「人民文化」中的 「铁姑娘」现象，还是改革年代「大众文化」中的「超女」运动，「集体文化」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显然并不仅是政治规训的结果（这在以下几节将作详述）， 也是民众自觉需求的结果。 文革时代的群众基本分为三个类型：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铁 姑娘」在其中属占大多数的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这就是说「铁姑娘」不是从人 4

人可当的，她源自一个从落后到中间再到积极分子的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这其 中，政治阶级常常通过廉价的精神奖赏（比如评为「优秀积极分子」、「积极分子」 或入党、入团）以代替昂贵的物质报酬。在这种精神奖赏背后，隐藏着「铁姑娘」 三重的依附：对所在集体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对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对 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显然，这种依附所依托的非正式权力在此形成了一种权威 的制度文化。因此，革命时代的「人民文化」是一个从「政治规训」到「大众依 附」，从被政治规训到依附于政治阶级的过程，其中贯穿着的是「铁姑娘」对于 毛泽东这惟一偶像的绝对崇拜。 不同的是，改革时代的「大众文化」则是一个从「大众反依附」到「反政治 规训」的过程，反对对家庭、对学校、对国家及对任何集体、社群的依附，主张 个体独立与自由。表象看上去崇拜的是李宇春、周笔畅，实质上，她们不过是崇 拜者自我的「幻象」，实质上崇拜的是自己或自己的亲朋。「超女」不过是拉康 （Lakan）、克里斯蒂瓦（Kristeva）所谓的 Symbolic，是一种镜像、象征， 用以反观自己，亦或说不过是大众自恋的表现。（赵毅衡，2006）偶像很多，偶 像也很不同，这正是大众文化的多元特征。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主体权力和选择 自由，正是这些政治阶级和社会公共中心视野中的「他者」、「边缘者」建构了大 众文化的格局并付诸了时间与行动，亦如菲斯克所谓的「大众文化的根本特征就 在于它是由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群所创造」。（约翰‧菲斯克，2006： 1）当然，大众文化的根本意义还不在于表象的社会消费、公众娱乐层面，其赋 予政治微观层面上的反规训及民主启示才是其根本意指。 三 去身份的身份认同 无论是从异化到规训的「铁姑娘」，还是从规训到反规训的「超女」，这本身 5

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嬗变。换言之，在这种身份的转换过程中，作为主体的「铁 姑娘」和「超女」都自觉选择了认同，且这一转换还似乎存在着一种因果关联。 比如，「铁姑娘」因为认同了「半边天」，所以也就认同了「妇工」身份，「超女」 正是因为认同了消费者的身份，所以也认同了自己作为被消费者的身份。这种特 殊的相关性，恰恰源自「革时代」特殊的政治、社会症候，即「铁姑娘」身份认 同的转换主要取决于政治规训的「施恩回报」心理，「超女」身份认同的转换则 主要取决于社会消费及其市场导向。由此可见，无论是「铁姑娘」，还是「超女」 都是没有主体性的，表象看上去，「铁姑娘」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超女」更是 作为主体崛起的一代，但真正的主体性往往并非是自身所赋予的，历史决定了她 们皆属于「非主体」的一代。 1、从「半边天」到「妇工」 关于「半边天」的正式出处迄今也没有找到，社会学家金一虹研究发现「妇 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做正式语录引用过）； 倒是发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本是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看到几个女青年从身后 游上来发出的感慨，此后便频繁地被引用，有时甚至是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成为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金一虹，2006：180）但事 实上，真正此后广为流传、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而 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简称「半边天」。文革时期的妇女们都积极响应毛泽东「妇 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积极投身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工业革命中，而这种选择与 投身完全是建立在对这种时代感召的响应，建立在对新生活、新时代的希冀与憧 憬之上的。 6

几代妇女都同时投身革命与劳动中，成为了一名合法的「女工」，成为了一 名正式的「国家人」或「公家人」。此前多少年来，大多妇女都处于被社会、男 权压制的境地，如此走出家门不获得社会认同从而凸显了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 而且公共的主体──「国家」或「公家」──成为其与男权抗衡的撑腰者和依赖 者。殊不知，「铁姑娘」实则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反而不幸地被沦为一个时代的 工具和政治的符号；非但没有成为合法的「女工」，反而不幸成为 「受制于封建 制度式」的一名「妇工」。 说到「妇工」，有必要对这一称谓做一说明。美国学者白馥兰对此作了溯源 和阐述，她指出： 「妇工」是女性四种质量之一──其它是妇德、妇言和妇行──这是汉代著 名的女学者班昭在她的《女诫》中规定的。米切尔‧卡特耶尔（Michel Cartier） 认为，中国早期政治哲学家使用这一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妇女所织之布 不仅仅满足了基本的需要，而且有利于潜在的剩余价值的产生。我对此有所补充： 在早期和整个中国历史上，能转化为个人收益的那种剩余价值被视为使社会破裂 的因素而遭到轻蔑和猜忌。「工」作为「技巧」被疑为这种破坏性的剩余价值的 来源──这种事情对于上等人来说是贬低身份的，但是妇女劳动所带来的这种剩 余价值是有功的，因为它被认为是转化为赋税的支付而非私人收益。（白馥兰， 2006：145） 基于此，白馥兰还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妇工」与普适意义上的「女工」做 了区分。她认为，「妇工」是表示道德家和官员所使用的女工（是按曼素恩和高 彦颐等学者的使用方法），他们在女性工作中看到的是一种与性别身份联系在一 7

起和具体化于纺织生产里的道德活动。这种观念暗含着妇女是国家积极的臣民， 她的作用是其丈夫的必要辅助。而「女工」则是表达在私人家庭层面上的操作， 是在盖茨所称的小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市场经济的框架内。晚明和清代的改革 官员与道德家似乎仍然坚持抱有把「女工」转化成为「妇工」的期许，他们希望 将其所蕴含的全部道德力量及心理暗示都发挥来重建一个更理想的社会秩序。 （白馥兰，2006：202-203）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文革时代的「铁姑娘」是 一名合法的「女工」，毋宁说是一名国家规训下的「妇工」。但不同于传统封建社 会意义上「妇工」概念的是，文革时代的「妇工」是将其道德力量和国家意识膨 胀化、最大化了，从而以此建构了一个畸形的集体无意识化的「社会秩序」。 从「半边天」到「妇工」，在这样一个实质上的因果关联中，「铁姑娘」只是 一个被政治所欺骗者，以「解放的名义」反而被规训。可悲的是，「铁姑娘」对 此并不绝对自觉，即便自觉，也还似乎心存一份期待──期待另一种「解放」的 可能。这也说明了身份的确定不仅源自规训，亦是自觉认同的结果。且就是在这 种自觉认同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复杂的心理背景。政治社会学家 Anthony M. Orum（中译：安东尼‧奥罗姆）在分析社会政治运动起因的时候提出了「实际 需要的满足」和「期待需要的满足」两个因素（Anthony M. Orum，1992： 397），虽然这本属于政治命题「相对剥夺」的两个因素，但在「铁姑娘」的心 理分析中我们发现其同样有效。因为解放后「铁姑娘」们实现了实际需要的满足， 成为一名合法的「妇工」，但同时也生成了「期待需要的满足」，期待更新更好的 生活，而这尽管具有想象的成分，但正是这种满足和期待的双重心理，致使她们 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按照华尔德（Andrew G. Walder）的逻辑看，国家或政 治阶级与「铁姑娘」上下间实存有一种「施恩回报」的网络关系。他认为，在「铁 8

姑娘」的服从背后潜在着一种隐形的权力模式。与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制度所体现 出来的模式──该模式下人们被要求对严格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表示无条件服 从──相比较，这一模式要远为复杂与精致。甚至对那些一心一意的积极分子来 说，忠诚的目的也是含混模糊的，既有为公的一面，也有为私的成分。他们为党 所规范的民族利益而工作，但同时也表现出来的无私与自我牺牲中获得相当多的 个人利益。（当然有时这样的利益只能在后来兑现。）（华尔德，1997：26、278） 或许，正是这种含混性、复杂性，一方面导致了「铁姑娘」去身份化，另一方面 也致使「铁姑娘」反而对这种无身份的身份自觉选择了认同。 2、从「邻家女孩」到「超女」 设若李宇春、周笔畅、尚文婕等尚未成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的话， 她们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消费者，具有社会消费的权利及任何合法的言行权 利，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爱唱什么就唱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别人管不着，也不会管。可一旦成为「超女」，一旦成名，就不一 样了，大众文化的消费特征决定了「超女」李宇春不是此前的李宇春，她不是个 体的，已属于公共，她的行为、她的言语已经定格在全国数千万「玉米」（李宇 春歌迷的昵称）对她的关注视野中，一旦其发生某种改变，必将影响到对她的消 费，影响到她可能产生的公共利益，乃至千万个「玉米」的利益。这就意味着， 从「邻家女孩」到「超女」这个身份的转换过程，亦是从「消费者」到「被消费 者」的转换过程。显然，对于「超女」自身而言，这个转换过程亦是一个主体性 失却的过程，亦是一个去身份化的过程。辅以中性化的形象同样去了她们的性别， 倒是与「铁姑娘」没什么区别了。 9

我们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了主体性，甚至她们自己也承认成为「超 女」反而少了自由，甚至没有了自由。但是她们已经认同这种身份转换，认同这 种没有主体性的身份。正是在以自己的形象和歌声对千万「粉丝」（指 Fans， 即歌迷）的支配过程中，她们获得了一种虚在的主体感。反过来说，千万「粉丝」 若作为一个整体更是绝对地支配着任何一个「超女」。那么，在这一主体间性中， 是否存在第三个主体呢？显然，这个主体就是其背后操纵的政治、社会利益集团 和阶级。从这个意义上，作为「男不男、女不女」的中性化形象的「超女运动」 尽管试图打破中国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但实质上其依然没有走出政治二元支配 的格局。当然，「超女」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她作为被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和 最终命运，而在于「超女」作为一个民间性的社会运动给予当下中国改革的民主 启示和政治反思。作为一种权力游戏，其中暗含着一种有力的变化：集权式的「审 判」变成了更具人性的平等「对话」。（朱大可，2006：365） 四 图像中的身体隐喻 身体及其快感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力与规避、规训与解放相互斗争的场所。 虽然身体看起来是我们最个人化的部分，但它也是身体政治（阶级性的身体、种 族性的身体以及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形式。围绕身体的意义与快感之控制权所 展开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既是「社会」层面被表述为「个人」层面 最可靠的场所，也是政治将自身伪装为人性的最佳所在地。（菲斯克，1996：85） 显然，从「铁姑娘」到「超女」，为什么都是女性呢？这一方面源自历史客观性 导致了「铁姑娘」和「超女」这两种极具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及其身体特征；另 一方面女性不管是从社会性别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权力格局本身，都含有一种 潜在的被支配身份，既是一种男权对女权的性别支配，亦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权 10

力支配。那么反过来说，不管女权主义者对这种支配关系反抗的结果如何，至少 其本身承认了这种支配关系存在的事实。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用来陈述这一支 配关系，而是在承认这一支配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分析和比较两个「革时代」被 支配女性形象、身体及其隐喻的不同。 1、从异化到规训 文革时代的「铁姑娘」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特殊遗产。「铁姑娘」这一称 呼一是源自当时很多女性都参与民兵队伍，时时与枪支器械为伴，另一个方面是 当时以「男女平等」的名义要求很多女性要参与工业生产和革命运动中，包括铁 路、煤矿、钢铁、建筑、电焊等各行业不管岗位适不适合女性作业都要参与，而 这些工作都与「铁」相关，女工常常少不了与「铁」打交道，久而久之，本来的 柔弱身体也自然练就成了「钢板躯体」，「铁姑娘」的称呼也自然在情理之中。据 数据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报刊就有了关于「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 一个女炼钢炉长」、「建筑工地中首次出现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相关事迹的报 道。（金一虹，2006：180）而到六、七十年代时，女工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 关于「铁姑娘」形象的图像作品很多，基本可以分两个类型，一是描绘女民 兵形象的，包括赵淑钦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油画）、裴建华的《西沙女民兵》 （油画）、邵增虎的《螺号响了》（油画）等；另一个是描绘女工形象的，主要有 刘三多、伍振权的《地下长城》（油画）、杨之光的《矿山新兵》（中国画）、柳青 的《青春红似火》（油画）、朱昭林的《巨大的动力》（版画）、潘嘉峻的《我是海 燕》（油画）等。（萧悟了，2002：77-99）上述所列的都是美术作品，除此还 有很多摄影、戏剧作品更是形象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女性特征和现实状况，比如 朱宪民的摄影作品，包括《不爱红装爱武装》（1968）、《女民兵换岗》（1969） 11

等，（朱宪民，2006：43-65）戏剧作品中的八个样板戏，如《红灯记》中的铁 梅、《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和《杜鹃山》中的柯湘等都是典 型的「铁姑娘」形象。综观这些图像，图像中的女性形象都几乎如出一辙。如果 说美术、戏剧作品中存在艺术家有意渲染的嫌疑的话，那么，我们在朱宪民的摄 影作品中则不难发现，文革的时代的女性形象真实就如美术作品中所表现的，至 少在形象气质上是一致的。 「铁姑娘」个个红光满面，神情饱满。民兵身份的常常目光严肃，似有即临 战斗的警觉；女工形象的则往往一脸灿烂，表现了对生活和工作无限热爱的幸福 感。她们一改传统女性的柔弱之媚，手臂粗壮，姿势夸张，体态粗放，俨然是一 副男性形象。比如图像中出现最多的站立的姿势就别具意味：神情庄重，昂首挺 胸，头部与身体通常稍稍错向而自然生成一种力量感，风吹发丝，如临大敌，真 所谓「满脸的阶级斗争」。她们着装除了工作服以外，大部分都是穿军装，系腰 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上衣袖口常常利落地从手腕处卷起，很多时候还手捧 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样板戏中的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都是党支部 书记、党代表，但她们是否是妻子、母亲在剧中都隐而不谈，似乎表现了她们的 家庭角色就会削减她们的英雄气概，这使得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无性无家」的时 代。无疑，正是在国家的硬性干预下，「铁姑娘」即去了性别，也去了身份。（金 一虹，2006：171-194） 如果说，摄影作品中的「铁姑娘」形象属于现实的真实反映的话，那么，美 术作品中的「铁姑娘」形象则无疑涵有一定的艺术家的审美意识。而艺术家等审 美本身也往往取决于一个时代的集体性审美意识，亦即大众的审美意识：身体造 型是一样的，穿着是一样的，甚至连面部表情也同出一辙。在她们看来，这种相 12

同或相似正是政治上、道德上、社会上平等的自洽体现和反映。从国家到民众， 都怀揣着一种「绝对平等」的乌托邦想象。亦如萧悟了所说的：「一个女人已经 有了一种统一规格的美的标准。这种标准同其它时代的另一种女人美的标准一 样，概括了一个时代。这些明朗的笑脸或坚硬的仇恨，还有服饰（服装和饰物： 枪、像章、红宝书等），姿态等等，都被统一了。这种统一的美中少了一样的东 西：肉感或性感。……有了一套全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的标准。这套标 准超越了生活和女性本身，显出圣洁的光辉，显出超凡的神采，并且超越了性别。」 （萧悟了，2002：86）对此，华尔德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禁欲主义在六七十年 代中国工厂里的实践为那些关于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在现代工业中实现的可 能性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样板。（华尔德，1997：218） 然而，这种集体的审美意识源自什么呢？这套标准是自觉生成的吗？显然， 这就不是简单的艺术问题了，因为作为文化问题的审美标准总是无法规避政治的 限制，某种意义上文化、审美就是取决于政治。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 突出。具体而言，「铁姑娘」形象本身就是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产生的，泛政治 性更是决定了这一形象的普遍化与统一化。这是政治对图像形象或者说大众审美 的一种集体规制。但事实上，政治还不仅仅只对宣传形象做了统一规制，女性的 身体形象、审美取向本身就已经被政治规训和限定了。金一虹分析认为，将马克 思主义奠基人关于「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公共劳动是妇女解放前提」的论述作为 妇女解放理论的经典，造成在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内，把留在家里「围着锅台转」 视为蒙昧、落后、不解放同义。（金一虹，2006：194）的确，毛泽东一句「妇 女是半边天」从此将全中国大部分女性从闺阁中拉出来投身到繁重的工农业劳动 和革命斗争中，从身体到心理，中国女性从此被彻底地异化了整整十余年。异化 13

的结果是身体变形，心理异化，从而自觉地演替为一个彻底的政治符号和工具。 问题是难道就没有人提出反对或抗议吗？因为毕竟在女性承受繁重的体力 劳动是有限的。事实上，当我们回头审视其历史背景时，我们不难发现，文革时 代的政治规训不仅仅是身体的支配，更重要的是心理上支配的全能性渗透。这就 决定了女性在当时是一种自觉的服从，甚至是以服从为荣。从这个意义上，文革 时代的政治支配就形同宗教统治，女性作为被支配者将劳动、受苦、受难作为衡 量自身幸福的标准，与此同时，也强化了女性对国家、社会的依赖程度。某种意 义上，就是一种「理性的政治信徒」。因此，规制化、统一化的身体图像背后隐 喻着的不仅是社会变革，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潜在的政治支配关系。 2、从规训到反规训 如果说文革时代的「铁姑娘」形象是政治规训的结果，那么，改革时代的「超 女」形象则是从规训到反规训的一个文化产物。而这种规训已不是单维的政治规 训，除此还包括社会道德维度。通常而言，规训与反规训的表象属于社会道德的 层面，由此延伸到内在的政治规训脉络。 有关超女的图像，在当下中国则是铺天盖地了，大街小巷，处处可见。有艺 术创作，也有日常摄影、海报、广告，在此不一一例举。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艺 术家安迪以李宇春、向鼎（「好男儿」）为题材的作品「雌雄同体」极具调侃和反 讽。艺术家试图以这一方式诘问第三性是否可能呢？另外，今年 10 月份宋庄文 化艺术节上，雕塑家孙振华的作品《超女纪念碑》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引起轩 然大波，各地媒体争相报道，公共效应不逊于「超女」运动本身。当然，无论是 策展人邹跃进认为这是对「超女」的反讽也好，还是在作者孙振华自己看来这是 对当代文化的记录也罢，至少从这件雕塑作品的形式中，亦即从它的「仪式感」 14

及其所隐含的「权力象征意义」中可以认定它与「超女」运动本身在价值取向上 不存在分歧，甚至是趋同的或一致的。（陈杰，2006；崔菁菁，2006）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思想解禁以来，中国民众的身体、心理都不再受政治的 绝对支配，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多元格局的形成，人 的身体、思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于是，人所面临的挑战已不再是政治支 配及规训，而是传统社会道德的局限性。女性衣服穿得露一点、举止行为过一点 首先不再是一个「合法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与否」的问题，于是也常 常遭遇社会道德的责难，且已渐渐自觉地成为多元的底线。但事实上，随着时代 的变迁和人的观念的变化，这个底线本身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 底线却总是无从消解，也就是说这种社会道德的限制和规训本身则始终存在。因 此，对既有底线的挑战则成为反规训的体现。 「超女」引发的集体狂欢尽管有大众社会心理学的原因，但也不能回避「超 女」的形象本身，亦即普遍中性化的审美倾向所具有的公共涵义。按照古斯塔夫 □勒庞和莫斯科维奇的逻辑，这种从众的心理并不具有多少主体性，大多不过是 盲从的结果。（古斯塔夫□勒庞，2001；莫斯科维奇，2003）既然如此，为什 么受欢迎程度最高的不是形象女性化的张靓颖、叶一茜、谭维维，而是中性化的 李宇春、周笔畅、尚文婕呢？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许多答案都不过 是主观猜测和臆想而已，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大多参与投票者都相貌平平，所以将 票投给同样相貌平平的上述几个形象中性化的「超女」，从而心理上获得了自我 的形象认同和精神慰藉；还有一种说法是因当下双性恋泛滥，在李宇春等形象中 性化的「超女」的肢体、声音语言中，双性恋者获得了一种心理互应和精神碰 撞；……等等，诸多说法，不一而足。但是，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中性化， 15

还是双性恋，都无不具有反传统限制和反道德规训的含义。因为，中性化也好， 双性恋也罢，这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都是不良的、反动的和受谴责的。由此可见， 作为「超女」本身之所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裸呈自己的肢体和声音语言，本身就 具有反传统、反规约的意义。对于他们──所谓的「80 后」──这一代尽管出 生于新时代，但是自小依然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很深，家庭的礼教，学校的限制， 成长在规训、约束和压力中。于是，随着资本的膨胀和自身年龄的增长，身体、 思想在当下社会中的交错碰撞使得她们对自小所受的礼教传统产生了怀疑，并以 最大的勇气践行叛逆、对抗。 对于其政治规训的层面，我们可回避「超女」形象本身，而是从湖南卫视操 作这项活动说起。中国的一党统治决定了政治规训的不可避免性，不管是显在的， 还是潜隐的，它总存在，因为其本身就是政治保护和政治辩护的一个手段，这就 决定了政治本身通常情况下对既有的政治性规训不会主动地做出妥协，只有在地 方性的反规训力量下，或许会做出适当的支配性让步，但与此同时又生成新的规 训，也就是说，规训本身是不可能得到彻底消解的。湖南卫视操作这一活动显然 也不是基于反政治规训的目的和初衷，但始料未及的是其却为具有反规训心理的 这一代女性搭建了表达和实践的平台。 和文革时代的「铁姑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超女」形象亦是中性化 的。但是，不同在于从形象及其普遍性而言，它已经走出了模式化、统一化的格 局，而变得多元、繁复。显然，李宇春、周笔畅和尚文婕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 差异，但是本文避开这些不同之处，单就其共同点而言，其恰恰成为政治规训与 反规训的回应所在。她们相貌平平，装束中性化──有男性装束，也有女性装饰， 行为或肢体语言大方、率性，毫无传统女性的妩媚、柔弱风格，声音中性化，甚 16

至单凭此很难辨别性别，……等等。这种形象尽管有天生的一面（比如长相、声 音及气质等），但是更多的则依赖于打扮和包装，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公共 质疑和道德责难。但毋庸置疑的是她们这种身体与精神的释放实践不仅基于自身 心理的需要，也是通过质疑和责难反而形成了对一元化政治背景下的多元「景象」 的批判性响应与反省，因为中性本身就具有二元之外的「第三者」意指。 五 政治修辞与修辞政治：象征的力量 杨小彦将「革命艺术」中的「场景与仪式」感归结为一种视觉的政治修辞术。 （杨小彦，2005：1）事实上，不管是文革时代的「铁姑娘」形象，还是当下改 革时代的「超女」形象，它们都一致地追求一种仪式及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 化象征力量，而这恰恰基于修辞的效果。如果说，修辞本身是基于事实层面的话， 那么，修辞的过程及其修辞的结果，就已经与事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一旦事 实经过了修辞，事实本身可能引发的效应也远不是非经修辞的事实所比拟的。由 此可见，「铁姑娘」形象和「超女」形象作为政治修辞有它的政治目的，也就是 说，只有通过这种仪式化、统一化、中性化了的女性形象，才能更有效地呈现政 治支配和利益格局中的象征力量。 按照「修辞学」的逻辑，修辞者与受众之间潜在着一种权力关系，亦即修辞 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形成是因为修辞者有求于受众而不是相反。作为修辞行动的 发起者，修辞者在诉诸一个由自己所追求的或者服务的一些利益休戚相关，而为 了这些利益的实现，又必须促使该受众接受说服，采取某一立场或做出某一决定。 尤其是对于政治修辞，人们几乎立即本能地联想到拥有各种资源的权势者（the resource-rich powers that be）和无权无势、资源匮乏的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一 场力量悬殊的信息斗争。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事实上政治修辞的典型几乎都 17

不包括那些真正无权无势、资源匮乏的普通老百姓，而往往是由所谓「政治阶级」 （the political class）的成员组成的。（刘亚猛，2004：133-134）由此可见， 政治修辞某种意义上亦是一种政治阴谋和社会阴谋。当然，以上的讨论主要是基 于西方政治制度背景下的，对于中国而言，显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在「铁姑娘」和「超女」之间就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分，即：革命时代的政治 修辞者是官方政治，修辞的目的基于官方的统治；而改革时代的政治修辞者不是 官方，而是官方外的民间潜流，修辞的目的则基于对政治现实的批判。但修辞本 身的特征和性质是没有改变的，只是主客身份发生了错位。 1、从极权主义到全能主义 若果说，「铁姑娘」的修辞形象自源自文革时代妇女的真实情状，某种意义 上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铁姑娘」形象意识源自当时最高 政治统治者毛泽东对女性的审美评价。据数据记载，有次毛泽东视察上海，上海 官员为毛安排了当时上海的一些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女电影明星。毛看了很不高 兴。他不喜欢充满了旧贵族和世家小姐味道以及都市污染色彩的小姐。从日后被 部分公开的一些文章，我们也看到，他在这方面言行一致。为他服务工作的人员， 没有一个有「明星作派」，他对「飒爽英姿」情有独锺。他欣赏、爱好自然的山 水，并毫不犹豫地表现他对此的欣赏和爱好，渗入政治斗争的动机。因此，在这 样一个毛泽东统治和驾驭的时代里，中国女人，宿命注定要在一个相当短也相当 长的时期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为理想而献身的、改天换地的「半边 天」，成为「铁姑娘」。（萧悟了，2002：79）这就意味着，毛的审美取向成了 全中国妇女形象的标准。 那么，这一政治修辞显然还不是源自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极权统治，比如一方 18

面毛通过在各种场合修辞性地传达他对女性审美标准的信息，获得政治阶级对这 一修辞的回应。当然，这显然不同于西方政治修辞学，中国政治修辞学往往哪个 是一种潜在的统治暗示。也就是说，修辞者并不有求于受众的政治阶级，修辞只 是为了碍于修辞者自身表达的情面需要，是为了受众更广泛、更多维地实现对修 辞本身的理解和实践。那么，从政治极权主义到政治全能主义无疑是这一政治修 辞的最好实践途径和方式。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还不完全是极权主义政治，而是一 种全能主义政治。极权主义与全能主义的区分就在于极权主义只是停留在政治制 度和社会组织形式，统治者并没有对民众实施过多的直接统治实践和行为。而全 能主义是统治者则是将自身的统治观念和实践渗透到民众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区 别还在于，极权主义不会社会革命（文化大革命），而全能主义则是社会革命的 直接手段。全能主义政治的扩大与缩小，与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权力高度集中 是相互依存，同步增长的，文革十年灾难就是最好的例子。（邹谠，1994：3-7） 可见，文革时期为什么会形成那么多象征？那么多符号呢？显然不是极权主义的 结果，而在于政治修辞及其全能主体特征的无限渗透与蔓延。 2、从公共协商到道德妥协 不同于文革时代的是，改革时代的「超女」形象作为政治修辞迥异于通常意 义上的政治修辞。「铁姑娘」是政治修辞的结果呈现，「超女」则成为修辞政治的 方式、途径。最明显的区分就在于「超女」作为修辞其修辞者并非是当下政治主 体，所谓的政治修辞是指修辞本身具有政治性这一核心主旨，亦可以理解为这一 修辞的目的是政治的，但是修辞过程本身并不一定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修辞规定。 这一修辞的含义就体现在「超女」本身是一个合法的实践，它本身并不受政 19

治支配而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亦可以说，这一修辞本不具有政治目的，但在实 践的过程中生成了政治性，所以也可以称为「政治修辞」。 李宇春形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是这一政治修辞的标志。因为， 这一形象及其象征意义的产生不是如文革时期政治规训的结果或者说传统体制 政治修辞的结果，而是从全民参选这一政治民主形式给予当下体制的政治性启示 与反思中生成的。表象的消费狂欢却暗示了中国政治一个的根本性症候：民主。 而「超女」形象的产生或这一修辞的实践本身正是一个从体制到反体制的过程。 修辞者亦即修辞的主体成了公众，受众成了政治体制或政治阶级，同样，修辞者 并没有求于受众，只是通过这种完全社会消费性的途径和方式从而赋予体制和阶 级的政治自觉。吴稼祥将「超女」喻为「粉色宪政」，认为它模仿的是渗透于美 国所有生活方式中的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并不是追求真理的制度，而是平衡与协 调利益的制度；也模仿了美国的权力分立制度：专家评委相当于政治制度中的上 议院，代表贵族与权威；票选观众相当于下议院，代表乡土；发短信的全国观众 相当于投票的公民，投票相当于普选。（吴稼祥，2006）在这里，「粉色宪政」 正是基于对民主的诉求。 事实上，与其说是「超女」的形象，不如说是其过程、方式赋予了民主自觉， 因此单就这一实践过程而言，还不仅是以反消费的立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的批 判，更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贯穿着一条民主和公共协商的脉络。政治学家詹姆 斯·博曼认为，民主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如果决策不是强加给公民的 话，他们之间的协商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超女」运动的民主性初始并非是官方 的决策，而是公众后来赋予这种形式的判断。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公众是否 正当地参与协商，这才是民主本身。 20

而博曼所谓的「公共协商」实则不但实现了从「形式上」的民主（即只是强 调周期性的选举和投票）到「实质」的民主（即强调「政治意愿」形成中公民的 真正参与）的过度，而且避免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民主无法将社会组织为一个整 体」的危机，着重考虑到多元主义和复杂性的情况下依然保证公民自治和主权的 民主理想。（詹姆斯·博曼，2006：4-13）博曼指出，公共协商作为交换理性 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 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根据这个定义，协商与其说是一种对话或辩论 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公共标准不需要建立在很强的、不指称 任何实际协商的理想化预设之上。（詹姆斯□博曼，2006：25）由此可见，「超 女」不但是一种合作性活动，而且其没有预设具体的公共性标准──这个标准本 身就是协商的结果，亦即比赛的结果及其引发的公共效应。可贵的是，这一公共 协商还不是建立在公众与国家的二元对话中，而是建立在公众、国家、媒体三者 之间的隐性互动中，尤其是媒体在其中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 当然，多元格局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协商最易出现的问难题便是民主与 道德的冲突，比如民主或公共协商的结果之一是双性恋的合法化，但事实上这在 普遍的道德层面上常常是被贬斥的异端。也就是说，既然普遍性的道德原则的多 样性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构成部分，那么在理性的公共运用中，如何避免这些冲突 呢？在博曼看来，政治统一（Political unity）不要求只存在「一种公共理性」。 相反，普遍冲突所要求的是真正的道德妥协。与此同时，它允许而不是否认或回 避民主政治中的道德冲突或分歧，亦即一种动态与多元一致的公共协商模式。（詹 姆斯□博曼，2006：73-74）不管是对于其中政治与道德的冲突，还是道德间 的冲突，在民主或公共协商的前提下，道德只能做出妥协。也就是说，民主协商 21

允许道德冲突的存在，但道德本身必须向民主做出妥协。双性恋也好，去身份也 罢，在这里它的合法化或者说普遍的被认同不是因为道德，而是民主。 毋庸置疑，大众文化相对精英文化在上述政治微观层面上具有明显的效力。 精英文化或先锋艺术只是在美学和伦理领域对资产阶级提出了挑战，却没有对其 经济与政治权力产生影响。而作为大众文化的「超女」运动所带来的力量感，某 种程度上已经引导或者鼓励进步的社会行动。（菲斯克，1996：225） 作为「革命」和「改革」两个「革时代」的身体隐喻和政治修辞，「铁姑娘」 和「超女」及其产生过程赋予当下诸多反思和启示，这不仅仅是艺术的，还包括 政治、社会、文化等等层面。因此，理清艺术与政治的时代互动或政治与时代的 （群体）文化互动，将无疑是一个图像解读、历史梳理、现实反思的另视角。 参考文献 1 杨小彦，场景与仪 式：一种视觉的政治修辞术 [DB/OL] ， http://www.gdmoa.org/xueshuyanjiu/2006/8066.jsp,2006-7-20/200 6-12-11 2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尤政治学百科全书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 3 吕叔湘、丁树声，现代汉语词典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 萧悟了，激情时尚──70 年代中国人的艺术与生活 [M]，济南：山东画报出 版社，2002 5 朱宪民，时代影像──朱宪民（1966-1976）摄影集 [Z]，广州：广东美术 馆，2006 6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2

2001 7 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J]， 社会学研究，2006（1）：169-196 9 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清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6 10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 [M]，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1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 [M]，香港：牛 津大学出版社，1994 12 Anthony M. Orum, Political Sociology [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2 13 陈杰，宋庄文化艺术节推出「超女纪念碑」被网友猛批 [DB/OL]， http://news.xinhuanet.com/audio/2006-10/11/content_5187998.ht m,2006-10-11/2006-12-12 14 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 [M]，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6 15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6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17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18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3

19 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20 赵毅衡，文化符号学课程讲堂笔记 [Z]，成都：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06 21 吴稼祥， 「超级女声」的粉色宪政 [DB/OL], http://star.news.sohu.com/20060715/n244270585.shtml, 2006-7-15/2006-12-31 24

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政治分析 ⊙ 王 霞 一 仪式与天安门升旗仪式 关于「仪式」有很多种定义。一般而言，在界定仪式的含义时有两种取向。 1 一种是狭义的仪式概念，即仅把仪式限制在宗教领域并将其界定为一种超自然 的现象。另一类是广义的仪式概念，即把任何标准化的人类行为都界定为仪式。 这两种意义处于仪式概念连续谱的两端，要么过于狭隘，要么过于宽泛。在这里 我们将主要使用卢克斯（Steven Lukes）的仪式概念。他认为仪式表示「受规 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 2 比较而言，这一概念更具有指向性。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活动，其首要特征就是「象征性」。3 所谓「象征在其 实质上是有意义的现象，它指涉与其自身直接意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4 「正是象征赋予了仪式行为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不具有象征意义那就不是仪 式，而是风俗或习惯。」5 其次仪式行为具有形式化的特征。它遵循高度结构化、标准化的程序，而且 通常是在特定的地点与特定的时间进行操演。所选择的地点与时间赋予了仪式特 殊的象征意义。 再次仪式具有戏剧化的表演性。仪式的表演性特征意在创造一种氛围，使人 们置身于特殊的场景之中，从而能够使人们脱离日常的时间与空间，进入仪式再 造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在仪式再造的特殊时空中，人们能够生发一种在日常生活 中不常有的情感。 「仪式」依其定义而言在于使参加者注意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我 1

们可把这种对象称之为「仪式的主题」，而仪式的其它构成要素意在塑造氛围、 烘托主题，我们可称之为「仪式的道具」。按此分析逻辑，可把天安门升旗仪式 分解为仪式的「主题」与「道具」。国旗是主题，升旗的场所、形式、国歌等则 属于道具。 下文将按上述分析，对天安门升旗仪式依次展开讨论。 二 天安门升旗仪式的主题──五星红旗 对中国而言，国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是「舶来品」。自清王朝创 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始，其后历届政府都创制了自己的国旗。中共取得革 命战争胜利后，于 1949年6月15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选 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象征，除了其设计符合《国旗征集启事》的要求外，更重要的在于其设计者曾联 松赋予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曾联松在其设计图案中指出：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 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中国的大众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五角环绕着大五角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旗面用红色，表示热烈，象征革命，五星均呈黄色，象征 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它是中国 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 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 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 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6 但也有人提议：五星红旗虽然反 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以后，岂不是要更换国 2

旗吗？7 毛泽东提议：把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改动一下，四颗小星不代表四个阶 级，五星红旗代表的是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8 由此五 星红旗的象征意义经过官方的重新阐释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 星红旗，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9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革命史实的象形记载，其象征意义也深深地打上了革命时 代的烙印。在以「革命」而取得独立的中国，革命曾占据了中国近代的大段历史， 也占据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大部分生涯。正因为如此，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革 命」具有一种崇拜感，几乎成了处理问题的一种锁定的路径依赖。以至于在建国 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色彩依然笼罩着中国的政治舞台。所以，当官方把五星 红旗的象征意义界定为「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则再一次祭奠了革命，也再一次 透露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革命的崇拜。 随着代际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的 色彩退却了，发展、稳定占据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革命已真正成为历史，而官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界定的象征意义似乎已经显得与时代不合拍了。于是在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旗法》颁布时，官方对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 又做了新的阐释。《国旗法》规定：「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左上 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 结。」10 随着时代的变化，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已由「革命人民大团结」悄悄地 改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了。 虽然五星红旗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在中共建国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它并没有成为人们膜拜的圣物。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个 象征符号的重要性。1927 年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后，1928 年 12 月 17 日就公 3

布了《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旗法》直到 1990 年6月28 日才出台。烘托国旗的升旗仪式是如此的简单潦草，以至于在建国后 近 30 年的时间里，这个泱泱大国的升旗仪式竟然是由北京市供电局的两个工人 来承担的。 五星红旗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未成为真正的圣物，也许 是因为它被笼罩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与领袖个人魅力的光环之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后是党国一体的体制，中共这个政治体是国家这个政治体的神经中枢。 在中国刚获得独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光辉业绩还光芒四射时，人们对中共的感 情也许远胜于对国家的感情，或者人们对国家的热爱都转化、包含在对中共的崇 拜与感恩戴德之中了。而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成为人 们情感投射的中心指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成为中国的「神」，成为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根精神 纽带。在中国政治系统中，毛泽东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囊括了五星红旗的象征作用。 毛泽东逝世后，代际领导人的更替使个人崇拜的狂热之情冷却了下来，毛泽 东作为中国的「神」走下了圣坛。而八十年代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 「党政分开」的改革决策使「中共」与「国家」 这两个政治实体的分野逐渐清 晰，「国家」的概念开始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使 毛泽东时代铁板一块的思想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人们的利益也出现了分化。而 走下圣坛的毛泽东，此时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作为激发、凝聚整个社会情感的 「神」而普罩中国大地了。然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存在需以人们共同的集 体意识与认同感为基础。因此，在领袖神话逝去的年代，在社会分化的中国，五 星红旗作为国家的象征也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视。所以从 1983 年开始，中央下达 4

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旗教育的指示与通知。11 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部《国旗法》也在 1990 年出台。天安门的升旗也从八十年代开始趋向仪 式化。 三 天安门升旗仪式的道具 仪式作为一种表演活动通常在特定的场合与时间举行，并按照高度结构化、 标准化的程序进行操演。仪式操演的时间、地点与程序并不是随意安排、任意而 定的。而是组织者精心安排、慎重设计的结果。 天安门广场、升旗的程序、国歌不仅仅是升旗仪式的物化道具，更是承载仪 式象征意义的载体与编码。 天安门 升旗仪式的举行地天安门广场是中国重要的政治「剧场」，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政治圣地。 天安门作为故宫的南门，是通往皇宫的正门，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 的象征。在 1912 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之前，皇帝的神圣权威一直是通过这 道大门播扬的。最后一个王朝的灭亡使天安门原有的象征功能不复存在。1919 年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前抗议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签署的卖国条约，运动迅速波 及全国。这场以「五四运动」而知名的抗议开创了现代学生运动的先锋。此后数 十年中，为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学生冒着被镇压与监禁的危险在 天安门前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议。由此天安门开始承担了新的功能，其历史角 色发生了变化。 1949 年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革命的领导人中不乏当 年示威的学生。中共视「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赋予其重要的历 5

史意义。而天安门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就成了承载革命记忆的象征物。 由此，天安门便由播扬帝王权威的符号变成了革命的象征。 建国后为了安排更为壮观的庆典，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经过数次扩建，这 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古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是隐身于天安门之后的深宫高墙之内，显得神秘而又至 高无上。天安门之后的皇宫也便成为权力的中心所在。而当共和国的领袖在天安 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狂欢便成为共和国历史永 恒的一瞬了。此后，经过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便成为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与政治活 动的场所。天安门城楼也便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与领导人主持重大典礼与政治活动 的舞台。由此，中国数百年来的权力中心从门后转移到了门前。天安门广场便作 为共和国的象征与重要的政治中心加载了共和国的历史。 升旗仪式的程序 由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并未意识到国旗这个象征符号的重要性宣扬国旗的 仪式也就受到了官方的冷落。 从 1949 年到 1976 年这段时间里天安门的升旗是分别由北京市供电局的两 个工人来承担的。在这近 30 年的时间里，只有在节日才升挂国旗，而且那时也 没有群众围观。升旗的形式也很简单。 从 1976 年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的官兵承担天 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升旗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的节日升旗改 为每日升旗。升旗的形式由一人升旗改为两人升旗。但那时升旗依然不奏国歌， 升旗的时间也不固定。 从 1982 年 12 月开始，天安门升旗的任务由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一中队 6

五班即国旗班来担任。由此，升旗仪式有了重大改善。升降国旗有了准确的时间， 即要与太阳一同升起、一同降落。这一特殊时间所传递的象征意义是「祖国与日 月同辉」。升旗的形式由以前的两人改为三人升旗。1983 年的「建军节」新的 升旗仪式正式在天安门广场上操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84 年李大维提出建 议在电视节目开始前应奏国歌、映出五星红旗。12 他的建议被采纳。从 1986 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作为新闻联播的片头向全国播放。 虽然从 1983 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已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官方对这 个仪式的真正重视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凝聚功能凸显。执 政阶层显然意识到了五星红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性。1988年3月，全国侨联 副主席、天津塘沽区副区长黄其兴，向政协提交了一份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的提 案。提案提到：「国家观念是民族凝聚力之本，国家观念淡薄了，人心散了，比 经济问题更可怕，因而需要制定一部《国旗法》，通过法律形式，加强公民的国 旗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13 由此，宣扬展现国旗的升旗仪式也开始受到 执政阶层的关注。1988 年全国人大代表李玉坤赴美考察。在美期间，美国人强 烈的国旗意识使他深有感触。回国后他写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们 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有关国旗升降办法的建议》。他在《建议》中写到：「制作 一面五星红旗的费用是有限的，而它在人们心目中所起的作用是无限的，是无法 用金钱来衡量的……，国旗的存在对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往往起到一定的 辅助作用；升旗、降旗决不是一种形式，其意义极为深远。」14 在这种情景下，为了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政府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着力进行 了改造。 7

1991 年政府对原来简陋的国旗基座进行了改造。改建后的国旗基座平面呈 三层。内层汉白玉基座，象征着「纯洁高尚」。第二层是褚色花岗岩石带，象征 「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绿化带，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在基座 的四周是 56 个隔离墩围成的护栏，象征着「全国 56 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 结在国旗下。」 为了加强仪式的表演性，激发大众的情感，1991 年官方策划了新的升旗仪 式。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由 36 名武警官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来操演。仪式分节日 与平时两套方案执行：每逢重大节日和每月的 1 日为节日升旗，由 62 人组成的 军乐队现场演奏《歌唱祖国》乐曲，升旗时奏《义勇军进行曲》，平时升旗播放 国歌录音。 国 歌 在分析了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场所与程序之后，还有必要提及国歌。「国歌是 由国家正式规定的代表本国的歌曲，用于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奏。」 15 从这个意义而言，国歌是经由国家规定的全民族的乐曲，具有不可亵渎的神 圣性。 对升旗仪式而言，国歌是仪式表演必备的声乐要素。 一方面，升旗仪式需要国歌的乐声来感染人们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情感，就 如同在舞台上在某些特殊时刻需要利用音乐与声响来刺激人们的情感一样。 不仅如此，升旗仪式更需要国歌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仪式的现实场 景提供一个在场的历史背景。《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欢唱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其 歌词更是对中华民族一段特殊历史遭遇的记录与陈述。这段历史遭遇几乎在此后 每一代人的心目中都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而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则被官方定 8

义为这段历史遭遇的圆满终结。国歌在仪式现场的演奏能再现那段历史，从而激 发人们对中华民族那段段特殊历史遭遇的追忆与反思。当人们把这种历史情怀与 五星红旗升起的现实场景联系在一起时，一种感动、自豪亦或类似的情感也就油 然而生了。 所以，国歌不仅为升旗仪式营造一种声乐氛围，更重要的在于为仪式的现实 场景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背景。 四 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政治功能 官方于 1991 年设计的新的升旗仪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据统计，从 1991 年5月1 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 日这十年间， 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 1.1 亿。16 一般来说，春、夏、秋三 季每天大概有近三万人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冬季相对少一些，每天大概有二万 人左右观看升旗仪式。17 节假日观看升旗的人数则更多。尤其是在国庆节，从 1991 年国庆节开始每年国庆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都在 10 万 18 以上。如图所 示： 9

（人数的单位为：万人） 观众的到场确认了仪式的有效性。在任何一种仪式中，公众的缺席从定义上 就表明了仪式的失败。尤其对于天安门升旗这一「开放性」仪式而言，大众的回 应与观众的在场尤为重要。因为与其它仪式相比，这一仪式并非强制观众到场或 安排大众参与。为了确保观众到场，官方精心设计、策划升旗仪式以吸引大众到 场，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大众极力宣传、推销。19 除此之外，官方还通过制度措 施，以加强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渗透性与扩散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官方通过出台 《国旗法》使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并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在全 国中、小学甚至高等院校建立升旗制度。20 官方凭借各种资源优势不遗余力地组织天安门升旗仪式，不在于它能产生什 么物质效果，而在于它能对人们的政治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升旗仪式如此隆重，目的是烘托仪式的主题「国旗」，意在向大众提供「国 家」这一抽象政治实体的表像符号，以向大众灌输一种「国家」概念，从而加强 人们对「国家」这一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无论是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的国旗本身，还是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的升旗 时间；也无论是象征「纯洁高尚、人民江山万代红、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 国旗基座，还是象征「全国 56 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的隔离墩， 都是为了表达一种对祖国的美好情感与激发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崇敬之情而设计 的。通过升旗仪式本身极富魅力的表演和勾起人们历史记忆的国歌与庄重、神圣 的仪式氛围，试图营造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时空。在这里平日潜藏在人们 内心深处的对祖国的情感被激发、唤醒，一种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之情得到了生 发与强化。「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神话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与庆祝。 10

从这个意义而言，升旗仪式是通过表达与演示象征意义来强化人们对国家的 认同与归属的政治心理。正如徐大同先生所言「国旗、国歌、国徽都是特定的政 治符号，这些符号通过一种直观的形式，对人们政治心理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 从而传递该民族的政治文化。人们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重要场合要奏国歌等活 动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聚集作用。」21 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升旗仪式的 整个组成文本是一个象征意义群，是记录、传达政治文化的载体。因此，在官方 的意义系统中，天安门升旗仪式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是 国家对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一种重要策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 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 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之情，更深层 次的是为了向公民寻求对政府的支持与合法性认同。尽管国家与政府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与实体，但在政治实践中所有的政府都是以国家代表的面目出现的。对大 众而言，政府代表了国家，是国家的具化机构，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感受都来自于 政府。当存在国家认同危机的时候，必然就会出现政府合法性危机；而对一个政 府合法性的质疑常常也会导致对国家权威的挑战。所以，培养人们对国家的认同 与忠诚之情，意在强化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这正是天安门升旗仪式隐而不宣 的功能。 从升旗仪式的主题国旗本身来看，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强化中共执 政的合法性与其权威性。五星红旗不是任意一个「国家」的象征符号，而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增强人们的爱国观念究其本质是强化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认同与支持。其次，五星红旗不但是国家的象征，也是中共革命那段历史的图 11

像表达。五星红旗在当时之所以被选定为国旗，是因为其设计者在设计图案中指 出：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中国的大众 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五角环绕着大 五角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认为， 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 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 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喧唱，则强 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共革 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共执政的历史基础。 当然，大众在观看升旗仪式时不会意识到这一层。大部分人对升旗仪式的理 解还是停留在官方的权威解释上。大众只是相当然地把观看升旗仪式仅仅看作是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深意究竟何在、国旗象征意义的真正隐 喻便是模糊或混沌的问题了。因为「各种象征符号主要是用来发展和维持社会秩 序，为了使各种象征符号有效的运作，它们的社会功能必须要尽可能地停留在人 们的潜意识中，人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些符号。一旦人们得知了这些象征符号的 功能，这些象征符号就会失去一大部分原有的效果。」22 所以，当观众在国歌的 旋律中陷入一种历史回忆中时，当观众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肃然起敬、被一种 神圣的爱国情怀而支配时，则在不知不觉中表达了对中共执政历史基础的认同与 对政府的支持，尽管在意识层面上未必会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天安门升旗仪式是意义的综合体，无论是其实体要素，还是仪式本身， 都具有重要的政治「隐喻」与政治功能。官方如此努力地组织升旗仪式不是为了 12